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仲济对郭沫若感情变化过程探究*①

廖久明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614000 )

抗战时期，同在重庆的田仲济曾请郭沫若写字、作序。在1941年11月庆祝郭沫若诞辰50周年暨创作生涯25周年之际，田仲济写文章高度评价郭沫若为“诗人，战士”(1)田仲济：《诗人，战士》，《新蜀报》1941年11月17日。；郭沫若去世十余年后，田仲济撰写文章回忆他们之间的交往并用“诗人气质”评价郭沫(2)田仲济：《诗人气质的郭沫若》，《语文学刊》1992年第1期。；1992年11月中旬，在郭沫若诞辰100周年学术会议上，田仲济发出了要“了解郭老”“理解郭老”的呼声(3)田仲济：《了解郭老 理解郭老》，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4-77页。。2002年1月14日田仲济去世后，其硕士研究生李春林在奔丧返回沈阳后次日撰写的悼念文章中这样回忆了三年的学习时光：“课上课下不时能听到恩师对郭沫若的微词。”(4)李春林：《田仲济与郭沫若——谨以此文悼念恩师田仲济先生》，《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李春林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有人建议将田仲济所写的纪念郭沫若 50寿辰及100周年诞辰的文章与李春林文章同时刊载，以便读者明白事实真相。对此，《鲁迅研究月刊》未予理睬。《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3期同时发表这3篇文章后，“反响强烈，纷纷来电、来信、来文，赞赏本刊以事实说话的争鸣态度。现从来信和来稿中选一篇发表，再次以正视听”。(5)《评李春林先生的〈田仲济与郭沫若〉编者按》，《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1期。选中发表的文章认为，李春林的文章是“假悼念恩师之名，行诽谤郭老之实”(6)金玉堂：《评李春林先生的〈田仲济与郭沫若〉》，《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1期。。而根据相关史料我们得知，李春林笔下的田仲济对郭沫若的评价与田仲济晚年对郭沫若的评价不同。两种对郭沫若的不同评价，实际上都是田仲济心目中的郭沫若，只不过是不同时期的郭沫若罢了。田仲济不同时期对郭沫若的评价，是他对郭沫若认同变化的真实反映，本文拟对这一评价变化进行探讨。

一、田仲济的自述及相关史实

在《诗人气质的郭沫若》中，田仲济在开篇及第一部分用2000余字的篇幅叙述了自己对郭沫若的感情变化过程，内容大致为：读小学时“钦佩”郭沫若，读中学时“至少对郭沫若更为景仰了”；“1937年，郭沫若从日本回来了，在上海，他见了蒋介石，并写了拜见蒋介石的文章，那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了，我读了很不舒服”，甚至“感到有说不出的‘耻辱’感”；“直到1990年，我才认识到，大半是由我对郭老的理解不深，特别是理解不全面，其次是对一些情况不知道，因而引起一些误解”。令田仲济对郭沫若感情再次发生很大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他看到《上海滩》上登载的一篇名为《一段神秘的往事——他精心策划了郭沫若归来》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为：看见“通篇洋溢着郭沫若誓死报效祖国的神圣感情”的“‘誓书’”后，“蒋介石将这份誓书交给了顾高地，于是秘密策划郭沫若归来的步骤加快了”；“七七”事变发生以后，在顾高地的“精心策划安排”下，郭沫若顺利归国。(7)经考证，顾高地“精心策划了郭沫若归来”的说法与事实不符。郭沫若归国抗战情况，可参见廖久明：《郭沫若归国抗战真相》，《郭沫若学刊》2019年第2期。看了这篇文章后，田仲济认为郭沫若在《蒋委员长会见记》中歌颂蒋介石“当然就不能说错了”，“既然是蒋介石同意他归来并找专人为他策划归来的途径，那他回到上海后，去见蒋介石，当然是理所当然的了。他是诗人，他不是写了‘誓书’么？‘誓书’就是发誓一切献给祖国。国共第二次合作了，联合抗日了，过去的事，一切的事都不再计较了。这么理解。歌颂的当然就不能说错了。这么说来，不对的不是他了，他倒是‘时之圣也’，说他不对的倒是跟不上时代”。需要说明的是，《一段神秘的往事——他精心策划了郭沫若归来》只是《顾高地和他的女儿顾圣婴》中的一部分，该文原载《上海滩》1991年第9期，该刊为月刊。田仲济看见该文后写作的第一篇文章《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发表在当时为季刊的《语文学刊》1992年第1期上，出版时间为3月，由此可以断定田仲济看见该文的时间大约是1991年冬季。

