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与青少年未来规划*①

时间：2024-07-06

张玲玲张文新

(1.中国儿童中心，北京，100035；2.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

引言

人类思维和行为的重要特征是指向未来的事件和结果。思考和规划未来对个体的日常心理活动具有动力性的引导作用。(1)Nurmi, J. E., “How do adolescents see their future?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Vol.11, No.1, 1991, pp.1-59.在快速变化和不可预知的社会，未来规划的能力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也是心理健康的前提条件。(2)王姝琼：《青少年未来取向与学业、情绪适应关系的追踪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1年。青少年期是个体在多个不同生活领域经历过渡、为成年作准备的重要时期，个体在这一时期进行的探索活动比在其他任何发展阶段更为集中，而且需要在多个方面(如升学、就业等)作出决策。因此，探讨青少年的未来规划对个体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量来自不同文化的研究一致表明，青少年对个人未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未来教育、职业和个人婚姻/家庭领域，即成就领域(教育和职业)和人际关系领域(婚姻/家庭)(3)Nurmi, J. E., “How do adolescents see their future?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Vol.11, No.1, 1991, pp.1-59；张文新、张玲玲、纪林芹、Nurmi：《青少年的个人未来发展目标和担忧》，《心理科学》2006年第2期；于凤杰：《留守青少年的未来希望与担忧》，《青少年学刊》2018年第2期。。关于个人的未来规划过程，研究者多采用探索(exploration)和投入(commitment)进行考察(4)Seginer, R., Vermulst, A., & Shoyer, S., “The indirect link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future orientation: A multiple-step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Vol. 28, No. 4, 2004, pp. 365-378；于凤杰、赵景欣、张文新：《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及其与父母教养行为的关系：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心理学报》2013年第6期。。探索是指个体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等，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需要考虑多个选择、搜集多方面的信息，以便作出有意义的抉择；投入是指个体承诺并坚持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为实现目标不断地付出时间和精力。

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且持久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发展系统论(developmental system theories)的影响，研究者一方面越来越强调文化、种族、社会经济地位等特定生活背景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强调发展的多样性(diversity)(5)[美]戴蒙、勒纳主编：《儿童心理学手册》(第1卷)，“人类发展的理论模型”，林崇德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2-817页。；另一方面强调不同发展背景或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如家庭系统和同伴系统的联系(6)Brown, B. B. and Mounts, N. S.,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family-peer linkages in adolescence”,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No. 116, 2007, pp. 1-15.、家庭系统内部因素间的联系(7)方晓义等：《家庭功能：理论、影响因素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心理科学进展》2004年第4期。等。在整个家庭系统中，研究者关注较多而且对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和亲子沟通(8)Bradley, R. H. & Corwyn, R. 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3, 2002, pp. 371-399.，这三个因素在家庭系统中处于不同层面，即家庭环境、父母行为、亲子互动。青少年的未来规划会受到不同家庭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社会经济地位往往与消极的个人规划联系在一起，如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对未来的思考缺乏明确性，乐观期待较低(9)Nurmi, J. E., “How do adolescents see their future?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future orientation and planning”, Developmental Review, Vol.11, No.1, 1991, pp.1-59.，城市青少年对未来教育的探索和投入多于农村青少年(10)张玲玲、张文新：《中晚期青少年的个人规划及其与亲子、朋友沟通的关系》，《心理学报》2008年第5期。，这表明，家庭可获得资源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青少年的未来规划。

父母教养行为是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情感背景。(11)Darling, N. & Steinberg, L.,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13, No. 3, 1993, pp. 487-496.少数有关父母教养和个人未来规划关系的研究发现，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够促进青少年对未来的积极探索和投入(12)Seginer, R., Vermulst, A., & Shoyer, S., “The indirect link between perceived parenting and adolescent future orientation: A multiple-step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Vol. 28, No. 4, 2004, pp. 365-378.，父母的接纳/参与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及以后对教育和职业的探索和投入，父母的严厉/监督能正向预测青少年当时的教育探索和投入(13)于凤杰、赵景欣、张文新：《早中期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发展及其与父母教养行为的关系：行为自主的中介效应》，《心理学报》2013年第6期。，父母参与青少年中期的活动能够预测青少年后期个体对未来的积极态度(14)Lee S. A & Yu J. J., “Parenting, Adolescents’ Future Orientation, and Adolescents’ Efficient Financial Behaviors in Young Adulthood”,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Vol. 13, No. 4, 2017, pp.197-207.。

