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徐 稳

(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根据世界格局变化、中国时代变迁，经过了长期的文化实践和理论自觉，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的经验。回顾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历程，总结其经验，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第一阶段:选择并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

从1921年至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选择并创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时期。近代以来直至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中国文化主体曾对中国先进文化进行过艰辛探索，引领中国先进文化曲折发展。在探索和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梁启超曾把中国人的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器物技术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制度上感觉不如西方，遂有维新变法;第三阶段，从文化心理上感觉不足，遂有新文化运动。从这些很有见识的归纳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文化主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夜郎自大到虚无自卑的心路历程。遵循历史给予的逻辑，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先进文化选择和发展中的效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二是自觉认同以民主和科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但是，新文化运动也未能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变革和转型，中国文化主体还是没有最终找到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路向。不过，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作为世界先进文化代表来到中国。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出现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开始出现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有这样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在这一通过文化比较而演进为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恰恰是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成为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主要倡导者;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者的一代先进人物中，许多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②方克立、周德丰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210页。黄力之:《先进文化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92页。在选择和创立中国先进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李大钊、毛泽东的贡献最为卓著。

1.选择马克思主义文化

李大钊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先驱人物和20世纪初的中国先进文化主体代表，提出第三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家，奠定20世纪以来的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演进的坚实基础。

李大钊明确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新思潮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李大钊把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理解为是一种现代先进文化，这种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先进文化代表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是知、情、意相统一的新型文化。这种对于中国先进文化的理解是独特的，是对融会中西文化的一般主张的重大突破。把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作为迄今为止人类世界的三大主流文化，既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格局的超前认识，也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的理论创新。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杰出代表，是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第一人。“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具有极其鲜明的两大特色:一是综合更广，二是创新更大。‘创新、融合’——这是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新型文化论的第一大鲜明特色。”①李彦林:《李大钊文化观研究》，《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延续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论争，20世纪30年代又发生一场非常著名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文化论战。这场论战在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展开，出现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儒学复兴论”、“全盘西化论”和“综合创新论”。张岱年是“综合创新论”的代表人物。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直存在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既互相对立又互动发展的思想格局，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中的三个最主要的思想派别——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家复兴派、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 ，仍然没有超出‘五四’时期已经形成的思想格局。”②方克立、周德丰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09-210页。黄力之:《先进文化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92页。尽管如此，不能否认，张岱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主张。张岱年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其指导下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应当是三种文化的综合: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融合，符合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趋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观是一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相符合、相一致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也是一致的”。③本刊记者:《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访方克立教授》，《哲学动态》2002年第4期。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不仅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探索出一种新文化的建构模式，为近代中国先进文化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

总之，中国先进文化倡导者从中国近代以来文化选择和发展的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中，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文化引领俄国社会革命胜利中认识到:“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帮助中国先进文化主体找到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路向。“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⑤［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页。于是，信仰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文化指导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实践和文化变革实践，就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进文化主体孜孜不倦的政治追求和文化选择。从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文化发展路向的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先进文化的选择和建构是通过两次飞跃完成的: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转向西方文化;二是从一般的西方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两次飞跃解决了这样一个历史悖论:一方面，西方文化代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文明，比代表封建主义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先进;另一方面，代表西方先进文明的西方国家又是中华民族的侵略者，它们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只是把中国当作侵略、瓜分、剥削的对象。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惊醒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以图强国的美梦，促使中国先进人物思考“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弊端。所以，“同样是来自于西方的、既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民主、科学都包含在内)又否定了资本主义弊端的马克思主义，成了中国先进文化的最后选择”①黄力之:《先进文化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93页。。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这个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在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和封建文化的同时，构建了中国新文化即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

2.创立并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创立并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突出表现，一是创立了具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二是创立并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1)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先进文化发展上的第一个贡献是:创立了苏区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等形态，构建了具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