在这篇文章中，田仲济如此写道：“直到1990年，我才认识到，大半是由我对郭老的理解不深，特别是理解不全面，其次是对一些情况不知道，因而引起一些误解。”尽管笔者无法知道田仲济1990年对郭沫若态度发生变化的原因，但根据以下两件事情可以知道他的回忆属实。

田仲济去世后，与李春林同时入学的硕士研究生税海模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其中写道：“先生的价值观是学者的价值观，他最看重能否有精神文化成果流传后世。他多次对我们说，鲁迅全集肯定是传世之作；郭沫若除《女神》之外，有多少作品传世，有待历史检验。他多次叮嘱我写一两本有价值的书。……1990年暑假，为了写作专著《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我去京、沪等地调查访问。当我去济南，老先生高兴极了，谆谆教导之余，还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菜，叫学生愧不敢当。我知道，这是先生用爱来鞭策我，在学术上克尽愚钝，奋蹄驰驱。1992年拙著写成，田先生写序鼓励。先生患严重白内障，视力极差，捧读先生文稿，我感动得两眼湿润，双手颤抖……”(8)税海模：《“丑小鸭”的缅怀与抱愧——敬悼恩师田仲济先生》，田桦、洪承编：《田仲济纪念文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338-339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初期，田仲济对郭沫若的评价确实不高。税海模“1990年暑假，为了写作专著《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去济南时，“老先生高兴极了，谆谆教导之余，还亲自下厨房做了两道菜，叫学生愧不敢当”，其中主要原因应该是师生情。尽管如此，从田仲济为《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写的序言中可以断定，他此时对郭沫若的态度确实已经发生变化。他这样说：“当时曾谈起这写作任务的事，我曾有个意见要告诉他，又想到他会自己处理好这个问题，所以终于未说。我的意见是写纪念郭老的专著，不能只从文学上着眼，文学不能代表郭老的整个成就。”田仲济认为郭沫若“是创造社的主要成员，文化革命的急先锋”，“还是一位历史学家，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史，是一位权威的中国历史学者”，“也是一位考古学家”，“他对甲骨文有多年的研究”，“建国后他是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他的工作，他的著作，是时时刻刻会遇上中国传统文化的”。(9)田仲济：《序言》，税海模：《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页。

山东省文史馆编写的《山左鸿爪》收录了田仲济的六篇“文史短文”，其中关于郭沫若的有两篇：《郭老爱他的〈屈原〉》《郭沫若赞闻一多释“鸿”》(10)除这两篇之外，另四篇为：《闻一多畅谈〈读《易》〉》《茅盾首先倡导无产阶级文学》《栾调甫的直钩说》《沉樱偏爱“钻石小说”》。。据《田仲济文集》记载，第一篇的写作时间、地点是“1991年7月31日3时于青岛”(11)田仲济：《郭老爱他的〈屈原〉》，《田仲济文集》(第2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据《田仲济年谱( 1970-2002)(下)》记载，第二篇的写作时间应该时隔不久，年谱中这样写道：“(1991年)7月8日 撰文《冯玉祥企图诗歌数量夺魁》。该文及本年夏天撰写的文史短文，后均被收入山东省文史馆编‘新编文史笔记丛书’(中华书局2005年版)中”(12)杨洪承、曹然：《田仲济年谱( 1970-2002) 》(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根据扉页的《再版说明》可以知道，中华书局2005年版“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属于再版，丛书的山东分册《山左鸿爪》初版本1994年4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郭沫若1978年6月12日去世后，田仲济不但没有写作任何文字，还一度在不同场合对郭沫若“颇有微词”，1991年暑假却连写两篇关于郭沫若的“文史短文”，其中一篇还称郭沫若为“郭老”，这应该与他此时对郭沫若的感情认同发生了变化有关。正是因为田仲济1990年对郭沫若的感情认同发生变化，当他看见《上海滩》1991年第9期登载《顾高地和他的女儿顾圣婴》文章后，才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认为“可以写文章了”，于是写作了六千多字的《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并将已经写完的两篇“文史短文”的主要内容加进去。

