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因素对私营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基于第十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郑晓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上海 201600）

政治因素对私营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
——基于第十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

郑晓梅

（上海外国语大学 国际金融贸易学院，上海 201600）

政治战略对企业家决策的影响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中国转轨经济的背景，将政治因素分为主动建立的政治关联和被动接受的摊派，对2012年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或者发生摊派的企业更有捐赠倾向，捐赠规模更大。此研究结果表明，捐赠行为是我国私营企业政治战略的重要体现，企业管理者有意愿利用捐赠来理顺政治关系，享受政策便利，保护企业产权。

政治关联；摊派；捐赠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中国的市场经济尚未成熟，企业面临的非市场环境对企业的运营有着重大的影响。政企关系便是企业所面临的非市场环境中的关键部分。Allen et al（2005）提出，虽然中国目前还缺乏高效成熟的法律制度和金融机制，但是建立在声誉和关系机制之上的非正式契约成了完善的法律和金融体制的替代机制，尤其是政府—企业关系机制，因此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8］。建立政治关联可以使得企业借助政治权力得到诸多好处。政治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企业声誉的隐性担保，向潜在的利益相关者释放其有良好的运营前景和对当地经济做出了贡献的积极信号。再者，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制存在空白，政府的权责边界模糊，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政府不仅掌握信贷资源、土地资源等重要资源的审批分配权，使得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突破资源壁垒（胡旭阳，2006［9］；罗党论等，2012［10］），还可以为企业带来税收优惠、开辟“绿色通道”等，让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享受到更多政策便利，获得高于竞争对手的经济租。

张建君和张志学（2005）提出的私营企业面对非市场环境中存在的政府干预力量时，可能采取先发制人或者被动应对两种策略［11］。采取先发制人策略的企业会积极主动地通过和政府间的互动来构建政治关联。在政治关联为私营企业带来消除“所有制歧视”后的种种好处的同时，私营企业为了维护政治关联也要接受政府的干预，自愿付出一系列的关系成本。比如，私营企业要雇佣更多的员工帮助政府创造就业岗位，付出更高的薪酬成本来招聘员工（梁莱歆等，2010）［12］。类似地，捐赠也是一种手段。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个体、组织等捐赠行为越来越普遍，通过一次性的捐赠行为来建立其政治关联的可能性并不大。更可能的情况是，企业通过捐赠行为来强化已有的政治关联。而采取被动应对策略的企业，则会避免与政府发生关系或进行资产外移，只有当遇到棘手的问题时才会被迫采取诸如向政府行贿等讨好政府的手段来解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a和1b：

1 a：建立了政治关联的企业，更有捐赠倾向；

1 b：建立了政治关联的企业，捐赠规模更大。

政治关联的体现主要有三种形式：担任政府官员、担任人大代表、担任政协委员。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担任政府官员与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有着显著的不同。政府官员拥有行政权力，其自身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即较广的社会网络与动用社会资源的能力。而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头衔则是企业家接近政府官员，借助政府官员手中的行政权力来提高自身社会资本的常用途径。可以说，身为政府官员的企业家是直接地享受政治便利，而身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家则是通过间接渠道获取政治资本。［13］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官员企业家要建立或巩固政治关联就应当付出更高的成本。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a和2b：

2 a：采用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来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家，相比担任政府关联的企业家所在企业更有捐赠倾向；

2b：采用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来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家，相比担任政府关联的企业家所在企业捐赠规模更大。

除了建立政治关联获得政策便利，行政摊派是存在于我国政企关系中的另一种普遍的现象。摊派即政府巧借名目强制向企业收款的行为。如果说上文所述的政府借助政治权力为企业带来政治便利是源于政府的权责边界没有得到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规制，那么摊派的产生则是由于政府部门未收到应有的监督，越界行驶权力。由于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有限，政府动员通常是主要的劝募手段（孟志强等，2012［14］）。私营企业由于其天生的所有制性质，面临的政治不确定性多，产权未能得到相应的保护。因此，其在政府的劝募指令下不得不进行捐赠。卢汉龙（2002）通过对上海市的企业捐赠行为调查发现，许多企业对政府的指令性劝募行为虽然心怀不满，却又只能服从［15］。2015年，全国工商联接受3家私营企业总值2 200万元的捐赠，经中央巡视组调查，此举违反了国务院《禁止向企业摊派暂行条例》中“捐赠应当遵循自愿和无偿原则，禁止强行摊派或者变相摊派”的相关规定［16］。各地方政府随之发布一系列条例来规范捐赠行为。可见，捐赠作为一种变相摊派的现象并非罕见。现实中，捐赠有时也可能成为一种隐形的摊派。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a和3b：

