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风险与审计合谋研究

贺仕华

审计风险与审计合谋研究

贺仕华

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以及审计合谋问题历来备受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关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经济和人际因素。我们考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现状，分析了审计客户违法违规给审计师带来的风险以及审计客户审计寻租对审计师的影响，认为要保持审计师的独立性，需要多方力量对审计客户的诱逼加以干涉，否则，出于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审计师可能就不可避免地参与合谋舞弊。

违法违规；违规类型；处罚公告；审计合谋

一、问题提出

国际经济舞台上，上市公司舞弊的案例层出不穷，备受社会公众、投资者、会计界、学术界和监管层的关注。而作为中国主要证券监管部门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督促上市公司充分披露信息，推动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自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颁布实施以后，证券市场监管力度逐步加强，而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最高权力机关的中国证监会，及其领导下的深交所、上交所（简称“一会两所”，下同），它们公布的处罚公告则成为投资分析的重要信息来源以及各方密切关注的焦点。本文所要分析的问题是：审计师在面对审计客户违规受处罚时的可能应对措施有哪些？其行为选择的动力是什么？

二、我国上市公司违规舞弊现状及其风险因素分析

（一）我国违规舞弊现状

为了解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违规舞弊现状，我们从中国证监会网站和沪、深交易所网站公布的行政处罚公告信息收集了2003—2010年间因违法违规而被“一会两所”处罚的上市公司数据，并进行了汇总（汇总表略）。结果显示，2003—2010年总共违规557家次，各年的违规受处罚公司数量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其中2005年和2006年违规数量最多，分别为96家、98家，占总违规数量的17.24%和17.60%。

另外，我们还对一会两所各年的处罚类型和上市公司违规类型进行了统计（汇总表略）。结果显示，统计年份各年的处罚类型基本上以申诫罚为主（每年的比例都在50%或以上），其次为财产罚、行为罚，统计中没有发现人身自由罚；但申诫罚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而财产罚、行为罚的比例则呈现增长趋势，表明“一会两所”的处罚越来越严厉。违规类型方面，2003—2005年、2008年的违规类型以虚假披露为主，占各年违规类型总数比例达40%或40%以上；而2006年、2007年不正当披露的比例则高于虚假披露的比例；2009年、2010年前3种违规手段比例相当。从整体上看，随年度增长，各违规类型所占比例趋于均衡，表明上市公司违规舞弊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化，尤其以2008年之后大量出现的违规交易为甚。

（二）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风险

从审计师角度而言，上市公司违法违规反映的首要风险就是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根据Christopher J.Skousen（2004）的研究，舞弊风险因素的理论最早是由Donald R.Cressey（1953）提出来的。Donald R.Cressey（1953）通过对因挪用投资基金罪而被投入监狱的200名罪犯的访谈，总结出了“舞弊三角理论”——挪用投资基金的罪犯之所以能够实施舞弊，是因为具备三个关键因素，即实施舞弊的机会（opportunity），分红压力（pressure），使舞弊合理化的能力（the abilitytorationalize the fraud）。Loebbecke and Willingham（1988）总结了舞弊公司的三类风险因素，他们认为，当管理当局个人存在舞弊是合理的伦理价值观，又有一定的动机，借助于一定的条件，发生会计舞弊的可能性则较大。他们还发现，管理当局不诚实、人格异常、曾有过舞弊史、说谎、逃避责任、财务披露政策激进，企业业绩不佳、存在以会计数字为基础的契约、所在行业为夕阳行业，决策高度集权化、存在大量关联交易、内部控制薄弱等也是会计舞弊的信号。

上述舞弊风险的存在，无疑大大增加了审计师在实施审计过程中检查取证的难度，也提高了审计失败的可能性，带来审计师的第二个风险——诉讼风险。早期研究文献认为，任何类型的违规行为的出现都是关系审计师诉讼的重要因素（比如，Carcello and Palmrose1994；Palmrose 1987；St.Pierre and Anderson 1984）。检查和披露舞弊行为是提供审计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审计师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履行职责所引发的一个可能后果就是诉讼。因此，进一步了解不同违规类型对诉讼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不同影响就显得很重要。对此，Bonner，Palmrose and Young（1998）首次对遭受SEC惩戒的上市公司违规类型是否与审计师诉讼的发生存在关系这一问题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当审计客户的财务报告舞弊为常见类型（遗漏和不恰当披露（40%）、虚构收入（39%）、高估资产或者低估费用和负债（38%）、提前确认收入（33%）或者其舞弊源于虚假交易时，审计师更有可能被起诉。

