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内战〉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及启示*①

徐 斌 李霁帆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5 )

《〈法兰西内战〉导言》(下文简称《导言》)是恩格斯1891年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而作的重要文献。它反映着恩格斯在社会主义运动20年来新进展的基础上，对工人阶级首次新型国家治理经验教训的再思考，是对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下文简称“公社”)新型治理经验总结的拓展和升华，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1)《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列宁曾深刻指出：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基本问题，根本问题”(2)《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这个问题极其复杂，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极为混乱，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3)《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页。。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新起点上，又适逢恩格斯诞辰200周年、巴黎公社150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历史节点，重温《导言》这篇经典文献就具有了多方面的重大纪念意义。***总书记也多次强调，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19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此背景下，《导言》的新型国家治理思想对坚持制度自信的教育价值，对保证国家治理方向、性质的实践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

一、《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价值

《导言》是关于巴黎公社的纪念性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的科学著作，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其研究价值可以从学术、文献和实践等方面进行具体的梳理和分析。

(一)学术研究中《导言》担负正源固本的重要作用

公社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恐惧和敌意。他们除了玩弄“沉默的阴谋”、闭口不谈这段工人阶级第一次专政的历史以外，还对公社的历史进行污蔑、歪曲和捏造。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辩护性著作(5)以1871年莫里阿克的《公社时期的巴黎》、莫伦的《公社批判史》以及1876年维狄埃的《1871年巴黎公社史》等著述为主要代表。参见：Edouard Moriac, Paris sous la Commune, Paris, 1871；Georges Morin,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Commune, Paris, 1871; Auguste Vidieu,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en 1871, Paris, 1876.，片面地以凡尔赛官方材料为依据，散布巴黎工人并未建立任何新的国家政权形式、公社不是工人政权而是小市民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对农民的专政等谬论，故意诽谤和歪曲公社的实质，没有任何科学价值。但不能忽视的是，仍有个别著作客观完整地保留了巴黎公社的历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40年凯尔任策夫的《巴黎公社史》。他通过考察自第二帝国崩溃至公社失败的全过程，正确阐明了公社的措施、实质以及经验教训，既有对公社的研究状况的综述，也有对新材料的发掘运用。该书深刻指出，公社是工人阶级第一次力图使历史向资本主义相反方向发展的光荣尝试，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前驱，因为资产阶级有必要证明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是不可能的和有害的，所以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巴黎公社的恶毒诽谤更加强烈了。(6)[苏联]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1页。正因为如此，对公社经验教训的科学研究便具有了重大的国际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关于巴黎公社的专著不多，主要如下：朱庭光的《巴黎公社史》出版于改革开放初期，着重阐述了“新型国家雏形”的基本特征，以及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李景治的《工人首创的新世界》(华夏出版社，1991年)出版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际，突出特色在于对公社新型治理机制的探索。李妲的《巴黎公社的民主实验及其当代意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适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提出之时，从“新型民主”视角阐释巴黎公社的实践本质和价值意义。围绕巴黎公社及其经典文本的学术论文虽然较多，但以《导言》为篇名的迄今只有4篇，其中1991年张汉清为纪念《导言》发表100周年而作的《捍卫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不朽文献》(《国际政治研究》1991年第1期)、2008年赵修义重读《导言》而作的《关于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考》(《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具有代表性。另外，还有一些论文间接涉及了《导言》，如顾海良的《恩格斯论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文化软实力》2021年第1期)、杨新天的《城市起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马恩对巴黎公社的评价探析》(《理论月刊》2020年第3期)等，但这些研究的重心并不在《导言》本身。

综上可见，在对巴黎公社的学术研究中，《导言》所受关注严重不足。直接研究《导言》的成果数量稀少，大多属于纪念性质。据此，全面阐明《导言》思想，对于系统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方向和原则，具有查缺补漏、正源固本的重要作用。

