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山东作家相关史料钩沉(1913—1958)*

刘 泉 刘增人

(1.青岛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2.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

山东的鲁迅研究源远流长，每个时期都有其鲜明特点，并且与其他时期的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鲁迅研究的重要分支，从而为中国乃至世界鲁迅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913年，山东籍作家王统照始读鲁迅的《怀旧》，拉开了鲁迅及其作品在山东的阅读史、传播史序幕。1958年，山东大学从青岛迁至济南，山东鲁迅研究呈现出从个体阅读研究形态转向以大学为“集团”“基地”的学习研究模式，因此1913—1958年可以称为山东鲁迅研究的前期。此间，既有臧克家、田仲济等山东籍作家的学习、研究成果，也有汪静之、台静农、冯沅君、华岗等身处山东的非山东籍作家的学习、研究成果，两种资源共同构建起山东鲁迅研究的谱系。从那时至今已经100多年，作为山东学界的后来人，我们有责任把这些行将湮没于历史烟云深处的史料进行认真整理，复原其原生态状貌。这不仅是对前贤功业的真诚彰显、对过往历史的应有敬畏，也是致敬鲁迅诞辰140周年的一瓣心香。

一、鲁迅及其作品对山东籍作家的影响

(一)王统照与鲁迅

王统照(1897—1957)，山东诸城人。1916年，王统照开始致函《新青年》。1917年，发表白话短篇小说。1918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就读英国文学系。1919年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1月4日，成为文学研究会12位发起人之一。1922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叶》。1923年，主编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1924年，出任中国大学教授兼出版部主任。1919—1925年，加入“晨光杂志社”“中国大学学报社”，创办《自由周刊》等。1926年，离开北京返回故乡，次年移居青岛，后来赴上海从事文学活动，主编《文学》《大英夜报·七月》等。1945年春，返回青岛，1949年后赴济南，先后担任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省文教厅厅长、山东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等。

山东作家中最早认识到鲁迅及其小说作品价值的无疑是王统照，而连结这两位现代作家的文学、情感的纽带的则是《新青年》杂志。1956年10月19日，王统照在《文艺月报》10月号上发表了《第一次读鲁迅先生小说的感受》，满怀深情地回忆起1913年他在济南读中学时，从《小说月报》第4卷第1号读到鲁迅以笔名“周逴”发表的短篇小说《怀旧》，看到编者恽铁樵对这篇小说的特别重视，深受启迪。后来他曾多次追忆，当得知“周逴”即鲁迅时的愉悦和兴奋。所有这些，都颇具说服力地证明了山东自此拉开鲁迅阅读史与传播史的序幕。《第一次读鲁迅先生小说的感受》收录在田仲济编辑《王统照文集》第6卷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也收录在杨洪承编辑《王统照文集》第6卷中(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

1923年5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王君统照来”，这标志着山东作家与鲁迅开始了正式交往。此后，鲁迅日记、书信中多次出现王统照的名字，记录了两位新文学作家的来往。从1913年王统照初读鲁迅小说到1923年赴八道湾拜访鲁迅，整整经过了10个年头。10年里，鲁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神秘作者“周逴”，转身成为五四新文学旗手；王统照也由一个山东济南的中学生，转而成为在北京文化界小有名气的新文学青年、时代的弄潮儿和先觉者。不难看出，是《怀旧》《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阿Q正传》等鲁迅作品的感召，才把新旧交替时代仅仅是熟读了四书五经的青年学生王统照吸引到鲁迅住所，进一步推动他置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前列，成为中国第一代现实主义文学流派——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人物之一。

1925年，北京文化界爆发了以许广平、刘和珍为代表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抗该校校长杨荫榆以及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的自由民主运动，史称“女师大风潮”。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等以《语丝》等为阵地坚定地支持学生，陈西滢、徐志摩等则以《现代评论》等为阵地声援校方。正当风潮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一份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的《自由周刊》及时问世，其发起人兼主编就是王统照。自8月1日刘百昭等指挥军警打进学校、封锁校门、停电断粮、强行解散女师大四班学生以来，女师大事件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自由周刊》及时地作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应。长篇论文《吊章士钊并讨反动派》(宋介)、《女师大事件之起因的解剖》(汪清伦)侧重分析论证当时的形势，而等到汪清伦的《杨荫榆太不要脸面》刊出时，双方便进入短兵相接的时段。8月20日，赵逸庵直称章士钊的《甲寅》为“老虎报”，主张《自由周刊》“出而发起一大规模的‘伏虎运动’”(1)章士钊主编的《甲寅》封面绘有斑斓猛虎，故时人咸称其为“老虎总长”，该刊为“老虎报”。。编者在跋语中也明确表示：“章等凭借甲寅，日以其反动派的朽腐思想聒世人，我等惧重祸国家。故亦主张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开始作‘伏虎运动’”。在关键时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愈发可见进步文人文化立场的共同性。

