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

高旭东

(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100872 )

论《老残游记》《孽海花》并非谴责小说*

高旭东

(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100872 )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学术界的定论，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命名谴责小说时，因为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孽海花》都很少使用讽刺技巧，而是以抒情与浪漫著称。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浪漫抒情式的历史小说。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老残游记；孽海花；谴责小说；重估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2.001

现在，“四大谴责小说”或“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并已成为互联网上的一个流行称呼，甚至文学史的考试题目中都有“晚晴的四大谴责小说是哪四部”之类的题目。然而，细究起来，“四大谴责小说”的命题并不成立。“谴责小说”这一名称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来的，并在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的题目之下先后讨论了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因此，所谓“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命题也是从鲁迅那里来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整体学术价值而言，至今都是难以超越的不朽名著，然而这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错误。譬如，第15篇《元明传来之讲史》认为《水浒传》“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经现代学术界的考据，《水浒传》的简本系统是书商删节繁本系统所致，并非像鲁迅说的繁本系统是从简本系统演化而来。我们认为，以谴责小说命名《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类的小说非常精准正确，但以之命名《老残游记》与《孽海花》却并不恰当。

“谴责小说”虽然是鲁迅提出来的，然而对“晚清四大谴责小说”这一命题的解构，恰恰是从鲁迅开始的。鲁迅在编定《中国小说史略》半年后到西安讲小说史时，就没有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归为一类。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之“讽刺派”的名下，讨论了《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与《孽海花》的艺术价值不在《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下，鲁迅之所以没有将其列入，还是觉得在归类上有不恰当之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名称在当下的使用中是褒义的，至少不是贬义，但鲁迅对“谴责小说”这一概念的使用却显然是贬义的。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对《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艺术定位是：它们是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末流，“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是同《儒林外史》差不多的，但艺术的手段，却差得远了；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儒林外史》是讽刺，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5页。。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说得更全面：“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2页。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为了论题的统一，分析《老残游记》与《孽海花》两部小说极力举证其对官场的批判，然而，批判官场的篇幅在《老残游记》中连四分之一也不到，在《孽海花》中就更少。更重要的是，鲁迅命名《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谴责小说，在于它们与《儒林外史》艺术表现上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没有达到讽刺小说的标准而堕入“谴责小说”；然而，《老残游记》与《孽海花》两部小说根本就不是《儒林外史》式的讽刺小说。从文类上看，《老残游记》是游记体的抒情小说，《孽海花》则是抒情式的历史小说，讽刺技巧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很少使用。这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儒林外史》一样大量运用讽刺技巧截然不同。因此，半年后鲁迅在西安讲小说史，就不再将《老残游记》、《孽海花》同《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归为同一类型的小说，这显示了鲁迅治学的勇于纠错的精神。

《老残游记》之不能归入谴责小说，从外文译本的取名与中文精华的选择也可以看出：阿瑟·韦利最早的英文节译本名为《歌女》(The Singing Girl)，林语堂的英文节译本名为《泰山的尼姑》(A Nun of Taishan)，最早的英文全译本名为《行医见闻》(Tramp Doctor’s Travelogue)；而在中文精华的选择中，很少有选择谴责官僚的段落，选择最多的是诗情画意的《明湖居说书》，这与对《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中文精华选择极为不同，后两部书选择的都是讽刺清末官员的场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般都选择苟才为了升官逼嫁儿媳的那一回。因此，极力推崇《老残游记》的红学家周汝昌认为，《老残游记》绝不同于晚清出现的那种“谴责”、“暴露”的小说，它是一部内涵深邃的综合性作品。

如果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还不足以表现《老残游记》的艺术成就的话，那么，胡适则充分肯定了《老残游记》漂亮的文字描写。“《老残游记》最擅长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镕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胡适引了第十二回老残在大堤上散步时的一段文字后说：“只有白话的文学里能产生这种绝妙的‘白描’美文来。”③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84页。然而，这一段通过景物描写而抒情的文字，与讽刺和谴责无关。如果说胡适仅仅着眼于文字描写的优美，那么，著名汉学家普实克就从结构上来分析《老残游记》的现代性，而完全没有提及该书的讽刺与谴责。他在讨论了李伯元、吴趼人、曾朴等人主要小说的现代性因素之后说：“当时唯一成功地在作品中把各种不同成分融合为一体的作家是刘鹗”，“因为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种独特的敏感性与整体概念”，“靠着这种敏感和独一无二的表现手段，刘鹗刻划了一系列人物形象。这些形象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小说的主旨，他们的故事也成为整部小说中的有机部分。在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品中，《老残游记》可能最接近于现代文学，它也可能因此倍受西方读者欢迎，并不断被译为多种文字”*[捷克]普实克：《二十世纪初中国小说中叙事者作用的变化》，《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28、130页。。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在《〈老残游记〉新论》中认为，“《老残游记》文如其题，是主人翁所视、所思、所言、所行的第三人称的游记”，作者“不是不会撰述面面俱圆的故事”，而是“不满前人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又有野心包揽更高更繁杂的完整性，以与他个人对国计民生的看法互相呼应”，这“使它大类于现代的抒情小说，而不似任何型态的传统中国小说”。夏志清也如胡适一样称赞老残在大堤上的一段，认为这种心理描写显示了刘鹗“抒情小说家的真正本领”。他的结论是，这种以抒情淡化情节对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的打破，使《老残游记》取得了“近乎革命式的成就”。

