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主体性在《四世同堂》英译本中的体现

王梦琳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译者的主体性在《四世同堂》英译本中的体现

王梦琳

（贵州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四世同堂》以抗日战争为写作背景，通过描写胡同里的人的生活及命运来反映人民的生活。《四世同堂》是老舍的心血之作，作品的英译本则由老舍与美籍蒲爱德女士共同完成，书名为The Yellow Storm。此译本是由老舍先生口述，蒲爱德誊写而成，其翻译内容有所删减，体现着译者的文化取向，多处也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结合译者的文化身份以及翻译中的实例，可对《四世同堂》英译本中的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

《四世同堂》；蒲爱德；文化身份；译者主体性

1 问题的提出

老舍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国外，老舍是作品被译介最多，译介国家最多，被研究的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朱春发，2012）。”[1]《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巨著之一。小说在抗日战争、北平沦陷的背景下，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辅以胡同里的各色人物形象，描述了乱世中平常百姓的悲欢离合。

而谈及《四世同堂》的英译本，必然会想起美籍蒲爱德女士。老舍在20世纪40年代赴美期间，与蒲爱德女士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一书，命名为The Yellow Storm，并在美国出版，且这一版本是和原著最贴近的。但该书的英译过程不同寻常：蒲爱德会说但不识中文，老舍只能将原文口述给蒲爱德听，并由蒲爱德翻译于纸面上，老舍在口述时也删减了很多字数及情节。老舍说：“至于出英文版，我觉得很有必要作一些删节，至少去掉二十万字。”[2]而蒲爱德以其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喜爱和认同，让她能够跨越两种文化的障碍，能在翻译中尽量保证“中国味”，以求尽量保留中国特色，并多处采取直译的方法。

国内对《四世同堂》的英译本研究不多，研究最深的应当属魏绍华[3]，先后发表了三篇关于《四世同堂》英译本的论文。但是，蒲爱德所处时代特殊、个人经历复杂，本文拟从译者的文化身份为切入点，并结合具体翻译实例，从译者主体性角度来分析《四世同堂》的英译本。

2 译者的主体性

2.1 翻译中的主体和主体性

从狭义上说，翻译是将口头的或书面的文字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口头或书面的文字。从广义上看，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跨越语言和时空的一种知识和语言交流活动（葛校琴，2006）。[4]对于翻译中的翻译主体，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二是认为作者和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三是认为译者和读者是翻译的主体；四是认为作者、读者以及译者都是翻译的主体。”[5]（许钧，2003）

因为翻译的过程是个理解和再创造的过程，作者、译者和读者看似是彼此独立，但却存在着关联。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处于最中心的位置，相对于作者主体，读者主体就起着最积极的作用（屠国元，2003）。[6]如此看来，译者应该是狭义的翻译主体。

2.2 译者主体性概念阐释

国内许多研究者对译者主体性的具体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许钧指出，“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中的创造意识。”查明建将翻译的主体性定义为：“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的创造性。”[7]根据上述的定义，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的创造性，并做好作者和读者间的桥梁。然而译者的主体性也要考虑译者的文化身份、价值观念等，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好坏也决定着译文的质量。

3 译者的文化身份

本节主要探讨《四世同堂》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之所以说是两位译者，是因为由于《四世同堂》英译本是由老舍和蒲爱德合作完成的。但老舍在口述过程中删减了很多句子、段落甚至是情节，内容的删改也影响了英译本。可以说，老舍有着作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所以本文也对他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取向进行分析。

3.1 老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着世界格局

老舍是北京人，熟知并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又有十余年的海外经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很深。他的作品描写中国人民的生死沉浮，同时也与西方文化作对比，深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有问题。可以说，老舍终其一生“探寻着东西文化的融汇和中国文化的出路。”（吴小美，1988）[8]

在英美两国的生活打开了老舍的世界格局，20世纪40年代，他在英国讲学期间，大量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作品，写下了《老张的哲学》这一长篇小说，还和Clement Egerton翻译了《金梅瓶》一书，这为他后来和蒲爱德女士的合作翻译打下了基础。这一阶段老舍主要研究社会文化及西方文学，他认为：“我们应以世界文艺作为我们的遗产，而后以我们的文学材料，写出我们自己的同时也是世界的作品来。”[9]他在观察和反思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观。而在美国期间，老舍将侧重点转移到了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上，经常参加研讨会或发表演讲，并和其他文人讨论文学和国情，这也无形中在向美国人传播中国文化，《四世同堂》的翻译就是如此。虽然《四世同堂》的英译本中有大量删节，但并不影响全书的整体风格和立场，书中的中国文化元素仍有保留，这么做也是考虑了西方人的接受度，总之还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