1930年代中期，王统照因为长篇小说《山雨》触犯当局，小说被迫删改，人身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不得已卖掉故乡的田亩，“自费”到欧洲“旅游”避难。1935年王统照回国，1936年7月1日起，接手出版于上海的大型月刊《文学》。《文学》创刊之初，鲁迅与王统照同为该刊的编委。鲁迅出于自己对傅东华等人的认知以及对《文学》编辑群体的不满，对于《文学》的前途颇感困惑。他在1936年5月3日致曹靖华信中指出：“从七月起，《文学》换王统照编辑，大约只是傀儡，而另有牵线人。”(2)鲁迅：《书信360503》，《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86页。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不出鲁迅所料。1936年12月1日，王统照在《文学》第7卷第6号的《编后记》中无法抑制地感慨道：

编者在“固辞不获”的情形中，强抑着心情从春天起续编本刊，每每发愁。(读者诸君！这不是份使人高兴的“差事”，我诚心地说，)好处说，是主持“选政”罢；(多寒伧无聊的话)往坏处说，简直是“自投罗网”。……要对得起读者，作者，还要对得起编者自己的真心！因此便多担上一份心事，终天丢不下。也许有人笑了：你这没勇气没魄力的编辑者，为什么只是对大家诉苦？但这种“差事”，(又是两个寒伧无聊的字眼)若只凭一支丈八蛇矛与一头撞死的傻劲能办的了吗？论来应分有丰赡的学识，鉴别文字的本事，更需要精心与耐力；这并不够，还得附带上应付环境的“才能”。读者请不要误会了这句话，但这确是必要而不可缺的一种作编辑者的“才能”！如果他想把这件工作继续下去，在现在中国的文坛上。

编者却那样也不够！从寓楼窗外的林檎树发出新芽时起，直瞅到现在，那些干枝上只挂着几片枯黄的死叶了，劲风与霜气催迫着我们又挨到隆冬，编者在寒宵的炉火旁边眼看着一堆一叠的函札，文稿，往往低叹。但这是为了什么，自己也说不出。(3)王统照：《编后记》，《文学》1936年第7卷第6号。

1936年10月1日，王统照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21位文艺家共同签名发表了《文艺界同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0月19日晨，鲁迅病逝于上海。当天夜里，王统照写下《噩耗》一文，发表于《光明》1936年11月25日第1卷第10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10月22日下午，上海万国殡仪馆内为鲁迅举行“启灵祭”，执绋者6000余人，送葬者数万人，王统照亦在送葬队伍中。据端木蕻良回忆：“鲁迅先生逝世后，我和统照先生同在送葬的行列中，他打着黑领带，默默地走着，不时取下眼镜，用手帕擦拭被泪水模糊了的镜片。”(4)端木蕻良：《统照先生和我》，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诸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统照先生怀思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79页。10月23日，王统照在上海《大晚报·每周文坛》发表《人格的启示》，他强调“鲁迅先生所留予我们的，第一是他人格的伟大！不屈服于任何力量，任何人，任何的浮泛的温情的好话。……鲁迅先生永逝了！在艰苦挣扎中的中华民族尤其需要把鲁迅先生平生的精神保持下去，应付我们的这个时代！”10月24日夜，他写了《悼鲁迅先生以诗记感》，发表于《文学》1936年11月1日第7卷第5号。王统照把《文学》该卷该号编为“鲁迅先生纪念特辑”，刊发茅盾、郁达夫等写作的悼念诗文6篇，画页22帧，并在《编后记》中深表哀悼。同日，还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2号“悼鲁迅先生特辑”发表文章，盛赞鲁迅精神的感化力。12月1日，《文学》第7卷第6号出版，王统照编为“鲁迅先生纪念特辑(二)”，刊出论文、散文3篇。1937年10月17日，王统照为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写诗《又一年了》，刊于《烽火》第7期。

