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艺术作品中弱势群体题材管窥

孙田田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艺术作品中弱势群体题材管窥

孙田田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艺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艺术家往往通过艺术作品反映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越战泥潭、审美扭曲、种族歧视等都是美国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艺术创作领域也得到充分的反映。通过对罗森奎斯特的《FIII》、安迪·沃霍尔的《玛丽莲·梦露》、罗马尔·比尔登的《黑色曼哈顿》、费斯·林格尔德的《贝西姨妈和伊迪丝婶婶》等艺术作品的社会背景、题材选取、创作主题的分析，归纳出这些艺术作品都是通过弱势群体题材的表现形式，引起人们的共鸣，同时使作品有力地表达了越南战争、审美心理扭曲、种族歧视等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艺术作品；弱势群体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刚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阴影，处于极其缓慢的恢复期，旧的社会矛盾在各地涌动，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在高涨的越南战争反对情绪和长久以来的种族问题前提下，新文化形式泛滥的负面效应也开始在社会中凸显。艺术家们用他们敏锐的社会问题感知天赋，试图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表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1 越战题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历史之家”官方网站上的数据显示，越南战争中，58000位美国军人死亡。而这时候，美国的一些艺术家用他们的专业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战争的想法。 乔纳森·范伯格（Jonathan Fineberg）在《1940 以来的艺术：存在的策略》（《Art since 1940：Strategies of Being》）中写道：美国民众开始反对越南战争的情绪爆发是在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遇刺身亡以及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继任总统后，这场战争还是持续了好几年，没有任何要停止的迹象。这激发了詹姆斯·罗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的创造灵感：在绘画中把政治议题作为创作讨论主题，特别是关于反战的。在罗森奎斯特的作品中，他的反战观点一目了然，特别是那幅著名的86英尺长的大师级作品《F-III》[1]。

《F-III》几乎占了卡斯泰利展览馆主要展览厅的整个房间四面墙。内容涵盖了所有的美国主流奢侈文化，包括了荧光色的凡世通牌轮胎、一块吃了一半的蛋糕、一个电灯泡、放大的意大利面、一把彩色沙滩伞下的核弹爆炸和一个小姑娘戴着看起来像是锥形导弹的干发器。当时正值北越南被美国的高科技轰炸机轰炸，画中的这些物件貌似凌乱却有序地将战争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组合在了一起。[2]“FIII”被罗森奎斯特定义为在1965年最新和最后的战争轰炸机，而这个轰炸机是与生活在得克萨斯州和长岛的美国居民有所关联的。最初居民们以为这个轰炸机生产项目可以提供工作机会，进而获得经济利益和支持。而实际上，这个项目是用来生产战争武器。[2]迈克尔·洛贝尔（Michael Lobel）在《1960年的杰姆斯·罗森奎斯特的波普艺术、政治和历史》（《James Rosenquist Pop Art， Polotics， and History in the 1960》）中提出，罗森奎斯特认为美国在那时候是军事工业复合体，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的各个成分都与冷战军事有着密切关系。[2]

确实，这幅画的主体是一个满头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她还头戴着干发器，代表着坐在武器下面的美国普通民众。根据迈克尔的观点，这个炸弹形状的干发器也可以被看作是男性生殖器官，而这个小女孩的形象是飞行员的化身，因为干发器看起来像战斗机飞行员头盔。[2]罗森奎斯特甚至陈列了轮胎、蛋糕和一个亮着的电灯泡在小女孩的背后，并且让小女孩的头转向右边，恰好让这个小女孩看起来像是战斗机的机长正在运输核武器。就像罗森奎斯特所说的：“在《F-III》，我用了一个战斗导弹飞越整个消费社会的形式来质疑越南战争这个死亡机器和消费观。”[3]

但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主流思潮想，小女孩的形象也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当时正值两党的总统之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9月初推出了一个被称为“史上最有争议的电视商业广告”的“黛西广告”，用以掩盖当时的“核问题”。在广告中的那些无辜而且悲伤的观众中就有这个画中的小女孩。因此，罗森奎斯特画中的小女孩不仅有着飞机机长形象的蕴意，也是散播死亡与灾难的形象的化身。[2]

罗森奎斯特自己也给出了相似的解释：女孩头戴炸弹形状的干发器是为了表达出美国中产阶级家庭都和政治战争武器相关联的意义。他用小女孩的形象隐喻地表达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主流，而得克萨斯州和长岛生产武器来增长经济延续性。他还表示，画面上的其他物件是为了显示小女孩的生活很不错，如果人们做和她一样的事情，大家也会有和她一样好的生活。[3]

罗森奎斯特依照传统的方式用小女孩这一弱势群体形象来表达暴行和战争的政治陷阱，注重用延伸比喻的方式来表现无知和冷漠的人们。让人感到悲哀的是，人们只关注此刻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对战争将导致的破坏毫不关心。而且现实是，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命及其所有物都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息息相关。从另一个角度看，小女孩天真烂漫的脸也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当权者们的喜好，因为小女孩一向是弱势且容易被掌控的代表。