第一，苏区文化形态

苏区文化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在中央苏区的农村所选择、创新和倡导的一种先进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选择的土地革命，即开启了农村先进文化发展的历程，并使农村文化呈现出一种特殊的新气质，即苏区文化。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苏区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先进文化的一个雏形，其实质是一种新型的革命理念，它以具体的文化形态启蒙了苏区农民的思想。苏区文化对当时中国的农村来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着先进性，充满着新鲜感。苏区文化的基本内涵大致可分三个方面:第一，在正确认识中国革命道路特殊性的基础上制定有关的方针和政策;第二，倡导新型的精神作风、道德价值观;第三，就是在反映、表达和传播上述先进思想的过程中，形成和创造的方式、载体，即狭义的具体的文化工作形态。②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6-47页。苏区先进文化的创造、传播和教育，一方面是让革命者树立革命的理想信念使其人格精神达到“凤凰涅槃”的境界，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明确的社会先进文化实践运动。

第二，抗日文化形态

抗日文化与苏区文化有着显著的区别。如果说苏区文化是一种阶级形态的文化，那么，抗日文化则是一种代表民族立场和阶级立场相结合的文化形态。

抗日文化的确立，表明先进文化的历史内涵发生了变化。从苏区文化到抗日文化的转变是个成熟。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属于进步的思想文化，首先要看是否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否配合抗日战争这一最大的政治形势。判断各种文化产品及其文化实践是否进步，首先要看它是否承载了民族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感情，是否有益于动员社会各阶层和各阶级的人们投入抗战的洪流，是否有益于反对一切投降卖国的汉奸文化。抗日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表现为其创造主体——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多层和多样。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作为先进文化的创造和传播主体，按当时学术界的划分，有的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有的属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他们的思想倾向以及文化选择复杂多样，但是毛泽东希望他们都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8页。扩大人才资源和群众基础，重视和吸收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抗日文化能力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延安文化形态

“延安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代表着抗日文化的前进方向，鲜明、集中地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要求的各抗日根据地文化形态的总称。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延安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清除了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存在的照抄本本、照搬苏联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也批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非此即彼的形式主义文化选择倾向，为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先进文化形态，开启新的思路，提供精神动力。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延安整风运动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了全党的共识，使全党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精神洗礼。

伴随延安整风运动延伸到文化领域，毛泽东也在深入思考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正是在文化界整风运动中，他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延安文化形态的一些具体要求。延安文化形态和特点，有许多方面，毛泽东最关心、最看重的有两点:一个是知识分子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个是文化形态的大众化品格。

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首先表现在内容方面，即通过文化活动创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要反映工农兵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环境中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去满足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工农兵的生活在文化界整风运动之后越来越多地被知识分子写进文艺作品中，并在群众中广泛传播，使工农兵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因为他们意识到原来自己的行为也可以像古代英雄豪杰那样被人传唱，从而收到极好的文化传播效果。

延安文化的大众化品格，还表现在它是面向群众的一种普及性文化形态。大众化既是延安文化形态的品格，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的”这个特性的表现。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既明确地宣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最终归宿，也包含针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民主化诉求。延安文化在内容、风格和形式等各个方面，揭示了文化与人民大众的关系，冲破少数人对文化的垄断，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大众化。

总之，中国共产党通过创立苏区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等循序渐进、由低级到高级一脉相承的不同形态，建构起与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形态。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所倡导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它是在苏区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等具体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中国现代历史发展潮流。中国共产党选择和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自近代以来的最深刻、最彻底的变革，开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新的历史契机，引领中国文化迈向社会主义并不断走向世界。

(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先进文化发展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创立并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选择和发展，“从五四运动后便开始了向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转化，但在很长时期里是不自觉、不主动的。直到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之后，新文化才自觉地沿着这个正确方向前进”。②周向军:《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6页。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做了经典性阐释。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政治的特征和性质，进而分析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在承认经济基础最终制约和决定着政治和文化的前提下，又承认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对文化也有某种制约和决定的作用。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的旧文化乃是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反映。近代中国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以来，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反映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和政治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不仅包括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而且包括与之相应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

毛泽东完整概括的先进文化的基本观点，以及在这个基本观点指导下周密设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杰出贡献。毫无疑问，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形态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表现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具体形态的概括化、理论化。二者相互联系、密切结合，共同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选择和发展。