《老残游记》只不过使用了第三人称的限制性视角，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是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为什么《老残游记》大步走向了现代，并取得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不曾达到的艺术成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虽然使用了第一人称，然而“九死一生”的“我”对于整部小说的结构，主要是一种穿针引线的作用。然而，在《老残游记》中，除了申子平请刘仁甫出山遇玙姑的三回多的篇幅外，一切都是老残的所见所想。换句话说，老残在小说中的作用绝非仅仅是穿针引线，而是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到其他的人物与事件中，使得历山古迹与大明湖说书、月下的冰河、造成女人为娼的黄河泛滥、出钱赎翠环的情感纠葛、对昏庸清官犯罪的干预、福尔摩斯式的侦破命案，都因为老残亲身参与而变成了一个艺术有机体，并且渗透着老残感时忧国的情怀。即使是申子平请刘仁甫出山遇玙姑的那三回多，也是老残的主意，申子平请刘仁甫带的是老残的信，而且在玙姑的思想情感中很显然有老残的影子。

《老残游记》所运用的艺术技巧也是多样的。小说第一回的老残醉酒惊梦，就是对中国现实命运的象征：那条要沉入大海中的船就是中国的象征；船上的人不知船要翻却还在那里盘剥蹂躏好人，象征着整个管理层；几个将船驾驶到快要沉了的人，就是掌握政权的上层统治者；其中呼喊将驾驶者杀掉的人，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主张推翻满清的革命者；几个知道老残是来救助者，是老残心目中的清醒者；驾着小船来给大船送罗盘反而被当成汉奸受到满船人唾弃殴打的老残等，则象征着革新的艰难与国人的不觉悟。除了对革命者有不公正的描写之外，整个象征是微妙精当的，是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的缩影。小说的第二回接着就以文辞之美表现湖山胜景与美人绝唱。千佛山倒影在大明湖中的各种美色，都是从老残的视角写出的，使优美的景色打上人的印记而具有情景交融的特征。尤其是对白妞绝调的描写，那是艺术中通感的绝妙处理，以视觉的登山来形容听觉的声音之美。这种通感的艺术技巧，在中国传统的诗歌中常用，但在小说中很少出现，而今小说要占领传统诗歌的正宗位置，就出现了大面积的以视觉形容听觉的文字。这一段对济南山水的描写，胜过以往任何描写济南的美文，并且绝不逊色于古代的美文《桃花源记》《醉翁亭记》。今天的济南是高楼林立的工业化城市，《老残游记》所描写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以及千佛山倒影在大明湖中的胜景都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看，《老残游记》的第二回还是优美的生态文学。小说在这两回中大量运用了象征、写实与抒情的技巧，而在后面的篇章中，也是以抒情与写实为主而很少讽刺，怎么能将《老残游记》命名为谴责小说呢？

刘鹗的《老残游记》并非谴责小说，曾朴的《孽海花》更非谴责小说。《孽海花》1905年由小说林社发行时，标明为“历史小说”。与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相比，曾朴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他是这些小说家中政治见解最激进的。1897年曾朴赴上海办实业时与维新派的谭嗣同、林旭、唐才常等人来往密切，甚至参与变法筹措。清政府将残杀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扬调任江苏，曾朴带头驱张，迫使清廷收回成命。“五四”之后，他拥护新文化运动。第二，他是这些小说家中唯一懂外文的人。甲午战败后，曾朴入同文馆学习法文，后来一直坚持法文的学习与研读，在陈季同的指导下系统地研读了法国文学。从他后来的翻译活动来看，他最钟情的是浪漫主义。1907年在《小说林》创刊号封面上刊登雨果的照片，就是曾朴的主意。同年，他还编译发表了《大仲马传》。1913年，他翻译发表了雨果的小说《九十三年》(今通译《九三年》)等作品。如果说《老残游记》的艺术特征是抒情性，那么，《孽海花》的艺术特征则是浪漫性，都与《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讽刺写实不同。尽管《孽海花》中的人物多有生活中的原型，主人公金雯青对应生活中的洪钧，女主人公傅彩云对应赵彩云(赛金花)，但这部小说的浪漫主义仍然压倒了其写实性。我们以小说的第九回《遣长途医生试电术 怜香伴爱妾学洋文》与第十回《险语惊人新钦差胆破虚无党 清茶话旧侯夫人名噪赛工场》为细读的对象，看看《孽海花》的艺术特征是否适合谴责小说的称号。

