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邯郸故城构建的地理基础

李鹏为，孙海涛

（1.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北 石家庄 050031；2.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河北 邯郸 056002）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将国都由中牟迁至邯郸。《史记·赵世家》：“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赵迁都邯郸以后再不徙都，邯郸作为赵国都城延续使用至赵王迁八年（公元前228年），当年十月，秦军攻破邯郸，“邯郸为秦”，前后时间长达158年。在此期间，邯郸城由原来的赵国重要城市上升为国都，城市建设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结合历史文献与近年来考古材料，本文重点探讨公元前386年之前，邯郸城市肇建时期的地理面貌。

一

邯郸作为城市出现，有文献明确记载是在春秋时期，鲁襄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550年。是年，齐晋交战，《国语·鲁语下》：“我先君襄公不敢宁处……与邯郸胜击齐之左”，邯郸胜，是晋大夫，韦昭注曰“赵旃之子须子胜也，采食邯郸”。邯郸胜即是邯郸午之父，赵旃后人以邑为姓，说明至迟在公元前550年左右，邯郸城邑便已存在。迄至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之际，邯郸城又发展了近二百年。

通过自沦陷时期日本考古学者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等人在赵邯郸故城地区展开考古调查及发掘起，截至目前，赵邯郸故城研究已近八十载。根据这八十年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已然可以明确赵邯郸故城是由赵王城和大北城两部分组成的。“从部分战国文化层下部出土的细绳纹陶罐等遗物来看，大北城要比赵王城为早”。[1]194这也就意味着，先有大北城，然后才有了赵王城。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前，邯郸的城市中心就在今大北城范围内。

如上所述，邯郸作为城市在文献中出现，是在鲁襄公二十三年。但是已有学者注意到，更早之前，邯郸或已成为赵氏旁支赵穿的属邑。[2]12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赵衰生赵盾、赵括、赵同、赵婴齐，赵括、赵同、赵婴齐皆赵姬所出，赵括封地在原，赵同封地在屏，赵婴齐封地在楼，赵穿是侧室，其出已不可考。但据《左传》记载，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赵穿已随赵盾出征，且是晋君之婿，亦在卿列，封地在邯郸，符合情理。并且更重要的是，赵穿孙赵胜在公元前550年，已经有了“东阳之师”。东阳之师，就是在邯郸训练出的私族武装，战斗力较强。公元前615年，赵穿气盛而壮，年龄当在二十岁左右，六十余年后，二十岁左右的赵胜在邯郸掌握东阳之师，从时间上符合逻辑。据此分析，邯郸作为城市出现，当向晋国初据此地之际追溯，至少应前溯五十余年，也即公元前615年之际，邯郸城已经存在。

目前赵邯郸故城范围内尚未发现春秋时期遗存，春秋邯郸城是否在这一区域内，仍在进一步探索之中。乔登云先生曾撰文认为“武安午汲古城早在春秋时期即已出现，……所谓‘午汲’或许是邯郸大夫赵午、赵稷父子二名的合称，甚至还与早期邯郸城存有某种瓜葛。”[3]1-15赵穿最初封邑可能是午汲古城，亦不无可能。“邯郸”作为地名应是缘于一种大豆品种，[4]此品种适宜生长在《管子·地员篇》所载的“怷土”土壤环境当中，而午汲古城所在的地理土壤环境与其所描述大体相符。不过赵邯郸故城区域土壤肥力与午汲古城大体亦相似。所以午汲古城和赵邯郸故城究竟哪一个是春秋时期邯郸先民定居点，尚需讨论。但可以确认的是，至少在赵简子因邯郸午卫贡之争灭二卿以后，邯郸的政治中心已经是在大北城无疑，这一点可以从大北城出土的战国早期遗存特征上得出结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邯郸地区考古工作者对大北城城市结构进行了长期勘探和发掘工作。通过一系列艰苦工作，已经基本探明大北城城市结构。调查者探得“该城址的平面呈不规整的长方形，南北最长处4880米、东西最宽处3240米，面积约为1382.9万平方米”。[1]176大北城周长在16000米左右，这应该是赵敬侯迁都以后逐步发展而成的最终城市规模，而绝非赵简子时代邯郸城的城市规模。常一民先生曾经对晋都新田和赵简子时代晋阳城两座城市的规模进行过比较，[5]71-75他认为，按照文献记载的城市规制，东周时期的晋阳城城市规模应该是晋都新田的三分之一左右，也就是大概为150万平方米才比较合适。所以，赵简子时代的邯郸城应该也不会超过晋阳城的规模，且实际应小于晋阳城的规模。所以，廓清赵敬侯迁都之前的邯郸大北城城市规模，是赵邯郸故城研究工作中的重点之一。

