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理论视角下青年就业问题的理性思考与对策分析——以某中职院校青年就业访谈调查为例

赵芳云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霍布斯、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异化观点的基础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异化的本质。马克思认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47即客体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限制或控制着主体。异化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本质，另一方面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在2013年,***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做好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重点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在多数高校毕业生都想在大城市就业，找不到工作也在城市里漂着，处理不好容易形成社会风险”[2]。近年来，我国中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待就业人口居高不下，就业形势严峻。在外部环境、个体从业技能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部分青年群体在就业环境、就业观念、人际关系和职业选择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异化现象。这种异化现象在中等职业教育青年群体中更加明显，中等职业教育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高中毕业生，这一群体的受教育者虽然在年龄分布上存在差异，但都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关键期。分析他们求职就业过程的异化问题，帮助、引导中等职业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和职业理念，不仅有益于其个人的职业发展，而且能有效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

一、中等职业教育青年学生的就业现状

近年来，我国与世界互惠、互通、互融，大踏步向前，各方面发展成效卓著，不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科技文化，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社会对职业教育人才的从业技能要求和基本需求也持续攀升。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表示：“到2025年，职业教育类型特色更加鲜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著提高。”[3]国家教育局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中高等教育毕业生共约4 205万人，其中包括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类在内的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共约485万人，约占全国毕业生总数的11.53%。研究生、普通本专科以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作为待就业群体，合计约1 355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合计约485万人，占待就业毕业生总数的35.8%，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毕业生共约258万人[4]。

国家统计局2020年教育统计数据显示，在研究生、本科生扩招政策下，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总人数自2011年至2021年呈现稳年增长态势，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总人数逐年递减。虽然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总人数呈现递减趋势，但是仍占2020年全国就业毕业生总人数的35.8%，基数较大。据2020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所示[5]， 2020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口由2019年的945万人增加至1 160万人，同比增长0.62%。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我国整体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压力使中等职业教育就业青年群体在劳动报酬、就业观念、就业环境和人际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异化现象，且相较于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好”背景的研究生和本科生而言，仅仅拥有中专学历的毕业生不论在学历背景、学习能力还是社会认可度方面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就业异化问题在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学生求职就业过程中也更加严重。

(一)研究方法

陕西省作为西部地区的教育大省，共有中等职业院校193所，2020年共输出毕业生约29万人，其中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约7万人。本文以陕西省部分中等职业教育院校的毕业生为调查对象，综合考虑毕业生的年龄、性别、户籍等基本信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了10位毕业生作为访谈对象，并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化访谈，详细了解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受访毕业生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毕业生基本信息

(二)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整理访谈内容以及相关资料发现，在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实习就业过程中存在劳动时间长、劳动报酬低、就业观念固化、价值观念偏失等问题。

1.工资制度不明确：付出与收获不对等。马克思在论证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时指出,“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6]，马克思从工人劳动中发现了自由时间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工作日的缩短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是调查表明，学生在就业或实习过程中的加班现象已成为常态。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学生在就业和实习中的加班现象实际上是对自由时间的剥夺，阻碍青年的全面发展。部分企业利用一些法律的漏洞，利用“新人”作为廉价劳动力来安排“超额”工作，使其加班但不给加班费。尤其在学生的实习协议和就业协议中，工资以区间的形式表达，具体金额表达含糊。例如,调查对象F表示：“公司承诺实习期的月工资为3 000至4 500元，但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情况下工资能拿到4 500元或者什么情况下会扣工资，并且学习培训或工作加班到晚上十一点都是常态，而工资并没有因为加班而增加……”，像F学生这样加班但不加工资的案例还有很多。这种未明确具体的惩罚或者奖励制度的就业合同，使青年学生无法准确地核算自己的劳动报酬因而变成了“无偿”加班的廉价劳动力。尽管有一部分青年学生明确知道自己的自由时间被无偿剥夺了，但是面对就业压力和跳槽风险，或是部分实习生为了完成学校指派的实习任务以便顺利毕业，只能选择放弃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2.就业形势严峻：产业转移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新的国际分工出现，跨国公司兴起，大量劳动密集型工业从工资较高的发达国家流向工资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随着我国的产业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劳动力成本偏高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部分制造业向印度、东南亚等国家转移。产业转移加剧了大部分中等职业院校青年的失业风险，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失业率增高，就业压力急剧增加。除此之外，跨国企业实行灵活管理，强调要适应产品和市场的快速转变，新增的劳动力难以从中获得稳定、长期的工作岗位。以制造业为导向的中国制造亟待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国内需求使市场对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就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对象B表示：“相比往年，今年凭借高职学历就可入职一般企业事业单位的情况明显减少，运输管理专业的学生入职一些大型企业的就业门槛也变高了，现在持证入职成了高职学生入职就业的基本要求。”产业转移使就业岗位减少，产业转型对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要求更高，这些都在无形中加剧了中职青年的就业压力。

