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小约翰·柯布著,武云鹏译,高峰强校
(1.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美国 克莱蒙,CA 91711;2.山东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在原始社会,教育、身体训练、医学、心理治疗、精神成长之间几无差别。传统社会有了专业的区分,但它们间的界限仍不固定。现代社会试图突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并认定前三者是为科学服务的:教育主要关注知识交流,身体训练主要与运动相关,医学被理解为治愈身体疾病,心理治疗则是治疗精神疾病的,精神成长则成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随着现代思维习惯的减弱以及对于这些学科的最新反思,专业的边界正在逐渐消解。一些教育者开始关注与整个社群相联系的作为整体的人。这包含了对健康和力量的兴趣,其中就包括对身体的健康和力量的关注。当更广泛深入地考察教育的整体目标时,它们也涉及精神领域。与此同时,医生们发现自己遇到的某些问题是通过化学药物或手术无法解决的,而情绪问题也可以通过身体症状表现出来。同时,安慰剂能够起效用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心理状态在医学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祈祷也能起部分作用。医生也认识到病人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其接受治疗的部位缺乏适当锻炼、受到忽视以及不良习惯所致。对身体健康的关注也导致了对身体训练及良好教育的关注。
同样,对于精神错乱的诊治也没有与身体问题脱离开来。事实上,目前很多心理治疗师主要使用药物治疗精神错乱。无论患者的心理问题是由心理原因还是生理原因引起的,改变其体内化学物质的平衡是目前最快速最便捷的治疗方式。
心理与精神之间的界限在逐渐模糊。很多时候,咨询师遇到的问题是关于无意义或意义扭曲的,这就表明心理开始融入精神领域。而当一些咨询师开始认为成长模式优先于医疗模式时,心理和精神的这种联系就变得更加明显①Weekes,Anderson.The Mind-Body Problem and Whitehead's Non-reductive Monism.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2012(9 -10):40-66.。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简单地清除威胁病人健康的某些障碍,还要帮助来访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潜能。对某种心理问题的诊疗更多地发生在这样的成长过程中,而不是在一次单独的治疗行为中。当成长的目标充分表达出来时,它可能就已经包含了精神的维度。
心理治疗与教育的边界也在逐渐消解。心理治疗的其他流派转向了教育的传统领域——认知:当来访者更清楚更客观地思考时,他们就能克服自己的问题。因此治疗师致力于传授给来访者这种思考的技巧。
当然,也有很多人坚持划清界限。他们掌握某一领域内的专业技能,但忽略与外界的联系,这对擅长治疗某一疾病的医生而言可能非常可行。比如说,他们也许在某一类手术中不断取得成功,或者他们总是能开出那些不断被证明有效的药方。毫无疑问,这些医生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也因此与更大范围的问题隔绝开来,也与领域间的内在联系相割裂。这些医生与他们在大学里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同龄人一样,他们能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内发挥作用,但却忽略了在该领域习得的内容与其他学科问题之间的联系。但是,医疗行业总体而言特别关注现实世界问题,关注对于实际的人的实际治疗,以至于不会满足于一些抽象概念。
由于这个原因,怀特海主义者赞扬这一领域内的发展,并希望它能传播到其他领域。大约在30多年前,或许还有必要说明医学实践怎样为现代范式所影响,并因此阻碍了医学实践正视身体的复杂性以及身体与心理和心灵的联系。但现在看来,这似乎不再必要。很明显,积习难改,而且在实践中很多改变仍将发生。但既然旧有模式已处于防御状态,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斥责它们。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怀特海主义者无法做出进一步的贡献。与此相反,引入怀特海模式来为当下讨论的问题提供一些佐证的时机或已成熟。在心理治疗方面,怀特海模式会赞同某一流派的观点而反对另一些流派的观点,并提出一些改进意见;同时,它也可能提出与众不同的治疗方式。
关于思维—身体关系讨论的现代史和怀特海的解决方法的阐析可以在大卫·格里芬(1997)的作品中找到。解决之道在于,认识到构成个体人类经验之流的经验场合(occasions of experience)与构成身体的经验场合之间是有区别的。这就是说身体(body)和心灵(soul)之间是有区别的。心灵并不是虚幻的,也非一个副现象(epiphenomenon),它是真实世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构成心灵的场合与构成身体的场合在基因上是一样的。它们比构成身体的场合更为复杂,但是两种场合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心灵并无与身体不同的秩序。此外,构成心灵的场合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对于构成身体的场合的摄入或它们与构成身体的场合间的内部联系所组成的。在很大程度上,身体事件包含在心灵的生活之中。比如说,一颗疼痛的牙或许对于心灵生活中场合的构成影响颇深,性交带来的生理快感亦复如此。