2 女演员肖像题材

所有艺术家几乎都有女性形象题材的艺术作品。在美国，女性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娱乐界的主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好莱坞制造出了很多有名气的女演员，比如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特洛伊.唐纳修、奥黛丽·赫本等。这些女演员在荧幕上光鲜亮丽，在现实生活中却远不尽如人意。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就曾经用过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特洛伊·唐纳修等女演员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主体形象。他的作品也经常映射出当时的社会现象与特征。艾伦·普拉特（Alan Pratt）在 《回答安迪·沃霍尔的评论》（《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Andy Warhol》）一书中说，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是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本身，更是反应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4]不管哪个观点正确，毋庸置疑的是，安迪·沃霍尔的作品时代感非常强烈。在他最有名的肖像作品《玛丽莲·梦露》中，沃霍尔用彩色印片的方式在玛丽莲·梦露脸上展现出了不同的颜色的效果去体现主题。

乔纳森·范伯格在《1940以来的艺术：存在的策略》中指出，好莱坞电影演员给了沃霍尔热情去创造一系列新的艺术作品，他甚至表达了他对好莱坞的热爱。他说过，“他们很漂亮，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创造的。”[1]但当安迪·沃霍尔在自己作品中真正开始展现这些美丽脸孔时，他看重的是黑暗的另一面。就如范伯格指出的，《玛丽莲》系列的黑暗含义是与1962年的玛丽莲自杀事情有关联。用不同的颜色和机械的重复来绘制玛丽莲的肖像，正是为了强调超级明星的光鲜亮丽光环背后的苍白。[1]

布拉德福德（Bradford）也评价，安迪·沃霍尔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创作了30张重复的玛丽莲·梦露的脸。他的创作手法是重复着这张脸，有些作为背景叠加，有些作为重点。他也试图加上一些电子感的效果。整个过程更注重的是梦露化妆后的面孔而不是她自然的样子或者是“美丽的脸”。[4]换句话说，玛丽莲在观众面前扮演的角色掩盖了玛丽莲真正的身份，就像化妆掩盖了玛丽莲自然的脸并成为分隔开观众的一道墙。梦露夸张的化妆也正显现出了她的美丽和二维电影世界的虚幻本质。安迪·沃霍尔自己也说，有些人曾经让我评述一下我遇到过的最美丽的人，好吧，我唯一能挑选出来的人是来自电影。然而当你真正遇到他们，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美女。在生活中，那些电影明星甚至都不能达到他们在电影里的那些标准。[4]

正因为此，安迪·沃霍尔想要保留这些女演员的美丽，并且想把这些美丽转移到相对更加安全的地方，比如他的艺术作品中。梦露的经历是个例，但也具有代表性，她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莱坞的悲剧，甚至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剧。民众只看到女演员们在屏幕上光鲜亮丽以及她们饰演的角色，但现实生活中的女演员却处在各种是非中，比如整形、酗酒等。安迪·沃霍尔用流行的机械重复不同的颜色的方式来印刷玛丽莲·梦露肖像，借此讽刺这种不健康的审美标准。

3 种族歧视题材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种族歧视是美国无法逃避的话题。虽然公平平等正义是美国的旗帜，但种族问题仍是一大社会问题。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刺杀，把种族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社会焦点，引发人们的深思。艺术家们也创作出了大量以此为主题的作品。

范伯格在《1940以来的艺术：存在的策略》中指出，罗马尔·比尔登（Romare Bearden）的大多数艺术作品内容都是关于他小时候在哈莱姆区生活的经历，以及记忆中南方乡村街头的黑人生活状况。比尔登意识到，自己的黑人生活经历是一个完美的创作主题，可以从这个点出发，把黑人的加勒比海文化与当时正在发生的公民权利诉求结合起来。[1]他试图用最原始的黑人们的逻辑去体现他的黑人生活经历并且通过艺术引起共鸣。《黑色曼哈顿》（《Black Manhattan》） 是罗马尔·比尔登在 1969年创作的，是他的剪贴艺术作品的代表作。

《黑色曼哈顿》的创作是建立在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的同名出版物上的，背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曼哈顿岛上的哈姆莱地区。[5]从那本书中描绘的场景中，读者可以很清楚地了解黑人在曼哈顿的生活情况，并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是属于社会高层阶级白人的。范伯格评价，比尔登的绘画作品是对于这篇文章的完美再现。这幅绘画用拼贴的方法来堆积一些剪纸，用留白和密集的布局方式和用相似的颜色密集排列来实现他特殊的包容性和复杂性的风格。[1]虽然比尔登在他的绘画作品中展示了黑人们日常生活中悲苦的境遇。在画面的右边，可以看到繁荣的曼哈顿，但在画面的左边，黑人们却生活在漠视和疾病中。一个女孩看着窗外，眼神空洞。一个孩子倒在妈妈的怀里，其他围坐在一起的人们都是漠不关心的表情。比尔登在画作中用两个画面的对比，表达了对歧视黑人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黑人应该享有平等权利的主张。

