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的行吟诗人——论阿来的文学观*

栾梅健

(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200433 )

作为当代屈指可数的少数民族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的《尘埃落定》《格萨尔王》和《机村史诗》等作品以其特有的幽深沉静、丰茂华美的艺术世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深得研究者的关注。从1982年正式登上文坛至今，阿来的创作道路已经走过了整整40个年头。本文试从他的文学观形成及其特征入手，对阿来的创作进行一次整体性、宏观性的梳理与把握。

一

阿来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家乡：“站在梦笔山口，猎猎的山风变得无比强劲。与山口这边的高山草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口那边，是大片蓊郁的森林。公路穿过森林，一头扎进山下的峡谷。那些峡谷的出口处，就是我的家乡——现在嘉绒藏区的中心地带马尔康了。”(1)阿来：《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随笔》，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6页。在藏语中，“马尔”是酥油的意思；“康”表示房子、地方。合起来直译就是说，“马尔康”这个地名的意思是酥油房子。它在四川大渡河上游的支流梭磨河上，属于青藏高原，现在叫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来的身上流淌着回族和藏族的血脉，可能是生活在藏族地区的缘故吧，他选择的民族是藏族。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在这块被他称为肉体与精神原乡的山水之间，他生活了36年；后来因为文学的成功，才去了大山之外的世界。然而，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创作道路与艺术风貌的身份认同与情感焦虑，也正是来自于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在一篇名为《达古的春天》的散文中，他饱含深情地描写着家乡的美好：“那些石头建筑错落的村寨，高大的核桃树刚刚绽出新叶，像一团绿褐色云雾，笼罩在村寨上面。浅浅的褐色，是树叶的新芽。绿色是核桃树正在开花：一条条肥厚的柔荑花序，从枝头悬垂下来——那就是颜色浅绿的花。这个时节，村民们把将导致核桃树会结出过多果实的花一条条摘下，轻轻一捋，那一长条肥嫩的雄花与雌花都被捋掉了。焯了水拌好的，其实是那些密集的小花附生的茎。什么味道，清新无比的洁净山野的味道！”这是写家乡的自然物产。在《玉树记》一文中，他这样写自己的藏族同胞：“我们这个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仅凭身上那一点点相同的气息，就能彼此相认相亲。……当我面对自己坚韧的族群自己的同胞，我从来都只感到自己是一个学生，雄浑广阔的青藏高原，就是给我一千年时间来学习，也并不以为能将其精神内核洞穿。”学习1000年，都不能领略其精髓与要义，该是何等的谦恭与崇敬！于是，他发自肺腑地宣称：“这就是高旷辽远的青藏。走遍世界，都是我最感亲切与熟稔的乡野。辽阔青藏，一年之中，即便能一百次的往返我都永远会感到新鲜。无论踏上高原的任何一处，无论曾多少次涉足，还是从未到过，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暖流。如果放任自己，可能会有泪水涩润眼眶。”(2)阿来：《大地的语言——阿来散文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79、194、192页。这是毫不含糊的对所谓肉体与精神原乡的赤子之情。

时代的机缘巧合，使得阿来接受了现代教育，并有机会走出了青藏高原，了解到外面广阔的世界，从而，也使他脱离了边寨平民惯有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是阿来能够成为一位现代型的世界性作家的重要原因。

他这样反思着自己的家乡：“那是一个川西北高原上的僻静村庄，阳光是透明的，河水是清澈的，鲜花是应时开放的，村后高山上的积雪随季节转换堆积或融化。但人们的生活，如果只是为了生存而挣扎，那人之为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几乎所有人都坠入动物般的生存。树木与花草没有感官与思想，只是顺应着季节的变化枯荣有定。但人，发展出来那么丰富的感受能力，却又只为嘴巴与胃囊而奔忙，而兴奋与悲愁，这样的故乡，我想，但凡是一个正常的人，恐怕是无法接受的。”何况，故乡美丽的森林正在被大规模地砍伐，生态环境日益受到破坏，大批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通过参军、考学、招工等方式逃离外出。因此，他的感想是：“故乡已然失去了它原有的面貌。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像空谷回声一样，渐行渐远。”(3)阿来：《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随笔》，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18-219、238页。有时，他会顶着对家乡冒犯的危险，偶然哀怨一下：他从来没有自欺欺人地说过，有多么热爱自己的故乡。