1936年夏，后来被誉为“捷克汉学的奠基人”的普实克，从捷克驻日本公使馆给《文学》主编王统照写信，并委托转交写给鲁迅的信，表达自己希望将鲁迅小说翻译成捷克文本的请求。王统照当即转呈该信……于是之后有了鲁迅的《〈呐喊〉捷克译本序言》(1936年7月21日作，收录在《且介亭杂文末编》，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鲁迅和捷克的文化交流，经王统照牵线，遂成为文坛美谈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此事的始末，刘增人曾经撰写《关于鲁迅致普实克信的一点资料》。原文节选如下：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北京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首次发表了鲁迅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致捷克汉学家Y．普实克院士的信，这对鲁迅研究，对中捷人民的文化交流，都是有意义的。编者在“注”中说明，普实克院士把他珍藏多年的鲁迅手稿三件及一九三三年鲁迅照片一张捐赠中国，现由文物局交北京鲁迅博物馆保存。鲁迅的信，就是据手稿抄录的。

普实克致鲁迅先生信，原件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已由戈宝权同志译出，并全文引用在他的《鲁迅和普实克》一文中(见一九七九年二月《鲁迅研究资料》第三辑)。那么，从他同一时间为了同一目的写给《文学》的信抄出来，是有益的。王统照的复信也可供参照。下面是普实克致《文学》信和王统照的复信，原载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出版的《文学》第七巻第四期。普实克的信，原刊上没有称谓和署名，亦不注日期。(5)刘增人：《关于鲁迅致普实克信的一点资料》，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4-225页。

1946年春，王统照回到青岛，先后两度执教于复校后的山东大学。1949年6月以降，王统照发表过若干诗文纪念鲁迅，主要有《十三年》(诗，载《胶东日报》1949年10月19日)；《在青岛市文化教育界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集会上的讲话》(论文，载《胶东日报》1949年10月20日)；《纪念鲁迅先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论文，载《大众日报》1951年10月19日)；《有关鲁迅的杂忆》(论文，载《前哨》1956年10月号，内含两篇，即：《从阿Q 正传的初刊谈起》《有关恋爱的几句话》)；《第一次读鲁迅先生小说的感受》(论文，载《文艺月报》1956年10月号)等。

由此可见，王统照既是山东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领路人，同时又是山东鲁迅研究的先知先行者和毕生坚守者。

(二)傅斯年与鲁迅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1918年，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之后，傅斯年于1919年2月1日在《新潮》第1卷第2号“书报介绍”栏目以“记者”名义郑重推荐。不久傅斯年又以《新潮》编者的身份，向鲁迅寄送刊物，征求指导意见。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称赞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指导下呈现出一些新气象，其中傅斯年、罗家伦等的《新潮》杂志，表现突出。4月16日，鲁迅回复傅斯年的信函，发表在《新潮》月刊1919年5月第1卷第5号，标题为《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此文现收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927年，傅斯年与鲁迅在中山大学共事，后因鲁迅与顾颉刚交恶而与鲁迅疏离。

1935年3月2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再次称赞傅斯年等《新潮》作家，充分肯定了他们与《新青年》编辑一起，共同成为五四时期的“为人生的文学”的代表性文学群落。

尽管鲁迅与傅斯年的关系前后有所变化，从相得到疏离，但傅斯年对《狂人日记》的介绍，却一直被认为是中国鲁迅研究史尤其是鲁迅小说研究史的开篇之作。

(三)臧克家与鲁迅

臧克家(1905—2004)，山东诸城人。1929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预备班，并开始发表新诗。1930年，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为该校该系第一届学生。1933年，在王统照、闻一多等资助下，自印出版第一部诗集《烙印》，次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增订本，被誉为1933年诗坛新人。1934年，出版诗集《罪恶的黑手》，寄请鲁迅指正。1936年，将诗集《自己的写照》题字“鲁迅先生批评”寄赠鲁迅，鲁迅在1936年8月22日写的日记中记有“臧克家寄赠诗集一本”。