3 a：发生摊派支出的企业，更有捐赠倾向；

3 b：发生摊派支出的企业，捐赠规模更大。

三、研究设计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2年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四家机构联合按照我国各地区私营企业数量进行分层抽样，针对2011年企业相关情况进行调查的问卷。该套问卷通过对企业的管理层背景、财务数据、经营环境等进行综合考察，相对准确地反映出了我国的私营企业的经营状况、生存环境和发展趋势。本文说涉及的金额单位均为万元。本文应用Stata.12.0软件，采用logit模型和OLS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因变量——捐赠：根据企业对问卷中“近两年来您是否为扶贫、救灾、环保、慈善等公益事业捐助过？（捐助的现金以及捐助的实物、工程劳务折合现金）”的回答设置捐赠虚拟变量dummy donation和连续变量donation。若发生捐赠行为则赋值为1，否则为0。连续变量则由公式“log（捐赠总金额+1）”获得。

自变量——政治关联：现有的国内文献政治关联指标建立方法，将根据企业对问卷中“您目前是否在政府部门或基层组织里担任职务”“您现在是不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回答来构建虚拟变量politics。如果企业的回答是“是”，则将此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政府官员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性质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本文进一步将政治关联指标分解为政府官员（officer）、人大代表（NPC）、政协委员（CPPCC）。

自变量——摊派：根据问卷中“2011年企业应付各种摊派支出”的回答构建虚拟变量dummy_charge和连续变量charge。若发生了摊派，则将相应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连续变量则根据公式“log（摊派支出+1）”获得。

控制变量：企业本身的某些组织特征以及所处地区环境也会对其捐赠行为构成影响。因此，本文基于企业家、企业、地区三个层面进行控制变量的设置。在企业家层面，取其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年龄（age）。受教育程度按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大学和研究生的次序设置1-6的虚拟变量。根据公式“2012—出生年份”算出的结果来设置年龄连续变量。在企业层面，取企业成立年限（firm-age）、企业资产负债率（debt-asset）、企业规模（size）、企业所有权性质（owner）和主要所处行业（industry）。根据公式“2012—企业成立年份”算出的结果来设置企业成立年限连续变量。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设置连续变量。根据企业属于小微企业还是大中企业设置1个虚拟变量。企业有四种不同产权性质——个人独资企业、合伙制企业、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据此设置3个虚拟变量。由于该问卷的企业主营业务性质主要分布采矿业、农林牧渔、房地产业、建筑业、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因此设置7个行业虚拟控制变量。在地区层面，在一个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企业的捐赠行为会少受来自政府方面的非市场因素的干扰，企业家的捐赠行为更出于自主意识（郭剑花，2012［17］）。因此，取樊纲（2011）编制的各省或直辖市的市场化总指数来作为地区控制变量。

综上，本文的logit模型设定如下：

本文的OLS模型设定如下：

四、实证结果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ducation 2515 3.933996 1.119908 1 6 firmage 2515 9.093439 5.287481 1 23 debt-asset 2515 20.94463 26.69367 0 110 size 2515 0.1936382 0.3952272 0 1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得，样本容量为2515家私营企业。有1630家企业发生了捐赠行为，约占总体的64.81%。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范围在0与18.23之间，可见不同企业发生的捐赠支出差异大。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数量约占总样本的42.54%。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治委员来建立政治关联。发生摊派支出的企业有1077家，约占总样本的42.82%。金额的自然对数范围大约在-3.91与9.17之间，可见不同企业发生的摊派支出差异也大。从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也可看出，不同企业的个体特征差异体现在各个方面。

（二）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

表2 变量间的相关性

从表2可知，政治关联和摊派自变量与部分控制变量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所有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3，可见其相关性不强，因此本文的计量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3 logit和OLS回归结果

括号内为双尾检验的t值，*p＜0.05，**p＜0.01，***p＜0.001

表3中的（1）（2）为采用捐赠、摊派虚拟变量进行logit模型回归的实证结果。结果显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和发生摊派支出的企业更有进行捐赠行为的倾向。进一步将政治关联虚拟变量分离为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三个虚拟变量进行logit回归，发现只有企业家以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方式建立的政治关联才能对捐赠倾向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拥有政府官员的头衔对企业家的捐赠行为无显著作用。Logit的实证结果反映了企业政治关联、接受摊派对企业发生捐赠行为的可能性的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将捐赠发生额、摊派支出额取自然对数获得的连续变量，利用OLS回归模型分析私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摊派支出额对其捐赠金额的规模的影响，表3中的模型（3）（4）为实证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政治关联和摊派支出对捐赠金额的规模有正向影响。虽然在OLS估计模型中，以担任政府官员的方式建立的政治关联对捐赠规模有促进作用，但是显著性较低。

总体而言，具有政治关联、发生摊派支出的企业更具有捐赠倾向，捐赠的规模更大。而企业家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立的政治关联比担任政府官员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假设1、2、3全部得到了验证。

五、结论

企业的政治战略一直是一个广受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当今中国这样既是一个存在着“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中，又是一个尚未对政府权责、企业行为进行严格的规制和监管的转轨社会中。本文通过对第十次私营企业调查问卷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证明了私营企业捐赠行为受政治因素（包括政治关联和摊派）影响显著。本文的样本中含有广泛的未上市企业，丰富了关于政企关系和捐赠行为的研究。同时本文的结论对于企业有决策意义。本文证明了，捐赠可以作为企业融通政企关系的重要策略。对企业家来说，应当审时度势，综合考虑本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衡量包括捐赠在内的各种政治成本以及可产生的政治收益，做出有利于优化企业营商环境的决策。

［1］ Carroll， A.B.，1991.“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Business Horizons，Vol.7，No.8，pp.39-48.

