自我存在的异化——《变形记》人物存在分析

雷 欢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一如卡夫卡《变形记》的主题“变形”，这本书的人物其实都是扭曲而变形的。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变形是出自对自我存在和自由的追求，是在重重压迫下对自我的社会身份与社会存在的厌弃与反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自我追求是不被允许的，更被整个人类社会所排斥。格里高尔除了以死亡的形式获得最后的真正的自由，他不会被任何人，包括他的亲人所接受。而格里高尔的妹妹葛蕾特与他的父亲则是另一种自我存在的异化。他们的变形是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下，是对自我存在的放弃，转而去追求物质生活。他们的存在更多的是对冷漠的社会存在的认同，其结果，必然是排斥并抛弃追求自我的格里高尔。

1 格里高尔自我存在的困境

“存在的过程是每个个体生命自身体验的过程。”［1］133卡夫卡一生都在探讨“人”这一存在的问题，身为犹太人，卡夫卡一开始十分厌恶和鄙夷犹太文化，但是内心却又潜意识地赞同，并在他的生活与行文中体现出来。关于人自我存在的问题，没有人会比他更为贴切地了解到：在当今这个飞速发展且又物欲横流的社会，人的自我存在是矛盾重重的，也是困难重重的。

萨特认为：“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2］8故而追求真实的自我，探究个体的自我存在是再正常不过的根本问题。社会是人的社会，但是人，又是社会的一员。故而当社会已经异化，在社会中生存的人必然会随之异化，而本真地追求自我存在的个人，便成了社会中真正的异类——百无一用的“甲虫”。

格里高尔的变形是注定的，因为他对自我的身份十分抗拒，对那个冷漠的社会也是十分厌恶。身为一个推销员，他只觉得那是一个累人的差事，不仅到处奔波，还要担心各次火车的倒换，低劣的饮食等等。从他的抱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那的确是一个不公、冷漠且问题重重的社会。而格里高尔身边的人，且不说他早已经异化且变得自私自利的家人，就是社会上的朋友，也是“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3］39期待已久的爱情被人捷足先登，而那些同事，更是活得像贵妇人，至于他的老板，格里高尔最真实的想法是“也许开除了倒好一些，谁说得准呢。如果不是为了父母而总是谨小慎微，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早就会跑到老板面前，把肚子里的气出个痛快。”［3］39在上司面前，格里高尔并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连病都不能生的工作机器。如果请病假，那么“老板一定会亲自带了医药顾问一起来，一定会责怪他的父母怎么养出这样懒惰的儿子。”［3］40仅仅是公司下面的一个推销员，请病假竟然会让老板亲自前来，这是难以想象的。社会在这里并非井然有序，而是显得极为荒诞。社会要求人完全抛弃应有的身体感觉，去做一个和机器无异的工具。故而格里高尔如果没有变形，那么等待他的就将是没日没夜的工作，是成为社会中的“非人”。

在重重的社会压迫下，格里高尔终于选择了真正的自我——变形。“变形意味着格里高尔·萨姆沙从各种社会角色中脱落，恢复到原形。变形的原因有二：第一，是格里高尔无力承担社会角色之恐惧心理的展现；第二，则是争取自己真实自我的生存权，并与他人建立真正的关系。”［4］94格里高尔的推销员生活是无望且奔波的，他的变形宣告着劳碌的终结，更是他所厌弃的社会生活的结束。特别是当秘书长被他吓跑后，那是格里高尔与社会生涯的正式告别，而之后呢？父亲将他赶回了房间。房间是个人自我生存的天地，是一个只属于自我的隐私空间。格里高尔被赶回房间，正预示着他回到了自我本真的状态。变形之后，格里高尔终于不再是挣钱养家的工具，他争取到了自我的生存权，亦即休息的权力，并且与家人建立起了他所期望的正常关系——得到亲人（葛蕾特）的照顾。