(二)经典文本中《导言》处于承上启下的重点位置

巴黎公社是撕裂资产阶级国家迷幻星空的闪电，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这道超前闪现的历史闪电，激发出自己国家理论创新的思想闪电”(7)黄枬森、王东：《哲学创新论——马克思哲学观与当代新问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8页。。《导言》则是这道思想闪电最耀眼的光芒。

首先，《导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巴黎公社文本群的最终一环。1870年7月，普法战争爆发不久，马克思便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建立新型国家的原则立场是建立由劳动统治的新社会。(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页。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后，马克思又发表了《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指出新形势下工人阶级的策略是“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页。。两篇宣言最重要之处是对未来发展提出的设想：“通过高卢雄鸡，预告了新社会、新国家的萌芽即将产生，这就是新型民主国家——劳动共和国”。(10)黄枬森、王东：《哲学创新论——马克思哲学观与当代新问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8页。1871年5月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首次总结了工人阶级“新型国家”的治理原则：“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历史首创精神的生动体现；公社是人民重新收回国家权力，“它实质上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公社以公仆制取代官僚制，本质上体现着新型国家同社会和人民治理关系的重构。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分别在《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及《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等重要文本中重申了巴黎公社的宝贵治理经验。1891年3月，恩格斯为纪念公社起义20周年而作《导言》。他在正文的开头即清楚地说明了《导言》与之前文本的逻辑关联：因为《法兰西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页。这样一来，两篇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导言》便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文本群，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新型国家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呈现出一脉相承而又不断延伸的清晰逻辑。恩格斯认为：“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页。正是这个“补充”，反映着恩格斯最新的深刻思考，也使得《导言》成了巴黎公社文本群逻辑链最终和最重的一环，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新型国家学说发展的最高峰。

其次，《导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体化的锁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相结合的过程即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不同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917年，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对《导言》的精彩论述作了专门摘录，深刻阐发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武装、铲除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型人民民主、防止国家机关蜕化等一系列重要观点，是《导言》的直接继续和发展。而“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1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0页。，从文献学视角看来，《国家与革命》在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论》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建国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自身的新型国家、新型民主建设的实践经验，先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献。这些文献的核心思想和基本观点，追根溯源都发端于巴黎公社、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总结、恩格斯《导言》升华的新型国家治理思想，即以劳动解放为基础的人民主权、人民民主、人民管理和人民监督思想。所以，《导言》是马克思主义新型国家学说走向实践的枢纽，是指导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的范本。

可见，离开了《导言》，既不能科学认识巴黎公社的历史地位和宝贵价值，也不能深刻理解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准则。换言之，对《导言》文本研究，具有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价值属性。

(三)社会主义实践中《导言》具有率先垂范的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的理论。它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15)***：《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页。《导言》的新型治理思想也是如此，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学术和文献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一般说来，社会主义发展史可以简单表述为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这样一个依次递进的历史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又是理论创新指导下的实践创新与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统一过程。考察《导言》新型治理思想的实践价值，既要联系巴黎公社的历史方位，也要联系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理论地位；而且，这种联系既是具体的，又是历史的。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已经指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但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或者说“新型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不是能由理论凭空设想出来的，必须等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际经验来回答。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首次提供了这种实际经验。“巴黎公社建立了新型的国家，这是它最伟大的历史成就。”(16)[苏联]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704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黎公社革命才成为“为全体人民的自由”而奋斗的工人阶级和“只维护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世界历史性斗争的揭幕式。由于巴黎公社鲜明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在夺取和掌握政权时，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面临的一切基本问题”(17)[苏联]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709页。，从而内在地蕴涵着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所承续的红色基因和基本原则。因此，它事实上就是“新型国家”的原创、初版和雏形，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有生之年亲眼见到的工人阶级国家治理的唯一实证形式，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具有率先垂范、首开先河的首创地位。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从一开始便对巴黎公社高度关注和热情赞扬，通过认真研究写下了大量论著，完善了自己的国家学说，还根据公社的实践经验对《宣言》作了唯一的修改。(18)《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2页。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而《导言》则是恩格斯结合公社以后20年斗争经验所作的最好的总结，也是他作为“精神领导者”留给工人阶级的“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的最后教益。《导言》不仅对当时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发挥了直接的批判作用，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批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