最后,心灵里发生的事情进入身体中发生的事情之中。在心灵场合中所作选择,决定了身体的运动反应。心灵感受到的强烈情绪改变了身体内的化学物质。心灵状况影响血液流动,缺少了对心灵在人类体内扮演的角色的理解,我们便无法更好地理解人类身体。
在多数传统哲学讨论中都使用思维(mind)和物质(matter)这两个术语。在怀特海哲学里,则用心灵和身体来表述二者。心灵和精神是不一样的,身体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物质。只要假定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的存在,或者实际存在的、孤立的精神的存在,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永远无法解决。
在怀特海的术语中,所有的场合既有精神特点也有物质特点。物质方面把它们与过去连接起来,或者将过去包含在它们之中,精神方面则引入新颖性。与其在构成身体的场合中所起的作用相比,思考方式(mentality)在构成心灵的场合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它甚至主导着心灵经验的清晰意识部分。但是,每个构成心灵生活的场合也深深地根植于过去,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过去生活的一种再现。这是拒绝思维(mind)一词的一个原因。思维概括了心灵生活的一方面,并把这种抽象视为对于现实实在的命名。简言之,它不可避免地与误置具体性之谬误(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①Joseph C.D'Oronzio.Avoiding Fallacies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in Medical Professionalism.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2004,4(2):31-33.相联系。
下面是拒绝使用思维一词的第二个原因:思维强调思考。当然,思考是很重要的,但是根据怀特海的观点,思考是感觉的一种形式。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情感生活有很大的作用,而情感生活又是内在价值的核心。“思维”的使用者可能坚持认为,可以将情感包含在“思维”这一词汇中,但是这一词汇的选择将导致个体的注意力从情绪转向思考,因此它颠倒了内在重要性的顺序。
忽略情绪使得个体在关注个人经验中的身体和心灵的亲密联系时变得更加困难。思想看上去是对身体的超越,而情绪(emotion)则不尽然。当我们关注自己的情绪时,我们能够意识到它们包括我们的肌肉及血液循环的变化。关于它们是如何属于身体以及心灵的,我们很难搞清楚。
在文化上摈弃“心灵”一词的主要原因是,它听起来带有宗教色彩。基督教采用了柏拉图不朽心灵的教义,并开始关注它的救赎。神学主要以上帝和人类心灵为中心。可以理解的是,哲学家们想从这种包袱中解放出来,同时他们天生就习惯于强调思考,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思维(mind)”。
因为心理学家希望研究主观生活的其他方面而非思考,所以他们发现不能使用“思维(mind)”一词。为了避免“心灵”中的宗教含义,他们选择了在希腊语中的一个单词“心理(psyche)”,这个词在英语中被翻译成了“心灵(soul)”。怀特海主义者最好继续采用这一策略,而受英语单词内涵困扰的读者当然可以使用希腊语。同时,由于“心灵”一词现在与普通语言深入融合,所以它可以恢复其原意而避免令人困扰的歧义。
无论如何,有了对身体和心灵的这种理解,怀特海主义者能继续参与到治疗行业里正在进行的讨论中。我们依旧能够发现双方较为极端的观点。其中一方仍然预言最终所有的心理问题都能像生理问题一样得到解决,这其中的某些人仍持有现代意识中把身体视作物质的观点。
促成这一观点的论据主要是许多原来认为是心理问题的症状现在发现都与身体有关,这一发现是真实的。但是这一观点从这些症状与身体相关,便想当然地推论到这些症状就是身体的问题。从怀特海的视角来看,身体与心理问题相关的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心灵里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影响到身体。同样,身体方面的改变也会影响到心灵。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通过身体方面的治疗可以解决心理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心理问题主要的、或者从根本上而言是身体的问题。
该争论的另外一方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他们认为所有表现出来的身体问题或心理问题,实质上都是由心灵的扭曲引起的。因此,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净化心灵来解决。
这一观点的论据可能是形而上学的理想主义。无论该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但心理成分几乎可以在任何身体疾病中找到。同时,确实有很多例子表明身体疾病可以仅仅通过心灵的改变就能治愈,这种证据也是有力的。因此很难对心灵在身体机能方面的作用做出彻底的限定。但是这也不能表明身体的问题主要或者根本上而言都与心灵有关。