但需要明白的是，格里高尔虽然追求了真正的自我，但是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脱离了群体、脱离了社会的人便不再称之为“人”。“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2］2。正如萨特所说：“由于人的行为出于自由选择，所以要承担责任，不但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对自己成为怎样的人也要承担责任。［2］1”“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2］5格里高尔身为家中的长子，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他的责任便是供养家庭，是对父母和妹妹负责。故而格里高利追求自我的行为，在其家人看来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是他背弃了应有的社会身份、逃避使命的行为。

身为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变形前的格里高尔在疲倦的同时，是骄傲和自豪的，因为他能让家人居住在一套挺好的房间里过着蛮不错的日子。在明确自己已经变形的那一刻，格里高尔在庆幸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到了担忧。这种担忧体现为他赶火车的焦虑：在明知自己已经成了甲虫的时候，格里高尔仍旧想要起床去上班。当发现自己离不了床之时，格里高尔是焦虑的，他看着时间由五点、六点半、七点差一刻、七点一刻到八点，每一次时间的出现，都是他想要回归社会、回归工作的迫切渴望。时间的变化与格里高尔推销员的社会身份紧密相连，他明明已经获得了肉体上的自由，灵魂却仍是束缚于原本的社会身份之中。

格里高尔是否真的心甘情愿为家庭挣钱，这是值得商榷的。在格里高尔看来，忙碌的工作之后，“直待他精疲力竭地转完一个圈子回到家里，这才亲身体验到连原因都无法找寻的恶果落到了自己身上。”家本是一个人休憩的港湾，但在格里高尔看来，却是有着恶果在等待他。所以“他养成了晚上锁住所有门的习惯，即使回到家里也是一样。”［3］41这说明，他感受到了家庭中的压抑，感受到了生活其中的异化和痛苦。故而他并没有为能给家人挣钱感到快乐，而是希望将恶果排除掉，亦即从肉体上摆脱世俗的桎梏——变形。

格里高尔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为老板和上司打工上，但这不是出于他的自愿；他的另一个社会价值是为家庭迎来收入。价值的实现是令人满足的，社会价值的实现，不仅让格里高尔感到光荣，更让家人感到快乐。但随着生活的麻木，那种在格里高尔看来美好的时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家庭也的确是他在负担，大家都习惯了，无论是家里人还是格里高尔，收钱的人固然很感激，给的人也很乐意，可是再也没有那种特殊的温暖感觉了。”［3］59没有了价值实现的满足感，本就失望的格里高尔自然难以为继，更何况这社会价值的实现还牺牲了他的自我存在。“有的时候，他没有心思为家庭担忧，心里只有高兴，却因为家人那样忽视自己而积了一肚子的火，”［3］78虽然责任依旧时时提醒着格里高尔，但是他自我意识的觉醒，早已使他远离了自我的社会属性与社会身份。格里高尔真的变成了一只甲虫，他倒挂在天花板上摇来晃去，呼吸都变得轻松多了，舍弃了社会身份的真我是如此快乐，这样的追求让格里高尔难以抗拒。

卡夫卡认为：“现代人必须明确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必须清楚自己的追求与目标，不再依傍外在的东西（不管是神还是人）而活着。”［5］97格里高尔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脱离了繁重的社会劳动走向自由与自我。他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故而他抛弃了所负的责任，不再为家庭与社会所束缚。但可惜的是，格里高尔难以做到不再依傍家人而活，没有了妹妹的食物，他寸步难行，以至于最后被活活饿死了。

2 葛蕾特自我存在的矛盾

在格里高尔的变形之下，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他的妹妹葛蕾特。葛蕾特本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17岁少女，每天花着格里高尔给她的钱去买一点不太贵的东西，有时则和哥哥聊一下那个她认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上音乐学院。但也正是这样一个以前被父母说是不中用的女儿，却是主动担负起了照顾变形的格里高尔的责任。