1895年3月，恩格斯在生前最后的重要文献《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正是从公社开始的，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他强调：“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5页。带领俄国跨入了社会主义大门的列宁曾豪迈地宣称：巴黎公社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维埃政权走了第二步。(20)《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1页。可见，就像苏维埃原则是巴黎公社原则的继续一样，十月革命就是巴黎公社事业在实践上的继续。而在十月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列宁由阐发《法兰西内战》和《导言》而形成的《国家与革命》，都发挥了重大而直接的科学指导作用。

巴黎公社对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也产生了深刻的实际影响。早在1925年，《中国青年》曾推出纪念巴黎公社特刊。1926年，第一次巴黎公社大规模纪念活动举办。(21)李景治编著：《工人首创的新世界——献给巴黎公社革命一百二十周年》，北京：华夏出版社，1991年，第15页。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中还指出了公社失败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没有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来发号施令，二是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给敌人以致命打击。(22)《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页。1927年，党领导的广州起义把政权定名为“广州公社”。1931年十月革命纪念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项英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临时中央政府是继续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建立的第二个苏维埃共和国，她将领导中国千千万万的工农劳动群众实现彻底的解放，完成全世界十月革命的胜利。(23)全国人大图书馆编：《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9年，第317-318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将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归结为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他强调：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并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前进。(2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6页。1958年，全国农村开始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至1983年改设乡镇，20余年的人民公社史成为共和国难以磨灭的印记。改革开放后，自党的十二大开始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经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国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到十九大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逐步走上了民主化、法治化的轨道。回顾党史、国史可以看出，我国新型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是：“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25)***：《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页。首先必须真正弄懂马列主义国家学说，同时又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而弄懂《导言》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恰恰是真正弄懂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必要前提。

自巴黎公社革命以来，以追求劳动解放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直是在迂回曲折中砥砺前行的。“世界历史始终不渝地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所走的远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26)《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3页。而与这一曲折进程始终相伴随的，则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政权花样翻新的诽谤和污蔑。历史是如此，现实也是如此。“在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具有最大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当代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2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页。因此，研究《导言》也就有了新的现实价值。

二、《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导言》高度评价了《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新型国家的论述：“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页。但为了批判“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的社会民主党庸人以捍卫公社原则，恩格斯又结合工人阶级斗争的新进展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必要的补充和拓展。《导言》集中探讨了巴黎公社的新型民主国家形式，着重阐明了公社治理的实质、创举和教训，这些基本观点体现着恩格斯对公社国家治理的理论补充、经验总结和失误修正，构成了《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重申公社新型治理的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独占的政治统治”，工人革命的首要目标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再次强调，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公社的秘密则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解放的政治形式。而《导言》除了重申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公社是“新的真正的民主”的重要论断，并强调“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恩格斯认为，法国50年来阶级斗争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页。。这一结论正好抓住了国家问题的阶级实质，戳穿了超阶级国家观的谎言。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也使工人深刻懂得：建立本阶级的政治统治是获得自身解放的首要前提。恩格斯热情赞扬了巴黎工人创立和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首创精神，指出这种“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治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新的治理主体和性质。恩格斯指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推翻、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并由无产阶级掌握是共产党人的最直接目的。由人民组成的公社一开始就意识到并且做到了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碎资产阶级的政府机器，确保不仅在革命中而且在革命胜利后都将真正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新的治理是实质民主。恩格斯指出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治理实质与君主国并无二致，无非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残酷镇压。资产阶级政客“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页。，他们把政治变成了生意，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公社则是廉价政府，一方面铲除了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能够防范新国家政权的代表和官吏，可靠地防止了公职人员追求升官发财的特殊利益。三是新的治理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统一。公社一切职位均由普选产生并能随时撤换，而且公职人员只领和工人同样的工资。这两个措施从治理体制上根本保证了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通过取消资产阶级国家“祸害”中最坏的官僚来集中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恩格斯还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一般意识中将国家看作是虚幻共同体的迷信崇拜，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案例，再次强调了国家的阶级压迫本质。同时正确阐明，公社治理的主体就是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社会公仆，治理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其治理的最终价值指向是“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即国家消亡。