简言之,两种极端观点的拥护者都假定非此即彼。如果问题可以从身体方面解决,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心理问题;如果问题可以通过心理治愈,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身体问题。在怀特海主义者看来,这两种想法都是非常有误导性的。
如果大多数问题都有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因素,那从这两方面一起开展治疗就完全是适宜的。而假定如果一方起作用则另一方就是无关的或者强调某种方法而轻视另一种方法,这样的做法则是不适宜的。也许最终很多问题都可以仅仅通过药物或心理方法来解决,但在当前,当我们同时使用两种方法时往往会取得最大的成功。总的来说,怀特海支持并在哲学基础上树立了这一新兴的、广泛传播的常识。
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我们通过身体和心灵治疗方法对于身体和心理问题所做的互补治疗。这种补充的观念并未到此结束,它也适用于针对身体与心灵的其他治疗方法。
美国医学会的建立最初就是为了推进对抗疗法而反对顺势疗法。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顺势疗法已被挤压到了边缘地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医学会也被用来反对其他的疗法,比如说脊椎推拿疗法。在美国,脊椎推拿疗法的流行以及正统医疗行业无力治疗该疗法所能治疗的疾患这一现状,为脊椎推拿疗法在医疗领域争取到了一席之地。但总的来说,美国医学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支持一种形式的身体疗法,并排斥其他疗法的存在。
美国医学会认可针灸是一种合法的治疗方式,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一认可可以视为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该组织对于自己的霸权地位感到很安全,因此它愿意根据实际治疗效果来对除了对抗疗法以外的其他治疗技术进行评估。目前,来自美国医学会的对于其他疗法的排斥逐渐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各种治疗技术的蓬勃发展。
这一与针灸有关的重大突破意义非凡。针灸中所蕴含的对身体的理解与能量流有关,而能量流的概念在西方从未有过描述,且这种能量流的观点并不符合标准的西方学界对身体的解释。因此,基本上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对针灸的阐释是“无意义的”,即它在既定的西方范畴里没有意义的。
通常,如果人们认为某个观点没有意义,那人们就会拒绝关注能证明该观点正确的证据。科学家也具有这种局限性,他们知道自己将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对于无意义的结论而言是没有价值的。但在此案例中,美国医学会乐意检验针灸的实际效果,尽管无法用已有的术语来解释这一治疗方式的原理,但治疗效果促使美国医学会去承认它。
参照怀特海的观点,对于治疗领域和其他领域来说,对抗疗法和针灸的关系是美好未来的一个范例。对抗疗法的效果给我们一种信心:以物质的、化学的疗法为基础发展出的对身体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讲是正确的。同样,针灸疗法的效果也让我们相信:基于针灸疗法而发展的身体之图谱从根本上而言也是合理的。
这并不会导致纯粹的悖论,差异并不意味着矛盾,对身体的这两种描绘可能都是正确的。这一现象能说明的是:身体比任何一门科学所单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身体至少具有那些促成这些治疗方式有效的特征。这也让我们接受如下可能性:身体还有其它我们尚未知晓的内容。也许,印度瑜伽隐含的身体蓝图与由以上两种方式得出的蓝图也不尽相同,但三者本质上都是准确的。
这是一个优秀的模型,因为它是基于广泛观察而得出的。很显然,每当一个新观点出现时我们就改变对现实的理解是不可取的。同理,对每一个新提出的疗法都采用也是不可取的。有很多存在困惑的人们,也有很多想利用人们的轻信诱骗其上当的庸医。因此我们对于新的疗法要慎思之、明辨之;但同时要注意到有许多提议是值得关注的。
每种心理疗法都催生了其对应的理论,但没有一种心灵理论能够享有像对抗疗法在身体治疗领域享有的那样的支配地位。弗洛伊德和荣格的心理治疗理论具有最广泛的文化影响力,但是其他理论在治疗和公共讨论中也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关于心灵的精神治疗理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即使心理治疗师也很少有兴趣建立一个普便适用的理论。现实的情况是:如果疗法有效,那它就会被采用,很多治疗师是从各处拼凑的折中主义者,他们自己缺乏对于技术怎样起效用或者为什么起效用的理解,并且他们对这种状态毫不在乎。
从怀特海主义者的视角来看,摇摆不定的局面需要一个平衡点。一个关于心灵及其与身体关系的条理分明的观点本身就很有价值,并且也有助于心理治疗。但是,这样的观点需要避免经典精神分析的某些特征。
从哲学上讲,弗洛伊德和荣格理论的主要问题是误置具体性之谬误。他们是心灵生活中发生的事件的敏锐观察者;他们从这些生活中概括出重要的成分;他们对这些成分进行命名,然后使用它们,就好像他们所命名的名词就是实体一样。做完这些之后,关于这些成分的问题就被视为关于事实的问题来对待了。例如,他们不是询问你选择精神生活的哪些方面归在一起并将其称为伊底(Id),而是询问:什么是本我?