其实，这只是偶然的愤激之言。对故乡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对故土历史荣光的景仰与对当下现实的忧伤，正构成了阿来的身份认同与情感焦虑的思想来源。而且，由于其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以及藏族历史与现实在当代环境中的边缘状况，他的这种身份认同与情感焦虑比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其他作家更为强烈、急切。

阿来觉得，对于青藏高原的理解，作家需要的并不是信仰与不信仰宗教的问题，“而是需要以最先进的社会学观点来看待这些事情和思想现象”(4)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页。。也就是说，应该是用现代科学与文明的观点来观察、理解青藏高原的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发展。“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唯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5)阿来：《随风飘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09页。这是真正科学的现代民族观念。也正是这种现代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使得阿来产生出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我作为一个写作者，热爱自己民族的文化。但一个已经在历史进程中处于弱势的民族，其文化已经不可能独自在一个封闭环境中自我演进了。”这便是这位青藏高原之子的焦虑。他时时会流于困惑：“我也不知道如何在宏观的层面上保持弱势民族的文化特性，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文化基因特别丰富的世界。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6)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72、72页。至此，阿来已经找到了他的立足点与根本点。那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文明的观念，来检视与梳理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的民族历史与现实记忆，为他们发声，为他们申诉，为他们歌唱。

不过，如何来为他们发声？或者说，如何选择最佳的艺术形式？这又构成了阿来文学追求的严峻挑战。

他的真切体会是：“真正面对甘孜、阿坝今天的社会现实时，会发现在中国过去的文学经验里，对其是缺乏表达和书写的。这一缺乏书写和表达的现象，用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一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叫作‘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一发现，让他有些惶恐，也有些自豪。“我们在一个没有用现代文学手段书写过的地方开始书写和表达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很难有直接的经验可以沿用。”(7)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3页。但是，既然前无古人，那么后来者不更应该披荆斩棘闯出一条新路出来吗？有些忐忑，更多的则是勇气与光荣。

于是，阿来上路了。

“我们经常讲我们跟国家、民族、土地有关系，其实大部分时候我们不是确切知道这个关系在什么地方，如果有，它在哪里？如果发生这个关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你要去找这种东西，所以我三十岁的时候成了中国最老资格的驴友。”(8)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9页。“中国最老资格的驴友”，是一种自嘲，更主要的是应该理解为阿来进入文学世界的一种方式。他常常一个人独自徒步走在辽阔的青藏高原，有时一个月，有时几个月。他往往一个人坐在山顶，倾听着人类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声音，感受着河流轰鸣、道路回转。当然，思考得最多的还是文学，还是如何找到能够恰如其分地反映与表达这块土地的文学方式。

就阿来本人的个体状态来说，他生活的阿坝地区从来就不是藏族文化的中心地带。而且，他不懂藏文，不能直接接触藏语的书面文学。因此，他作为一个藏族人更多的只能是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家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他的感觉是：“对我来讲，这样的旅行，是深入到民间，领受民间的教益，接受口传文学丰富的滋养。”(9)阿来：《大地的语言——阿来散文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93页。在对青藏高原的口传文学着迷的同时，他发现这里的说唱艺人都有一顶特别的帽子，藏语里叫作“仲厦”。“仲”是故事的意思，而“厦”的意思是帽子。这个帽子就是说故事时戴的专用帽了。

在阿来痴迷地行走在青藏高原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期，从如此偏远地区的口传文学中汲取艺术养分是不是过于落后于时代？是不是过于“土气”了？这也应该是曾经困扰过文学探索时期的阿来的一个问题。