(二)强调公社新型治理的社会主义取向

恩格斯指出，公社成员以非凡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采取了要么是懦弱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不敢实行却是工人阶级行动的必要前提、要么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并深深触动旧的社会制度的一系列“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治理措施。(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在经济方面，公社采取了免除全部房租，停止变卖典押物品，把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废止工人夜工，取消警局专营的职业介绍所，把被厂主停工的工厂工人联合成合作社开工生产等重要措施。虽然领导公社经济的蒲鲁东派对联合切齿痛恨，但工人阶级依靠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为自己的实际需要开拓道路，作出了与蒲鲁东派的竞争、分工、私有财产等主张恰恰相反的事情。恩格斯认为，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是公社最重要的法令，因为这些组织工作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在政治方面，废除风纪警察，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用来压迫工人阶级的国家机器。所有公职人员的上岗、撤职，都依据民意公选，同巴黎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页。。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相比，这种“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的根本特点就是：人民能够监督自己的代表和官吏。恩格斯追溯了随着原始公有制解体和私有制出现、管理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历史，强调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借助彻底的民主，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建立起既能防范公职人员追求个人特殊利益、又能在公职人员失职后被制裁罢免的制度，并认为这是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办法。

此外，在文化方面，公社认为信奉宗教纯属私事，实行政教分离，取消国家的宗教开支，把一切宗教象征从学校革除出去；摧毁象征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凯旋柱；拆除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的小教堂。在军事方面，公社以凡能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常备军，取消了征兵制。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曾指出，“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导言》对公社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作了补充论述，进一步阐明了这些新型治理措施的实践创新和价值取向。虽然“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做出一个开端”(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但这些“冲天的巴黎人”的创举，对工人阶级的国家治理无疑具有率先垂范的标志性意义。

(三)总结公社新型治理的历史教训

在普法战争造成民族危机和阶级斗争的激化的特殊背景下，巴黎公社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新型国家治理的尝试，缺点和失误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关于公社新型治理的历史教训，恩格斯在《导言》中主要指出了以下两点：

一是多数公社领导者不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绝大多数是“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去工作，(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页。因此忽略了很多当时必须做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忽视了财政金融的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立刻“剥夺剥夺者”这是无产阶级得以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有力行动，《共产党宣言》早就明确指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422页。，是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恩格斯也认为，“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页。。但由于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公社因对法兰西银行的神秘感、神圣感而毕恭毕敬，在其大门外自缚手脚、伫立不前。这不但造成了公社的经济困难，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此外，公社中存在着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等多个派别和主张，使得公社缺乏科学明确而又高度统一的治理理念，这对公社的治理效能无疑造成了重大影响。既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的自觉把握，也没有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灵活运用，又不能以科学社会主义来统一领导层的思想，这是公社新型治理归于失败的深刻教训。

二是公社缺乏权威统一的领导核心。1848年六月起义早就表明，无产阶级一旦敢于为了自身利益和要求进行斗争，资产阶级会以疯狂的残暴手段进行镇压。(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页。公社面对比1848年残暴百倍的资产阶级，尤其需要在本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去行动。恩格斯在《导言》中正确指出，公社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就在于其运用了“武装工人”这个权威力量。但在革命胜利后，公社委员成分复杂，主要分为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布朗基派负责政治、军事，蒲鲁东派负责经济。并且两派学说互异，行动不一，这种思想上、组织上的不统一造成了领导层内部的摩擦纠纷，严重削弱了公社的治理能力。另外，蒲鲁东派崇尚私有财产的经济力量，这种主张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也导致了公社内部的各自为政、纪律松散。公社失败的教训证明：“如果巴黎公社的权威和集中稍微多一些，那末，它就会战胜资产者。”(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76页。