这一虚假的概念实体化(hypostasization)的一个消极后果是:它将不同的侧重点和兴趣点转变成了相互矛盾的表述方式(formulation)。使用这一语言的不同治疗师实际上可能用“伊底”这一术语来指代心理的某些不同的方面。如果考虑到他们选择强调的方面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陈述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假定“伊底”命名的是一个确定的实体,那么在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之中,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
同样重要的是,关注心灵的另一研究者可能得出另一套完全不同的范畴体系。对荣格来说就是如此,他的分析是由与弗氏不同的兴趣所引导的。也许从总体而言,这些分析与弗洛伊德的分析可以相互补充。但是因为荣格也将自己的抽象概念实体化,所以关于心理之图的这两种构想不可能都是正确的。
任何对于理论阐释的回归都应避免这种概念实体化。我们最好意识到心理(psyche)像身体一样,是极其复杂的。根据阐释者的不同兴趣,可以对心理有很多的抽象,这些抽象中有很多可能被证明是有效的。一种抽象的有效性并不与另一种抽象的有效性相矛盾。不同的写作者也许可以用同一种术语来指代不同的抽象物,而不会相互矛盾。
比如,很多治疗师发现“自我(self)”这一词汇是非常有用的。这个词汇是病人使用的,它为治疗方法提供了切入点。病人的实际经验,有时是重要的经验,能激发该词汇的使用。因此,我们很容易就会这样问:自我是什么?这种提问形式就暗含着概念的实体化。相反我们必须学会去问:病人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激发了其使用该词汇?或者:对我来说,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这个术语?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一种客观性的元素。另外,如果我们发现很多病人都以非常相似的方式使用这一词汇,那么这对回答第二个问题就非常有价值。如果在某种文化中,对该词汇的使用已经定型,我们最好去调查它是如何具体地起作用的,而不是基于其他考量给出我们自己的定义。
依据怀特海的观点,或许存在这种可能:病人所使用的词汇“自我”也许指代整个的心灵。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是一个来自心理生活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用来指代这种心理生活总体的一个名称。在此情况下,进一步询问自我实际上是什么的是有效的。但是如果“自我”不是指向构成了心灵生活的特定现实场合(actual occasion),而是指心灵生活中的某些方面,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它的抽象特点。
无论个人如何决定关于自我的问题,有关心灵的问题都是事实性问题。有人可能问心灵都是如何构成的;有人可能问人类心灵和其他动物的心灵的不同之处是什么;有人可能问从婴儿到儿童期的发展过程中,心灵结构里典型的变化模式是什么;有人可能会问某种特定经验是怎样影响心灵状况的。
精神治疗师长久以来都面临着这类问题并尝试回答它们,当他们的答案能与错误的概念实体化倾向相分离时,这些答案中就包含了很多的智慧。在此我们会考察一些怀特海所理解的心灵结构的非常普遍的特征,这些特征已被证明有益于心理治疗。
任何现实实有(actual entity)最普遍的特征就是它是多成为一①Roy,David.Toward a Process Psychology.Fresno:Adobe Creations,2000:46 ~58.的一个实例。这一普遍论述适用于任何的场合(occasion),并且能为心理治疗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这一论述意味着,个人经历的每一个新场合,都是过去场合的一个聚集,过去构成了现在。
当然,过去场合的呈现方式与其当初构成时的呈现方式不同。它们在呈现时与过去一样完整,它们现在成了新的聚集的材料(data)。但是作为材料的呈现是真实的呈现,它不是那些过去场合的镜像(image),而是这些场合自身,它们在当前起作用。
过去的有效呈现对于怀特海哲学和心理治疗而言都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强调。实际的情形不是我存在并且我受到过去的影响,而是,在每一秒我都通过过去场合的因果效验(causal efficacy)而存在。过去场合通过成为我所成为的事物的一部分而实践因果效验。我所成为的事物中包含着我在新场合中感受到的这些场合。也就是说,这些场合是摄入(prehension)的客观材料,这些摄入使用特定的主观形式或情绪占用(appropriate)了这些场合的过去。尽管这种情绪也受其接收到的其他材料的影响,但从很大程度上来看,这种情绪是这些客观材料是什么的一个函数。在新的瞬间,我是这些摄入的一个复杂的聚集。这是由内部联系的原则所规定的:他者在每一刻都参与我的生成过程。