此后，臧克家创作了多篇诗文纪念鲁迅。主要有以下篇目：1936年11月4日，写《喇叭的喉咙——吊鲁迅先生》(诗，载《作家(上海)》月刊1936年11月15日第2卷第2号)。1949年11月1日，写《有的人——纪念鲁迅先生有感》(诗，载北京《新民报》1949年11月1日第16号，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纪念鲁迅先生诗作的经典)。1951年9月15日，写《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论文，载《新华月报》1951年10月号)。1956年9月17日，写《鲁迅对诗歌的贡献》(论文，载《解放军文艺》1956年11月号)。9月23日，写《鲁迅写的纪念文章》(散文，载《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3日)。9月24日，写《“鲁迅六周年祭”在重庆》(散文，载《文艺报》1956年10月15日第19号)。同日，又写《在反动统治下鲁迅年祭的遭遇》(散文，载《文艺报》1956年10月15日第19号)。9月25日，写《鲁迅的遗嘱》(杂文，载《工人日报》1956年10月11日)。10月，写《鲁迅是怎样从事编辑工作的》(论文，载《新观察》1956年10月16日第20期)。同月，写《从纪念鲁迅想起的》(杂文，载《文汇报·笔会》1956年10月22日)。1957年9月，写《“遵命文学”与“奉命文学”——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有感》(杂文，载《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9日)。10月13日，写《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一周年》(杂文，载《光明日报》1957年10月19日)。1961年10月10日，写《毛主席亲题鲁迅诗》(评论，收录《学诗断想》，北京出版社1962年)。11月10日，写《再谈毛主席亲题鲁迅的诗》(评论，载《人民日报》1961年11月9日)。1976年10月，写《伟大预言已经实现——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诗，载《光明日报》1976年10月17日第55期)。1977年7月20日，写《〈哀范君诗〉第三章“小”字试解》(杂文，收录《臧克家散文小说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1977年，写《〈有的人〉的遭遇》(载《上海文艺》1978年4月号，收录《学诗断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979年8月12日，写《京华练笔三十年》(散文，载《花城》文艺丛刊1980年1月第3集)，其中回忆道：“《有的人》，这篇纪念鲁迅而写的短诗，是我到北京后的首产。三十年风云流逝，而这首小诗的生命力却依然旺盛。它在丙辰清明被抄在天安门广场革命同志的板报上，因为它，两位女青年被打成反革命(为此我写了《有的人的遭遇》一文)；它在大会上多次被朗诵过，它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并且，许多报刊要我谈谈怎样写这篇诗的。《有的人》是一篇抒情诗，有感而发，好似不需要生活做底子。”1979年12月15日，写《关于有的人》(散文，载《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第3期)。1980年12月9日，写《三谈有的人》(散文，载《语文学习》1981年第2期)。1981年1月，写《怎样评价人物——学习鲁迅的科学态度》(杂文，载《光明日报》1981年1月21日)。4月13日，写《〈有的人〉的产生过程》(散文，载《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8月号)。8月，写《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散文，载《人民文学》1981年9月号)。9月3日，写《百年怀人——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感》(诗，载《光明日报》1981年9月20日)。同日，写《念巨人——纪念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诗，载《北京日报》1981年9月24日)。1986年1月8日，写《读〈诗·寓言·小说——《狂人日记》新论〉》(评论，载《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1987年9月24日，写《今之视昔——在〈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发言稿，载《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1991年4月2日，写《鲁迅的少作——我对〈自题小像〉的理解》(评论，载《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

毫无疑问，无论从数量看还是从影响看，臧克家都是山东鲁迅研究的最重要作家之一。

(四)于黑丁与鲁迅

于黑丁(1914—2001)，山东即墨人，原名于敏道。1930年，在王统照的指导下，于黑丁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上发表处女作。1933年，在青岛参加“左联”，主编青岛《民报》副刊及《汽笛》半月刊，与孟超、臧克家、崔嵬、吴伯箫等成为文友。1934年，由黄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秋，赴上海，参加左翼文艺运动。1936年4月20日，致信鲁迅，开始了与鲁迅的交往。后经鲁迅介绍，他的短篇小说《路》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杂志上。1938年，与臧克家筹组文化工作团，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赴重庆，参加“文协”工作。1940年，赴延安，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谷雨》月刊编委，曾参加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1948年，任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中南文联副主席、中南作家协会主席，创办了《长江文艺》。1963年，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