3.就业观念固化：“铁饭碗”优先法则。就业观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综合作用的结果。受传统观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父母的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这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思想在影响父辈职业观念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调查对象G说：“我来自农村，父亲经常说‘当官’才能光宗耀祖，才有‘出息’，希望我毕业后能找个安稳体面的工作……”部分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受家长就业观念的影响，忽视个人特长和职业选择的方向，缺乏职业规划和个人认知，一味追求学历，对公务员岗位的执着与追求只增不减。尤其在某些地区盛行的“三不孝”说法更是将“考公热”表现得淋漓尽致，“三不孝”即“不考公”“不考研”“不考编”。 这种“三不考”就是“三不孝”的陈旧观念束缚了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学生的职业选择,这种价值导向也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年人的就业选择。

4.价值观念偏失：聚焦物质享受。受消费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不思进取、追求物质享受之风在青年群体中日渐兴盛[7]。调查对象C表示：“在宿舍讨论的话题除了化妆品就是吃喝玩乐，或者看到同学使用苹果手机就想自己也能有一部苹果手机。”这种不考虑学业和自身经济实力而聚焦物质享受的现象实则是本末倒置。执着追求物质享受的不良风气正影响着广大中等职业院校青年，以“利”为目的的职业选择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就消费层面而言，部分青年学生“求高薪”只为能以较高的经济收入消费奢侈品；就拜金主义而言，部分青年人被金钱支配，以非法手段获得金钱收入，较为典型的黑市卖卵、贩卖器官等“黑色交易”严重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享乐主义而言，部分青年聚焦物质享受，在求职过程中一味追求“低付出”“高薪酬”，甚至“躺平”赚钱，忽略了精神世界的全面发展。除此之外，部分青年忽略了艰苦奋斗、守正创业的意义，“富二代”“官二代”思维也是享乐主义在另一个层面的反映。这些问题体现了部分青年学生价值观念偏失，聚焦物质享受直接导致了群体就业观念的异化。

二、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就业异化的具体表现

异化劳动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土壤中孕育而成的，具有四重规定性：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异化，劳动者与其类本质相异化，这三重规定最终导致了第四重规定，即人与人相异化。人作为劳动主体通过劳动创造了劳动产品，相反劳动产品这一劳动客体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又成为一种反作用力限制了劳动者，最终导致劳动者与其自身、与他人相异化。这一过程从人与物、物与人再到人与人的闭环逻辑，充分强调了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在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就目前国内总体发展形势而言，国家就业保障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就业岗位和人才需求持续扩大，这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等职业教育青年学生的就业压力，但现下存在的一些问题仍旧不能忽视，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维度的异化问题，具体表现在劳动报酬、就业环境、就业观念以及人际关系四个方面。