欲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对大北城营建之初的城市地理环境进行系统研究。只有在充分了解了大北城营建时代的地理面貌以后，才能进一步具体考察大北城城市构建的总体形态与布局。古本《竹书纪年》曾有对邯郸的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6]31现在今邯郸城域发现的大中型商文化遗址主要有彭家寨、涧沟和龟台遗址。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确知这些遗址自龙山时代以来持续发展。曾有学者认为这表明早期邯郸城市主要是以西部地区为主要活动地点的。而在今大北城一带没有发现商代文化遗存，这一特征值得注意。[7]3-6事实上，整个沁河流域战国以前聚落都表现出了上述特征。[2]42根据目前的勘探及发掘结果来看，上述商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大北城西城以外，确实不在大北城城内。但由于邯郸考古工作具有非连续性和非系统性，也不能排除在大北城城内不存在商代以来的古文化遗址。只是从统计学角度而言，针对这种遗址分布情况，从微观地形层面分析或许能够为相关探讨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微观地形对于城市选址是十分重要的，有时甚至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今邯郸城域位于太行山东坡台地地带，台地基岩为石灰岩和片麻岩，基岩之上为锈黄色砂石砾石，然后覆以冲积黄土，从而构成了太行山东部山前洪积——冲积扇堆积区域。赵邯郸故城所在区域主要是沁河下游冲积扇，在赵邯郸故城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各有一组丘陵高地，这两处地形局促，不能作为城市基址，因而被排除。而大北城城区恰好位于西南、西北两处高地的东部延展地带，形成了一个略呈箕形的小盆地地貌，越向东地势愈显开阔。盆地内部为缓岗地和倾斜平地，地貌形态自古以来变化不大，相对高度在30~50米，坡度在5°以下。这种地域环境足以提供当时在邯郸的定居人口生存和生活，一定开阔的视野，充足的发展空间，都使得先民决定在此地筑城。而考虑到整体呈西高东低的微观地形，先民们最初就选择了在西部较高地势地带营建大北城。后期赵王城的选址亦出于同样角度的考虑。

二

但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山前河流短促，冲积力度有限，赵邯郸故城所在区域，土壤较为贫瘠，并不适宜农耕。根据考古勘探和发掘资料，可以获知赵邯郸故城（包括赵王城和大北城）肇建之时的地理面貌。譬如赵王城一带，土壤尤其贫瘠。“赵王城西城的大部分，东城的西北部，北城的南部可耕土层（包括文化层）都很薄，一般在0.4~1.5米左右，以下便是第三纪末第四纪初的‘老红土’。曾在西城6米深处，发现了三门马牙化石与其他动物骨化石。有的地方则是在0.5~1.5米以下便是坚硬的砾石层或白硬土层。”[1]194实际上，根据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多年来工作探索发现，在今邯郸市建设大街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如百家村一带、57钢厂、鸡毛山等地，都是这种地层，耕土层或扰土层极薄，最薄者与赵王城相似，大概在0.2~0.3米左右。这一地区很少有文化层堆积，多见战汉时期墓葬分布。涧沟一带虽然发现过龙山及殷商时期的大规模聚落遗址，[8]198-202但其地理位置较为特殊，靠近输元河河岸地区，发掘者虽未对涧沟地层进行描述，但通过灰坑与地层关系之描述，可以确定当时涧沟遗址就坐落在沁河畔的故河道区上，“T10H1……坑内上部为灰褐土，有少量残陶片；深4.5米处为黄沙，含有大量螺蛳壳”。[8]198-202通过报告可知H1或是打破了原来地层，或是发掘深度已经超过了灰坑的实际深度，总之可以肯定的是，“黄沙含大量螺蛳壳”的地层应该就是沁河故道或冲积区域，涧沟遗址、龟台遗址就坐落在这一区域之上。而类似这一地区较好的土壤环境却并不多。例如薛庄遗址，也是一处龙山、先商时期的连续性遗址，距离涧沟遗址并不远，其土壤环境就较差。根据报告资料显示，一般在0.5米以下即为坚硬的料礓石层。[9]7这种土壤环境不适宜长期进行农业活动或者大规模种植农作物，而这种特征具有普遍性。这种自然土壤环境是不可逆的，邯郸西部地区这种考古学意义上的生土层是第三纪和第四纪地质构造运动发展造成的地层地貌，而该层之上的土壤，则是第四纪尤其是全新世以来山前河流冲击的结果。这一地区处在河流的出山口地带冲积层较薄。但根据动植物考古学学者的研究，[9]7龙山时期，薛庄一带存在有狍子、梅花鹿、野猪，说明当时有开阔的林地和草原；先商时期，当地还有狍子、麋鹿、马鹿、獐、麝，说明当时的生态环境应为森林、草原、灌木丛混合带，并有大面积的水域，气候温暖湿润。这样的生存环境是适宜早期人类居住的，其生存资源丰富，通过狩猎经济为主的生业模式，足以生存。是以直到先商时期，先民们仍然没有必要向地势相对低洼的大北城一带移动。到了晚商至先秦时期，薛庄一带野生动物出土数量明显稀少，仅见狍子、野猪和野兔，说明当时气候较前期变得比较干燥，呈现出疏林草原景观。随着生存资源的匮乏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定居农业模式的日益普遍，加之原来相对卑湿的大北城区域环境有所改善，邯郸地区的先民才开始决定向大北城一带移动求食。