葛蕾特在格里高尔变形前，她的自我存在和社会存在是统一的：受格里高尔细心照顾的妹妹、家中的幼女、爱拉小提琴的少女。但是格里高尔突然抛弃了他应负的责任，那么，家中有且仅有的年轻一辈葛蕾特，她的社会身份便不得不发生了变化：家中最年轻的劳动力，以及，照顾格里高尔的人。葛蕾特的自我存在异化了，由学院迈向社会，这是质的改变。既然“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2］2，那么身份已经发生变化的葛蕾特，便也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葛蕾特的自我存在是前后矛盾的。前期的她，性格软弱，会为了格里高尔拒绝开房门而啜泣，哪怕是开始照顾格里高尔，她同样是胆小的。“她一进房间就冲到窗前，连房门也顾不上关，她仿佛快要窒息了。”一次不小心看到了格里高尔，她也是“不仅退出去，而且是仿佛大吃一惊似地跳了回去，并且还呯的关上了门；陌生人还以为他是故意等在那儿要扑过去咬她呢。”［3］61格里高尔的变形一方面是无力承担社会角色的体现，另一方面则是“争取自己真实自我的生存权，并与他人建立真正的关系”［4］94，但这一行为显然是失败的，在葛蕾特看来，曾经关系密切的哥哥，这个时候全然是一个怪物了。葛蕾特对于格里高尔的变形行为是害怕和难以理解的，又何谈建立真正的关系。而等到确定格里高尔不能为她的职责分担一部分压力，反而加重了她的负担后，葛蕾特的态度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母亲因格里高尔而受到了惊吓，葛蕾特表现为“对他又是挥拳又是瞪眼”，葛蕾特明白那是从小到大悉心照顾她的兄长，但是面对不愿担负家庭责任的兄长，她唯一的态度就是厌恶和排斥。以至于到后来，父母对此还保持沉默的时候，葛蕾特首先提出了要把格里高尔送走的想法。“我们照顾过他，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分不是了。”［3］78物欲泛滥的社会，葛蕾特不再是那个会给兄长写信报告家庭情况的贴心妹妹，而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审判者，对百无一用的格里高尔进行判决和清除。

葛蕾特的自我定位由一个家庭中的幼女变成了社会中的审判者，而且那个审判对象还是原本即将把她送入音乐学院的哥哥。这一变化是难以想象的，却也是有迹可循的。原本只需要衣来伸手的女孩，不得不干起了售货员的工作，并且还不得不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学习速记和语法。对于一个原本只为音乐而苦恼的女孩来说，这样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而究其根源，都来自于那个抛弃了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所谓追求自我存在的哥哥格里高尔。所以如果想让自己的家庭摆脱困境，也只有排除那个毫无用处的“甲虫”。身处于那个压抑和排斥个人存在的社会，盲目地屈从于强权政治的葛蕾特，也就从一个绵软的妹妹转变为了刚硬的审判者。而事实上，在格里高尔死去后，葛蕾特一家的生活也的确重写了。

由软弱走向刚强，葛蕾特可以说是在进行着另一种自我构建，因为她的冷硬刚强只针对格里高尔，在父母的面前，她依旧是那个贴心温柔的女儿。格里高尔虽然变形了，但那是出自对自我存在的探寻，是对这个压抑的社会的反抗，妹妹葛蕾特显然不这么认同。故而，同样对待家人，葛蕾特面对父母时是温柔的，而面对同样爱她甚至是这个家里最爱她的哥哥，葛蕾特是冷酷的。这种矛盾的行为，其实一开始就存在的。

一个负债累累的家庭，格里高尔要为债务和生活忙到几近可怜仓皇的程度，但是身为格里高尔的家人，葛蕾特的表现是怎样的？哥哥只能去吃残羹冷炙，葛蕾特却能买点不太贵的东西，尤其是在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时候，葛蕾特不得不卖掉了她“每逢参加晚会和喜庆日子总要骄傲地戴上的那些首饰。”［3］71能为之感到骄傲的首饰，这说明葛蕾特平日里的生活还是奢侈的。她会不明白兄长格里高尔的辛苦吗？但是却能心安理得地去享受来自兄长的血汗钱。至于那个关于音乐学院的梦想，她与格里高尔反复交谈，虽说是永远无法完成的梦想，但也并非不寄希望于爱她的哥哥。否则，如果真的毫无希望，并且真的为哥哥的辛劳考虑，她就不会去提这个问题。