阿来自称，由于自身的非主流、少数民族身份，因而特别关注世界上那些非主流文化的作家如何作出独特、真实的表达，同时，也格外注意那些完美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特性的作家。他发现，美国文学中的犹太作家与黑人作家可以给他提供很多的经验。“比如，辛格与莫瑞森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如何讲述有关鬼魂的故事。比如，从菲利普·罗斯和艾里森那里看到他们如何表达文化与人格的失语症。”这几位作家都明显地从民间传说和地域文化中汲取了养分。“而拉美爆炸文学中的一些代表性的作家，比如阿斯图里亚斯、马尔克斯、卡彭铁尔等作家的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实践，就是把风行世界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东西与拉丁美洲的印第安土著的口传神话传统嫁接到了一起，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只能属于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语言系统。”(10)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54、182页。在此，阿来获得了启发，也获得了自信。他不卑不亢地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也是一个说唱人，我不自视高贵。……我以为自己的肉身中，一定也寄居着说唱人的灵魂。我不自认高贵，但我认为可以因此从权力与财富那里夺回一点骄傲。”(11)阿来：《大地的语言——阿来散文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99页。

在此，阿来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以及实践这种使命的方式。“西藏从中世纪以来，上千年的时间，人们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悄然凋零，历史却还在原地踏步不前。我想我是幸运的，当我出生之时，变化开始了，前进的脚步加快了。更有幸的是，我成为了一个这种进程的亲历者，同时又是一个观察者与记录者。”(12)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69页。

至此，我们发现，一位杰出的青藏高原的行吟诗人就要诞生了。

二

表现在阿来具体的创作观念之中，首先便是要求作品能够具有瑰丽的想象与飘逸的诗情。

阿来这样谈及口传文学对他的启示：“藏民族伟大的口头文学，我将其表述为我书面文学表达的口传文学来源。这个伟大而深广的来源，绝对不止是给一个今天的书面表达者提供了写作的题材那样简单，而是提供了一种富丽神圣的审美范式，一种演绎历史，或者说是历史在族群记忆中如何存在与表达的精神指引。”(13)阿来：《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78页。在这里，“富丽神圣的审美范式”“存在与表达的精神指引”指的是一种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艺术视角和创造手法。阿来从他接触的藏族口传文学中寻找着艺术的灵感。“在我那个嘉绒语的世界里，那些地方的村落、人群，人物的故事都是通过口传流布的。甚至神灵鬼怪也是这样。除了这些，乡村里还有类似精灵这样的东西在人们口中或意识中存在。它们幽默、顽皮，可爱而无害，娱乐性很强。我也努力把这些东西吸纳到自己的故事当中去。”(14)阿来：《群山的声音：阿来序跋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80页。神灵鬼怪、幽默顽皮、可爱无害、娱乐性极强……这些藏族口传文学的特点，自然构成了阿来文学观念的主要内涵。

作为一个接受过广泛的西方欧美文学影响的当代作家来说，阿来一直有着开阔的艺术视野。他自己的感受是，一方面不拒绝世界上最新文学思潮的洗礼，尤其是对美国当代文学和拉美文学抱有强烈的兴趣；另一方面，又深深地潜入民间，把藏族民间依然生动、依然流传不已的口传文学的因素融入他自己小说世界的构建与营造中。他最神往的是这样的境界：“在高大坚固的家屋里，在火塘旁，老一代人向这个家族的新一代传递着这些故事。每一个人都在传递，更重要的是，口传文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每一个人在传递这个文本的时候，他都会进行一些有意无意的加工。增加一个细节，修改一句对话，特别是其中一些奇迹的东西，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现实的面目一点点地模糊，奇迹的成分一点点地增多，故事本身一天比一天具有了更多的浪漫，更强的美感，更加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于是，历史变成了传奇。”(15)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让历史变成传奇，是藏传口头文学的特点，也成了阿来神往的艺术目标，并构成了他吸收中外文学养分的依据。

循着这样的思路，阿来发现“想象”在文学创作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认为，在当下的文坛，肤浅的现实感紧紧地束缚了许多作家的想象，单调、枯燥、乏味，远没有口传文学那样的生气蓬勃、流动不拘。他认为，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绝非仅仅是对现实作一种简单的模仿，而是要依据恢宏的想象，在心灵空间中用文字建构起另外一个世界。由此，他发现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写成的汉语言文学作品，倒是开辟了汉语言文学新的语感、新的想象空间。他提到了比他较早进入文坛的马原和扎西达娃：“真正当代意义上的西藏文学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由马原、扎西达娃等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实绩所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成功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中国文学的格局中，这些人前所未有地放纵了自己的想象，而且通过大胆而有些恣意纵情的叙述，达到了一种表达的自由。”20世纪80年代，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虚构》《拉萨河女神》和扎西达娃的《系在皮鞋扣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等作品给当时的文坛刮起了一股强悍的新风。尤其是马原更被称为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开创者。阿来认为，后来的研究者将马原、扎西达娃的成功归因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其实是没有深入地把握住根本的缘由。“外来的文化影响被当成了这一文学现象的唯一精神来源，造成了其内在价值未被全面开掘与认知的局面。在拉萨、在西藏那样一个特别的环境中，其他因素对作家或明或暗的影响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是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局面。”(16)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02、202页。在这里，令阿来十分遗憾的“其他因素”就是“前所未有地放纵了自己的想象”和“大胆而有些恣意纵情的叙述”。这样的想象和叙述，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所罕见的。在阿来看来，它是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作家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或者说是汉族作家从少数民族文学遗产中获得的宝贵财富。其中有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这块神秘的土地所赐予。