［2］ 初玉岗，李艳丽.企业社会责任与产权边界［J］.江汉论坛，2007（1）：73-77.

［3］ Porter M.，and M.Kramer..Strategy and Society：Link betwee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6（12）.

［4］ 杜兴强，郭剑花，雷宇.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上市公司业绩：政府干预抑或关系［J］.金融研究，2009（11）：158-173.

［5］ 贾明，张喆.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J］.管理世界，2010（4）：99-113.

［6］ 薛爽，肖星.捐赠：民营企业强化政治关联的手段？［J］.财经研究，2011（11）：102-112.

［7］ 李四海.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捐赠行为［J］.经济管理，2012（1）：138-152.

［8］ Allen，F.，Qian，J.and Qian，M.，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1）：57-116.

［9］ 胡旭阳，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J］.管理世界，2006（5）：107-113.

［10］罗党论，甄丽明.民营控制、政治关系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证据［J］.金融研究，2008（12）：164-178.

［11］张建君，张志学.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J］.管理世界，2005（7）：94-105.

［12］梁莱歆，冯延超.民营企业政治关联、雇员规模与薪酬成本［J］.中国工业经济，2010（10）：127-137.

［13］杜兴强，郭剑花，雷宇.政治联系方式与民营企业捐赠：度量方法与经验证据［J］.财贸研究，2010（1）：89-99.

［14］孟志强，彭建梅，刘佑平.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

［15］卢汉龙.上海企业捐赠社会公益研究报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6］谨防以捐赠之名行摊派之实［N］.新京报，2015-05-02（2）.

［17］郭剑花.中国企业的捐赠：自愿抑或摊派？—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2（8）：49-59.

（责任编辑：马圳炜）

Political Factors and Donation of Private Firm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Different Ownership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Banks

ZHENG Xiao-m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201600，China）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strategies on the entrepreneurs'decision has gained much attention from scholars.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tion economy in China，this paper examines how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apportioned charge ordered by government affect the act of donation in private firm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vate firms with political connections or more apportioned charge a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the act of donation and donate more possession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ct of donation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strategy.The entrepreneurs are willing to strengthen connection with government and protect their property in this way.

Political connection；Apportioned charge；Donation

F275

A

1673-1417（2015）03-0042-08

10.13908/j.cnki.issn1673-1417.2015.03.0008

一、引言

企业捐赠行为是指企业出于自愿将企业的财产送给与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主张捐赠是一种人为扭曲资源配置方式的行为，使得财产无法投入到使得润最大化的生产活动上，导致股东利益受到了侵蚀的“股东资本主义观”已经不被企业经营者认可。如今，企业的捐赠行为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外界衡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标准。根据Carroll（1991）提出的社会责任四层金字塔结构，慈善责任居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上方，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最高境界［1］。以产权边界为基础的社会责任理论家将社会责任分为三种：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产出保证责任、企业与生产要素供给者之间的要素使用责任，企业与不确定的外部的社会成员之间所产生的责任［2］。其中社会捐赠归于最后一类，捐赠责任的履行将会带来正外部性。按照Porter and Kramer（2006）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内部社会责任和外部社会责任，外部社会责任常常体现在社区活动、环境保护和慈善捐赠上［3］。可见，企业的捐赠行为渐渐成为企业重要的战略活动。

中国近年来民营企业发展迅猛，在为社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和产值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了捐赠活动中。中国民政部主管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我国的捐赠大部分来源于企业。其中，民营企业的捐赠额度达到281.20亿元，占所有企业捐赠总量的57.9%。学术界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动机开展了广泛的探讨。在这些文献中，有许多基于我国处于转型经济阶段，法制尚未成熟的背景下，讨论民营企业捐赠行为与政府的关系（杜兴强等，2009［4］；贾明等，2010［5］；薛爽等，2011［6］； 李四海，2012［7］）但这些文献大多基于上市公司，对于我国99%以上的私营企业都是非上市企业这一现状来说，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因此，本文力图弥补于有关文献在此方面的空白，通过对第十次私营企业调查问卷的结果来分析我国私营企业捐赠的政治动机，除了考察企业家的政治关联之外，还考虑了摊派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为对企业捐赠的影响。

2015—06—25

郑晓梅（1993—），女，福建泉州人，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