三、客户审计寻租需求

违规舞弊是由个人因素和组织结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引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过程（Greenberg&Barling，1996）。财务舞弊可以用寻租理论进行解释。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市场监管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获得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且“干净”的审计意见对被审单位股票价格与管理层报酬有着直接影响，因此上市公司高管层对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干净”审计意见就有一种内在的需求冲动，也就有积极性通过审计寻租（auditrentseeking）来获得注册会计师的“干净”的审计意见。在激烈竞争的审计市场中，注册会计师陷入了“囚徒困境”。在其他注册会计师提供不适当的审计意见，不对社会公众负责时，只要有注册会计师铁面无私，如实提供审计意见，不去迎合上市公司的需要时，那么该注册会计师的客户就会丧失殆尽，可能被迫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或者也与上市公司进行串通，共同欺骗社会公众，为注册会计师与上市公司共同分享审计意见租金提供了可能性。当审计租金的需求与提供发生耦合，财务舞弊与串通舞弊的发生在所难免。

四、面临风险与客户寻租的审计师抉择

由前述分析可知，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给审计师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因此，在对违规上市公司主体特征进行研究的同时，应关注其审计师的行为特征，关注审计师是否呼应监管部门的执法行为从而形成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的外合力。理论上，如果价格满意的话，任何独立审计师都应该愿意接受客户。因此，如果审计价格足够高的话，大型独立审计师应该愿意接受高风险客户。然而，大型独立审计师愿意接受高风险客户的审计价格下限会比小规模审计师所要求的更高些，这又为客户创造足够动机以从小规模审计师购买审计服务。除了避开高风险客户和/或者开出高审计价格外，独立审计师也可能通过提高努力水平或者购买更多保险来去应对高诉讼风险的威胁。这反过来可能导致更高审计价格，除非独立审计师不看重他们目前的价格而且愿意接受更低价格。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有关审计师在审计定价上对客户风险所作出的反应的考虑可能过于片面或者理想化，因为尽管高执业成本和风险，我们却无法忽视审计契约另一方的审计寻租需求。“干净”审计意见购买的利益补偿可能与高执业成本和风险混合在一起，对审计定价施加影响，以至于公众无法仅凭具有外在表现形式的审计定价变化来去反推该变化是审计师反应的积极结果还是消极结果。于是，考察具有经济后果的审计意见的相应变化，分析其是否在审计定价变化的同时存在审计意见改善的情况，以获知审计师的立场：保持独立抑或参与合谋。

在风险与诱逼的夹击中，审计师是选择作出积极反应（保持独立），还是选择作出的消极反应（参与合谋），取决于审计客户与审计师双方的博弈力量对比。当违规舞弊的收益给审计客户带来极大的诱惑力或者不违规舞弊的损失给审计客户带来极大压力时，审计客户就可能有极强的审计寻租需求，而达成这一愿望的主要屏障就在于审计师。因此，审计客户就可能通过舞弊收益的利益分成来贿赂审计师，或通过承诺其他非审计服务要求，甚至以解聘审计师加以威胁，以获得“干净”审计意见。在审计客户的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诱逼之下，审计师往往因追求利益或保持市场而“就范”，与审计师达成合谋舞弊。反之，如果审计客户的寻租需求不强，或者尽管面临“胡萝卜加大棒”的诱逼，审计师亦能保持其独立性，出具真实的审计报告，那么，审计师可能就会因高风险而要求风险补偿，同时在出具审计意见时更加谨慎，审计放弃眼前利益，退出审计合约以回避由此带来的“深口袋”问题。

五、总结

上市公司违法违规以及审计合谋问题历来备受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正如方雄军、洪剑峭（2008）所言，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经济和人际因素。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每年都会查处大批的违法违规案件，如果考虑未发现的违规违法案数，那么其对证券市场乃至整个经济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亟待各证券市场参与主体切实提高自律性、政府监管者加强监管、学术界深入研究并建言献策。于是，我们在现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违法违规现状，分析了审计客户违法违规给审计师带来的风险以及审计客户审计寻租对审计师的影响，认为要保持审计师的独立性，需要多方力量对审计客户的诱逼加以干涉，否则，出于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审计师参与合谋舞弊也就在所难免了。

[1]方雄军、洪剑峭，2008，异常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损害，《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第4期PP:425-442.

[2]蔡祥，2003，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审计问题：实证研究综述，《审计研究》，第3期PP：36-40.

[3]陈杰平、苏锡嘉、吴溪，2005，异常审计收费与不利审计意见的改善，《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第4期PP:1-28.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