(二)第二阶段:创立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是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时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引领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在实现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艰辛探索历程。

1.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转化

中国先进文化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这一历史性转化是通过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完成的。先进文化的传播和创造，总是和社会经济、政治的变迁交织在一起，互为印证，整体推进。为了推进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后一直到1956年底进行了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这场社会变革不仅仅贯穿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领域，也贯穿于文化领域。毛泽东已经表现出对当时文化现状的不满和焦虑。毛泽东认为，文化现状与社会进步之间存在着两个明显的落差:第一个“落差属于政治上的判断。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上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如何看待自由主义，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①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8-99页。。由于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新文化选择的问题上来。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仍然属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形成和建立时期，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结成的统一战线格局，不可避免地已经发生变化。这时，上层建筑中的政权领域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毛泽东认为在教育、科学、文艺、思想等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依然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下，他们思想中基本上是夹带着旧中国文化中的那一套思想方法。第二个“落差属于文化上的判断”。“汇聚各种文化人才和文化资源，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直观的愿望。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带着浓厚的延安文化的经验和美好感受走进北京的，因此，对文化建设的方向模式，也就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预期。”②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0页。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并存的现状的判断尤为合理。于是，为了营造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气氛，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先进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对原有落后文化的改造也就成为了必然，毛泽东非常关注且投入很大精力进行文化改造。正是这一场持续的文化改造历程，使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构想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普及和实践逐渐演变成为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构想和倡导。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文化转变大致经历这样几个步骤:1951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3年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以及由此引伸出来的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其中，把胡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已超出社会主义文化批判和文化改造的范围。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中的这五个步骤，均是为了一个宗旨:解决文化落后现实和社会主义方向不相适应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核心是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树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观，并把它普遍地推行和落实到社会主义文化创造的实践当中。

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对象，基本上是指向五四以来所有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化选择。概括地说，可分属三类:一是以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梁漱溟为代表，对立足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价值观，即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批判和改造;二是以批判胡适为代表，对欧、美派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以及自由主义文化观的改造和批判;三是以批判胡风为代表，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观的批判。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改造，新中国基本上实现了文化上的重新整合。这种文化整合的重要贡献在于:明确地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治领域和所有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是马克思主义成为整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信仰，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的方法，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在文化、学术领域得到普及，被广泛地用于文化学术研究、人文学科研究和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中。正是通过社会主义文化改造，使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成为现实。

2.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态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结束以后，“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各种探索所面临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怎样对待实然的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同应然的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是探索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态的前提。

社会主义文化对“已有的”其他文化，从精神超越到全面超越，是一个更为艰苦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理论指导并不能代替具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完成以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呢?毛泽东作了可贵的探索。显然，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要超越传统和西方“已有的”文化成果，又不能全盘否定传统和西方“已有的”文化成果。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成果问题上，毛泽东主张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毛泽东带着五四运动前后接受的文化资源、所熔炼的文化品格走上革命道路。作为革命家、政治家，他关于先进文化的思考和实践离不开政治思考和实践，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的过程，与通常单纯的文化本位思考明显不同。建国后，毛泽东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在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态的初步探索中，他提出的“古今中外”原则、“双百”方针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指路航标，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第三阶段: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发展

从1978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中国先进文化进入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建构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首的一代又一代领导者在总结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理论，坚定不移地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

1.选择中国先进文化新范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先进文化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也常常有一些重要历史事件为之另辟蹊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历史起点上，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既为伟大的历史转折提供了精神前提，同时也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延安整风之后，又一个灿烂耀眼的历史契机”①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71页。。这场讨论在文化上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民主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50年代确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化方针的回归，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发展到一个新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重生，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活力。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历史给予他总结毛泽东时代、开创新时代的机会与权力。邓小平对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最大贡献，是选择和确立了中国先进文化新范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并把这一先进文化理论付诸实践。

总之，邓小平的先进文化理论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的科学体系，涵盖了文化建设各个领域，与李大钊、毛泽东的先进文化观念既一脉相承，又开启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时代，“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生动体现和杰出代表”①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5页。。邓小平的开创能力再一次在先进文化领域得到展现。