这两回写的是大清公使金雯青携傅彩云出使德国、俄国，船出吴淞口之后海上遇险的经历。在船上雯青发现的第一个“西洋景”，就是俄国精通艺术与医术的催眠术大师毕叶士克将三个中国工人催眠，叫他们举左手就举左手，叫他们举右手就举右手，俨然木偶一样，甚至让其中的一个说出了自己的隐私。金雯青正惊奇间，一个摄去其魂魄的20岁左右的西洋美女出现了。他显然动了邪念，就激那位催眠术大师毕叶说，那三个中国工人存在与其串通之嫌，若是能让这位突然出现的西洋美女将花盆端到他的面前，那他就真服了。毕叶果然做到了。当西洋美女袅袅婷婷地走到东边桌子上，伸出纤纤玉手，端着那盆冰梨雪藕，款步走到雯青面前时，雯青觉得比金榜题名还快乐。但是毕叶有恐惧之色，因为这位美女是俄国轰轰烈烈的无政府党人夏雅丽，雯青不知就里，还托毕叶将夏雅丽做彩云的外语教师，以便亲近。金雯青不久就乐极生悲了，一天夏雅丽手持小手枪要将雯青毙命，幸亏学得外语的彩云多方劝告，雯青以一万马克助其会费而得救。接着，毕叶就将无政府主义的来龙去脉与西方文化的自由平等讲给雯青听，当讲到“赫尔岑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以冰雪聪明的文章，写雷霆精锐的思想”，讲到“皇帝是仇敌，政府是盗贼”时，更使雯青大惊失色。可以说，雯青还没有到西洋，就在船上接受了一次西洋思想的启蒙，小说的浪漫主义因素在这里表现得也很充分。然而，这两回与谴责小说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政治正确与外国文学功底深厚，都不能保证艺术上的成功。尽管很多人认为《孽海花》是当时所有长篇小说中最有价值的一部，林纾“叹为奇绝”，鲁迅以为“结构工巧，文采斐然”；然而详加考究，就会发现这部小说绝非佳作。并非佳作的原因，不是胡适所谓的结构问题。就小说的结构而言，《孽海花》还是很讲究的，这一点鲁迅显然比胡适更有艺术慧眼。小说虽然在结构上有很多游离于金雯青与傅彩云之外的情节，譬如俄国女革命者夏雅丽的一些举动，再如雯青致信国内后大篇幅的与金雯青、傅彩云无关的国内状况的描写，但是，小说以主人公金雯青、傅彩云为网结点推展情节，结成一朵伞型的大花，在构思上还是匠心独运的。小说重点刻画了金雯青与傅彩云两个人物，而恰恰是在主要人物的刻画上没有取得艺术上的成功，这才是这部小说并非佳作的真正原因。因此，《老残游记》的现代性是内在的，而《孽海花》的现代性则是外在的，更多的是词汇的点缀，而非内在于人物之中的。

《红楼梦》的现代性因素是由于在贾宝玉与林黛玉两个人物身上，蕴含着因爱而发生的种种性格冲突，二人不断尝试沟通，却终于没有沟通成功，黛玉临死还误解了宝玉。这种对人生的真切描绘，与现代存在主义对人性的隔膜难以沟通的观点已是非常近似。然而，所有分析《孽海花》的文章，都很少在金雯青、傅彩云这两个主要人物身上落笔，而是去分析小说的历史内涵以及在小说中占篇幅很少的对名士的讽刺，这恰好表明小说对金雯青、傅彩云这两个主要人物的刻画是失败的。不妨作一个假定：傅彩云开始心甘情愿地做状元郎的小妾，后来跟随丈夫出使德国和俄国，在西方伦理的影响之下有了个体意识的人性觉醒，并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由此与金雯青发生性格上的冲突，并将雯青气死，最后傅彩云宁愿为娼妓也不愿做木偶般的侍妾。假如小说这样处理，那么《孽海花》会超越当时所有小说而真的成为最有价值的一部。遗憾的是，人们在小说中看到的是金雯青被傅彩云美貌吸引纳其为小妾，雯青夫人不愿出洋而以彩云暂为公使夫人出使列国，彩云作为公使夫人受到德皇的接见，在国外社交界大出风头，然而，由于其妓女习性不改而先后与仆人阿福、德国军人瓦德西有私情，回国后又与戏子密会。这些私情，雯青都不知道，即使发觉一点也被彩云遮掩过去。最后，雯青听到仆人关于彩云偷人的议论而被气死。与老残代表着刘鹗的视角不同，雯青却非曾朴的代表，在雯青与曾朴之间很难构成一种现代小说式的对话关系，而且对彩云之妓女习性的天生淫荡的艺术处理，都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大打折扣。