在确定格里高尔死亡后，葛蕾特不像先前希望送走他时那样歇斯底里，反倒能开始冷静地观察对方的尸体，并发现他早已变得瘦弱不堪。这又是一次十分矛盾的行为，这说明葛蕾特并非不能接受甲虫，只是当格里高尔还在活着追求自我的时候，她是不能接受的，但当格里高尔追求的行为迎来终结，那么葛蕾特便又能以理性的目光来看待这个曾经爱她的哥哥，并且为之感到同情和怜悯。

葛蕾特的温和与强硬，照顾格里高尔的心甘情愿和焦躁不安，对兄长的敬爱与对他的怨恨，都是相互矛盾的。但这种种的矛盾，却又是相互调节，能在葛蕾特身上一一体现的。变形前的格里高尔只感受到了妹妹的温柔和贴心，而变形后的他，则更能理解个人存在的复杂矛盾性，更能“超于常人地洞察到生活存在的本身的可怕性”［1］304了。

3 父亲自我存在的变异

“卡夫卡的‘存在’概念来源于纠缠了他一生的父亲情节，来自于他对充满悖谬性的父子关系的体验。”［1］287众所周知，卡夫卡与其父亲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他从小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时刻想要反抗，但始终没有真正离开过父亲。《变形记》展现的便是具有卡夫卡特色的“父与子”：变异的父亲和惧父的儿子。

“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2］2格里高尔承担的是长子的责任，而他的父亲，更应该承担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每个人自出生便离不开父亲，他的成长、意识的构建，都离不开父亲的指导。但是《变形记》中的父子关系是不正常的，格里高尔父亲的身份更是变异的。从种种的细节中可以看出，格里高尔的父亲，并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父亲”。正如格里高尔变形的那个早上，他的父亲来叩门，声音很轻，但用的是拳头。将拳头朝向还没有见面的儿子，这并不是一个父亲该有的行为。而在看到格里高尔选择变形逃避了责任后，他的父亲更是直接站在了一个排斥者、压迫者的地位，“无情地把他往后赶，一面嘘嘘叫着，简直像个野人。”［3］52像野人一样的“父亲”自然不再是父亲，而只是一个敌对者，一个该去反抗的敌对者。但格里高尔眷恋着父亲也惧怕着父亲，他有足够的勇气用变形来反抗社会，却没有那个勇气反抗同样压迫着他的父亲，最终被他赶回了房间。

“父亲”的身份在格里高尔的父亲身上是缺失的，他不仅不为自己的儿子创造一个追求自我的空间，反而是时刻“把脚顿得更响”以阻止格里高尔的反抗行为。身为家庭实际意义上的领导者，格里高尔的父亲并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反抗社会，亦即，反抗他这个父亲的权威。格里高尔是老板和上司手下的劳动工具，在他的父亲看来，则是挣钱的劳动工具。在父亲眼中，格里高尔首先是挣钱的工具，接下来才是儿子，而一旦儿子丧失了他的第一身份，第二身份也在同时被剥夺了。

“人的意义不是先在自明的，不管是单个的人还是群体意义上的人，只有在存在中才能体现出他的主体性和确定性。而现代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一种自主性的存在，才能算是活着，此外都只是行尸走肉。”［5］97格里高尔的父亲便是活生生的行尸走肉。在儿子的记忆中，“每逢格里高尔动身出差，他父亲总是疲惫不堪地躺在床上；格里高尔回来过夜总看见他穿着睡衣靠在一张长椅子上里，他连站都站不起来，把手举一举就算是欢迎……”用“行尸走肉”形容格里高尔的父亲是再适合不过的，他的儿子吃着糟糕透顶的食物，他却能每天花好几个小时来解决他极为丰盛的、摆满了一桌子的早餐。这不正是格里高尔极为羡慕但也极为痛恨的那些推销员的生活吗？用儿子的血汗钱来保证自己奢侈的生活，不顾儿子来回奔波辛苦不已，而只是将他当做一个“过夜”的客人，一个赚钱的工具，这样的父亲并不是我们所普遍认同的父亲角色，而只是个高高在上的暴君罢了。