(一)青年与劳动报酬相异化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阶段“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8]434。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私有制与分工的存在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劳资关系在一定程度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关于“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9]156的异化结论表明，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通过劳动输出创造了物质财富，但是资本家并没有以对等的劳动报酬偿付工人劳动。在我国，劳动者的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也并未呈现正比例关系。面对“加班”超负荷工作的问题，青年在综合考量生活压力与辞退风险后也只能默默承受。“高付出”“低报酬”的工作模式使劳动者由原本自由自觉的劳动个体异化为被迫性生产的劳动“工具”。 在高强度的工作要求、职场压力以及生活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下，青年在就业过程中逐渐模糊了人的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501。当人被物质利益和金钱左右的时候，最直接的结果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以高薪酬为指标的劳动产出使具有主体性的劳动者异化为劳动的工具，即表现为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

同时，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模式，虽然近年来增速呈现放缓趋势，但是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客观事实不容置疑。在经济持续向好，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景下，如果青年学生能够脚踏实地在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以自我反思来发现自身在就业过程中的问题，以经验积累来提高个人工作能力，增强职业技能，高薪水的追求目标自然会实现。但是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青年学生安于享乐，追求物质利益的极大满足；忽视个人从业能力只追求高薪；无视个人购买能力过度消费，透支信用卡，利用淘宝、京东等线上支付平台推出的花呗、白条等业务提前消费。长此以往形成了借花呗高消费，领工资还花呗的恶性循环。为了满足物质消费而追求高薪的客观现实，使青年学生在就业过程中忽视了自身作为劳动主体在生理、心理、劳动技能等层面的发展，从而异化为薪水的“奴隶”。

(二)青年与就业环境相异化

就业环境整体可划分为两个部分，即行业背景下追求高效、高能生产的企业文化以及国内背景下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青年与就业环境的异化也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新型企业快速崛起，企业文化应运而生。企业文化最早由哈佛大学学者特雷斯·迪尔教授和麦肯锡公司的阿伦·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10]。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企业文化也有不同的类型。例如,羚羊文化、象文化、鹰文化等均以动物习性为分类标准。作为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年学生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例如,较为典型的狼性文化，一方面强调协作，有利于合作共赢助推企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狼性文化隐含着蔑视规则、无视人性等层面的含义，不利于青年的全面发展。

其次，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市场饱和，竞争激烈，西部地区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引人才”与“留人才”困难，无法吸引青年群体长期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而且受传统“求稳”思想的影响，工作变动带来的不稳定性使青年学生的合理流动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就业岗位不充裕、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就业环境中，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就业时忽略自身优缺点只为寻求糊口的工作，从而导致就业、失业及再就业的恶性循环，生活幸福感和职业体验感降低，使就业动力在循环就业的过程中转化为就业压力。除此之外，苛刻的奖惩条例、严格的作息制度、较低的工资标准、集约化的生产线等都给人的劳动套上了枷锁，使人逐渐向“生产工具”转变，把劳动者看作同等的、机器般的个体劳动力。

(三)青年就业观念异化

马克思认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需要“经过冷静地考虑，认清了所选择的职业的全部分量，了解了它的困难以后，仍然对它充满热情，仍然爱它，仍然觉得自己适合于它”[11]457，才可以选择从事该职业。马克思的这一择业观强调了劳动者在职业选择中要充分发挥主动性，从个人客观实际出发从事与个人能力、兴趣等契合度较高的职业。

***总书记强调:“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始终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作用。”[12]然而，部分青年学生把“崇尚劳动”“尊严劳动”误解为“体面劳动”，在就业过程中过分地看重“体面”而不是劳动的本质。在这种就业观的影响下，劳动有了高低贵贱之分，职业也分为三六九等。因此，青年在就业时忽视个人兴趣能力，更青睐薪水丰厚、社会地位高的工作；对西部地区、艰苦行业等情况一概不考虑。同时，面对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受传统就业理念以及部分非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大部分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学生自我定位不清晰，从众心理使 “高学历”“考公热”等现象只增不减。部分同学计划专升本、考公，其实并未全面分析个人实际情况，不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能做什么，忽视自身的专业技能与特长，从众地加入考公大军，最后只能无疾而终。此外，“先就业、再择业”的就业观念使部分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在未充分了解自身特点和应聘职位的情况下草率作出职业选择，而后发现实际工作与自身期待存在差距，进而丧失了就业积极性。

