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中国历史学学术创新力分析——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数据*

韩 帅，郭培培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北京，100086;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100081)

创新是学术研究活动的本有之义。历史学创新是推动历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有效途径。笔者以历史学的学术创新情况为研究视角，采用2014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历史学论文数据为样本①2014年度，指的是“复印报刊资料”2014年编辑出版的整个年度。，分析了历史学研究机构和历史学研究期刊的学术创新情况，阐述了历史学论文的创新方向，希望能为学术期刊出版单位、教学科研机构、历史学研究人员提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014年度，“复印报刊资料”通过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图书、报纸上历史学论文的分类、整理，共选出767篇供8种历史学学术系列期刊进行转载。这8种历史学期刊包括《历史学》《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其中，《历史学》遴选的是有关史学理论和史学史、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术文章。这8本刊物基本涵盖了历史学的诸多研究领域，在精选文章时，以创新和质量评价为导向，参照《人文社会科学论文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实施方案》中的四项基本指标:学术创新程度、论证完备程度、社会价值和难易程度。同时，邀请同行专家对转载论文的各项指标进行打分。其中，“学术创新程度”是指衡量论文提供的新知识对学术发展的促进程度，评价内容包括:

1.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学说、理论、观点、问题、阐释等;

2.提出新的(或改进运用已有的)方法、视角等;

3.发现新的资料、史料、证据、数据等;

4.对已有成果作出新的概括、评析(仅指综述文章)。

同行专家在对“学术创新程度”进行评议打分时，采用的是“21分量表”(表1)，同行专家先判断论文水平处于五个基本等级中的哪一级，再左右微调论文的最终得分。①武宝瑞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20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页。

表1 同行评议“学术创新程度”指标打分表

除了学术创新程度得分，本文依据的数据还有转载量和转载率两个指标。转载量，主要反映了期刊或机构被“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绝对量情况;转载率，主要反映了期刊优质学术论文的占比情况，即该期刊被“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的篇数/该刊当年总发文数。用这三个指标计算学术创新指数，表示学术创新力的强弱。学术创新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期刊学术创新指数=0.4×转载量归一值+0.3×转载率归一值+0.3×学术创新程度篇均得分归一值;

2.机构学术创新指数=0.6×转载量归一值+0.4×学术创新程度篇均得分归一值。②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2012年度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力分析报告——基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学术论文指数的排名数据》，《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3月26日。

采用归一值是因为转载量、转载率和学术创新程度篇均得分三个指标的“量纲不同”，因此需通过统计方法将三个指标的值域映射为(0，1)区间的数字才能在统一量纲下加权求和。某指标得分归一值=该指标得分值/该类数据中该指标的最大值。③武宝瑞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201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因而，学术创新指数的数值位于0～1之间，可以确定期刊、机构等所处的位置。为方便阐述，“学术创新指数”以下简称“创新指数”，“学术创新程度篇均得分”以下简称“创新得分”。

一、历史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创新力

2014年度，被转载的历史学论文涉及162个研究机构，包括高等院校、社科院、党政干部院校、研究院、博物馆等，平均创新得分为17.768669，平均创新指数为0.370946。高等院校是历史学研究稳定的创新主体，被转载570篇，占历史学转载论文总量的70%以上，平均创新得分为 17.936842。

图1展现的是创新指数前50名机构的分布情况，机构创新指数越高，离中心越近，图标越大。依据创新指数的分布特征，图1由中心向外分为 0.9、0.6、0.5、0.4、0.3 五个区间。

前两个区间各自有一家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独占鳌头，独处于创新指数0.9～1的第一区间，创新指数为0.979950，其下没有创新指数位于0.7～0.9区间的研究机构，说明其创新优势明显;北京大学的创新得分为18.775000，创新指数为0.680977，在高校中创新力最强。

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9所高校在创新指数0.5～0.6的第三区间。复旦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分别被转载了30篇和29篇，南开大学的创新得分为18.148148。中山大学和吉林大学的进步较快，前者的创新指数排名从2013年度的第14名升至2014年度第10名，后者从第15名升至第11名。