在《诗人气质的郭沫若》中，田仲济在末尾如此写道：

“文革”要开始了，西民作动员报告，郭老主持会议。听了这个报告，感到我写的所有的书，都该烧掉。若不是诗人，而且是诗人气质特重的诗人，是不会在那样的大会上立即起来讲这样的话的。当然。在那是非颠倒，人妖不分的10年中，不少的人是讲过违心之言的。但郭老是完全可以沉默不言的，他又为什么那么讲呢？……过重的诗人气质，理智已无力控制了。于是他讲了那句话。并不是非说不可，而是完全为感情所驱使了，说出一些非理性的话。(13)《诗人气质的郭沫若》在《语文学刊》1992年第1期发表时，前5页为整页，第6、7页各是半页，在收入《田仲济文集》(第4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时，未收录该段及其上面的两段文字。

从以下发言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革”前夕郭沫若发表“烧书”说后，田仲济确实对他又有不满情绪：

在这次会上有人曾提出，郭老曾说他写的书应该统统烧掉。可以后又没烧。郭老是烧了对呢？还是不烧对呢？我看还是不烧对。那么就是郭老不该说统统烧掉的话了。但是郭老说了。当然那话最好不说，但既然说了也不能算什么大问题。无论什么事情，倘放在当时的背景中来研究，就容易看清楚在那特殊的情况下，颠倒黑白，无理可讲，一切都被否定了，在那样的情况下郭老宣称他写的东西应全部烧掉，至少是迫于形势，他感到大祸燃眉，即使他不说，所谓造反派也要采取“革命行动”了。(14)田仲济：《了解郭老 理解郭老》，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6页。

以上引文出自《了解郭老 理解郭老》，由周亚琴整理，被收入《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对此，《田仲济年谱》有这样的叙述：田仲济“(1992年)11月13日至19日 参加在北京新万寿宫宾馆召开的‘郭沫若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学术讨论会并发言。该讨论会为纪念郭沫若诞辰100周年而举行。发言稿《了解郭老 理解郭老》后被收入《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15)杨洪承、曹然：《田仲济年谱(1970-2002)》(下)，《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尽管田仲济在发言时对“郭老曾说他写的书应该统统烧掉”一事进行了说明，但根据所讲内容、发言场合可以推断，他对郭沫若“文革”前夕发表“烧书”说确实不满。