亲子沟通是影响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核心且基础的方面。(15)Sandy, J. Leeuwe, J. B., & Oostra, H. B.,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to specific aspects of relationships with parents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Vol. 21, 1998, pp. 304-322.父母教养行为对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亲子沟通起作用。Grotevant和Cooper(16)Grotevant, H. D. & Cooper, C. R., “Individuation in family relationships: A perspective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dentity and role-taking skills in adolescence”, Human Development, Vol. 29, 1986, pp. 82-100.研究发现亲子间公开讨论、父母对新信息和子女的发展持开放或鼓励的态度能够促进青少年对环境的积极探索。

家庭系统中的各因素不是独立发挥作用，各因素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发展。例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能够通过影响儿童青少年对自身发展条件和可获得资源的感知，进而影响其对个人的未来规划，又通过影响亲子互动间接地发挥作用。(17)Neblett, N. G. & Cortina, K. S., “Adolescents’ thoughts about parents’ job and their importance for adolescents’ futur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Adolescence, Vol. 29, No. 5, 2006, pp. 795-811.DeGarmo等人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父母教养联系在一起，而父母教养又通过影响儿童在家庭中的活动(如花时间读书或进行其他技能锻炼)间接地影响子女的学业成就。(18)DeGarmo, D. S., Forgatch, M. S., & Martinez, C. R., “Parenting of divorced mothers as a link between social status and boys’ academic outcomes: Unpacking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Child Development, Vol. 70, No. 5, 1999, pp. 1231-1245.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在发展系统论的框架下探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三个不同层面的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山东省抽取1834名初中生和高中生，其中初二学生552名，分别来自三所城市初中和两所农村初中，平均年龄为14.28±0.59岁；高一学生630名和高三学生652名，分别来自三所城市普通高中和两所农村普通高中，平均年龄分别为16.42±0.52岁和18.43±0.46岁。被试者分布见表1。

表1 被试者分布情况

(二)研究工具

1.青少年未来规划

采用Nurmi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中文版)(19)张玲玲、张文新、纪林芹、Nurmi：《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中文版的测量学分析》，《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年第1期。。该问卷英文版在西方青少年未来取向研究中应用广泛，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权威的测查工具。本研究使用了该问卷中青少年未来规划分问卷，即青少年对未来教育、职业和婚姻/家庭的探索和投入情况。探索和投入的项目均采用“1”至“5”5点计分，分数越高代表探索和投入的水平越高。教育、职业和婚姻/家庭探索分问卷均包括3个项目，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54(教育)、0.67(职业)、0.77(婚姻/家庭)。教育和职业投入分问卷均包括4个项目，婚姻/家庭投入分问卷包括3个项目，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62(教育)、0.54(职业)、0.63(婚姻/家庭)。

2.父母教养

采用Steinberg等人编制的父母教养方式问卷(20)Steinberg, L., Lamborn, S. D., Dornbusch, S. M., & Darling, N., “Impact of parenting practices on adolescent achievement: Authoritative parenting, school involvement, and encouragement to succeed”, Child Development, Vol. 63, No.5, 1992, pp. 1266-1281.考察青少年对父母教养行为的感知。该问卷在有关父母教养的研究中应用广泛(21)王树青、张文新、陈会昌：《中学生自我同一性的发展与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的关系》，《心理与行为研究》2006年第2期。，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问卷包括接受/参与、心理自主和严厉/监督3个分量表，共26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接受/参与分量表包括9个项目，心理自主分量表包括9个项目，父母严厉/监督分量表包括8个项目。

为了确定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结构效度，在所有被试样本中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心理自主维度的两个项目“父母告诉我不应与长辈争论”“父母告诉我在争论中应当忍让、而不要惹对方生气”的因子负荷小于0.20，将这两个项目删除后，各项目在相应维度上的因子负荷均在0.20以上。接受/参与分量表、心理自主分量表、严厉/监督分量表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7、0.61、0.76。

3.亲子沟通

亲子沟通问卷包括母子沟通和父子沟通两个版本，该问卷曾经应用于我国和西方多文化样本的研究。(22)Fuligni, A. & Zhang, W. X., “Attitudes towards family oblig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contemporary urban and rural China”, Child Development, Vol. 75, No. 1, 2004, pp.180-192.由青少年分别报告自己与父亲和母亲讨论不同生活主题(包括受教育计划、当前的学业、工作计划、个人问题以及个人婚姻/家庭计划)的频繁程度。母子沟通问卷和父子沟通问卷内容完全一致，均包括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1”代表“几乎从不”，“5”代表“几乎总是”，分数越高代表沟通越频繁。其中，2个项目测查亲子间就教育问题沟通的频繁程度，如“谈论你将来的受教育计划”；1个项目测查亲子间就将来工作计划沟通的频繁程度，如“谈论你对未来工作的计划”；另外2个项目测查亲子间就未来婚姻/家庭沟通的频繁程度，如“谈论你对未来家庭的计划”。为了提高亲子间沟通工作问题测查的信度和效度，在专家建议和个别访谈的基础上，增加了1个项目“谈论你将来要从事的工作”，这样亲子间沟通工作问题的测查也包括2个项目。