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35所科研机构处于创新指数0.4～0.5的第四区间。在这一区间里，上海社会科学院领跑省市级社科院系统，2014年度共被转载9篇历史学论文，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学术创新指数为0.461947，比2013年度0.433747的学术创新指数有所进步。山东大学的学术创新指数排在这一区间的第6位，历史文化学院和儒学高等研究院是山东大学的主要创新力量。

河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云南大学、辽宁大学四所高校位于创新指数0.3～0.4的第五区间。这四所高校被转载量在4篇左右，后三所高校的学术创新指数在2013年度都未进入前50名，2014年度的学术创新力都有所增强。华中科技大学的创新得分在三所高校中最高，为 17.666667。

图1 2014年度历史学机构创新指数分布图

表2 创新指数排名前10位的高校

在图1中所示50家研究机构中，高校有43家，占到86%。可见，高校是历史学研究的主力军。如表2所示，在创新指数排名前10位的高校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历史学院(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教师是这些高校二级院所中历史学研究的创新主体，如首都师范大学的18篇被转载文章全部来自历史学院;有些高校二级院所中其他院系的教师也是该校历史学研究重要的创新主体，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大学的文学院等。就历史学二级学科的创新力而言，2014年度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创新力普遍较强。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史学理论及史学史、首都师范大学的中国古代史和吉林大学的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的学术创新力尤为突出。

二、历史学期刊的学术创新力

2014年度，被转载的历史学论文涉及187种学术期刊，平均创新指数为0.322309。期刊的主办单位主要分为社科院、高等院校、独立研究院所、出版机构、党政干部院校、党政机关、学会(协会、研究会)等。其中，社科院主办的期刊被转载321篇，高等院校主办的期刊被转载305篇，二者的转载量之和占到总转载量的80%以上。

图2展现的是创新指数前50名的期刊分布情况。期刊创新指数越高，离中心越近，图标越大。依据创新指数的分布特征，图2由中心向外分为 0.9、0.6、0.5、0.4、0.3、0.2 六个区间。

图2 2014年度历史学期刊创新指数分布图

前两个区间共有三种学术期刊。位于第一区间内是历史学研究的权威期刊《历史研究》，共被转载41篇，以0.962863的创新指数遥遥领先。位于第二区间内的是《史学月刊》和《近代史研究》，创新指数分别为0.796885和0.658932，其中《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得分较高，为19.272727。

在创新指数0.4～0.5的第三区间，有《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集刊》《史学史研究》和《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五种刊物，除《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外都是专业历史学期刊。《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是这一区间中出现的一匹黑马，近两年进步较快，也是前三个区间唯一一本综合性期刊。其2014年策划的两个笔谈——“全球史”笔谈和“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笔谈尤为引人注目，转载于此栏目的论文占据其历史学转载总量的一半以上，说明突出问题意识的专题策划是提高期刊质量的有效途径。近年来，“复印报刊资料”努力扩大收刊范围，便利读者阅览更广泛、更优秀的学术资料，《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即是这方面努力的成果之一。

创新指数0.4～0.5的第四区间内有13种刊物，《世界历史》的学术创新力在这一阵营中最强，在历史学期刊学术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居第9(见表3)。这一区间中不再是历史学专业期刊的天下，《学术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综合性期刊的历史学创新力凸显。

在创新指数0.2～0.4的第五区间和第六区间，共有29种刊物。其中高等院校主办期刊占了近一半，如《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与历史学有关的栏目论文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创新力。《社会科学》《考古》《江海学刊》等社科院主办期刊也在历史学研究的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第六区间有两种刊物《河北学刊》和《甘肃社会科学》，创新指数都在 0.29～0.3之间，其中《甘肃社会科学》进步较大。