作为个体社会化的活动，劳动不仅是人类社会生存的条件，“也创造了人本身”[9]550，通过劳动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但是出于盲目从众与“体面”劳动而确立的就业观，一方面使青年学生在职业选择中片面地追求舒适、安逸，忽略了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这一观念又反过来影响其职业的选择，致使青年在反复择业、被动就业的过程中丧失就业主动性和积极性，成为反复生产的“劳动工具”。

(四)青年人际关系异化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出发，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9]163，这表明人与物的异化的直接后果是人与人的异化。青年学生人际关系的异化主要指人与人相异化,即职员与雇主、同事关系的异化。

就劳动者与雇主关系而言，马克思认为“更不公平的是，他的这些利益是从必须珍惜每一个小钱的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口袋中取得的”[13]102。这里的“他”指的是资产阶级，而“一无所有的阶级”指的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赤裸裸地谴责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行业内的剥削现象仍旧存在。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与劳动付出不相符，克扣工资以及加班等现象也表明了雇主对雇员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夺，这就使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由合理的雇佣关系异化为一种剥削压榨关系。另外，“凡是适应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人对他人的以及生产对象的关系。”[9]163-164这表明，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青年学生与雇主之间，也表现在青年学生群体之间。类似于同辈压力、职场内卷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职场中本应互利共赢、团结友爱的同事关系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演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变得冷漠。

三、缓解中等职业院校青年就业异化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在生产生活、物质精神的各个层面倡导的共享发展、工匠精神、集体主义、对外开放、共同富裕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就业异化的消极影响。但是通过分析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不难发现要消减异化，最根本的动力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此外，还必须从国家、社会、学校以及青年自身出发，坚持多项联动，有效消减青年就业异化的消极影响。

(一)国家：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展社会生产力

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直接原因与必然结果，要缓解就业异化，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论述了工资、异化劳动以及私有财产的关系，他表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9]167，所以坚持公有制是消减青年就业异化的根本途径。一方面，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大力推动“双循环”。即坚持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疫情的影响，出口受阻、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产业转移等情况致使国内就业岗位严重流失，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能有效应对后疫情时代国际贸易受阻的现实境遇，推进出口转内需，在刺激消费的同时促进社会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推动社会更深层次的共建共享。对刚刚从学校迈向社会的青年群体而言，他们面对的不仅有就业压力，而且有住房、交通等生活压力。“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可以阶段性缓解青年压力，缓解就业异化。早在2007年，胡锦涛同志就表示“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14]。共享单车、共享教育、共享住宿等共享经济极大地便利了群众生活，随着生活理念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共建共享”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网络共享、空间共享尤其是社会资源的合理共享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推动下变得更加快捷有效。要推动“共建共享”发展迈向更高水平，首先,要通过国家政策鼓励、财政资金支持、法律法规护航的多重保障，确保“共建共享”发展模式良性运转；其次,要通过正向引导鼓励企业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推动“共建共享”更加高效便捷地服务社会；最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体作为“共建共享”的受益者，要树立环保意识，保证资源共享。

