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将相分离问题

邵育欣，杨丽丽

（1.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2.河北涉县河南店镇胡峪村，河北 涉县 056499）

赵国的将相分离问题

邵育欣1，杨丽丽2

（1.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2.河北涉县河南店镇胡峪村，河北 涉县 056499）

战国时期，各国经过变法逐步建立了将、相分离的职官体制，赵国也不例外。赵国的将相分离制度，萌芽于襄子立国时期，经过烈侯、成侯、肃侯时期的发展，到武灵王时基本形成，之后的国君继续沿用并逐渐成为定制。由于赵国将、相的任命不是绝对地严格，国君临时撤换前线将领的事情时有发生以及贵族政治的遗存，将、相任命也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

战国；赵国；将相分离；将相任命

战国是中国古代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与春秋相比，当时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在职官方面的重大变化即文武分职、将相分离，各有专责。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为发展自身实力，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官僚体系”[1]166-184，形成了文武分职、将相分离的新格局。

春秋以前，各国卿与将职责不分，平日理政是为卿，战时统兵即为将。如春秋时晋国的执政卿，战时也就是中军统帅。楚国的令尹平时是最高行政官，战时也统率军队。

到战国时，随着诸侯争霸战争的需要，各国对军队的依赖增强，要求具有一定经验、知识和才干的专业指挥官来统领军队，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并保持队伍的相对稳定性。这就促使各国相继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武官系统，实行了“将、相分离”，即以相国为首的文官系统和以将军为首的武官系统，将、相在官职任命上实现了分离。如魏国魏文侯时曾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另有乐羊、吴起、翟角为将；齐国齐威王时曾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有田忌、申缚为将；赵国赵惠文王时，曾以肥义、李兑、乐毅、赵胜为相，而以廉颇、赵奢、乐乘为将。

一、战国时期将、相任命的普遍性

“相”的本义为辅佐、襄助，春秋时代文献中就已经有关于“相”的记载了，但那时的“相”不同于后代的作为职官之称的“相”。如《左传·定公元年》载：“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2]1524；《孟子·万章上》云：“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3]382。这里的相均不是官名，而是辅佐的意思。《左传·定公十年》载：齐鲁夹谷相会，“孔丘相”[2]1577。这里的相只是一种地位不高的辅导诸侯行礼的官，亦非官名。晁福林先生在其《论战国相权》中说：“辅佐国君以行治国之事，这在春秋时期多称之为‘相'。行‘相'之事者亦被称为相”[4]179-192。另据《左传》记载，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曾说：“困兽犹斗，况国相乎？”[2]748这里晋文公将楚国令尹子玉称为“国相”，这里的相已由动词转化为名词，逐渐演变为一种职官。春秋时期，可能以齐国设置相职为最早。史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48年）齐臣崔杼弑齐庄公以后，立齐灵公为君，“崔杼立而相之，庆封为左相”[2]1099。《史记·齐太公世家》亦载：“景公立，以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5]502。可以推测当时齐国已有左右相的职官设置。战国时，相作为一国最高一级行政长官已基本确立下来，史称其为“百官之长”[6]146，称为相邦或相国，出土的文物中多有“相邦”之称，如“四年，相邦春平侯”剑①《旅大地区发现战国铜剑》，《考古》，1973年第6期。，“相邦阳安君”剑②《吉林集安县发现赵国青铜短剑》，《考古》，1980年第6期。，“相邦春平侯”矛③《小校经阁金石文字拓本》卷10，第75页。。据学者萧秦的研究，“相邦简称相，邦与国通，汉人避高帝刘邦名讳，改邦为国，称相国”[1]。

战国时期的相职一般由文人担任，在此之外，又有擅长兵法的人统兵打仗，称为将或者将军。关于“将军”一词，文献中有关晋的将军的出现次数比较多。如《墨子·非攻中》记载：“昔者晋有六将军”。孙诒让指出：“六将军，即六卿为军将者也”[7]87。晋以六卿执政统军，因此称为将军。另《文献通考·职官考》记载：“晋献公初作二军，未有其号，魏献子、卫文子始有将军之称”[8]526。杨宽先生在其《战国史》中指出，“将军原是春秋时代晋卿的称号，因为春秋时代卿大夫不仅有统治权力，而且有宗族和‘私属’的军队亲自统率着。”[9]222到战国时，由于战争的频繁和战争方式的多样化，伴随着常备军的出现和征兵制度的推行，军队中要求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才干的指挥官，并要保持军官队伍的相对稳定性，这就促使各国相继建立了独立于文官之外的武官系统，实行了将相分离。战国时期最高的武官一般称为“将军”或“大将军”（楚称为“柱国”）。将军之前加一个“大”字，是为了表示地位的尊宠。在将军以下，还设有左右将、副将、兵尉、佰长、伍长等各级武官。这些专职的武官平时负责军队的训练，战时带领士兵出征作战。战国初期，这种将相分离的趋势还不太明显，到战国中期以后，特别是各国变法之后，将相分离的现象在各国普遍出现。这是加强王权的需要，也是当时社会的一大进步，因而在各国得到了普遍推行。例如，魏国在魏文侯时，曾先后以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而另外有乐羊、吴起、翟角为将。又如，齐国齐威王曾先后以邹忌、田婴为相，而另有田忌、申缚为将。

战国时期将、相分离制度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各国经历了长久的探索。在时间上，这种将相分离的官职制度也不是同时确立的，有早有晚，将、相官职在名称上也不尽相同。如下文提到的秦、楚就是两个特例。