与想象直接相联的是诗意。

阿来坦陈：“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民间文学还有一种美学上的风格。它没有历史现实那么可靠，但它在形式上更生动、更美。”(17)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94页。不注重于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必然会有助于艺术的飞翔。“艺术一定要写真实的生活中必然发生的吗？艺术大多数时候，好的艺术是在描绘书写那种我们愿意它发生的事情。”(18)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19-120页。这里所谓“愿意”的事情，显然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而是我们情感上愿意接受的事情，也就是“更生动”“更美”的事情。在此，作家也就是诗人了。

说起来，阿来所生长的时代，还恰恰是适宜诗人成长的阶段。在那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关头，对于一个敏感的文人来说，是到处充满了诗情的。他说：“那个创造了众多动人传说与神话的富于诗意的民间正在消失，以文字作为固定表现形式的另一种规范正在建立。尽管如此，擅长诗意表达的民间余韵犹存，使我可以带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去重温那个诗意，惜别那个时时有灵光闪耀的民间。”(19)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06页。富于诗意的民间以及犹存的民间余韵，在阿来看来，那个上千年停滞不前的社会在20世纪翻天覆地的变革中，是最容易触发人们的诗情的。因此，阿来说：“我的文学尝试从诗歌开始。而且，直到今天，这个不狭窄的，较为阔大的开始至今使我引为骄傲。”(20)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1982年，阿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振响你心灵的翅膀》。这首诗歌，是他的处女作。

让阿来最为钦佩并引为文学导师的，是惠特曼和聂鲁达这两位诗人。

喜欢游荡、冥想与大自然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在其《草叶集》中，以其自由诗体的形式打破了传统的诗歌格律，以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节奏明快、奔放，尽情渲泄着诗人的情感，汪洋恣肆，舒卷自如。这一下子引起了阿来的共鸣。很多年以后，他说惠特曼的短诗《船启航了》仍然让他激动。诗是这样的，很短——“看啊，这无边的大海，/它的胸脯上有一只船启航了，张着所有的帆，甚至挂上了它的月帆，/当它疾驶时，航旗在高空中飘扬，她是那么庄严地向前行进，/下面波涛汹涌，恐后争先，/它们以闪闪发光的弧形运动和浪花围绕着船。”(21)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这些自由无羁的雄壮诗行，正是阿来心中涌现的最合适的表达方式。

还有那位智利当代诗人聂鲁达。这位1971年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其代表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伐木者，醒来吧》等，既继承了西班牙民族诗歌的传统，又接受了波特莱尔等法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感情浓烈、想象丰富；既表达出现代自由主义精神，又通过超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记录下神秘的内心体验。这自然能征服生长于青藏高原的阿来。“我仍然记得，他怎样带着我，用诗歌的方式，漫游了由雄伟的安第斯山统辖的南美大地。被独裁的大地，反抗也因此无处不在的大地。被西班牙殖民者毁灭了的印第安文化英魂不散，在革命者身上附体，在最伟大的诗人身上附体。”(22)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这该是多么贴切的文坛偶像啊！因此，阿来由衷地说：“感谢这两位伟大的诗人……有了这两位诗人的引领，我走向了宽阔的大地，走向了绵延的群山，走向了无边的草原。”(23)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行吟诗人由此产生，他的创作特色也正该由此理解。