二、他人的回忆及相关史实

关于田仲济对郭沫若的不满情况，其硕士研究生李春林有相当详细的回忆：

在三年学习期间，课上课下不时能听到恩师对郭沫若的微词。如说500年后中国人只知道鲁迅而不知道郭沫若了；人们只知道郭沫若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中骂过蒋介石，却忘了他后来曾歌颂过他，肉麻地抒写蒋介石跟他握了手之后给他带来的过电般的感觉(我曾在母校山东师大的旧杂志中拜读过此奇文，遗憾的是《郭沫若全集》并未收录它。我还读过他在抗战期间写的祭父文，在文中他告诉刚去世的父亲，因战火阻隔， 不知在日本亲人情况，惟恐郭氏无嗣，又娶于氏立群。惜哉如此绝妙的好文章，似乎亦未收入《郭沫若全集》)；说闻一多认为郭的甲骨文研究往往十而错七，恩师本人则以为剩下的三亦靠不住；郭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化名杜荃(那时是1979年秋冬之际，此事似乎刚在某些内部刊物上披露)大骂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解放后有一位青年写了一本解释鲁迅旧体诗词的小册子，硬说鲁迅某诗是写他与郭之友谊的，郭如获至宝，立即将此书推荐到某著名出版社出版，被该出版社拒绝(16)1957年9月19日，郭沫若致函许广平：“史大木送来一册《鲁迅旧体诗集》。我觉得可以印行，送请您斟酌一下。《送增田涉》《赠蓬子》二诗似可把人名掩下去。增田为人并不那么好。《赠蓬子》诗中也提了‘蓬子’的名字，但作为一般的蓬子讲似乎也可以。”(参见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652页。)据查，该书稿未见出版。该书稿是否为引文中的“小册子”，存疑。在鲁迅指导下，增田涉写作了《鲁迅传》，并发表在日本《改造》特别号(1932年4月)上，后由“顽銕”翻译，从1934年12月起在《台湾文艺》第1卷第2号连载，他们寄了一份给郭沫若，郭沫若于1935年1月1日写作《〈鲁迅传〉中的谬误》，发表在《台湾文艺》第2卷第2号(1935年2月1日)上。郭沫若认为以下说法与事实不符：“他的《阿Q正传》被翻译于法国，而登载在罗曼·卢兰所主宰的《欧罗巴》……这一个大文豪的卢兰，对他——鲁迅特地写了一篇很感激的批评，寄给中国去。然而很不幸，那篇历史的批评文字，因为落于和鲁迅抗争之‘创造社’的手里，所以受他毁弃，那就不得发表了。”事实上，该说法确实与事实不符(参见廖久明：《论郭沫若〈一封信的问题〉的写作与评价》，《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这至少是郭沫若认为“增田为人并不那么好”的原因之一。关于两人关系，增田涉曾如此写道：“在此之前，我曾见过郭沫若几次，一起吃吃喝喝，谈话中有时带点争辩”(增田涉：《郭沫若素描》，《集萃》1982年第5期)。引文中的“在此之前”是指在《改造》编辑部任职时看见日文翻译的《由日本回来了》(这篇文章以《离开日本》为题刊载于1937年11月出版的《改造》临时增刊号)之前。；《女神》不知直着脖子在喊什么，倒是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修改(用当下一个时髦的词该是“与时俱进”)，结果把自己修改成20 年代初就似乎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了。(17)李春林：《田仲济与郭沫若——谨以此文悼念恩师田仲济先生》，《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5期。“杜荃”原文作“杜筌”。

该文发表后，受到人们的批评：“李春林先生《田仲济与郭沫若——谨以此文悼念恩师田仲济先生》一文，假悼念恩师之名，行诽谤郭老之实，将鲁迅与郭沫若置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极’。”(18)金玉堂：《评李春林先生的〈田仲济与郭沫若〉》，《郭沫若学刊》2003年第1期。但是，从以下文字表达中便会知道，该说法与事实不符：

本年(1983年) 社科院文研所鲁迅研究室赵存茂来访。赵存茂回忆：“田先生……认为不论是思想还是人格，郭沫若都难以与鲁迅相提并论。田先生特别提到郭沫若所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和《蒋委员长会见记》两篇文章，对作者前后态度及观点变化之大颇有微辞。因为在采访开始时我告诉过田先生我前两年曾在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田先生这时就问我《郭沫若全集》收入《蒋委员长会见记》没有，我说《全集》主要先收已成集的作品，其他的要等以后再说。田先生听后说，我估计以后也不一定收。另外，田先生对郭老将《女神》等一些作品改来改去也不太以为然，而对鲁迅“不悔少作’的态度极表钦服。他又问我《郭沫若全集》收入《女神》用的是什么版本，我答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沫若文集》版。田先生有些遗憾地表示这样将极大地影响《全集》对学术研究的参考价值。”

从下面文字中可以看出，田仲济不但在口头上对郭沫若“颇有微辞”，有时还一度“在大小报上发表纪念茅盾的文章时影射到郭沫若”：

(1983年)11月16 日 参加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成立大会并发言。主事者弟子谷辅林回忆：“在考虑大会主席台人选时，头面人物中自然少不了田老，可当我请他时他不干。我一次再次地请，他才答应出席，但不讲话。我说，田老您不讲话不合适，全国的学者云集济南，您作为山东文化人的头领，不表示欢迎客人么？再说，届时我主持会议，我一定会宣布请您讲话的，您到时还能不讲么？最后田老答应了……我之所以坚持请田老讲话，有个内心活动，别人并不理解，包括田老本人。那个时候正是省内外一些人对田老进行非议的时候。因为田老在大小报上发表纪念茅盾的文章时影射到郭沫若了。大家认为，邓小平已为郭沫若定调了，您田老非要与邓小平口径不一致，为了啥？甚至有人想写文章责问田老了。在那个时候我坚持田老出面讲话，可以缓和那种紧张气氛。因为，田老是我的老师啊！果然，田老的讲话，使得好多人谅解了，我这个研究郭沫若的田老学生也能舒展开了。这就为郭沫若诞辰一百周年的世界级会议北京特邀请田老出席并作大会讲话作了铺垫。”(19)杨洪承、曹然：《田仲济年谱(1970-2002)(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根据以上文章可以知道，李春林在《田仲济与郭沫若——谨以此文悼念恩师田仲济先生》中所写内容完全可能出自田仲济之口，并没有“假悼念恩师之名，行诽谤郭老之实”。那么，田仲济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什么对郭沫若如此不满？