另一个名为费斯·林格尔德（Faith Ringgold）的艺术家是名女性，她的作品经常关注黑人女性的身体在欧洲和美国的知识阶层里的观念差别情况。琳达·波林（Linda Hoeptner-Poling）在她的专业艺术教育网站《女性身份与赋权》（《Feminine Identity&Empowerment》）中写道，林格尔德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创作玩具人偶和可穿戴面具的。她的灵感来自她的家人和朋友。《贝西姨妈和伊迪丝婶婶》（《Aunt Bessie and Aunt Edith》） 创作于 1974年，是林格尔德的软雕塑代表作。而“贝西（Bessie）”和“伊迪丝（Edith）”的原型正是林格尔德自己的姨妈。林格尔德运用她所具有的非洲文化与手工艺相结合来创造非洲非传统艺术作品。这两个人形大小的肖像人偶展示了林格尔德的阿姨的特色。人偶的嘴都是张开的，因为林格尔德想要表达女性应该大声说出心里话的意思。其中一个人偶脖子上挂着哨子，意在提醒一起关注并重视女性的地位和身份的问题。但无论细部如何，两张脸都没有呈现出她们具体是谁的信息，因此，《贝西姨妈和伊迪丝婶婶》属于女权主义的艺术作品。[6]

同时，范伯格认为费斯·林格尔德的肖像软雕塑《贝西姨妈和伊迪丝婶婶》包含了艺术家的西非素材背景图案和优雅的抽象技艺，将创作者的非洲经历与自身的审美天赋较好地统合在了一起，并传达出了作者对种族歧视这一社会问题的看法。

“非洲的殖民统治，以及它的其他零散的周边问题，是被科学和美学范畴的制度所统治的，由此产生了一个可知的性别和种族的身体——黑人女性。她们继承了最具破坏性的同化遭遇异化的传奇经历。就像佘诗曼·纳尔逊（Charmaine Nelson）令人信服的论证，新古典人物雕塑被痛苦地质疑在确定种族身份的问题上，这是最明显的用黑人女性雕像来反抗的宣言。比那些不确定表达了哪个种族的艺术作品要清晰和坦白。我同意纳尔逊的观点，现在这样的方法要比一直猜测艺术作品关于人种或性别要更加的有效和直接。”[7]

艺术家们是这个社会的观察者，他们看着这个世界所有事情的发生，他们用具有创造性的艺术方法呈现他们所看到的和所感受到的。战争留下的痛苦，种族的不平等，以及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之后的悲剧。女人、孩子和穷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受害者，弱势群体形象自然是艺术家创作优先选取的题材。在这个父权制和资本阶级统治的世界，当艺术家们看到那些悲惨现象，他们无法用其他途径表达他们的想法，就把这些现象化作他们的艺术灵感，用艺术作品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些问题产生根源的看法。

[1]Fineberg， Jonathan David. Art Since 1940：Strategies of Being [M].Second Edi-tion.N.J：Upper Saddle River，2000.

[2]Lobel， M ichael.James Rosenquist： pop art，politics， and history in the 1960s [J].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

[3]Rosenquist， James. Painting below zero： notes on a life in art. [M]New York：Al-fred A.Knopf，2009.

[4]Pratt，Alan.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Andy Warhol[J].Westport， Conn.：Greenwood Press， 1997.

[5]Renaissance， Harlem. “February 5-April 19，2009：Romare Bearden， Black Manhattan”.Oklahoma City Museum of Art.[EB/OL].[2010-08-16].http：//www.tfaoi.com/aa/8aa/8aa441.htm.

[6]Hoeptner-Poling.Linda. “Fem inine Identity&Empowerment” [EB/OL].[2010-08-16].http：//linda.poling.com/.

[7]Meskimmon， Marsha.W omen making art：history，subjectivity，aesthetics ［M].London； New York：Routledge，2003.

【责任编辑：黄素华】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in American Artists’Works in 1960s-1970s

SUN Tian-tia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rt has been a field which is thought to be strongly connected with the social life.Artists always declares their opinions about the social problems through their artworks.During 1960s to 1970s， Vietnam War，aesthetic distortion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were the main social issues in America，which could be seen through artworks at that time.By analyzing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choice of topics in the artworks such as“F-III” by James Rosenquist， “Marilyn Monroe” by Andy Warhol， “Black Manhattan” by Romare Bearden and “Aunt Bessie and Aunt Edith” by Faith Ringgold， the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on the common points among these artworks. That is the fact that artists use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as the iconography subject to declare their attitudes to the abnormal social phenomena such as the Vietnam War，aesthetic distortion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which would eventually arouse people’s resonance.

Sixties and seventies in the twenties； American； artworks； disadvantaged Groups

J110.99

A

1671-9565（2017）02-027-04

2017-05-17

孙田田（1985-），女，浙江宁波人，浙江传媒学院助教，主要从事服装设计方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