我们所有人都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在构成我们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个人历史、我们的家庭成员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其他重要他人。这还远未彻底穷尽进入我们的过去场合,并且对于不同个体或者同一个体的不同生命时期而言,参与者的名单是大不相同的。
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必要过分关注哪些过去的元素正在形成我们。这些元素在很大程度上将包括:我们个人的过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经历中最近的部分)以及围绕在我们周围的一些人。我们对于这些人的反应将相对地对应于我们现在的关系。
但有时事情进展得不很顺利。尽管某些行为在其他方面看来是适宜的,但采取该行为却可能让人产生负罪感(guilt)。例如,尽管某人从未做过能够引起我的敌意的事情,我却对此人怀有敌意;或者尽管我生活环境中的人都认为我有价值并给予我精神支持,但我仍然有一种强烈的自己没有价值的感觉。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会寻求咨询师的帮助。一个怀特海主义的咨询师将帮助我反省一些重要的我的过去的深刻呈现,它们在构成现在的我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初我可能会认识到,是我父亲的出现使得采取该行为的前景中带有负罪感。这一认识并不能立即使负罪感消失,但它能使我更加自由地倾听其他的声音。我的咨询师甚至可能帮我与父亲建立一种不同的关系,这样的话他的声音就不会过分地影响我的感受,或许我从他那里除了受到威胁以外也能得到支持。
基本模型的另外两个特征也会影响怀特海主义者的咨询。第一个特征就是关于决定的观点。无论一个场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过去的塑造,它绝不仅仅是其过去的产物。除了所有对于过去场合的摄入之外,还有对于可能性的摄入,当然这些可能性一部分是来自过去,但也有一部分是全新的。在每一个瞬间我都有其他的构建自我的方式,这些方式中都包含着我的既有过去。我的决定影响着过去如何进入我生命的下一个瞬间。一些在某一瞬间非常强大的因素,它的重要性在另一瞬间可能会减少,而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例如,我可能决定更多地听从于我母亲而不是我父亲。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来,每一个场合确切地决定着它将会成为什么。这样说来,自由对于所有事物来讲都是必需的,对人类而言这一点更为明显。但是即使在人类中这种自由也是有限的,有很多是我们无法决定的。我可能无法决定马上祛除负罪感或者不去理会我父亲的声音,如果想要向这一目标迈进,我可能也需要接受咨询师的决定和帮助。但是我不是无助的,我总可以为此做一些事情。
我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我是造成我的负罪感的原因。我不必因为我感到对自己的感受有责任而加重负罪感。我的负罪感是源自我现在所不能控制的过去。但是我有去寻求咨询师的帮助的自由,并且既然我践行这一自由,那我就有自由去接受帮助,即使这一帮助是令人痛苦的;我有自由去决定返回并继续解决我的问题;并且我也有自由去采取能够化解问题的措施,无论这一措施如何微不足道。渐渐地,上百个决定可能会导向更为剧烈的改变,并且我或许能够迈向一个新的行为路径而无需消解负罪感。
在这一图景中的第二种附加元素即是一种在所有生物中都存在的、对治疗和成长有效的力量。这一力量也为我的每一瞬间的自我实现提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这些备选项需要一个决定,而这就使我自由。但是这些可能性并非以纯粹中立的形式呈现于我,我被召唤着去实现那种能够实现最大价值的可能性,实现它有助于我的治疗和成长。
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在所有生物中都存在有助于治疗和成长的力量是一种信仰行为,但这也为实际经验所确证。很多医生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是在为我们扫清治疗的障碍,而实际的治疗过程在我们身体的细胞和组织中进行,相信这点并支持它增强了这一过程。怀特海主义者相信,在心理中也有同样的力量运行,它也有助于健康和成长。来访者和治疗师都明白他们能做的就是为这一力量的运行排除障碍,相信这一点并采取适当的行为将有助于治疗。