鲁迅在1936年4月20日、23日、26日和5月1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于黑丁的来信。1949年后，于黑丁撰写了《鲁迅与我们》，深情回忆鲁迅对他的指导和帮助。

(五)田仲济与鲁迅

田仲济(1907—2002)，山东潍县(今称潍坊)人。1926年，中学毕业后升入济南商业专门学校，后改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商学系学习。1929年，赴上海入中国公学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系继续攻读。1930年，赴济南任正谊中学教师兼黄台分校主任。1932年，赴掖县任山东省立第九中学语文教师。

1934年11月10日，田仲济与友人创办的《青年文化》月刊在山东济南创刊，田仲济任主编，参与编辑的还有冉晋叔、朱宝琛、苏亦农、孙珍田、尚希平、王卓青等。该刊由济南“北洋书社”出版并代理发行，为大16开本。这是山东进步文学期刊中最早发出抗日之声的“领头雁”。

《青年文化》在济南率先发出“抗日救国”怒吼的同时，又开辟了反击封建复古潮流的新阵地。1936年6月1日第4卷第2期刊载了蔡元培、鲁迅、郭沫若等近700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田仲济就是签名者之一。据史料表明，鲁迅的《关于新文字——答问》，也是在《青年文化》上与读者见面的。这就足以从一个特定角度证明，该刊在学术文化界的较大影响。

1954年，教育部下文正式批准田仲济在山东师范学院招收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同年，田仲济又在山东师范学院举办现代文学专业青年教师进修班，培养了诸多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的学术骨干。1959年，他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学术专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系统阐释了以鲁迅为“旗手”的五四文学运动精神，开辟了鲁迅研究的新格局。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山东师大形成了以鲁迅研究为主体的学术梯队，被誉为“山师学派”。魏建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以“山师学派”为例》(6)魏建：《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与学派传承——以“山师学派”为例》，《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李宗刚、高明玉的《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资料汇编的历史回溯》(7)李宗刚、高明玉：《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资料汇编的历史回溯》，《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两篇论文通过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整理和研究的历史经验，对“山师学派”进行了详实论述。1976年以后，田仲济出任首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鲁迅研究的带头人之一。

(六)刘泮溪、孙昌熙与鲁迅

刘泮溪(1914—1978)，山东昌邑人。1940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籍为北京大学)，曾任教于西南联大附中。抗战胜利后应聘到山东大学任教，历任山东大学文学院秘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副教授。其间，他还兼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编委、《山东文艺》编委、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政协委员等职。

1953年，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倡导和主持下，由刘泮溪和孙昌熙、韩长经三人组成课题小组，在中文系开设了“鲁迅研究”专题课，此为全国高校教学之首创，后又将授课讲义整理编写成《鲁迅研究》一书。刘泮溪承担了全书大半部分内容的写作，特别是杂文部分。该书于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由香港波文书店翻印。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问世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系统地研究鲁迅思想和创作的专著，在学术界影响颇大。刘泮溪在《文史哲》上发表了系列研究鲁迅的论文，有的被收录在国家出版管理局版本图书研究室编选的《鲁迅思想研究资料》。刘泮溪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除培养青年教师外，主要是参加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组织领导的《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具体负责《故事新编》的注释 。

孙昌熙(1914—1998)，山东安丘人。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次年随校迁徙长沙、昆明。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留校任朱自清的助教。历任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华中大学中文系讲师，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山东省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鲁迅研究会、闻一多研究会理事。

1946年秋，孙昌熙赴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讲师。他除了参加《鲁迅研究》一书的编写外，还先后发表《试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战斗意义》《鲁迅与〈山海经〉》《鲁迅与〈儒林外史〉》《鲁迅与〈聊斋志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的比较文学观与研治古典文学的方法》《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究古典文学的成就》等论文，出版专著《鲁迅“小说史学”初探》，以及与人合著的《鲁迅文艺思想新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主编《〈故事新编〉试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等。