在图2所示的50种期刊中，北京地区有17种，占了三分之一强。北京地区的高校、科研所集中了众多的学术资源，也出版了大量与历史学相关的优秀学术期刊，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论文。北京地区期刊的历史学创新力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上海地区出版的期刊种数位居第二，《中华文史论丛》《史林》《学术月刊》《社会科学》等期刊的历史学创新力较强。除北京、上海两个历史学期刊质量重镇之外，吉林、广东、陕西、江苏四省的期刊也表现出较强的历史学创新力，如吉林的《史学集刊》、广东的《学术研究》、陕西的《人文杂志》、江苏的《江海学刊》。

三、历史学论文的创新方向

基于对学术创新程度指标得分较高的历史学论文的统计与归纳，其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和关注了以下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

1.重视自下而上

史学研究者不仅以官方体系为中心来描述中国社会，而且在扩大史料挖掘面的基础上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状态，并以此观察和揭示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迁和发展趋势，注意整体研究及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这既是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史观，体现了历史研究的人文关怀和还原历史真实面貌的态度。

有些学者关注民众精神世界的生动信息，为了解历史真相提供了立体画面。如陈志强利用君士坦丁堡战役亲历者和幸存者的第一手记载，研究了拜占庭民众的精神状态，清晰地展现了末代帝国的真实状况①陈志强:《末代帝国民众的精神状态》，《历史教学》2013年第24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年第2期。;胡悦晗以《生活周刊》为例，引入“想象史学”概念，从生活意义、生活趣味、职业生活、闲暇娱乐四方面分析了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问题②胡悦晗:《民国时期城市知识群体的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以＜生活周刊＞为例的分析(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三)》，《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6期，转载于《中国现代史》2014年第9期。。还有学者关注了游走于官民之间的社会群体，如戴建国以南宋私名贴书和讼师为中心，对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予以关注，认为他们的活动有维持地方社会法律秩序的一面，成为明清时期刑名幕友和讼师最初的历史源头。③戴建国:《南宋基层社会的法律人——以私名贴书、讼师为中心的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第3期。还有的学者从乡村问题入手，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满永从乡村干部训练入手，分析建国后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的过程，认为干部训练班在成为基层政府管控乡村日常工作机制的表面效应下，真正体现的则是国家权力的乡村日常化。④满永:《集体化进程中的乡村干部训练——建国后国家权力渗入乡村过程的微观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3年第4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第4期。

2.注重社会性别

史学研究者注意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历史，性别因素成为历史分析的重要维度。女性在传统史学研究中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诸多层面的性别关系和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探究社会性别因素对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影响，有利于学术界从微观的视角还原完整的历史社会。

有的研究者关注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如杨果从宋人笔记中所记录的680多个女性名字、称呼出发，展现了女性的生理性别、社会角色、内在品德、外在容姿四方面，体现了宋代社会强化对男女角色模式的认同⑤杨果:《从宋代妇女名字看社会性别文化建构——以宋人笔记为中心》，《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宋辽金元史》2014年第2期。。杜正贞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关注了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指出男权以微妙的形式潜藏于诉讼过程中，由此导致女性在法庭上无法表达和坚持自己的诉求⑥杜正贞:《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文史哲》2014年第3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2014年第8期。。也有学者探讨了婚姻变革现象与民族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的复杂关系，如江沛、王微指出由于华北根据地婚姻条例的颁布及妇女动员的广泛开展，造成“妻休夫”离婚热潮，但其中体现了传统、革命、性别等元素的冲突与矛盾⑦江沛、王微:《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14年第9期。。还有的观察历史事件背后关于女性社会角色界定的分歧，如汤晓燕论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经济利益导致的女性革命阵营的分裂，性别政治结构秩序被改变，妇女从此退出公共政治舞台⑧汤晓燕:《“三色徽之争”与大革命中的女性》，《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年第4期。。

3.转向全球视野

史学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置于普遍联系的世界之中，注意运用全球整体的大视角挖掘和分析历史的丰厚内涵，开启新的思考。这是建立在人们对全球化现实反映基础上形成的一种超越国家、民族的史学观念，注意探讨历史人物、事件、观念等在全球的相互联系与互动，更为关注文明的传播、人口的迁移、技术的转移、环境的变迁、疾病的流传等维度。本年度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也对此主题予以了关注，如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第一届“跨区域文明研究”论坛，主题即是“全球史中的帝国”;《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策划了“全球史”系列笔谈。