李春林的文章实际上已告诉我们相关情况：他是“在三年学习期间”不时听到恩师“对郭沫若的微词”；他报考硕士研究生的时间是1979年，导师去世后，“在千里奔丧之途，恩师的种种往事断断续续地兜上心头。而其中最为鲜明的竟是我在1979年报考研究生时恩师所出的一道题：‘郭沫若逝世后，社会上对郭沫若的评价似乎比对鲁迅还高。谈谈你的认识。’这是试卷最后一道论述题，大概是25分或30分”。结合以上所引文章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田仲济对“郭沫若的微词”是李春林1979—1982年期间读硕时听说的；二、田仲济对“郭沫若的微词”应该与“郭沫若逝世后，社会上对郭沫若的评价似乎比对鲁迅还高”的时代背景有关(20)据不完全统计，郭沫若于1978年6月12日逝世后，在一年时间内人们写作了200余篇回忆文章，都对郭沫若进行了高度评价。；三、当得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的作者杜荃是郭沫若(21)当时探讨该问题的文章有：1、单演义、鲁歌：《与鲁迅论战的“杜荃”是不是郭沫若？》，《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1978年10月；2、史索：《杜荃是谁》，《鲁迅研究文丛》(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王锦厚：《杜荃到底是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时，田仲济对郭沫若更加不满(22)田仲济在《了解郭老 理解郭老》谈到了该问题，参见田仲济：《了解郭老 理解郭老》，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从李春林和赵存茂的回忆中可以知道，田仲济对郭沫若不满的原因还有一个，即“田先生对郭老将《女神》等一些作品改来改去也不太以为然”。田仲济不但在课堂上、采访时表达了他的不满，就连在1979年4月3日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初版)写作后记时，也以郭沫若改动《匪徒颂》为例，批评了曾经较为流行的中国现代作家修改自己过去作品却不加说明的情况：

还有一种较为普通的情况是，几乎所有作家于建国后，都或多或少地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修改，有的在更早的时期已进行了修改。应该说作家是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的，但修改后不加说明，或把建国后修改的作品作为“五四”时期的作品以示读者，则很难反映特定历史时期作家的本来思想面貌。例如“五四”时期《匪徒颂》中第二节是这样：

倡导社会改造的狂生，瘐而不死的罗素呀！

倡导优生学的怪论，妖言惑众的哥尔栋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波尔显维克”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以后版本中同样这一节是这末写的：

鼓动阶级斗争的谬论，饿不死的马克思呀！

不能克绍箕裘，甘心附逆的恩格斯呀！

亘古的大盗，实行共产主义的列宁呀！

西北南东去来今，

一切社会革命的匪徒呀！

万岁！万岁！万岁！

这诗的末后，仍写“一九一九年末作”，并没有什么时候修改或其他字样，因此，现代文学史中千篇一律地说《匪徒颂》证明作者在“五四”时期已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自然，对这点文学史编写者也不能辞其粗疏的责任。(23)田仲济：《〈中国现代文学史〉后记与修订再版后记》，《田仲济文集》(第2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98页。