反观大北城地区的微观地形，则更能证明相关推断的合理性。通过考古勘探可以发现，大北城地区的土壤环境远远优于城北地区。受地势影响，大北城遗址处在沁河、渚河的自东向西倾斜式冲积扇上，河流越往东堆积越厚。且在战汉以后，河流堆积仍然继续，今大北城地表以下4米都是淤积地层，更有一些地点淤积地层已经厚达11米。并且通过邯郸市考古部门多年的考古勘探可以发现一些较为明显的微观地理特征。

只有在原邯郸明清城大体范围内存在有历史时期叠压文化层，除此以外地区，汉以后文化层仅有零星分布。孙德海、陈光唐先生的《调查报告》言之甚明：“其他绝大部分地点都没有这种叠压现象，连汉以后的遗物也罕见”。[1]181这说明原邯郸明清城一直是大北城建筑以来的核心区域，不然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在大北城衰落以后，原来城市功能衰退，城市范围缩小，居民会自然地放弃外围生存条件较差的地区，聚拢于原城市核心功能区内。明清邯郸城外围地区同时期文化层的缺失表明，在战汉时期充分繁荣发展的邯郸城衰落以后，城市人群规模锐减、城市吸附能力衰弱，这是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的普遍特征。

战汉时期的滏阳河或沁河流经今大北城南部，原滏阳河或沁河故道应较今整体偏西。如陵园路D10地点，位于丛台公园正南偏东方向。经过勘探发现该地点地层明显符合河道故道的特征：“1~2米是红胶土，2.8~4米是黄沙土，4~5.2米左右是淤土层，淤土层次明显，5.2~6.7米是黄沙土，6.7~8.9米是战汉文化层，……这一文化层的个别灰坑在地表下11米处，……战国文化层以下是原生土层，原生土层为坚硬的淤积层，土色黑、黄交错。接近文化层的是黑土，往下为黄褐土，再往下又是黑土。……”[1]182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曾对邯郸东部地区古河道进行过长期调查，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一般而言，地表耕土以下1~3米左右普遍是红胶泥土，坚硬致密，显然是河水淤积形成的地貌。该层之下出现的黄沙土或黄绵沙，就是原河道河沙孑遗，此类河流有可能是季节性河流，也可能是洪水泛滥流经河道。沙土之下，有黑或黑褐色坚硬淤积，为河道河床层。显然陵园路D11地点勘探显示的地层，体现的就是这类古河道遗存的明显特征。尽管原报告缺少该地点战汉文化层土质情况的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战国早期或更早时期，这里还是滏阳河或沁河的古河道地区。此处战国早期遗存丰厚，说明在当时先民在这一河道附近已经定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聚居规模。

此外，《调查报告》探明的大北城东垣附近，也发现有河流故道遗迹。孙德海、陈光唐二位先生以东西和南北两条线路为例介绍了大北城地区的地层勘探情况，在介绍东西线路时指出，东段“地表下扰层较厚，未发现红胶土层，黄黑色淤土层很厚，一般在3米以上。淤土层以下为黑软土，在6~8米才见战汉文化层。在东垣以东，地表下大部分是黑泥，8米深处尚未见战国及汉代文化层，是否深度未及，尚不清楚。东段遗物与西段略同，唯在东垣以东，遗物极少。”[1]181此段报告所透露的信息亦十分重要。东段地区也就是在今邯郸市中华大街以东、绿化街以西这一地带。首先，调查者通过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地表以下6米都是淤泥层和黑软土层，6~8米才见战汉文化层，这说明战汉时期以后，此处长期受到附近河流淤积影响。其次，在城垣以东，即绿化街以东地区，地表下大部分便是黑泥，遗物极少，且在8米以下仍未发现战汉文化层。这说明即便8米以下有战汉文化层，也应该是极其零星分布的，不会有大规模遗存存在，此点显而易见。报告没有指出黑泥的厚度，但是这一地点和陵园路D10地点位置相近，地层情况应大体相同，都符合河道遗存的相关特征，说明在这一地区曾经有东西向河流经过，应是滏阳河故道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的滏阳河，要距今滏阳河大致偏西1500米左右。另外，在绿化街、光明大街以东的广大地区，可能还存在着较大范围的古沼泽、古湖泊、古湿地区域。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曾经在今邯郸市中道大厦进行过深孔钻探，发现地表以下9~10米处仍是黑淤泥层，就完全可以证明这一推测。