上文描述的治疗案例彰显了个体的社会特性。虽然其他社会成员的存在影响了病人,但是因为他们纠缠于既往,所以咨询是指向个体的。问题经常产生于现有的关系模式,个人也许仍旧单独地向咨询师寻求帮助,但是这样的治疗效果不会很乐观。当个体所处的环境中其他人的行为会强化个体的不良行为时,个体做出改变是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咨询师可能就需要在这一群人中开展工作。
目前与之对应的就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较为完备的家庭治疗模式①Benjamin R.Underwood.Crisis Resolution and Home Treatment in Mental Health.Psychological Medicine,2010(5):873-874.。怀特海主义者的观点非常支持这样的做法,但是该观点可能引发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进入这种治疗。
尽管怀特海主义者确实相信存在对成员而言非常重要的内部联系系统,且因此对系统化的方法高度支持,但是他们也被系统理论的一些倾向所困扰,并且这些倾向似乎已被某些心理咨询师所借鉴②Jac Brown.Psychotherapy Integration:Systems Theory and Self-Psychology.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2010(4):472 -485.。因此,有必要对怀特海所介绍的可能存在的区别做一些评述,这将有助于进一步阐明其思想对于心理治疗的启示。
系统理论倾向于以外部关系的方式呈现事物。它准确地看到了内部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认识到系统中的每个元素如何根据其在系统中的位置而行动。但是,系统理论对系统的单元的考量是客观地根据它们的外部行为,而不是主观地依据它们在内部是如何被这些关系所构建的。
鉴于此,如果要改变系统,就需要有干预。干预内在地改变了系统,进而改变了系统的每一部分运转或行动的方式,这通常会非常确定性地出现。系统的改变决定着其每一部分的变化。
有些系统正是被这样的方式所对待,例如复杂的机械系统或者计算机。当将此模型应用于人类之间关系的模式时,它也许会有很多的启示,人类行为的系统化方式的改变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进行。但是,如果假定人类关系系统等同于这样的系统,我们就会陷入“误置具体性之谬误”的另一种情形,其结果就是我们会忽略很多重要的东西。
当然,现实中所有的干预都要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系统成员的主观性(subjectivity)。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否有着核心重要性。如果是,那么在每种情况下对关系的检查就要依据它们是如何被几个部分所认知的。每一部分的感知与它们对改变的期望和渴望一起都将受到尊重。它们不会被视为不相关而被摒除。同时我们也相信,即使没有干预,个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关联的模式。
但是这些都不能排除干预的重要性。人们能够改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改变是简单的。通过改变外在环境而引发改变是一项卓越的技能。但是对于所需的改变而言,仅仅是外在行为的改变是不够的,如果不通过内部强化的话,这一改变可能是无法持续的。
系统治疗师认为干预要依靠改变客观系统,怀特海主义治疗师和系统治疗师之间在预期上的一个实践性区别只能通过系统理论来解释。在系统理论中,对于系统中的实体并没考虑到它们的历史,决定它们行为的系统就是现在存在的这个,系统治疗师可能会将这一理解迁移到家庭系统中。
然而怀特海主义者相信,即使由于客观系统中的改变导致了行为的改变,系统成员的过去历史仍然具有效应。如果这一过去历史没有得到处理,当干预结束后,它很可能会以同样或其他的方式宣示自己的存在。而由干预引发的行为改变在干预结束不久之后将会随之消失。