阿来是由诗歌进入文坛的。在20世纪80年代，他创作了为数不少的诗歌，大都收录于《梭磨河》集中。后来，他停止了诗歌创作，而转向小说及其他创作。但是，在他心中，诗情并未泯灭，只是把诗情转移了。他宣称：“这些诗不仅是我文学生涯的开始，也显露出我的文学生涯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姿态。……而且，我向自己保证，这个开始将永远继续，直到我生命的尾声。”(24)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05页。

一个永远的诗人，只不过后来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呈现了。然而，在阿来的文学观念中，瑰丽的想象和飘逸的诗情应该是它的主要内容了。

三

说起理想中的小说，阿来认为应该是超越于单纯的故事之外的。

阿来说：“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成功的小说家一定都是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在讲述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而且非常成功，发人之所未见的这样的一些人。”他又说：“当我们只是匆忙地把所有的经历都集中在对故事的设计推进、对事情来龙去脉描写的时候，其实这个小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有时，他还会略带偏激地说：“很多叫作作家的人你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写的，我在找故事。从这句话我就知道这个人最多是个三流的小说家，他不是真正的作家，因为小说家从来不缺乏这些。”(25)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8、93、73页。

得益于他对中外文学名著经典的广泛阅读，同时，还更多地来自青藏高原口传文学的影响，阿来认为优秀的小说必然不会满足于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他向往的是口传文学者那种神灵附体的激情状态。“说唱艺人相信演唱能力是神所赐予，其方式对今人来说就显得十分神秘。”(26)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每天太阳照亮这些群峰的音阶，度完崎岖，高原的平旷，犹如一声余音绵长的亘古浩叹。所有曲折婉转，所有的奇崛诡异，都伴随着情感无际的流淌，都应和着血流中跌宕的吟唱。”(27)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91页。这种吟唱效果的实现，阿来认为，主要是抒情性和心理描写。

先说抒情性。在连绵吟咏的口传文学中，吟唱总是与抒情结合在一起的。再加上阿来本人对中外文学经典的体悟，他经常会自问自答：什么是小说的节奏？难道只是那么简单地起承转合吗？它内在的节奏是什么？他觉得这就是小说处理情感的方式，是小说使自己丰腴饱满的有效的方法。他重视情感的抒发。他发现，小说中大部分的波澜还是情感的波澜，作家关注的重点，自然就应该是情感的起伏、暗涌、回旋、分析、再分析。他相信优秀的小说，会有一种深刻的真切的情感贯穿始终，在感染你，在不经意间通过一个人的眼神或动作触动你。于是，他大胆地说：“人物关系在古代小说中几乎被穷尽了，甚至人物关系当中所包含的那种精神意味也几乎被穷尽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施展的空间就是：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社会生活的变化。那我们能不能用我们最敏锐的感觉捕捉到这些新的东西？而且用非常有质感的方式把它与人物的命运、性格、情感紧紧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把人物的性格、情感特别质感地、特别准确地呈现出来。”(28)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0-181页。

试看一段机村史诗《空山》中的抒情性描写：“大部分时候，村庄是平静的，但这种平静不是一场雨水过后，太阳照亮绿树，沃土散发熏人气息的那种平静，丰盈而且满溢。如果那宁静突然被打破，一定是自己忍俊不禁，发出了舒服至极的呻吟。阳光跳跃在麦浪之上会发出这样的声音。风拂过波光粼粼的宽阔水面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盐融化于茶，最后潜行到血液中也会是这样的声音。”(29)阿来：《空山》，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50页。这是机村难得的一次欢娱时刻。通信电缆、柏油马路通了，沉寂已久的机村也随着时代进步了。因此，阳光跳跃在麦浪上、微风拂过粼粼的水面，就像血液中盐融化于茶的欢畅！情融于景，景胜于言。阿来总是追求在小说中表达出浓郁的情感。

再说心理描写。在阿来的心目中，心理描写总是与抒情相伴而生的。他说：“今天我们的很多小说有一个问题：很少能把人的情感、心理，尤其是把人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那种微妙的联系，生成一个生动细腻的微妙的敏感的表达。”心理变化的过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情感变化的过程。小说必然写人，而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造成了情节的变化和故事的发展；要使作品具有非常好的叙事弹性，就必须要有好的心理和情感的描写。“这个弹性来自于生活的质感，更重要的是来自人物的心理、情感的丰富性。把那些最隐秘的最微妙的东西揭露出来才是最最重要的。”(30)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65、169页。在这里，阿来把心理和情感视为“最最重要的”因素，可见心理和情感在其文学观中的重要地位。