2.创立中国先进文化新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对于先进文化的核心观点和态度，都是从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解决了时代提出的文化问题。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世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从1989年到2002年这13年中国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使国家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多样化;苏联剧变、东欧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挑战着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球化也挑战和威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领导权、文化安全。历史赋予江泽民新的机遇，解决时代发展提出的先进文化发展问题。江泽民在准确把握和深刻分析新的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的基础上，阐释了关于“中国先进文化”的一系列问题。

(1)江泽民第一次提出一个崭新的科学命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继承邓小平关于中国先进文化理论的基础上，江泽民在1991年7月1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正式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我们应该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些基本要求，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②《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43-1644页。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一新概念，是江泽民关于中国先进文化观念和中国先进文化发展问题的认识能力的升华。1996年，在江泽民引领下，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江泽民的理解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③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在江泽民的论述里，依据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话题和对象，有时使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有时使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有时使用‘先进文化’的概念，但在本质上，这些概念都是一致的。”④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所以，无论是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新概念，还是制定的文化工作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或者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这些都是江泽民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先进文化决策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2)关于“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

第一，和邓小平一样，江泽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重要场合，江泽民深刻阐述过这一观点。在十四大报告中，他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他又强调:“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时，他还是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他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全党同志必须把握两个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二，江泽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从20世纪末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相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政治实力、军事实力来说，文化软实力“可以说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力量，但是它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的力量，在当代世界综合国力竞争中正表现出强劲的势头”①俞思念、魏明 等:《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6页。。面对着世界范围内国际竞争的这一趋势，江泽民深刻意识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②《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页。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理论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创新能力的又一次重大提升。

第三，江泽民认为，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评价一个先进政党能力的高低有许多标准，其中，能否引领先进文化发展是标准之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杰出贡献，就在于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本质属性和角色特征。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特别是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先进文化可以成为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动力，落后文化则成为诱使人们消沉堕落的精神毒品。文化的这种特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必须有正确的方向选择。“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③《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7页。江泽民认为，在国际竞争、综合国力竞争、文化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国家软实力、综合国力的大小。所以，必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明确提出把是否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作为评价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标准，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史上的重大发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文化创新的能力，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文化理论的发展。

3.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和谐文化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提出不同的先进文化形态和不同的文化发展思路。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遭遇着全球化的猛烈冲击，也面临新的历史发展机遇。

(1)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命题

胡锦涛认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四位一体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④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5年6月27日。。2006年11月1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明确提出现阶段我国文化工作的主题。胡锦涛明确了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新命题，引领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和谐文化”是针对文化多样性存在、文化冲突以及文化霸权来说的，强调文化的相容性，是从横向、空间的角度考察文化存在的状态。所谓和谐文化，是指一种以研究、传播、实施、奉行和谐理念为主要内容、以和谐理念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文化形态和文化性状。它具体内蕴在一个社会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文化产品、社会风尚、制度体制等多种存在形式之中。建设先进文化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内在地、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发展先进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上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2)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胡锦涛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一样，首先认为一定社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和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一起构成社会有机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其次，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又是相互作用的: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可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提供重要条件。最后，他认为，文化建设是四位一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着眼于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趋势，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建立和谐世界，主张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创造性地提出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先进文化——和谐文化，预示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形态的诞生。

(3)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先进文化发展

胡锦涛的理论贡献还在于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就会迷失方向。”①黄力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和意义》，《光明日报》2007年1月31日。胡锦涛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同义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发展的灵魂，只有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才能正确引领并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先进文化繁荣发展共同面临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②《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4)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纲领

纵观国内外文化发展趋势，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国文化发展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也承载着崇高的历史使命。胡锦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以时代要求与战略全局作为出发点，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深刻领会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发展理念的一种表达。

总之，从革命文化到和谐文化，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和谐;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建设，从文化建设到文化强国，这既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形态的变迁，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历程的延续，从中可以见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实践上引领先进文化发展能力的逐步升华。