恩格斯回顾了1848年以来的无产阶级斗争历史，深刻指出：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产生新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但受斗争程度的限制，无产阶级对于目标方法的认识总是含糊不清，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5页。尽管如此，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页。，其新型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弥足珍贵的。正是《导言》所阐明的工人阶级在取得革命胜利后提出的越出资产阶级目的的要求，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指出了科学方向，打开了崭新的视野。

三、《导言》新型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导言》是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新型国家治理成败得失的最后总结性文献。但这里的“新型国家”并不是简单地指“新国家”，“新型治理”也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治理”。“新型国家”特指与以往那些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作为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暴力工具的国家根本不同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以劳动解放为目的新型政权，这种新型政权是国家消亡前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国家类型。而“新型治理”则是指“新型国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采取的，对整个社会环境和人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治国理政根本措施的总称，这些措施就其实质而言是趋向于共产主义的，即“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6页。。诚然，《导言》是因公社而作，但其新型国家治理思想并不直接等同于公社的新型国家治理，而是结合新的实践对公社治理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凝练和升华，因此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的指导意义。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典型形式。为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必要以《导言》所阐明的新型国家治理的性质和实质、方向和目的、原则和方法等科学思想，深度对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而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和行动依循。

(一)新型国家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这是《共产党宣言》早已阐明的基本原理。《导言》认为，巴黎公社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公社的治理措施也显示出鲜明的社会主义方向。那么这种工人阶级的新型国家治理，无论是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实践趋向上，必然要求以人民为中心。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在第二次公社会议上，委员即提出了对职能机关的监督问题(47)公民巴斯卡尔·格鲁塞提出，秘书处虽然不是由公社委员组成，但应受主席团监督。参见[苏联]莫洛克编：《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1卷)，何清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4页。，之后多次提出：记名投票是“唯一符合道德、符合民主原则的方式”(48)《巴黎公社公告集》，罗新璋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1页。；公社委员应“不断受到舆论的检查、督促和批评，是可信赖的，对选民负责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的”(49)《巴黎公社公告集》，罗新璋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页。；要挑选“永远不以主子自居的代表”(50)《巴黎公社公告集》，罗新璋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4页。。可以说，公社的本质特点就是人民群众真正自己当家作主，“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1-102页。。因此，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议行合一的巴黎公社，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廉价政府，体现着工人阶级新型国家人民管理制度的特点，有效杜绝了旧的压迫机器“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的痼疾，“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和赞扬的公社民主治理理论，同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坚持的国家消亡和民主制相统一是一致的。马克思当时指出：“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在民主制中，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作为国家制度，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了。”(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页。这也就是恩格斯后来所讲的：“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8页。由此，不少学者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系列文本中提到的国家消亡概念，并不是拒斥政治，而是现代国家向社会主义民主的转型问题。(55)参见[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叶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63年，第25页；李惠斌编著：《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研究读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85页；Mehmet Tabak: Marx's Theory of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Revisited,Science&Society,Vol.64,No.3,Fall. 2000,pp.335; Hal Drape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Marx to Len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87,p.32.列宁也高度赞扬了公社的新型治理，称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是“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56)《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红色政权伊始，就坚定地继承了巴黎公社新型国家的人民主体思想。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即明确指出：红军的战斗力源于士兵都知道是“为人民打仗”。他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更是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唯一宗旨是“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57)《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9页。。在改革开放大潮将起之时，邓小平同志重申了巴黎公社首创的新型国家公职人员应有的社会公仆角色和意识：“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30页。进入新时代以来，***总书记也多次反复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59)《***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37页。可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坚守了由巴黎公社开创的红色政权的底蕴和本色。

在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新征程的新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巴黎公社新型国家治理的历史启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为此，必须保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国家治理方向，始终牢记“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60)《***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6页。。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中持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并积极为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创造更好的条件，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二)新型国家治理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为行动指南