据《〈女神〉校释》记载，1928年6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沫若诗集》时，其中收录的作品《女神》便进行了重大修改；1953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女神》时，引文中《匪徒颂》的前三行文字仅将“发现阶级斗争的谬论，穷而无赖的马克斯呀”(24)《匪徒颂》，郭沫若：《沫若诗集》，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第108页再次做了改动，“发现”改为“鼓动”，“穷而无赖”改为“饿不死”。(25)《匪徒颂》，陈永志：《〈女神〉校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结合上述引文可以知道，田仲济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后记时知道这些改动情况，但不能据此判断收录这首诗的《沫若诗集》《女神》在1928年、1953年出版时田仲济就已经看见，因为存在他在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查阅相关版本后发现其差异的可能性。正如引文中所说：“几乎所有作家于建国后，都或多或少地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了修改”，是“一种较为普通的情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田仲济当时极有可能不会对郭沫若所做的修改很反感。令他反感的真正原因在于：由于这样的修改，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中千篇一律地说《匪徒颂》证明作者在‘五四’时期已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的现象。翻阅1979年4月3日之前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主要著作可以知道，田仲济的观点言过其实：1.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开明书店1951年9月出版)有关《女神》诗歌内容的语句仅为：“诗里面有对社会的诅咒(如《凤凰涅槃》)，也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歌颂(如《胜利的死》和《匪徒颂》)都喊出了那时的时代精神”(26)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北京：开明书店，1951年，第68页。，根据这样的文字无法判断其依据的哪种版本；2.丁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7月出版)虽然引用了1953年版《女神》，却并未引用《匪徒颂》，也未涉及上述引文批判的内容；3.张毕来著《新文学史纲》第1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12月出版)引用的《女神》版本为1921年出版； 4.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作家出版社1956年4月出版)引用了1953年版《女神》中的《匪徒颂》。这也就是说，在1979年4月3日前出版的4本主要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只有刘绶松的一本符合田仲济所批评的情况。田仲济的看法过于偏激，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此事的反感程度。由于这4本主要著作中有两本引用的《女神》版本为1953年版，其中一本还与其批评情况相吻合，联想田仲济1951年7月起在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文艺学和新文学史这一经历(27)曹然：《田仲济年谱(1949-1966)》，《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基本可以断定刘绶松著《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1956年4月出版后不久，他便看见了引用的《匪徒颂》中的文字，并因此对郭沫若改动自己作品却不加以说明的做法产生了反感——由于1941年后郭沫若给田仲济留下了较多好的印象，所以此时的反感应该不算强烈，随着田仲济因为其他事情对郭沫若产生一些看法，对此事的反感或许逐渐增强。

三、田仲济1941年11月为何写作高度评价郭沫若的《诗人，战士》

既然田仲济看见郭沫若1937年发表的《蒋委员长会见记》之后，“感到有说不出的‘耻辱’感”，那为什么1941年11月3日他写作《诗人，战士》时却高度评价郭沫若呢？从阳翰笙的相关回忆文章中便能知道其主要原因：

记得那是在1941年10月上旬的一天。我正在重庆天官府街郭老的家里。那时郭老是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我是副主任 。当郭老和我正在商谈工作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欣然而至。他是经常到这里来的，经常在这里向我们传达党中央文件的精神，布置任务，听取汇报，为我们解决困难问题。这天他来，面带笑容，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看了看郭老，然后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提出，要庆祝郭老的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生辰。郭老很自谦地说：“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同志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我高兴地问道：“那末谁来负责搞这件事呢？”恩来同志说：“还是由你来负责搞吧！”我说：“我现在正在忙‘中华剧艺社’演戏的事,碰到的困难很多，行吗？”“行！还是你出来好！”恩来同志说。他又接着说：“我们这次要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估计这事情问题不大。但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来参加筹备工作，不能单独由‘文工会’来出面。”

随即恩来同志要我代为起草一个南方局通知成都、昆明、桂林，还有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明这次纪念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等。我写好后当即递给他看。他看了以后说：“政治意义还要再加强一点，我再改改。”说着就把稿子放进了他的上衣口袋。(28)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既然为郭沫若祝寿和庆祝郭沫若创作25周年是由周恩来亲自发起的“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那么，“从学生时代即投身爱国革命活动，组织‘五三读书会’，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在上海、重庆、桂林便与共产党人有过亲密合作关系”(29)田桦、洪承：《田仲济生平》，田桦、洪承编：《田仲济纪念文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424页。的田仲济写文章高度评价郭沫若便再正常不过了。在这篇文章中，田仲济将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认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和郭沫若所作的“鲁迅以外只有我们的诗人能以担当”的评价，认为郭沫若与鲁迅一样学识渊博。将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最著名的文章是周恩来的《我要说的话》，这篇发表在1941年11月16日《新华日报》上的文章应该写于当日凌晨。田仲济的《诗人，战士》尽管发表在次日的《新蜀报》上，写作时间却是十多天前的1941年11月3日。也就是说，在周恩来将郭沫若与鲁迅相提并论之前，田仲济已经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论述了，由此可见田仲济对郭沫若态度的自觉转变。