至于心理描写，阿来觉得在当下多媒体时代，其需要显得比抒情性更迫切一些。他说：“今天很多小说过于偏重外在的，而对内在的情感重视不够。小说走到今天这个视频、音频、图片空前发达的时代，若它还有一席之地，那么它的长处便是心理描写。”(31)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6页。逼真写实的功夫、对具体器物和场景的描写，可能在多媒体时代会败下阵来，而心理描写，则应该是小说家的看家本领。

我们可以看一段阿来的小说中精彩的心理描写：“一阵微风吹起，又是一股一股的杜鹃花香气送到鼻腔里来，但他已经没有感觉了。房子背后，河岸下面，轰轰奔流的河水他也没有听见。星空灿烂，河水轰鸣着在星光下奔向东南。而芬芳温暖的春风之中，这片群山里，一片片的杜鹃正从山脚的河岸，由低到高，开向山岗。再有一个多月，现在山顶积雪的那些山梁，将变成杜鹃的海洋。”(32)阿来：《轻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50页。这是长篇小说《轻雷》中的一段描写。从学校退学回来做生意的少年拉加泽里，拿到了第一张木材出关批条。运气来了，财富来了，两年的屈辱可以洗刷了。他抑制不住兴奋地跑到了山梁上，河水潺潺、春风醉人，眼前是一片杜鹃花开的灿烂景色。这段描写，显然把这位少年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

除了心理描写和抒情之外，重视自然植物的描摹与运用，也是阿来文学观念中一个重要方面。

阿来在对青藏高原进行人文观察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对自然植物的了解。他觉得植物学不只是积累一些有关自然的知识，也不只是一种生活态度与方式，更是一种世界观。“佛经里说天下众生不止是众人之众，而是所有的生命。……这些生命和人类都是‘一云所雨’、‘一雨所孕’的结果。共存共荣，这才是真的众生平等，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世界。超越人的社会的更广大更美丽的世界。”(33)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07页。其原因，首先是与阿来的出生环境相关联。他生长的青藏高原，尤其是他从小生活的阿坝地区，与闻名遐迩的、以绚丽多彩的景色为其特征的九寨沟相距甚近。繁花异草，茂林修竹，色彩斑斓，缤纷炫目。人是地之子，而这些植物也是这块特殊的土地所赐予。“当我在青藏高原这片我视为自己的精神高地上漫游时，吸引我的不再只是其历史，其文化，以及由历史与文化所塑造的今天的族群的情感与精神秘密。我也要关注这土地上生长的每一种植物。从此，不止是一个一个的人，而是每一种生命都成为我领受这片土地深刻教益的学习对象。”(34)阿来：《大地的语言——阿来散文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02-203页。因此，他要描写与反映青藏高原，就必然不能遗忘这里的自然植物。其次，与他对中国文学的独到感受有关。他说：“中国文学本是有亲近自然传统的，但似乎都集中在诗歌与散文，一入小说，便陷入功利与权术了。近些年来，我觉得把自然作为一个重要角色引入叙事文学，看见美丽，发现生命自在超拔的本性，或许是条拯救之道。”(35)阿来：《大地的语言——阿来散文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03页。于是，阿来特意买了专业的相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青藏高原的花花草草、林林木木，观察入微，了然于心。而这样的知识，也都浑然天成地进入他的小说世界。

不妨看一段阿来的小说中对植物的描写：“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所有人类居住过活动过，然后又遗弃的地方，恢复植被后长出的草与周围环境大不相同。这些草木更茂盛，更荒芜，更凶蛮，更加杂乱无章：木本的接骨木、忍冬、多刺的蔷薇，草是宽叶片的牛蒡、牛耳大黄、水芹菜、荨麻、大火草，这些都是山野中不漂亮的植物，它们也自惭形秽一样只生在一些偏僻的角角落落。”(36)阿来：《轻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09-210页。如此众多的植物，既是现实场景的真实表现，同时，也使得小说色彩绚丽、生机盎然。