《导言》认为，公社领导层因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难以形成统一的科学认识，是导致公社治理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整个事件的进展，采取了各种措施表达对公社革命斗争的切实关心、支持和帮助。诸如，委派赛拉叶作为第一国际的全权代表去巴黎，作为与巴黎支部在公社中的领导人的联络者；通过往来于巴黎和伦敦之间的德国商人，与公社沟通消息；在报纸上大量公开发表文章，在经济措施、斗争策略、军事技术各方面给公社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第一国际向各国支部发出几百封信件，号召各国工人阶级积极声援和支持公社行动；将继续留在凡尔赛国民议会的托伦开除出第一国际，以严厉惩罚背叛公社的行为等等。令人惋惜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宝贵意见未能被公社领导人接受和采纳。究其原因，公社终归是放射着“历史首创精神炽烈光芒”的巴黎工人在特殊条件下自发建立起来的，其国家治理并非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和科学指南的自觉行动。事实上，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是蒲鲁东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还有一部分新雅各宾派。虽然这些人都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科学策略。在汹涌澎湃的群众革命运动中，他们思考和行动的依据不过是“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6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页。，系统性、科学性的决策和政策既不易达成，执行、实施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因而无法把革命的航船引向胜利的彼岸。

但巴黎公社毕竟是“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这一次光辉实践已经使工人阶级懂得：“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3页。公社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宣告了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的破产，“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6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3页。。同时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并再次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指导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科学真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1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更是应对风险挑战、赢得先机和未来而主动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可谓因需而兴、因势而为、因时而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开宗明义地提出：为了更好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不仅是《导言》对巴黎公社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十月革命以来红色政权建设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基本原则。在新发展阶段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反对各种背离、肢解、甚至歪曲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根本原则，以确保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方向。同时，还应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使21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成为继续发展奋进的动力。

(三)新型国家治理必须维护中央核心的权威

《导言》强调，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而缺少核心权威，导致了治理能力不能充分集中统一，是巴黎公社重要的历史教训。国民自卫军控制了巴黎后，在普遍的、直接的选举基础上成立了议行合一的公社委员会。中央委员会虽然宣称：“共和国新政府刚刚把政府各部和一切行政机关都掌握在手中”(66)朱庭光主编：《巴黎公社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97页。，但在实际的体制和组织上，公社主席并不固定，由委员轮流代任，委员会实行效力平等的票决制度。这种集体领导制度虽然彰显了公社的广泛代表性和新型民主性，但却明显违背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精神。在民族战争危机和国内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忽视和缺乏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必然造成致命的后果。事实上，公社选举仍被关在秘密监狱的布朗基为主席，而他根本不能到场履职；公社委员会与下设机构及各区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因不够熟悉而缺乏紧密联系，在应对紧急事态时经常因脱节而各自为政。这种状况无疑严重削弱了公社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导致“执行委员会不善于发号施令，部下可以不服从，公社委员会一会儿授给全权，一会儿又撤回，随时干涉最小的工作细节”(67)[法]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柯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210页。。这成为导致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

针对公社内部领导权的纠纷问题，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在1871年5月2日就发出号召：“竭尽全力维护公社的团结，因为这是在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斗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68)[苏联]伊·阿·巴赫主编：《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资料》(上册)，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翻译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第217页。但公社并未及时采纳这一建议，最终在八天后走向覆灭。基于公社惨痛的教训，马克思在1871年9月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6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公社失败后的次年，恩格斯也沉痛指出：“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同时，他还阐明了权威必然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日益扩大的趋势。列宁继承了恩格斯“权威即组织”这一深刻思想，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71)《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6页。

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进程中，如果说经济斗争的组织是工会，那么政治斗争的组织则是政党。换言之，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以及国家治理的核心权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7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各种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邓小平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感到，仅仅强调党的领导、党中央的权威还是不够的。他深刻总结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关键问题是“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7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出发，为确保党在应对各种风险困难时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斗争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旗帜鲜明地强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同时，以严明的政治纪律推动全党持续增强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做到“坚决维护***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74)《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页。，不断健全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制度体系，扎实有效地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这种思想认识的高度自觉性，得益于《导言》对公社经验教训总结的深刻启示，得益于对巴黎公社以来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