河流是早期城市选址最为重要的地理条件之一。学者讨论赵邯郸故城水系问题时，都注意到了《山海经》《淮南子》以及郦道元《水经注》对赵邯郸故城区域内水系的相关记载。“白渠水出魏郡武安县钦口山，东南流，迳邯郸县南，又东与拘涧水合。水导源武始东山，白渠，北俗犹谓是水为拘河也。白渠水又东，又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郸县西堵山，东流分为二水，洪湍双逝，澄映两川。汉景帝时，七国悖逆，命曲周侯郦寄攻赵，围邯郸，相捍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坏，王自杀。其水东入邯郸城，迳温明殿南，汉世祖擒王郎，幸邯郸，昼卧处也。其水又东，迳丛台南，六国时赵王之台也。其水又东历邯郸阜，……其水又东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东澄而为渚、沁二水，东南流注拘涧水，又东入白渠，又东，故渎出焉。”[10]261通过郦道元的记载，可知白渠、拘涧水、牛首水三条河流是与赵邯郸故城关系最为密切的水系。白渠水是今邯郸城区内哪一条河，学术界存有争议。罗平先生曾认为白渠水即今滏阳河，[11]52-53孙继民先生认为古白渠水当是今牤牛河，古牛首水即今沁河。[12]275-282日本学者驹井和爱、关野贞等人也认为今沁河即古牛首水。[13]3实际上，郦道元记载邯郸水系之时，距离赵邯郸故城营建已逾千年，水系河道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水经注》所记载的河道并非完全是赵邯郸故城营建时的河道。虽然上述诸水自山口或东或北流向赵邯郸故城的距离并不远，但是河道变化也在所难免，甚至会出现两条河道重合流动的可能。譬如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曾在今百二生活区范围内发现一条古河道，因受现代建筑叠压，河道方向未能完全探明，且因地下水位较高，无法探明深度，但通过层位关系表明该河道系战国时期河道。该河道南距沁河在400米左右，应该是今沁河的古河道，说明战国时期沁河河道要比现在的沁河偏北。因此若仅就已有文献来探讨赵邯郸故城时期的水系情况，所得结论恐和当时真实情况会有较大差距。惟有通过考古勘探来调查白渠水、拘涧水、牛首水三条河道的古河道变化情况，再结合史料文献，才有可能接近赵邯郸故城营建时期的真实水系情形。

三

由于抗战爆发以来，日寇以大北城所在的邯郸城为中心进行侵略活动，邯郸城市畸形发展；建国以后邯郸更是成为地区中心，随着人口日益增加，城市逐渐繁荣，大北城一带现代建筑逐步增加。改革开放以后邯郸城市化进程加速，大北城地区人口已突破百万。城市经济的突飞猛进给文物工作带来了较大困难，有关大北城地区的古河网情况目前资料尚不完善。赵王城一带也只是仅对城周护城壕进行过勘探，没有对周围水系进行过全面调查。[2]234目前只能根据上述不完全调查，发现一些古河道的遗迹情况，来初步推拟当时的水文环境。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赵邯郸故城尤其是大北城地区的微观地貌进行了大体推测。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赵邯郸故城地区自西向东地势倾斜而下，白渠水、牛首水、拘涧水等多条有文献记载河流以及一些季节性河流自赵邯郸故城东南、西北等山前丘陵地带向东北方向流动，长期冲击，最终形成了较为深厚的淤积地层。在城市东、南地区，形成了断续间隔的自然池沼、湿地环境。在城市西部，形成了广袤的疏林、草原景观。在赵邯郸故城所处的箕形盆地范围内，由于当时植被环境较好，水源充足，水质清冽，同时在今赵王城以北、以东地区又具有较为开阔的冲积地形，具备了良好的城市构筑环境。所以先民们经过长时间的自然地理考察，最终决定在大北城这一区域内营建最早的邯郸城。这一推测应该是较为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