除政治原因外，田仲济对郭沫若的评价变化还应该与郭沫若1941年7月25日为田仲济写的一幅字有关。关于请郭沫若写字之事，田仲济回忆道：“重庆受日寇轰炸频繁的那些日子，大家都搬到郊区去了，郭老也搬到郊区的赖家桥，我住到了金刚坡，离他的住处不远。约在1941年，忽然有一阵子，重庆很多人喜欢找名人写字。当时我也写了一封信求他写字。没过多久，他就让人给我送来一幅字。郭老当时跟我只是一面之识，他在百忙当中满足了一个晚辈的要求，可见他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30)田仲济：《了解郭老 理解郭老》，郭沫若故居、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4页。田仲济在该文中概括回忆了与郭沫若的交往情况：“我今年85岁，小郭老15岁，是晚辈了。我认识郭老是在抗战时期，在武汉见过一两次面，后来在重庆的几年中，会面较多，就逐渐熟了。我们的《东方文艺丛书》中承郭老给了他的《今昔集》。” 根据回忆可以断定，“一面之识”的地点应该在武汉。这一考证实际上也与当时田仲济对郭沫若的感情相吻合：在请郭沫若写字之前，田仲济对郭沫若还很反感，因此不可能去拜访；就郭沫若而言，他更不可能去拜访还没有多少名气的田仲济。在这种情况下，同在重庆的两人这段时间没有见面完全可能。田仲济1939年8月“离开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去重庆。经高象九、赖亚力介绍，在冯玉祥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31)杨洪承、田桦：《田仲济年谱简编(1907-2002)》，田桦、杨洪承编：《田仲济纪念文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450页。，在“重庆受日寇轰炸频繁的那些日子”，与郭沫若住处相距不远，却没有见过面；受“重庆很多人喜欢找名人写字”影响，住处相距不远的田仲济只是在“心血来潮”的情况下，“给他去信了，而且连宣纸也不送去”。这种种表现给人很无礼的感觉，个中原因应该是田仲济看了郭沫若写的《蒋委员长会见记》之后产生的“说不出的‘耻辱’感”(32)田仲济：《诗人气质的郭沫若》，《语文学刊》1992年第1期。还未消失。需要说明的是，根据田仲济的性格特点，从他看见郭沫若的《蒋委员长会见记》产生“说不出的‘耻辱’感”，到在“心血来潮”的情况下找郭沫若写字，近4年间感情应该发生了一定变化：“第三厅”时期积极抗战的郭沫若，其领导的“第三厅”于1940年秋遭遇改组，这些因素直接导致田仲济对郭沫若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感情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就是在“心血来潮”的情况下，田仲济也有可能不会找郭沫若写字。尽管田仲济请郭沫若写字是受他人影响，“他(郭沫若)在百忙当中满足了一个晚辈的要求”后，却给田仲济留下了“平易近人”的深刻印象，这也应该是他写作《诗人，战士》并高度评价郭沫若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为此，田仲济不但于1942年6月中下旬请郭沫若为自己的第一本杂文集《情虚集》写序，还于1943年10月在自己担任编辑主任的东方书社出版了郭沫若的散文集《今昔集》。由此可知，抗战时期郭沫若为田仲济写字、作序后，田仲济对郭沫若产生了较多好感。