3.2 蒲爱德——中国是“母国”

蒲爱德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家庭的长女，于1888年出生在山东省，一名中国保姆将她带大后再回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前后50年的中国生活经历让她了解并认同中国文化，热爱着中国这片土地。所以于蒲爱德而言，中国称得上是她的 “母国”，而美国是她的“父国”，可见中国已为她的文化身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10]（山口守，2012）蒲爱德独特的文化背景让她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翻译过程中尽量保留中国味，最大限度地让西方读者感受中国的文化、人文之美，对现代中国有个具体的了解。

通过对老舍和蒲爱德的文化身份分析，可以看出两位译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取向对译本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4 译者主体性在《四世同堂》英译本中的体现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和原作差别较大，但蒲爱德的译文大多忠实于原文，老舍的删节也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当代社会面貌，认识中国文化而做出的有意选择。这与译者主体性相契合，以下就书名、文化负载词、成语、俗语的翻译句举例分析。

4.1 书名的翻译

《四世同堂》的英译版以The Yellow Storm为书名在美国出版。该名由老舍本人拟定，“yellow”一词在英文中，既可以表示忠贞、正义，也可以表示怯弱、嫉妒、衰败等贬义词性，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该词大多表贬义。

蒲爱德对译本的传播效果十分关注，她多次对老舍拟定的英文书名The Yellow Storm提出异议，她认为yellow一词在英语里容易让人将狡猾、软弱等负面含义联系到一起，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外国读者并不能意识到中国文化中黄色所代表的富贵、明亮等含义，可能会误解其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蒲爱德还根据The Yellow Storm所传达的含义提出了其他译法，如 “The Earth Shock”（《大地摇震》），“Kai Tian Pi Di， The Heaven split and the Earth Shock”（《开天辟地》）等（马尚，2015）[11]。 当然她自己还是比较倾向于《四世同堂》的直译——“Four Generations”。

老舍用这个词有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人对中国的不太了解，认为中国既有正义、积极的一面，也有腐败、黑暗的地方，因此，老舍借用“Yellow”一词，也是对这种看法的认同，认为人性的复杂是普遍存在的。其次，老舍在英美两国期间，都感受到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极度曲解，“yellow”一词与“storm”结合，还是为了扫除美国人甚至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障碍。最后，“yellow”一词也包含了对抗日战争的歌颂与赞美。所以，选用yellow一词不仅暗示着着老舍对中国人以及对普遍人性的批判，他在传播中国的当代文化的同时也包含着对世界文化中的丑陋之处的批判（张曼，2015）[12]。

不管是蒲爱德对书名的看法还是老舍自己书名翻译的用意，都从侧面反映了两位译者对于这部作品的不同解读并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

4.2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任何一种语言必定包含着一定的文化，语言和文化紧密相连，文化负载词则是语言和文化的媒介。文化负载词也可成为文化专有项或词汇空缺，指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包恵南，包昂，2004）[13]。同一种事物，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文化内涵，这些带有明显历史印记的词汇有时很难向译文读者传达意思，在翻译时就要补充相关的背景知识。

例1：原文：“在过去，还有一家，里外两个院子，有二十多间房，住着至少有七八家子，而且人品很不齐。这可以算个大杂院。”

译文：Further on was another compound with two courtyards—front and back—with over twenty rooms in which lived at least seven or eight families.The standing of these people was not as high as that of the people in the other compounds since this was considered a “big mixed-court compound”——a tenement.

四合院的格局是一个院子四周建有房屋，是汉族特有的建筑，大杂院则是由原来的四合院单一的一家一居变成了几家甚至是十几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人口多结构乱。西方人未必能理解什么是大杂院。因此，蒲爱德在翻译时采取的翻译方法是直译加注释，将大杂院译为big mixed-court compound——a tenement，“compound”一词保留了四合院的特点，big和mixed则体现了“大”和“杂”的特点，后面还加了个西方人熟知的词汇tenement，原语的文化内涵也得以保留，这样让译文更加便于读者理解。可见蒲爱德为描述中国特色费尽了心思。

例2：原文：“咱们可也别太粗心大胆，起码得有窝窝头和咸菜吃！”[14]

译文：We，however，must not too careless or too bold.We must at the least have mixed-flour bread and salt vegetable to eat.