正是由于这些新型文化形态的存在，使得中国先进文化发生了历史性转型，并导致现代文化格局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个性大众文化，这三种基本因素共时空地体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这种文化构成格局证明:中国共产党经过积累多年的经验和教训，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方针，已经具备驾驭复杂文化格局的能力。“在这种文化格局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意识的存在，以及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控制权的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仍然占主导地位，但行政力量不再大规模地对非主流文化进行非文化方式的打击，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转型。”①黄力之:《先进文化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12页。这是21世纪中国先进文化的现代性之所在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能力之所在的重要体现。

总之，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和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历史实践进程中，其引领先进文化的能力不断得到增强。

二、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不同时期，一直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先进文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掌控文化领导权

一个政党的领导权不仅包含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而且还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文化领导权。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安东尼奥·葛兰西说:“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②［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8页。在安东尼奥·葛兰西看来，一个集团或者政党在成功掌握政治领导权之前首先掌握文化领导权，相应地，无产阶级应首先获得文化领导权才能最终获取政治领导权。因为只有掌握文化领导权，才能掌握人们对价值、信念、信仰的引导权，才能引领文化发展的方向。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实际上是指一个集团或者政党对文化的一种软性领导，是民众对某个集团或政党文化的观念认同、精神认同和价值认同。与软性领导相对应，文化领导权还包括另一种内涵:硬性领导，即硬性权力，是执政党关于制定文化制度、文化发展和文化决策等方面的权力。所以，一个政党只有对文化的硬性领导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获得文化软权力。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通过构建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寻求精神‘认同’，来赢得夺取政权和执政的合法性。”③张士海:《论苏共‘文化领导权’的历史流变及其现实启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没有接触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自然没有机会领悟和掌握其思想精髓，但是在实践中不自觉地遵循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对文化问题极为重视和关注。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历程中，不但始终重视建设硬性文化领导权，而且也非常重视掌握软性文化领导权。在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组织“左联”在上海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接领导文化工作。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直接领导，并不意味着像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领导权”的真正确立。因为按照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国共产党只有在深入实际生活、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大众化的文艺，获得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认同，真正的文化领导权才能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在先进文化发展中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掌握文化领导权，是先进文化发展的需要。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共产党能否掌握文化领导权，决定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得失成败。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对先进文化的引领，毛泽东从探索新民主主义文化开始，就一直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毛泽东还是强调对文化的硬性或刚性领导，这时他的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思想并不是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影响。毛泽东在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入论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为当时文化领导权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既为新文艺的发展制定了新的原则，确立了新的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领域奠定了话语主导权。“新中国成立后，《讲话》始终指引着文化领导权的建构。”①周维山:《大众审美经验与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价值》，《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2期。毛泽东提出了领导权建立的最好形式，即说服和教育，也就是说领导权建立的基础是同意。正是毛泽东重视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才引领新民主主义文化不断发展，奠定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成功。邓小平、江泽民继承毛泽东重视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思想，历来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刻变化，胡锦涛认识到文化领导权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高低，更加重视执政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内在要求。必须从战略和全局出发，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健全领导体制机制，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增强领导文化建设本领。”②《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0页。胡锦涛直接把引领先进文化发展能力作为衡量执政领导能力高低的重要依据。当今，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能力不仅经受住“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社会价值论”等西方思潮的考验，也有力地抵制住国内社会思潮多样化、社会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挑战，使人们面对多元选择，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先进文化发展。重视文化领导权能力的提高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成功的经验。