二、鲁迅及其作品对在山东生活、工作过的非山东籍作家的影响

(一)汪静之与鲁迅

汪静之(1902—1996)，安徽绩溪人。1921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开始在《新潮》《小说月报》《诗》《新青年》等期刊发表新诗。同年6月，开始与鲁迅通信，后曾拜访鲁迅并赠书给鲁迅。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与潘漠华发起成立了柔石、魏金枝、冯雪峰等参加和叶圣陶、朱自清为顾问的“晨光文学社”。1922年3月，与潘漠华、应修人、冯雪峰组建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新诗社团——湖畔诗社。

1922年8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出版后，受到胡梦华等的严苛批评。胡梦华的文章《读了“蕙的风”以后》发表在《时事新报(上海)》(1922年10月24日)，文章认为其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11月17日，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署名风声，后收录《热风》，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指出胡梦华式的“批评”“是坏现象，愈多反而愈坏”。

1933年，汪静之来到青岛，任教于已经改名为市立中学的“胶澳中学”，宿舍被称为“山海楼”，与汪静之一起到青岛市立中学任教的还有翻译家章铁民等。汪静之非常喜欢青岛，1949年后来青岛疗养，也执意要住在距离“山海楼”不远的青岛疗养院。据说，他曾经邀请郁达夫访问青岛。王自立、陈子善编辑的《郁达夫研究实件》这样记录：“应友人汪静之、卢叔桓之邀，离杭州经上海去青岛避暑，历时一个月。”(8)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7页。与汪静之一同任教于市立中学的还有王统照、陈翔鹤、张友松等。

(二)冯沅君与鲁迅

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第一期国文班。1922年，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24年2月，开始陆续发表短篇小说《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等。《语丝》周刊1924年12月1日第3期公布主要撰稿人16名，淦女士与鲁迅、周作人名列其中。后来主攻古代文学研究，先后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名校任教。

1935年3月2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称赞冯沅君的短篇小说集《卷施》(9)《卷施》原为《卷葹》，此处遵从鲁迅所记。，是刚刚觉醒而又没有完全觉醒的五四青年的真实写照。冯沅君深受鼓舞，一直以此作为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的动力。冯沅君不仅把鲁迅当作自己投身中国新文学事业的“守护神”来敬仰，而且时时以鲁迅精神鼓舞自己，最终将全部生命贡献给文学创作与文学教育事业。

(三)台静农与鲁迅

台静农(1903—1990)，安徽叶集人。1925年4月，台静农经由小学同学张目寒的介绍，初识鲁迅，此后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台静农是在鲁迅精神影响下成立“未名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该社曾出版“未名丛刊”18种、“未名新集”6种等等。1928年，台静农出版小说集《地之子》(鲁迅建议把原书名《蟪蛄》改为此名)。后来鲁迅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台静农入选4篇，分别是：《天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10)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目次第5-6页。。1926年，台静农搜集当时文坛对鲁迅的评论，结集为《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这是台静农编辑的第一本书，也是鲁迅及其作品问世以来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著。1927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通过来华考察的地质学家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在中国提名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拟提名梁启超和鲁迅，并委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鲁迅在致台静农的信中答道：“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11)鲁迅：《书信270925》，《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1946年，为促进台湾省战后文化的复归和重建，台静农赴台从事教育工作，先任台湾省编译馆编纂，后执教台湾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在任20年间，奠定了台大中文系的学术基础，贡献卓著。

鲁迅之于台静农，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一直过从甚密。据《鲁迅日记》记载，二人交往在180次以上。在他们11年半的交往中，台静农致信鲁迅74封，鲁迅致信台静农44封。在这些书信中，鲁迅与台静农披肝沥胆，直抒胸臆，可见交谊之深。

台静农后来在青岛教书，依然与当时在上海的鲁迅保持通信联系。《鲁迅全集》中收有鲁迅1936年10月15日写给台静农的信，该信为鲁迅逝世前4天所写，当时鲁迅已病入膏肓，但始终记挂台静农。1937年，台静农又应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之邀赴北平，商量整理《鲁迅全集》事宜，并于7月4日抵达北平，将许广平辑录的鲁迅遗诗录为副本。