教育沟通维度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65(父亲)和0.64(母亲)；工作沟通维度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0(父亲)和0.79(母亲)；婚姻/家庭沟通维度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均为0.61；亲子沟通问卷总项目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81(父亲)和0.80(母亲)。这表明该问卷在本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4.个人背景信息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收集了青少年的个人背景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居住地、家庭结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指标包括家庭月人均收入、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其中家庭月人均收入包括“300元以下”“300-700元”“700-1000元”“1000-1500元”“1500-2000元”“2000-3000元”和“3000元以上”7类，每一类分别依次赋值“1”-“7”；父母受教育程度包括“小学或小学以下”“初中(含初中未毕业)”“高中或中专(含高中未毕业)”“大专(含夜大、电大)”“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或博士)”6类，每一类分别依次赋值“1”-“6”；父母职业包括“农民”“工人”“医生”“教师或科研技术人员”“机关干部或公务员”“律师”“工程师”“企业管理人员”“会计”“军人”“个体/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下岗失业人员”“自由工作者”和“其他”，根据职业的专业技术性程度将职业归为三类：“农民或下岗失业人员”“蓝领”“专业或半专业性人员”，分别赋值“1”-“3”，进行统计分析时分别将家庭月人均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的得分转化为标准分。以上信息均由青少年自我报告。

(三)数据的管理与统计分析

采用SPSS21.0和Mplus8.3对数据进行管理和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2。

表2 各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分析(N=1834)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投入、父母教养与家庭探索之间的相关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青少年在三个领域的探索与投入水平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父母教养与家庭探索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投入水平之间相关不显著。这从总体上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父母教养行为越积极、亲子沟通越多，青少年对未来主要发展领域的探索和投入水平越高；但父母教养越积极，青少年对未来婚姻/家庭的探索水平越低(见表2)。

(二)家庭因素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关系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考察家庭因素与青少年在教育、职业、婚姻/家庭领域的未来规划之间的关系，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为外源潜变量，是模型中的自变量，由父母的职业、家庭月人均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为观测指标；父母教养为内生潜变量，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由父母的接受/参与、心理自主和严厉/监督作为观测指标；亲子沟通为内生潜变量，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由各自的测查题目作为观测指标；分别以对个人未来教育、职业、婚姻/家庭领域的探索和投入为内生潜变量，由各自的测查题目作为观测指标。

结果发现，图1模型拟合良好，χ2(138) =767.44，RMSEA = 0.05，CFI =0.94，TLI = 0.93，SRMR=0.04。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检验作用，当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图1模型中共包括6条中介路径：(1)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教育探索; (2)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教育投入; (3)家庭经济地位→亲子教育沟通→教育探索;(4)家庭经济地位→亲子教育沟通→教育投入(5)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教育沟通→教育探索;(6)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教育沟通→教育投入。表3结果显示，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中介路径成立。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直接影响青少年对未来受教育的探索和投入，又通过影响父母教养直接或间接通过亲子沟通发挥作用。从各关系模型的解释率(R2)来看，家庭因素对教育探索和投入的总体解释率分别为0.23、0.28。

表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与对未来教育探索和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

图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与对未来教育探索和投入之间的关系模型注:* p<0.05;**p<0.01;***p<0.001; 路径图中实线表示经统计检验显著的路径系数，虚线表示不显著的路径系数，下同。

图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与对未来职业探索和投入之间的关系模型

图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与对家庭探索和投入之间的关系模型

图2模型拟合良好，χ2(138) =786.70，RMSEA = 0.05，CFI =0.95，TLI = 0.93，SRMR=0.04。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检验作用，当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图2模型中共包括6条中介路径：(1)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职业探索;(2)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职业投入; (3)家庭经济地位→亲子职业沟通→职业探索;(4)家庭经济地位→亲子职业沟通→职业投入(5)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亲子职业沟通→职业探索;(6)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亲子职业沟通→职业投入。表4结果显示，第二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中介路径成立。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能直接影响青少年对未来职业的探索，或者通过父母教养和亲子沟通间接发挥作用，但对青少年未来职业投入的影响则只通过父母教养和亲子沟通间接发挥作用。从各关系模型的解释率(R2)来看，家庭因素对职业探索和投入的总体解释率分别为0.27、0.21。

表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与对未来职业探索和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