(二)重视推进先进文化创新

先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在历史运动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和创新，先进执政党的生命力则在于不断推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理论创新，这是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所在。“创新能力是检验一种文化是否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准。”③王文章:《中国先进文化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79页。文化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有之义。一方面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从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可以清楚看到，文化创新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能力之一，是引领先进文化不断发展的先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创新能力一方面表现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飞跃中;另一方面表现在从革命文化到建设文化、从建设文化到“和谐文化”的飞跃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也是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强烈的文化自觉氛围中诞生的，因此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型特征。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创新的典范。在长达28年的战争与革命的洗礼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战争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引领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并成功实现中国化，提出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念，建立起一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提出毛泽东思想，成功实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飞跃。邓小平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汲取国内外社会主义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世界格局的新变化、牢牢把握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主题、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国家变化的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发展和建构起邓小平理论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在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理性面对当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站在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新的起点上，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挑战，在吸取国外发展经验、借鉴国外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科学发展观。从“毛泽东思想”确立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的政治文化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和取得的创新成果。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人文化创新历程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引领文化创新开始的标志。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在东西方文化之外另辟新路，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共识”①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伴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文化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五四文化到农村文化，从农村文化到苏区文化，从抗日文化到延安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②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页。，以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来龙”、“格局”和“去脉”的构想和实施这样几个大的转折。“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化创新面临三大课题:一是如何清理形形色色新旧杂陈的旧文化累积;二是如何使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摆脱文化贫困;三是创建合于时代要求、引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新的文化体系。”③朱志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创新》，《红旗文稿》2012年第3期。在完成这些文化创新任务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确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并典型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先进文化形态的探索历程和前进轨迹，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引领的先进文化的历史内涵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先进文化经历从邓小平主张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到江泽民提倡发展“先进文化”，再到胡锦涛倡导建设“和谐文化”的这一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中国先进文化形态从革命文化到建设文化的成功转型，从斗争文化到“和谐文化”的成功转换。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文化实践昭示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不断提升的文化创新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逐渐增强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新能力在文化上的表现主要是指具有创造出超越现实局限性的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④王文章:《中国先进文化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92页。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自觉创新能力，再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观念也会停滞萎顿。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创新能力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判断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重要标准，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不断增强的源泉。

(三)重视文化决策调整和创新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引领先进文化上的成功，而文化上的成功在某一个重要层面上取决于文化政策的适时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政治领导是通过政策实现的。文化政策分为两类，一针对文化事业，二针对知识分子。”⑤刘忱:《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先进文化决策的调整和变化的成功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方面:

1.文化方针的适时、及时调整

中国共产党针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规定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第二是提出文化发展的方式。如前所述，毛泽东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界定过中国先进文化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一直在探讨和思考文化艺术的属性问题，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不再说文艺从属于政治。但是，邓小平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开政治，因为邓小平认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开政治的。邓小平提出了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脱离政治的科学论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文艺路线要从极“左”思潮中摆脱出来，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具体的、临时的、直接的政治任务，不再把文艺视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把文艺从实用主义和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中解放出来;二是指文艺不能脱离现实社会，要求文艺不脱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政治”，不能离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样的时代政治背景，不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安定团结这样的现实社会政治，抽象地谈文艺。邓小平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界定，既批判了文艺脱离政治、远离政治的极“右”倾向，又纠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极“左”倾向，他批判地继承毛泽东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思想，提出不脱离政治又不从属于政治的新论断，对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在新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主张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文化观的基础上，强调: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并指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胡锦涛则提出“和谐文化观”:“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①《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53页。“和谐文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一个缩影。这些有关论述是一代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物对有关文化发展方针政策的与时俱进的创新与发展，同时也彰显出他们的认识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提高。

2.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的及时调整和变化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社会角度来看，它不依附于其他任何社会集团，只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评判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动向;从历史角度来看，它以批判传统为己任，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努力;从文化角度来看，它以阐释、传播、创造和应用文化为职守，并以此为主轴推动社会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知识分子存在的全部价值在于实现自我的创造意志，超越现实社会，指引时代的进取方向，将人类文明推向前进。”②欧阳哲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产生重大历史作用。他们在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不仅扮演先驱者的角色，而且为后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提供丰厚的思想养料。与中国同时代的其他社会阶层相比较，知识分子是现代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部分”。他们直接了解、接触和汇通东西方各种文化，思维敏捷，易于感受和理解新鲜事物，启引新思潮，往往是中国现代社会变革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其他社会阶层只构成它的群众基础或革命主力。知识分子是我国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不仅因为知识分子在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方面，是其他任何社会阶层所不能替代的;而且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新文化的建设者，在思想、伦理、文化、艺术、教育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所发挥的独到作用，亦是其他社会阶层所不可置换的。执政党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认识影响甚至决定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程度，知识分子在一个社会发挥作用的程度直接决定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得失成败决定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的得失成败，决定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的高低。