怀特海主义者对于系统治疗的另一个担心就是:它倾向于将一个系统从其他系统中孤立出来。实际上,家庭系统与其他系统内部存在关联,并且是更大系统的一部分。家庭系统的个体成员在其他系统中的参与对个体造成的影响,可能与个体在家庭系统中受到的影响一样大。实际上,有着亲人和朋友互动的家庭系统自身可能比系统理论所描述的更具渗透性和灵活性。这一模型的问题在于:它建立在复杂的但本质上是机械的系统之上,并对内部关系引发的丰富性进行了抽象概括。对于家庭的理解应该借助怀特海的“社群(society)”的概念而不是通常理解的“系统(system)”这一概念。
人的社会属性同样影响着怀特海主义者对于其他重要且有趣的治疗形式的评估。例如,咨询师经常致力于将他们的来访者从墨守陈规的负罪感中解脱出来,这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在此过程中他们有时会为来访者设立如下的理想化目标:寻求自我愉悦的自由;个人潜能的全部实现或者;一种完全自主的生活。即使在他们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做的一些事情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些目标在怀特海主义者看来是有问题的。
(1)在怀特海看来,对于愉悦的追求是首要的,内在价值可以定义为自我愉悦。既然这是非常有价值的,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当咨询师鼓励来访者追求自我愉悦,并且将他们从阻碍成功的习惯、恐惧以及负罪感中释放出来时,咨询师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
从另一方面讲,怀特海进一步认为这种愉悦既应该在即刻当下也应该在相关未来中去寻求。这一未来包括个体自己的未来,这就支持了治疗师的关注点;但是相关未来也包含着他人的未来。怀特海认为,道德性(morality)关涉相关未来的宽度。
那么,生活的目标就不仅在个体的当前与未来经验中寻求自我愉悦,而且也包含着对于他人的自我愉悦同样做出贡献。这两者之间通常不存在尖锐的冲突,个体常常可以通过自己的自我愉悦而对他人的自我愉悦有所助益。人们喜欢与分享自我的人在一起,自我牺牲的人不传播愉悦。另外,自我愉悦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来自于对他人将会为此愉悦的展望。
当某人出于责任而为另一个人牺牲了自我愉悦的时候,结果对两者而言常常都是消极的。但是生活是复杂的,也确实有需要这种牺牲的时候。针对被误导的牺牲,如果设定的理想目标有碍于对于必要牺牲做出明智判断,那也无益于真正的健康。
(2)发展个体所有潜能的理想化目标所暗含的意象就是个体自出生便拥有某些潜能。事件的进程可能会使得其中的某些潜能很难得以实现,但是咨询师会帮助来访者找出它们并找到实现它们的方法。
当然,对于这一目标所做的大部分努力都是值得赞赏的。治疗师的一位女性来访者可能最初的事业是绘画,但随着婚姻以及家庭责任的不断增大,她不得不放弃绘画,现在她感到很有挫败感。治疗师鼓励她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从而使自己挤出时间来绘画,并且当家庭责任减少时她可以重新开始绘画事业,这就在实践意义上实现了其潜能。
但是,从修辞学方面切入,这一目标便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着某些独特的潜能,它们在人的一生中保持不变,我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它们是什么并促使其实现,由此,个体获得完满。怀特海主义者不能接受这一观点。当然,如果说独特潜能只是指基因上的天赋,那么这也许是准确的。但是通常来说,基因天赋在如何影响生命的方向上是非常不确定的。之前例子中所说的画家的艺术潜能不仅是基因天赋的结果,同时也是学习和练习的结果。很多环境和教育因素对这一潜能会产生影响,它并非生而有之并在此之后保持不变。
个人具有既定潜能的观点与有着特定特征的物质自我(substantial self)的观念有关,这一观点在怀特海主义者看来是讲不通的。我们的潜能即理论上而言有能力作出的事情,在生命的过程中是会变化的,它是很多力量汇合的自然结果。
同样,致力于实现潜能的治疗师在实践中可能会问出很多适宜的问题。他们要求来访者区分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是因为其他人希望来访者有这样的表现或来访者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还是因为来访者希望这样做仅仅是因为这能带来个人的满足。这是一个意义深刻且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时能够带来最大满足的事情就是人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最令人满足的事情在一生中并非保持不变。并非总是如此的情况让我们回到关于寻求自我愉悦的道德问题的思考中。带来最大满足的事情在一生中并非一成不变这一观点看似是一个事实性的评论,但是对于这点人们通常无法认识到。因为人们认为当个体达至发现什么是能够带来最多个人满足的东西的水平时,个体已经切近了物质的、不变的自我,但是还没有证据证实这一点。