阿来说：“虽然大家常说，小说好看是因为故事好看，殊不知，故事并不会因为曲折，因为大出意外就变得好看，故事本身还需要更有力的依托。”(37)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30页。这是阿来对小说艺术的体悟，其实也正触摸到了艺术的真谛。

正是因为阿来对抒情性、心理描写以及自然植物的重视，他的小说才饱满、真切、动人，丰茂华美。

四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阿来是一位极具语言特色的作家。

阿来生活在藏区，会说藏语，然而从小接受的是汉语教育，能用汉语进行创作，而不会用藏文写作。这种独特的状况，使他拥有了汉族作家所没有的困惑与追求。

“典雅，同时封闭；丰厚，同时失语。很不幸，我自己的本族文字就面临这样一种状态。她那么专注于宗教神秘奥义的发掘与思辨，那么华丽繁复庄严地高高在上，却缺少对人生与鲜活世态的关注与表现，在日渐退守的过程中，她又变得十分敏感，而使人遗憾的是，这种敏感，不是对变化，而是对自尊。这样，汉族这样一种在表达上几乎无所不能的语言的长驱直入，完全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了。”(38)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15页。这是阿来眼中的藏语，显然，它已承载不起新的文学的使命。于是，尽管他对藏族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仍放弃了学习藏文、使用藏文进行创作的努力。同时，他也感到放弃藏语、选择汉语，并不应该是简单地向汉语投降，而是应该用本民族的优秀遗产去丰富汉语、补充汉语。因此，阿来用带有几分使命感的意味说道：“当一种语言随着时代大潮发生巨大变化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语言现实。注意到非汉语的人们加入汉语的写作中来，并非仅仅是同化那么简单。因为他们也给这种语言表达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丰富了这种语言，扩展了这种语言。”(39)阿来：《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62页。这自然是勇敢的应对之道。

那么，努力融化与吸收了藏族文化特性的阿来的文学语言又有什么特点呢？其具体表现又是如何？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长句式。这是阿来从青藏高原的自然景观中得到的启发。“看吧，河流剖开一层层岩石，深切着山谷，又在宽广的三角洲制造平原。山脉曲折行进在高原和大海之间，使大地深遂辽远。每天太阳照亮这些群峰的音阶，度完崎岖，高原的平旷，犹如一声余音绵长的亘古浩叹。”(40)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91页。这是由特殊的地理环境所造就的。青藏高原上的口传文学往往都是那样的沉静舒缓、连绵不绝。因此，阿来相信：“如果短诗句是城市中指向天空的唐突而慌张的水泥建筑，是现代情感恰当的外在形式，那么，我相信，长诗句更多地将对应着古老而生机勃勃的自然。”(41)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89页。

试举两例。第一例：“天慢慢黑下来。西北方靠着阿吾塔毗雪山的天上出现一片徘红明亮的晚霞，但在这山谷的低处，夜色水一样由低到高掩了上来，把环坐在广场上的人们的身子掩入了黑暗，只有仰天向上的脸，还被远处霞光的一点光亮照着。”(42)阿来：《随风飘散》，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9页。这是长篇小说《随风飘散》中的一段情景。姿态逶迤、动作缓慢，把那种近乎停滞不前的生活真切地表达了出来。而这长句式恰恰正是表现这种生活最贴切的形式。第二例：“后来流传的银匠的故事，都不说他的死亡，而只是说他坐着自己锻造出来的月亮升到天上去了。每到满月之夜，人们就说，听啊，我们的银匠又在干活了。果然，就有美妙无比的敲击声从天上传到地上：叮咣！叮咣！叮叮咣咣！那轮银子似的光华倾洒到人间。看哪，我们伟大的月亮啊！”(43)阿来：《行刑人·银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75页。这是《尘埃落定》外篇《月光里的银匠》中最后对手艺人银匠的交待。语句迟缓、气韵悠远、一唱三叹，把当时的气氛与情绪都富有感染力地表现了出来。