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程度不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站在时代高度，认识和汲取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经验教训，对当今时代提高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因为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的过程中，也认同列宁关于知识分子的观点。所以，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纲上正式使用“知识阶层”和“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革命骨干力量大都是知识分子。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政策层面来。但是，从1927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斗争的影响，出现轻视、怀疑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出现歧视、打击、排挤知识分子现象。但幸运的是，毛泽东早就认识到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者属性。针对当时“左”倾领导排斥知识分子的做法，1933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名义颁布，专门提出把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作为劳动者对待的政策。但是，《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也有非常明显的失误，其失误在于把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等同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在其注释中说:所谓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以其所属阶级确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血统论”失误可见一斑。虽有失误，但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萌芽的标志。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一个分水岭，是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正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开始逐步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以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窑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规定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一切同情于反对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政府给予他们庇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年6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和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队中的忽视知识分子、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干部，对一些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地方干部的做法进行分析和批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第一次专门阐释知识分子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注重吸收知识分子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科学分析，使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对中国共产党后来的知识分子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它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基本成熟的重要标志。重视和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实施，使知识分子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创新、文化实践的主体，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选择、鉴赏和创新能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文化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针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和建国后国民经济恢复、文化发展以及各项政治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如果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针对从旧社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政治观的转变而进行的，这还能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信任和人格的尊重，那么在1951年至1953年期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三次全国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就把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推向另一个极端。这种做法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共产党引领学术、艺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左”倾错误愈演愈烈。

为了调整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和政策，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走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令人钦佩的是，这是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的理论表述，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12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是建国以来的第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专门指示。这一指示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对知识分子问题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放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中。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印证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调整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实际问题。可是，很遗憾，由于历史的局限，中国共产党此时并没有明确放弃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实践中还是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由于国际上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出现的少数“右”倾言论，使毛泽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估计急转直下，把几百万知识分子又划归到资产阶级阵营。紧接着，反“右”开始，继而是反“右”扩大化。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不仅未能放弃，反而进一步向‘左’的方向发展，成为轻视、歧视、打击知识分子的政策依据”①吴晓敏、刘闯:《中国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考察》，《南昌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从1957至1966年的十年中，虽然周恩来在1962年广州会议前后，曾对知识分子政策作过调整，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纠正“左”倾错误做过一次努力，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估计没有摆脱错误窠臼，使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左”的偏差，终于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是革文化和文化主体即知识分子的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被当作教育、批判、改造、革命甚至专政的对象。许多知识分子心灵上受到致命打击甚至身体上受迫害致死，期间虽然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曾经抵制过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政策，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失误。

这一失误政策的真正扭转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于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郑重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随着邓小平向全党全国发出这一庄严宣告，广大知识分子背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沉重的十字架终被摘去。邓小平的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认识重新回到理性、正确的轨道上来。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的认识和政策再也没有偏离实事求是的路线。在1978年以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知识分子坚定不移的政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变化的时代特点，在继承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基础上，江泽民把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能不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衡量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标志，他主张完善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制度。胡锦涛从国家战略资源的角度充分认识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要性，牢固树立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建党90多年来，尽管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出现过曲折乃至较大失误，但是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失误时期还是无误时期，历来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知识分子是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和传播主体，在文化发展中起着不可置换的主体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成败的重要问题，提出能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决定中国共产党能否引领先进文化、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