窝窝头是中国北方地区常见的面食，原先是穷苦人家的主要粮食，主要是用玉米面或者是杂合面制成，现在主要由五谷杂粮为主要材料。蒲爱德在翻译时结合了窝窝头的具体特质，意译为mixedflour bread，西方读者一读就知道是用多种粉混合制成，当然脑海里肯定不会呈现窝窝头的形状，蒲爱德这么翻译也是结合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所见，利于传播中国文化。

4.3 成语和俗语的翻译

成语是汉文化的一大特色。《四世同堂》中，使用了大量成语，行文生动流畅。而原作中的俗语也反映了中国人的说话方式，具有通俗性和口语性。蒲爱德在成语翻译和俗语翻译中大多采用直译的方式。

如将成语“兵慌马乱”译为“scourge of soldiers and the rampage of horse”，“斩钉截铁”译为“cut a nail in two or split iron”，“病病歪歪”译为“bent and ailing”，“天公地道”译为“with the strength of heaven and earth”，“狐朋狗友”译为“his fox friends and his dog companions”等。

俗语的翻译也是一样，将 “眼中钉”译为“the nail in one’s eyes”，“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译为“a deaf-mute to eat gall， and say nothing”，“瞎猫碰死耗子”译为 “blind cat hunting a dead mouse”等。

尽管蒲爱德对成语及俗语主要采取直译的方式，但在保证形象生动的同时，还保证通顺易懂。据统计，“《四世同堂》里出现的所有成语里，包含典故的仅有5.5%”（齐美，2011）[15]。其他成语均可从字面了解具体意义，大多源于口头俗语或古今文章。所以蒲爱德在翻译过程中，多采取直译，便于读者理解。同时也是由于她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想要尽量保留中国的文化特色。对于有些抽象含义的成语或者俗语，蒲爱德都有注释，如将“各有千秋”翻译为that“each had a thousand autumns， that each had her own prowess”，让读者能接触到独特的中文表达，也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像“谢天谢地”这样的说法，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里有着“thank god”的固定说法，但是蒲爱德并没有这样翻译。西方文化中对天地的崇拜局限于对上帝的崇拜，在中国则无这一局限。所以“谢天谢地”是中国文化中的专有词汇，蒲爱德采用异化策略将其译为thank Heaven and thank Earth，是为了使其结构更具中国特色。这么做易于西方读者理解也便于文化交流。

由于蒲爱德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想要尽量保留中国的文化特色，所以就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四世同堂》英译本。“译作的独特风格的形成，与翻译家的解读密切相关。而要深入地理解原作，不但需要知识、见识，也需要翻译家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溶入原作家的生命体验”（张向远，2004）[16]。可以说译者将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淋漓尽致。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的翻译，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语言语种的更换，而有着深刻的跨文化内涵”（魏韶华，刘红涛，2011：162）。《四世同堂》这个英译本中也蕴含了丰富了人文信息，如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传统的翻译中，“忠实”通常是衡量译品好坏的标杆，然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完全实现，这里译者的主体性就有尤为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两位译者的文化身份为切入点，结合具体实例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在《四世同堂》中的具体体现。

[1]朱春发.《四世同堂》英译和浦爱德文化身份建构的诉求[J].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2，（2）：81-88.

[2]老舍.老舍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695.

[3]魏韶华，刘红涛.浦爱德的“怪英文”对老舍《四世同堂》英译的独特影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1）：160-165.

[4]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6]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中国翻译，2003，（6）：8-11.

[7]查明建，田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2003，（1）：19-24.[8]吴小美，魏韶华.老舍与东西方文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4）：1-23.

[9]老舍.老舍文集[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0.

[10]山口守.两个国家，两种文化——蒲爱德的中国理解[C].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论文[A].2012，（3）：221-229.

[11]马尚.《四世同堂》英译本的后殖民色彩：原因及启示探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12]张曼.分离式合译：论老舍与浦爱德合译《四世同堂》[J]. 民族文学研究，2015，（5）：30-39.

[13]包惠南，包昂.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14]老舍.四世同堂[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5]齐美.《四世同堂》成语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1.

[16]张向远.翻译文学导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7-54.

【责任编辑：黄素华】

M anifestation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Version of The Yellow Storm

WANG Meng-li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Laoshe’s Si Shi Tong Tang is famous in modern China， this book took the anti-Japanese war as the writing background， and reflected people’s life in the hutong.Laoshe and Ms.Ida Pruitt had collaborated to translate this book into English，and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America under the name of The Yellow Storm.This version was translated under Laoshe’s dictation， but some of the contents were deleted， which reflected the translator’s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subjectivity.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 of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the Version of The Yellow Storm.

Si Shi Tong Tang；Ida Pruitt； cultural identit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H315.9

A

1671-9565（2017）02-019-05

2017-05-29

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翻译中的社会学研究——以《四世同堂》英译本为例”（编号贵大人基合字2015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梦琳（1992-），女，江西玉山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主要从事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