可见，无论从交谊的深厚还是影响的深远看，台静农与鲁迅的关联，都无疑是山东鲁迅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萧红、萧军与鲁迅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人。1933年，北平中国大学的毕业生张智忠、孙乐文(又名孙朋乐)先后到青岛，筹划开办一家经营销售新文学的书店，得到青岛崇德中学教师乔天华、青岛《民报》副刊编辑于黑丁的赞同。同年9月，由中国大学毕业生宁推之出资500元，孙乐文、张智忠出资100元，在刚建成的东方市场租赁北门一处二层楼，开办了荒岛书店。宁推之任书店经理，实际由孙乐文、张智忠负责，店员有丁振清、于志杰、张福泰等。书店正门在广西路，门牌为广西路新5号，门头牌匾由乔天华题写。荒岛书店主要经营新文学作品与书报，开业之后受到青岛文化界进步人士的普遍欢迎。荒岛书店又是青岛“左联”小组和左翼文化的重要活动场所。

1934年6月，萧红与萧军经大连赴青岛后，萧军在《青岛晨报》做编辑，他与萧红分别写下《八月的乡村》和《麦场》(即《生死场》)的初稿，并希望在得到鲁迅这样的文坛前辈支持后正式出版。萧军询问孙乐文，如果把信寄到上海内山书店，鲁迅是否能够收到？孙乐文回答也许是可以收到的。孙乐文还建议，最好将通讯地址写在荒岛书店，这样即便发生什么问题，也可以推脱是不认识的顾客随便写的，不要用真实地址和姓名，以免惹来麻烦。萧军接受了他的建议，在青岛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未曾想到，鲁迅很快就回信。1934年10月，鲁迅寄给青岛荒岛书店一封信，收信人是书店经理孙乐文。《鲁迅全集》注明这正是给萧军的复信，是萧军心心念念的一封至关重要的信，一封决定命运的信。

此后不久，萧红与萧军乘坐“共同丸”下等货舱，逃离了居住5个多月的青岛，奔赴心仪已久的上海。此后，萧红与萧军成为鲁迅家中的常客。鲁迅曾撰写《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初弁于1935年8月“奴隶社”《奴隶丛书》之一《八月的乡村》，后收录在《且介亭杂文二集》(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又撰写《萧红作〈生死场〉序》，初弁于1935年12月“奴隶社”《奴隶丛书》之一《生死场》，后收录在《且介亭杂文二集》(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萧红与萧军因为鲁迅的大力举荐，迅速成为30年代中国文坛的新人。萧红写的纪念鲁迅的文章，最著名的传世之作是回忆录《纪念鲁迅先生》。萧军则成为毕生捍卫鲁迅的战士之一。

萧军编辑、出版过《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收录了鲁迅给萧军和萧红的53封书简。时间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2月，约为一年零四个月。53封信的写作时间如表1所示。

此后，萧红与萧军移居鲁迅住所附近，就无须书信来往了。但仅就这53封信就完全可以看出鲁迅与萧红、萧军的关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鲁迅辞世后他们的悲痛之切与怀念之深。

表1 鲁迅致萧军、萧红信函统计表

(五)王亚平与鲁迅

王亚平(1905—1983)，河北威县人。1932年9月，“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王亚平迅即联络袁勃、曼晴、左琴琳娜等在北平组建“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创办会刊《新诗歌》。1933年夏，应蒲风邀请赴上海出席“中国诗歌会”，读到鲁迅关于新诗歌的文章，深受启发。1934年，王亚平与袁勃同至青岛，任教于黄台路小学，后王亚平担任该校教务主任。1935年6月1日，王亚平将其在青岛时期创作的诗歌编为诗集《都市的冬》，由上海国际出版社出版，随即将《都市的冬》寄赠鲁迅。6月12日，鲁迅日记记有“亚平寄赠都市的冬一本”。1936年，王亚平的长诗《十二月的风》和诗集《海燕的歌》出版。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后，王亚平在青岛主持纪念鲁迅大会，引起青岛对鲁迅的关注，也因此受到当局警告，王亚平只得从青岛流亡到日本。

1937年，王亚平赶赴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与《高射炮》《战号》等抗战报刊的创办与编辑。之后在重庆参与“春草诗社”的创办，编辑出版了《春草集》《夏叶集》《诗人》《星群》《春草诗刊》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市文联秘书长兼党组书记等职务。1983年病故。王亚平遗作及纪念他的文章结集为《永远结不成的果实》，由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出版。