(四)重视先进文化传播阵地建设

中国共产党早就明确认识到，传播先进文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媒体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在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利用新闻媒体发挥凝聚力和感召力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赋予报刊极强的政治性，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1921年，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自己的机关报，所以只能把改版后的《新青年》作为自己的机关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中央政治机关刊物是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创办的《向导》周报;然后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出现办报高潮，一大批报刊如雨后春笋，相继诞生。如时政类刊物:《前锋》、《先驱》、《中国青年》;反映工人生活的刊物:《中国工人》、《劳动周刊》、《工人周刊》;反映农民生活的刊物:《中国农民》、《农民运动》周刊;军人报刊:《中国军人》、《军人日报》;还有学生报刊、妇女报刊也办起来。1925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诞生。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始终非常重视新闻媒体的“喉舌”功能，加强对新闻媒体的领导和掌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任务的第一个决议》中就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出版物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党委经办，中国共产党党员负责编辑，不能刊载与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相违背的文章。1931年11月，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强调要建立健全的党报，反对忽视党报的倾向。既确认了报刊的政治工具和阶级斗争武器作用，也为以后中共中央监管和控制报纸提供重要政策和理论依据。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发展历史上，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视无线电广播的“喉舌”作用。1941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电台广播工作的指示》中强调电台广播是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毛泽东谈到报纸时强调要注重传播效果。毛泽东在这里阐明了一个基本道理:高明的领导，应当是按实际情况办事的领导，应当是注重客观效果的领导;高明的领导还是能让编报的人感到自由的领导，是受到群众欢迎的领导;相反，则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是不受群众欢迎的领导。

在战争与革命年代，邓小平创办并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传播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声音、密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等诸多方面，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红星》报的创刊宗旨是:要把《红星》报办成“一面大镜子”，照出红军生活、工作的好处和坏处;办成一架大“无线电台”，及时传播红军队伍里、地方群众中、全中国及全世界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消息;办成“政治工作讨论会”、“政治工作指导员”，及时交流红军指战员的工作方法和经验;办成“全体红军的俱乐部”，满足红军战士文化生活的需要。

解放后，报刊、广播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指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和政治运动的重要工具。1956年，刘少奇虽然强调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但是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思维定势依然支配影响着整个新闻领域。在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体“左”倾思想和做法比较严重，一贯报喜不报忧，浮夸报道，甚至走向极端，曾造成过重大失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内一批有深知远见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刻反思。报界首先在全国倡导和发动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而且推动了为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新闻媒体在报道内容上呈现出一个鲜明特点:恢复和加强了批评报道。198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如何开展批评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重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1989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复杂变幻的形势，提出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防止由于不当宣传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为避免造成群众、干部的思想混乱，要采取谨慎态度宣传，不允许公开宣传与中国现行政策相抵触的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舆论导向的错误曾经给社会带来了灾难。江泽民总结了这一历史经验教训，要求:“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和电台、电视台都要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在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主干作用。”①《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54页。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了著名的“祸福”论: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在新闻传媒的功能问题上，江泽民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喉舌”论发展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论，这是新时期的传播理论的一种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做法:“以党报党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宣传资源，构建统筹协调、责任明确、功能互补、覆盖广泛、富有效率的舆论引导格局。”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20页。

任何一个政党只有成功地掌握舆论才可能获得成功，任何一个成功的执政党都必然把新闻媒体当作执政党的喉舌。“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众传媒都必然要受到国家和政党的控制”②张骥等 :《中国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战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那种片面强调新闻只是大众传媒工具，尤其是执政党放弃对传媒的领导权，放任传媒自由传播反对自己的观点和声音，就会造成大众思想混乱，就等于执政党本身丧失了传播力，为敌对者传播大开方便之门。苏联共产党被赶下历史舞台的根源之一在于苏联共产党放弃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使新闻媒体落到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的手中，所以当西方国家建立专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媒介，借助媒体的力量，侵蚀苏联的传统文化，加强对苏联的西方化宣传，推行美国文化和价值观时，这就与苏联国内媒体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不谋而合，最终导致苏联共产党失去凝聚力、向心力，丧失引领先进文化的能力。

当今时代，一个集团、政党的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思想内容，而且取决于其传播能力。谁的传播能力强大，谁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就能更广泛地流传，谁就能更有力地影响世界。所以，“提高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必须加快构建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传播体系。”③《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页。这是党中央根据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对宣传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可见，重视先进文化传播阵地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成功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先进文化创新，重视文化决策调整和先进文化传播阵地建设。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能力形成的直接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