图3模型拟合良好，χ2(138) =861.48，RMSEA = 0.05，CFI =0.93，TLI = 0.92，SRMR=0.04。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重复抽样5000次)进行中介检验作用，当中介效应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图3模型中共包括6条中介路径：(1)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探索;(2)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投入; (3)家庭经济地位→亲子家庭沟通→家庭探索;(4)家庭经济地位→亲子家庭沟通→家庭投入(5)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家庭沟通→家庭探索;(6)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教养方式→亲子家庭沟通→家庭投入。表5结果显示，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中介路径成立。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直接影响青少年对未来家庭的探索，又通过父母教养、亲子沟通间接发挥作用，但对青少年未来家庭投入的影响只间接通过家庭教养和亲子沟通发挥作用。从各关系模型的解释率(R2)来看，家庭因素对家庭探索和投入的总体解释率分别为0.06、0.11。

表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养、亲子沟通与对未来婚姻家庭探索和投入之间的中介效应

综上，三个家庭因素对教育领域和职业领域的解释率明显高于对婚姻家庭领域的解释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均直接影响青少年个人规划的探索水平，又通过影响父母教养进而影响亲子沟通间接发挥作用。父母教养对三个领域投入的预测力均高于探索，而亲子沟通对三个领域探索的预测力均高于投入。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家庭因素对青少年未来规划的影响具有领域特定性。三个家庭因素对教育领域和职业领域的解释率明显高于对婚姻家庭领域的解释率。这可能是由于个体在中学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关于个人未来婚姻/家庭的规划与当前的主要任务关联较低，特别是在中国传统观念影响下，家长对子女在中学阶段谈论个人未来婚姻家庭生活是不倡导的。本研究结果也显示青少年与父母在婚姻家庭生活沟通方面的频次较低，基本处于“偶尔”谈论的频次水平(M=2.23)。但从育人的角度来说，家长不能仅关注青少年在成就领域的发展，而忽视人际领域的发展，个体在青少年期关于未来婚姻家庭生活的规划，对于其建立正确的婚姻家庭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本研究中，父母教养、亲子沟通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在教育、职业和婚姻家庭的未来规划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青少年对三个主要发展领域的探索水平，又通过父母教养、亲子沟通等青少年发展的近端环境间接影响青少年对三个主要发展领域的探索与投入水平，即在家庭系统中，不同层面家庭因素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青少年的未来规划。这与已有关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的中介模型一致(23)Bradley, R. H. & Corwyn, R. 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hild development”,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Vol. 53, 2002, pp. 371-399；刘广增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父母情感温暖和公正世界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20年第2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影响家庭内的其他因素间接地对青少年的未来规划发挥作用，即良好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促进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如赋予子女较多的心理自主、对子女的日常生活有较多的参与、对子女的接受性较高、对子女比较严厉并进行监督等，积极的父母教养行为作为良好的家庭情感背景能够促进亲子间积极的沟通与青少年当前主要发展任务有关的话题，从而促进青少年对当前主要发展任务的积极探索和投入。这一研究结果与社会学关于社会阶层与父母教养关系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中产阶级或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更可能与儿童有较多的语言交流，较多的情感回应，更加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协作培养”的养育策略等。(24)朱美静，《西方教育方式的阶层差异研究选择》，《外国教育研究》2019年第11期。但陈依婷和杨向东也指出，亲子沟通，相较于物质资源投入，并非完全局限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沟通是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改善家庭教育的有效路径。(25)陈依婷、杨向东：《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亲子沟通和学业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模型》，《应用心理学》2020年第1期。

本研究还发现，与对个人未来的探索相比，父母教养对青少年在三个领域投入的预测力更强，亲子沟通对青少年在三个领域探索的预测力更强，这一机制既与父母教养和亲子沟通的性质有关，又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是一个注重社会价值取向的国家，强调集体的利益，在家庭中则强调父母的权威和子女对父母的顺从。费孝通指出，中国父母倾向于把子女看作自我重生的机会，常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孩子身上。(2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29页。实证研究也发现，与西方国家的父母相比，中国父母对青少年有更多的控制，更强调自身的权威(27)Chang,E. S. & Creenberger, E., “Parenting satisfaction at midlife among European- and Chinese- American mothers with a college-enrolled child”, Asia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 No. 4, 2012, pp. 263-274.，因此本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更多的与青少年对个人未来的投入联系在一起，表明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中青少年在父母的要求或其确定的目标指导下会较早地明确目标，并投入努力和精力。而亲子沟通作为交换信息、观点、情感和态度的重要过程，沟通能够为个体提供更多的信息、并有利于个体对不同信息进行思考和整合，因此沟通作为个体对自我和外界进行探索的重要渠道，更多地促进青少年对个人未来教育和职业领域的探索水平。这一发现表明，不同的家庭因素与青少年未来规划的不同心理维度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