(二)社会：加强政策落实，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

从青年就业现状和就业异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不仅可以优化行业风气，激发青年的劳动积极性，还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就业秩序，缓解就业异化的消极影响。要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首先，坚持以国家法律为准绳，形成以人为本的劳动就业法制体系，确保青年依法享有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权利，使劳动者的各项权益得到切实可行的保障，坚持利用法律来解决部分单位“加班不加薪”的问题。其次，社会要优化就业环境，引导青年消除职业歧视，树立职业平等的观念。如果职业被分为三六九等，那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就业压力，增加就业风险，使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因此,倡导职业平等，营造公正公平的就业环境。一方面,要推动青年形成积极健康的就业状态，规避因行业内部与同事内部的恶性竞争而诱发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的双重消耗；另一方面，要健全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制度，通过西部计划、三支一扶等国家项目，吸引青年投身西部建设，这样还能疏散东部地区待就业人口，有效缓解就业压力，确保就业公平。最后，青年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主体，要有效确保青年在就业、创业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就业的权利。企业应以激发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指标，适当“简政放权”为青年提供较为宽松的就业环境。

(三)学校：重视教育引导，培育综合性人才

中职院校学生的年龄划分大致在16—19岁[15]，这一阶段的青年学生正处于职业发展观、物质利益观养成的关键期，学校要利用多方协作的培养模式，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全面提升个人职业技能，消减因错误就业观念而诱发的就业异化问题，为青年的顺利就业保驾护航。首先，为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确保就业积极性，消除择业盲目性，需要优化课程设置。因此，学校不仅需要加强对学生的职业技能教育，提高与职业要求相匹配的专业技能，更需要开展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相关的课程，启发学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及时发现并弥补个人劣势，在职业选择中充分发挥个人优势，初步引导青年学生规划个人的职业生涯。其次，为培养知识技能与实操实训相结合的综合型人才，学校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校企合作，为广大中职院校学生提供与专业相匹配的实习岗位，确保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能够通过广泛的社会实习实践，将理论学识与社会实践完美结合。通过过硬的专业技能与丰富的社会实践，为学生步入社会后的求职择业提供双重保障。最后，为了避免青年学生因物质消费、盲目攀比而异化为“生产工具”，培养学生正确的物质利益观显得尤为重要。对此，学校可以借助全党全社会学习“四史”的活动，组织青年学生学习历史中优秀青年的光辉事迹，发扬模范青年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精神作风。同时可以利用多媒体，组织学生学习同时代全国优秀青年劳动模范的真实事迹，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物质利益观。

(四)青年：练就过硬本领，通过劳动实现自我发展

对广大的中职院校青年学生而言，“在社会的大学校里，掌握真才实学”[16]279，练就过硬本领，才能有效避免因“高学历”“硬背景”而产生的“同辈压力”，才能在复杂的就业环境中充分发挥主体积极性，认识劳动的本质，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首先，青年要练就过硬的技术本领。青年自发的实践活动与求知精神是练就过硬技术本领的首要前提，青年要充分利用社会、家庭以及学校提供的丰富资源，发挥主体内驱力，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指导以避免纸上谈兵；同时通过实习实践发现学习漏洞，及时查漏补缺，积极主动地学理论、勤实践、攻难关、增技能。其次，青年要练就过硬的思想本领。青年应坚信劳动光荣，正确认识劳动的本质，才能有效避免误入“薪酬陷阱”、异化为薪水的“奴隶”。青年在思想认知层面必须明确，劳动虽然可以表现为劳动者获得直接生活来源的手段，但它的意义不仅是取得或占有财富，还表现为劳动者作为劳动主体，通过劳动借助一定的物质资料创造社会财富，实现个人价值。青年要主动学习***总书记在“五一”劳动节及相关场合的重要讲话，用“习语录”武装头脑、指导思想，将个人就业与西部计划、乡村振兴等社会发展紧密衔接，在实现个人顺利就业的同时促进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物质上的充足减少了异化带来的痛感。然而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就业异化并没有消失和过时，甚至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并影响人们的生活，尤其对青年价值观等思想意识层面的影响愈演愈烈。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认清就业异化在当代社会的表现形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应对异化带来的影响。必须从就业异化的表现形式出发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正确的就业观、价值观消减青年群体就业异化的消极影响，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更和谐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