在运用全球视野研究问题方面，国内的部分学者总结了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如顾云深回顾中国史学观念在西方全球理论影响下的发展情况，并以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为例，指出全球史的观念和视野在中国有着良好的传统。①顾云深:《全球史研究在中国:传承与创新——以复旦历史系世界史学科发展为例》，《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年第12期。有的考察了外国史学研究的国际化问题，如王立新指出美国史研究呈现出国际化和跨国视角，将跨国联系和外国事态视为塑造美国历史的力量，以打破美国例外论。②王立新:《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年第4期。还有的学者探讨了全球视野对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带来的影响，如王晓德和蒋竹山，前者分析了全球视野下美国新外交史学的发展情况，指出美国外交史学家的眼界逐渐从美国外交本身或政府之间的关系向着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把美国对其外部国际环境的反应以及与其外交所施加的对象的互动作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③王晓德:《全球视野下的新外交史学在美国的兴起》，《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4年第10期。后者将医疗史研究纳入到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就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医疗史研究可以注意全球医疗史所提供的视野④蒋竹山:《“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人文杂志》2013年第10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1期。。

4.关注公众史学⑤ 当 下正处于“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时期，“公共史学”和“公众史学”学者们兼而用之，这里统一采取“公众史学”的概念(主要参考钱茂伟:《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辨》，《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但介绍论文内容时，作者原文采用的概念不做改动。

公众史学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新世纪以来引起我国史学界的关注，但对这门学科的名称、概念、研究范畴等问题还未达成统一认识。公众史学强调史学的实用性，倡导史学在公共社会的建构中实现自身价值，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服务于与历史相关的社会各领域。本年度由宁波大学主办的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在宁波召开，探讨了中国公众史学研究会成立事宜，中国公众史学网也正式上线;《江海学刊》《甘肃社会科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期刊也策划了相关的专题或关注了相关问题。

学者们主要从对公众史学的反思、中国公众史学学科构建、公众史学研究内容的拓展等不同角度对公众史学进行了探讨。祝宏俊认为公共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内在的公共性，对其认识可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以传统史学为参照，公共性表现在专业史学家之外人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内容侧重于公共领域;二是立足于史学研究本身，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活动等表现出的公共性;三是公共性必须有一定的社会担当。⑥祝宏俊:《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反思》，《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6期。高蒙河和郑好从中国考古学学科建设及其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指出中国公众考古有其发生、形成及发展阶段，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西方舶来品，在追求考古成果转化为社会公众利用的成果时，仍需要强调考古学专业学术研究层面的利用。⑦高蒙河、郑好:《论中国公众考古不是西方舶来品》，《东南文化》2013年第6期，转载于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4期。还有学者从公众史学角度对个人史书写进行了系统的学理阐释。如钱茂伟指出，相对于传统的由上而下的政府观察视野，个人史书写凸显了公众由下而上的观察视野;论述了个人史书写的五个特征:公众主体性写作、独特的人生体验、由微而宏看历史、发现身边的小历史和动态化的及时写作;认为个人史书写在形式上是私人史，在本质上是公共史并论述了个人史书写的可信度及意义。⑧钱茂伟:《公众史学视野下的个人史书写》，《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4年第10期。

总之，2014年度的中国历史学研究在创新研究思路和开拓研究领域上获得了一定进展，历史学研究机构和历史学研究期刊通过召开学术会议、进行专题策划等方式促进了历史学学术创新。2014年度“复印报刊资料”精选转载的历史学论文不足当年所发表历史学论文的4%，但其中仍有个别论文的学术创新程度指标得分略低于16分(有较大创新，对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由此可见，在未转载的论文中有不少论文存在内容陈旧、重复性劳动等现象，缺乏新理论、新视阈、新史料，提高中国历史学的学术创新力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