对于怀特海主义者而言,实现潜能的观念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所谈的潜能产生于影响我们的所有事件的汇聚。当然,这些事件包括自婴儿期开始的心灵生活的所有事件,但是当前的潜能在那些过去事件中难以寻觅踪迹。构成我们独特个人生命的事件之流与许多其他事件之流一起,导致了当前潜能此时出现。有关实现个体潜能的呼吁是令人钦佩的,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个体的潜能是一系列复杂情况的产物,否则这一诉求将会是误导性的。
(3)很多咨询师都遇到过不能对自己的生活负全部责任的来访者。他们以非健康的方式依赖于其他人。他们更多关注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对自我行为的判断,有时他们甚至不能将自己与他人分开。相应的,他们很容易被他人所操控并且不能努力寻求自己的需求的满足。咨询师应该认识到这些来访者需要获取更多的自主性。
对成瘾行为的分析以及相互依存现象的发现,强化了将保持自主性作为理想目标的倾向。成瘾者依靠照顾者,但是照顾者也依靠成瘾者。照顾者生活的意义已经与成瘾者的行为和需要纠结在一起。照顾者认为自己对于成瘾者的幸福甚至生存而言都至关重要,这就为其提供了存在的意义或前提,因此照顾者实际上并不希望成瘾者康复。所以,只有当这种相互依赖被打破并且双方都获得自主性时,康复才能发生。
相互依存理论并未降低内部关系的重要性,所不同的是,它把内部关系视为消极的。只有当相互影响结束时,或者至少大幅下降时,健康才会到来。这一理论好像认为相互外在性(mutual externality)是正常和健康的状态。
在怀特海看来,相互外在性在形而上学上是不可能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拥有相互内在关系,而是什么样的内在关系是可取的?在单个个体身上这些关系应该有多大程度的集中?决定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这一单维的影响等。同时,支持理想化的完全自主性意味着鼓励一种有着巨大伤害的个人主义倾向。
相互依存理论有时看上去似乎表明所有的相互依赖都是不可取的。这就挑战着大多数的婚姻。毫无疑问,夫妻一方或双方的自主性太少会引发问题,但是他们之间适宜的相互依存也并非不可取。如果夫妻在感情上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两人的幸福对彼此而言都很重要,这对良好婚姻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不可取的状况就是两人过分地相互依赖,以至于一方的缺失或缺失的威胁对于另一方而言是致命的打击。每个人都需要与他人的情感纽带;同样也需要对于个人过去的联结,这为个体提供了清楚的身份并促进个体做出自己的决定。
颂扬自主性的观念并不是错的,错的是将自主性与联结(relatedness)相对立。两者在形而上学上都是必要的,而且它们的共同实现构成了健康的状况。我们与他人的内在联系越多,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就越少,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相反,我们与他人联系的丰富性提高了我们自由的范围。而通过与别人切断关系或者拒绝对别人进行情感投入这样的方式能够获得的自主性是非常有限的。
作为怀特海主义者开展的治疗强调治疗方法的多样化。复杂的身体和心灵之中有很多不同的模式,这些模式会影响到治疗及其效果。怀特海主义者欢迎治疗的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形式治疗的构想和细节都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对这些治疗方式必须逐个检验。很多普遍的问题缘于实体主义思维的不断加重,这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对自我中心的纵容;有时会导致对终生的、固定的潜能的追寻;有时会导致对个体的完全自主的颂扬。这些治疗方式中都有积极的成分,但是其理论错误也能造成问题和误导性的效果。怀特海思想除了为批判性的评估心理疗法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之外,也在心理治疗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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