(六)葛琴、华岗夫妇与鲁迅

葛琴(1907—1995)，江苏宜兴人。1926年，由侯绍裘、张闻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应《北斗》杂志主编丁玲之邀撰写短篇小说《总退却》，发表在《北斗》第2卷第2期。1933年12月，葛琴在左联成员叶以群的建议下开始给鲁迅写信，希望拜访鲁迅并恳请鲁迅为自己的书稿写序。12月12日下午，葛琴在内山书店与鲁迅会见，后至咖啡馆长谈。1933年12月25日夜，鲁迅为葛琴的小说集《总退却》撰写序言，指出：“这一本集子就是这一时代的出产品，显示着分明的蜕变，人物并非英雄，风光也不旖旎，然而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我以为作者的写工厂，不及她的写农村，但也许因为我先前较熟于农村，否则，是作者较熟了农村的缘故罢。”(12)鲁迅：《〈总退却〉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39页。1936年11月，葛琴在《〈总退却〉后记》里这样写道：“他(按指鲁迅——引者注)完全不像一个老人——虽然他上唇是留着那么一抹浓黑的胡须，他更没有一丝老人的架子。那天我们在一家咖啡店里谈了两个钟头，我完全不感觉有什么拘束的必要，他很起劲的说着文学上的各种问题，和不断地给我们热烈的鼓励(我们可以想起，那时上海的出版界在怎样一个沉闷的状态中)。他的说话就和他的文章一般的有力，是那样充满着比青年更勇敢的情绪。当我从咖啡店里出来的时候，除了满意以外，更惊愕于中国现在还有这样一个青年的老人。”当葛琴的小说《总退却》出版遇到困难时，鲁迅又伸手援助，请求赵家璧帮助。1937年3月，小说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印行。1940年，葛琴回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时写道：“我的第一篇小说《总退却》就是鲁迅先生亲自修改的。先生一共改过三次。第一次送去，先生看过后说，写得太乱，教我如何将头绪理顺，我根据先生意见重新写过；先生看后，又提出了很多意见，我又去重写；第三次送去后，当我去取稿时，看见稿子上先生删改了很多地方。先生说，就这样发排吧。当先生送我到门口时，我兴奋地问：还要过多少年我才能成为一个作家？先生哈哈大笑，伸出两个指头说：‘至少还要20年。’”(13)丁言昭：《革命“三剑客”之一葛琴(1)》，《新民晚报》2012年7月19日。

华岗(1903—1972)，浙江龙游人。葛琴与华岗于20世纪30年代结婚。葛琴与鲁迅的交集，于是扩大为葛琴、华岗夫妇与鲁迅的交集，并且开创了由华岗发动、指导并获得成功的山东大学鲁迅研究事业。

1932年9月，华岗被捕，秘密写信给葛琴，称经商途经青岛得病住院。葛琴立即向组织汇报。同时葛琴得到消息，交300元即可释放。鲁迅得知消息后，即刻将刚刚收到的100元稿费交给葛琴。1933年12月18日鲁迅在日记中记有“得葛琴信，即复”，19日记有“午后复葛琴信”，28日记有“午后收大阪朝日新闻社稿费百，即假与葛琴”，1934年1月4日记有“得葛琴信”，18日记有“得葛琴信”，8月25日记有“得葛琴信并茶叶一包”，27日记有“复葛琴信”，11月26日记有“得葛琴信并小说稿”，1935年6月10日记有“葛琴寄赠茶叶一包”，1936年8月9日记有“葛琴寄赠茶叶两包”。

后来在山东大学执教、也是在华岗的指导下写作《鲁迅研究》的三位作者之一——孙昌熙，曾经深情地回忆华岗指导他研究鲁迅的情景，这些情景被记载于由青岛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编写的《华岗纪念文集》中(青岛出版社2003年)。

三、结语

1958年以降，鲁迅与山东作家的关系开启了崭新的篇章。学习、研究鲁迅，成为诸多山东作家终身孜孜以求的事业。对鲁迅作品、鲁迅思想、鲁迅生平、鲁迅影响乃至鲁迅同时代人的研究，都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与鲜明特色。从《鲁迅全集》的历次修订到《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鲁迅大辞典》的编纂，都镌刻着山东学者踏实勤勉的功业。甚至中国第一个“鲁迅研究中心”，都是由山东学者与北京等地学者共同发起筹建的。这些史料，拟将继续钩沉，恳望四方师友持续关注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