“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父权制社会形态，本质上就是父子关系结构的拓展、延伸和放大。每个人生来就离不开父亲，需要依赖父亲的扶持，这是一种自发的存在；长大后的儿子必然要叛逆父亲的权威，需要脱离并超越父亲以求自身的发展，这是一种自觉的存在。”［1］289格里高尔的变形，一方面说明他“内心已形成了强烈的反叛父亲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也真切地感受到了父亲权威的难以撼动。”［1］289一如父亲的奢侈与格里高尔艰苦的对比，更让人惊讶的是，在格里高尔变形之后，父亲拿出了格里高尔每个月给的家用，且已经成了一笔小数目。这笔款子本来可以还给老板，让格里高尔少替对方卖命几天，但是他的父亲却把这笔钱存了下来。格里高尔的父亲将这笔钱存下的用意为何，我们并不清楚，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格里高尔的辛劳在父亲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多卖命几天是无所谓的，甚至连格里高尔也认为这是更为妥当的做法。从中可以看出，父亲的权威在格里高尔心目中难以撼动，即使它再不合理，都是难以动摇的。

对于格里高尔，他的父亲一直都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在格里高尔想要和家庭重新构建起交流的桥梁的时候，又或者格里高尔想要回到人类圈子的时候，他的父亲都没有接受他，更甚至一个苹果砸过去，让格里高尔认识到回归人类社会的无望。而在面对自己的女儿和妻子——同社会的同类人时，格里高尔的父亲仍旧是一个变异的角色。他是家中的主心骨，权力的行使不容他人反抗，妻子女儿都要围着他团团转。但是在同时，他依旧是那个需要别人去服侍的长辈。比如妻子和女儿劝他去休息，他要摇头摇上一刻钟，等到她们不得不放下了手中的活儿来劝他，他依旧不肯答应，直到那两个孱弱的女人搀扶着他站起来，他依旧不肯主动去休息，要她们搀着他一直走到门口，这才挥挥手让她们离开，自己回去休息，但结果呢？妻子还是放下了手中的活儿，女儿也追了上来再搀了他一把。

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主心骨，要让妻子女儿如此耗费心力去扶持的人，难以成为一个好的家庭支柱。但格里高尔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个扭曲的存在，他不仅紧握着家庭的主导地位，还要让疲惫不堪的妻子和女儿像从前那样，或者说要比从前更加尽心尽力地服侍他，这才能宽慰他失去了格里高尔这一经济来源的痛苦。格里高尔的父亲是物质社会下变异的产物，他享受权力但不履行义务；他身为父亲，并不教养他的子女而是掠夺子女；他身为丈夫，并不照顾妻子而是让妻子反过来照顾他。他处在家庭中绝对的领导地位，却浪费资源且又无所作为。格里高尔父亲身份的变异，加剧了格里高尔被社会与家庭的排斥。

卡夫卡的作品充满了变形与异化、罪罚与救赎，无论哪一个，都与存在主义息息相关。格里高尔是变形的典型，他的变形是对自我存在的追求，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抗。但也正是自我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矛盾，内心的责任意识与自由的矛盾，让他的自我存在变得尤为困难，最后更是被人类社会排斥，不得不以死来寻得解脱。而格里高尔的父亲与妹妹，他们的自我存在同样是异化的，是不正常的，是社会生活下的一种变异。《变形记》中人物的自我存在，无不是身处在一种认识的困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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