在前“五四”的现代热身阶段，《金瓶梅》、《红楼梦》等具有现代性因素的人情小说已堕为描写妓女的狭邪小说。从1894年出版的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1906年出版的张春帆的《九尾龟》，是一代不如一代。如果说《海上花列传》以对妓女与嫖客真情实感的描绘尚有相当的艺术价值，那么，《九尾龟》则以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妓女的贬斥，成为胡适所说的“嫖界指南”。《孽海花》中的傅彩云虽然是妓女出身，在金雯青死后又成为名妓，不过《孽海花》既没有堕为狭邪小说，也没有沿着《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文学方向朝着现代拓进。她与雯青的冲突以及雯青死后与雯青夫人的冲突，归根到底都是她天性贪淫的妓女天性所致。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文学对《孽海花》的影响。当曾朴设想将《孽海花》写成60回的时候，就有一种雨果写作《悲惨世界》的努力目标。因此，《孽海花》与中国传统的历史演义小说不同，而是试图与《悲惨世界》一样，从历史写到现实。浪漫主义者喜欢异域，《孽海花》就有雯青出使列国，尤其是对夏雅丽那种传奇性的描绘及其为刺杀俄国沙皇而死，都染上了浓重的浪漫主义色调。甚至小说文笔上的浓墨重染、词采华披，亦即鲁迅所说的“文采斐然”，都与其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往往为《孽海花》研究者所忽视。研究者只注意这部小说的写实，却忽视了其抒情性。然而，《悲惨世界》那种基督教文化的底蕴以及雨果描写下层人民那种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曾朴并没有学来；而且外来的文学影响必须内化为接受者透视人生的血肉，才能使艺术翻新，在这方面《孽海花》显然做得并不出色。

细读了小说的两回，竟然没有任何讽刺与谴责的痕迹，而小说的主干又是对小说主人公金雯青、傅彩云的刻画，仍然与讽刺与谴责无缘，小说中对名士作态的讽刺与谴责在小说中仅有很少的篇幅，怎么能将《孽海花》当成是谴责小说呢？当然，将《老残游记》《孽海花》从“谴责小说”中抽离出去，并非贬低谴责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显然有高估《儒林外史》而低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之嫌，《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是有相当的文学价值的。然而，这种抽离显然代表着一种整体方向上的估价，即不能以讽刺与谴责的眼光来审视《老残游记》与《孽海花》，因为那样会偏离这两部长篇小说的审美特征。

Travel Notes by Lao Can and A Flower in a Sea of Sin Are Not of Condemnation Novels

Gao Xud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ough the nomenclature of the “four great condemnation nove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eems to have become a conclusion in academia,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m as such is precisely started by Mr. Lu Xun. When he defined what condemnation novels are, Lu Xun believed that, as a result of their close relationship toTheScholarsin artistic performance, the four novels are not up the standards of the satirical novel and thus fall into the category of the “condemnation novel”. However,TravelNotesbyLaoCanandAFlowerinaSeaofSin, known for their lyrical and romantic representation, rarely employ satire and sarca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re, the former is a lyrical novel in the form of travel notes whereas the latter, a historical novel tinted with romanticism and lyricism. Therefore, it clearly represents an overall evaluation to separate the two novels mentioned above from the “condemnation novel”. That is,TravelNotesbyLaoCanandAFlowerinaSeaofSincannot be viewed with an eye to seek for satire and condemnation, for that will lead the readership to go astray from the aesthetic tributes of the two novels.

Travel Notes by Lao Can; A Flower in a Sea of Sea；condemnation novels；revaluation

2015-01-25

高旭东(1960—)，男，山东胶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I206.2

A

1001-5973(2015)02-0001-06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