第二，鲜活性。或许是由于家乡特有的色彩斑斓的自然风貌，也或许是他对文字鲜活性的自觉追求，阿来在作品中常能巧妙地运用形体、动作、声音、色彩等手段，营造出一幅幅鲜活生动、自然真切的艺术画面。他常说起家乡地理的优势：“高原地理上的高度给了阳光以金属般的质感，使被照耀的大地呈现出雄奇的姿态。而高原的起伏，河流的蜿蜒，四处行走的人们坚毅的脸，又成就了阳光最大胆、最纵情的勾勒。”(44)阿来：《群山的声音》，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20-221页。这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地貌。而阿来，则将它作为了自己获取艺术灵感的源泉。在当代同时期作家中，阿来文学语言的鲜活性是值得称道的。

先看一段《尘埃落定》开头时的描写。“母亲正在铜盆中洗手，她把一双白净修长的手浸泡在温暖的牛奶里，吁吁地喘着气，好像使双手漂亮是件十分累人的事。她用手指叩叩铜盆边沿，随着一声响亮，盆中的牛奶上荡起细密的波纹，鼓荡起嗡嗡的回音在屋子里飞翔。”(45)阿来：《尘埃落定》，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页。有动作、有色彩、有声响、有画面，一个百无聊赖、气息发霉的土司女贵族形象跃然纸上了。

再看一段长篇小说《荒芜》中的文字。“没过多少年，机村周围的山坡就一片荒凉了。一片片的树林消失了，山坡上四处都是暴雨过后泥石流冲刷出的深深沟槽，裸露的巨大而盘曲的树根闪烁着金属般坚硬而又暗哑的光芒，仿佛一些狰狞巨兽留下的众多残肢。”(46)阿来：《荒芜》，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50页。语句顿挫、结构繁复，然而所构成的却是一个残破、肮脏、狰狞的画面，由此表现出阿来对环境破坏者的深恶痛绝。这些鲜活的语句，在他的作品中似乎随处可见。

第三，炼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些作家因为对字、词的反复推敲、琢磨，创造出令人叹服的效果，而为人们所称道。比如杨朔的《雪浪花》《泰山极顶》等篇中的许多语句，都常被人们誉为神来之笔。在阿来的作品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有些字、词的运用，常常让读者拍案叫绝。这体现出作者敏锐的艺术眼光，也有作者苦心孤诣的执着追求。试看几例：

“望着湛蓝的湖水，湖对岸念青唐古拉山那些亘古如此的雪峰就度到心中来了。”(47)阿来：《大地的语言——阿来散文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36页。这里的“度”，如果你是站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面对着一汪湛蓝湛蓝的湖水，头顶上是一片瓦蓝瓦蓝的天空，你就不得不感叹这个字用得确实恰当极了。

“当他的部族人口增长，在宽阔的草原上星罗棋布，分析出一个又一个新的支系，这个部族便需要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具象的中心。”(48)阿来：《大地的语言——阿来散文精选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55页。部族代代繁衍，星星点点地居住在一条条河流旁边，因而，这里的“分析”一词便有非常形象的意义。

“当我坐在他们中间，看到黑色的闪光公路从峡谷中飘逸地滑过……”(49)阿来：《空山》，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3页。峡谷深处绿荫蔽日，一条黑色的公路闪闪发光，蜿蜒盘旋。在这片沉寂多年的群山中，闪光的公路是速度、是动感，因而说“飘逸”是再形象不过了。

“都说岗托土司从汉地得到了一种打人像割草一样的枪，叫机枪，我们可没有草那么多的人啊！”(50)阿来：《行刑人·银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58页。机枪能让人成排地倒下，而岗托土司人，除了见过成排地割草外，就想不出其他的经验。所以，用“割草”来形容真是令人叫绝。

阿来说：“每个人的小说的语感节奏，以及由语感和情节起伏所构成的整个小说的整体节奏，都不一样。”(51)阿来：《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5页。这是由每个作家的艺术个性所决定的。

人们可以欣喜地发现，阿来驾驭汉语文字的能力不仅克服了他运用非本族语言写作的弱点，甚至超越了绝大多数的汉语作家。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的语言高手。瑰丽想象、飘逸诗情以及抒情、心理描写、植物志等多种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共同使他的作品构成了一个激情饱满、诗情洋溢、色彩绚丽、生机盎然的文学世界，也使阿来在众多的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成果卓著。

我们相信，阿来这位从青藏高原走出来的行吟诗人，其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将愈来愈多地受到读者与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