根据以上文字，可以梳理出田仲济对郭沫若评价变化的复杂过程：中小学读书时，“钦佩”甚至“景仰”郭沫若；看见郭沫若发表的《蒋委员长会见记》之后，彻底改变了对郭沫若的印象，甚至“感到有说不出的‘耻辱’感”；抗战时期，郭沫若领导“第三厅”积极抗战、1940年秋却遭遇改组，田仲济因此对郭沫若的感情认同发生了一定变化，并在“心血来潮”的情况下于1941年7月下旬请郭沫若为自己写字，“郭老当时跟我只是一面之识，他在百忙当中满足了一个晚辈的要求，可见他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庆祝郭沫若50诞辰暨创作生涯25周年是由周恩来亲自发起的“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和“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所以“与共产党人有过亲密合作关系”的田仲济写作了《诗人，战士》，对郭沫若进行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对自己过去的作品进行修改却不加任何说明，致使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根据修改后的作品作出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为此田仲济对郭沫若又产生了反感；“文革”前夕，郭沫若发表“烧书”说，田仲济对此非常不满；郭沫若逝世后，田仲济不满“社会上对郭沫若的评价似乎比对鲁迅还高”，当得知攻击鲁迅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作者杜荃是郭沫若时，田仲济更加不满。由于这些原因，郭沫若逝世后，与郭沫若有过较多交往的田仲济不但没有写文章纪念，还私下对郭沫若“颇有微辞”。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得到缓和：田仲济认识到，“大半是由我对郭老的理解不深，特别是理解不全面，其次是对一些情况不知道，因而引起一些误解”，于是田仲济于1991年暑假写了两篇关于郭沫若的“文史短文”：《郭老爱他的〈屈原〉》《郭沫若赞闻一多释“鸿”》。当看到刊载于《上海滩》1991年第9期的《顾高地和他的女儿顾圣婴》中的文章《一段神秘的往事——他精心策划了郭沫若归来》后，田仲济对郭沫若的看法有了彻底改变，不但写作了长达6000多字的《诗人气质的郭沫若》，还在1992年8月为自己学生税海模的书《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序言中高度评价郭沫若，同年11月参加学术会议发言时甚至发出“了解郭老”“理解郭老”的呼声。

《田仲济纪念文集》收录的一些文章对田仲济有这样的描述：

田仲济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中国先进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奋斗终身。他真诚坦荡、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是非分明、嫉恶如仇、严于律己的人格风范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的文化业绩是遗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纪念他，学习他！(33)丁景唐：《追思田仲济先生》，田桦、洪承编：《田仲济纪念文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1958年我毕业留校任教，有幸成为先生主持的研究室的成员，先生上的第一课便是如何做人，他让我们学习高尔基、鲁迅等伟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做一个表里一致的好人。先生就是我心目中这样的人：真诚、坦荡、严谨，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数十年来，时代风云几经变幻，可先生“竖起脊梁做人”的态度一直没有变，堪称完美人格的典范。(34)蒋心焕：《完美人格的典范——痛悼恩师田仲济先生》，田桦、洪承编：《田仲济纪念文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160页。

田师的品格是非常高尚的。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是非分明，疾恶如仇。对邪恶势力，他敢于抵制，对两面派行为和吹吹拍拍的庸俗作风他敢于批评，对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恶劣行径他深恶痛绝。(35)张杰：《田师与我四十年》，田桦、洪承编：《田仲济纪念文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

上述文章都不约而同地称赞田仲济的人格、气节，这实际上与中国传统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有关。很明显，郭沫若发表《蒋委员长会见记》、“烧书”说等，在一些重视气节的知识分子看来是失节的事情，如果对其背景不了解，对这些言行产生疑义便是情理中的事情。

田仲济一方面重视气节，另一方面具有“豁达、开阔”(36)樊骏：《田老：一位可敬的学术前辈》，田桦、洪承编：《田仲济纪念文集》，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第37页。的胸襟，当他渐渐了解郭沫若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此，有的人终身未改变对郭沫若的看法，尽管有的人未写批评文章，却在不同场合非议郭沫若，并且非议还有流传趋势。这应该是除政治偏见之外社会上对郭沫若出现“两极评价”(37)温儒敏认为：“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解也有大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场多变。”(温儒敏：《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魏建认为，导致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1.主观性和片面性影响了学术评价应有的科学立场；2.漠视历史人物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态度；3. 割裂个体与历史的联系也影响了评价的科学性。(魏建：《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在笔者看来，两人的分析都有道理。的又一根本原因。由此提醒我们，要改变人们对郭沫若的评价，必须在时代大背景下客观公正地看待郭沫若，对郭沫若重新认识。

致谢：田仲济先生的贤婿杨洪承教授、重外孙曹然先生对本文提供了宝贵资料和修改意见，在此表示诚挚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