秦国设立将相之位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杨宽先生在其《战国史》中指出，“直到秦惠王十年（公元前328年）张仪做秦相，秦才开始正式设立相位，这是仿效三晋制度的”[9]222。到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5]209。而将军一职的设置，则是在秦昭王时期，“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5]2323。这是秦最早设立的将。然而秦设将、相职位时，文武将领在职任上尚未做到严格分家，据《史记》记载，当时为相的张仪、樗里疾、甘茂等还统率军队作战。

楚国的文武分职与其他国家有些区别。楚国始终没有设立将、相之位，而是仍然沿袭春秋时代的官制，以令尹、柱国为最高的文武官职。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吴起做的是令尹[10]198。《淮南子·道应篇》《说苑·指武篇》都说吴起官至令尹，而《史记·吴起列传》则曰“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5]2168，这里称吴起为“相”，当是以他国制度比拟而言。而楚考烈王时春申君黄歇执政，做的也是令尹[5]1735。《史记·春申君列传》也说：“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5]2394，也应当是以他国制度比拟而言。此外，《韩非子·存韩篇》记载李斯上书韩王说，“杜仓相秦，起兵发将，以报天下之怨而先攻荆，荆令尹患之”[11]42。这件事已发生在战国末年，楚的官职之称还是令尹。而且楚在战国时代也没有设置将军，只有柱国或上柱国的官职。《战国策·东周策》载秦攻宜阳之战，赵累对国君说：“君谓景翠曰：公爵为执圭，官为柱国，战而胜则无以加焉矣”[12]5。由此可知在战国时代楚国柱国的职位相当于他国的将军，是楚最高的武官。

以上是战国时期将、相任职分离情况的两个特例。

二、赵国的将、相分离

由上可知，战国时期将相分离、文武分职的情况已在各国普遍推行。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赵国，为发展自身实力，亦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改革，逐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形成了将相分离的新格局。

讨论赵国的将相分离，首先要对赵的立国有一个界定。据沈长云教授等人撰写的《赵国史稿》一书中认为：“赵襄子即位，标志着赵国的建立”[13]109。因此，有关于赵国将相分离的问题论述即从赵襄子开始。下面将对赵国不同国君统治时期内，将、相的任命情况作一纵向梳理，以探讨赵国的将、相任命是否做到了彻底的分离。

（一）萌芽时期

公元前 475年，赵简子去世，子毋恤即位，就是襄子。襄子即位时，晋君的地位已经微不足道，无论《左传》还是《史记》，都已不见晋君从事政治活动的记载，代之以韩、赵、魏、知伯四卿的活动为主，俨然四个独立的政权。襄子执政期间，先是“兴兵平代地”[5]1795，将代作为赵的北部屏障，然后又与知伯、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5]1685，之后韩赵魏三家又共灭知伯，瓜分其地。通过这一系列的开疆扩土的战争，襄子统治下的赵国领地得到空前的扩张，“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疆于韩魏”[5]1795。至此，赵与韩魏两国基本完成了对晋国领土的瓜分。

关于这一时期赵国将、相的任命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从知晓。但从襄子立国之初一系列开疆扩土的战争之中，我们可以断定，襄子本人即为一位具有军事才能的将领。而襄子对文学之士也是非常赞赏的，并且大胆任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襄子所任命的中牟令王登向襄子举荐其辖区内两位叫中章、胥己的士人，理由是：“其身甚修，其学甚博”[11]697。襄子马上表示要任命他们为中大夫。襄子身边的重要谋臣张孟谈，在辅佐襄子成就伟业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当韩魏借口赵氏多分了知伯的土地而联合齐燕二国共同对付赵氏时，襄子连忙求助于已隐居躬耕的张孟谈，并按照他的要求，亲自为他驾车，把他安排在庙堂，并授予他吏大夫的称号。这里的“吏大夫”，应该是一个文官的名称。襄子对文人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襄子时期赵国将相分离的现象还不太明显，但也初露端倪，是为萌芽时期。

（二）发展时期

赵襄子之后赵国的将相分离制度进入进一步的发展时期。

赵襄子之后的赵献侯在位十五年，在治理国家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将都城迁到中牟，关于此时将相的任命情况，不详。

献侯死后，烈侯即位。烈侯在位期间最重大的一件事是取得了“诸侯”的正式称号。《史记·赵世家》载，“（烈侯）六年，魏、韩、赵皆相立为诸侯”[5]1797。这是赵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取得诸侯封号的赵国国君们，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事过去只有诸侯才可以从事的事业，这其中就包括对自己的将、相的任命。在《史记·赵世家》中，烈侯时已有了“相国公仲连”。公仲连辅佐烈侯管理赵国的内政，而且还向烈侯举荐了牛畜、荀欣、徐越三个人，《史记》载：“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说。”[5]1797-1798烈侯于是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5]1798，进行了战国初年小有影响的赵烈侯改革。

这一时期担任大将军职务者，据《吕氏春秋·不广》载，为大将孔青①《水经·瓠水注》引《竹书纪年》对此事也有记载，《纪年》载赵将名为孔屑。。赵烈侯四年（公元前383年），齐国发生内乱，齐公孙会以廪丘反叛齐国，投入赵国。齐国田布出兵攻打廪丘，赵烈侯派大将孔青率领赵国敢死之士，联合曾经同在晋国为卿并共同分晋的韩、魏二国出兵援救廪丘。三国联军大败齐国军队，“得车二千，得尸三万”[14]925。据此可知，赵烈侯时，文有相国公仲连，负责管理内政，武有大将孔青，负责领兵作战，文武分职，各有专责，赵国将相分离的官僚制度已初步形成。

烈侯之后的敬候，在位十二年，主要功绩是迁都邯郸，与邻国争战向中原扩张，至于当时将相任命的情况，不详。

敬候之后是成侯，成侯时期的将相任命情况，史书上有“（成侯）三年，大戊午为相”[5]1799。这里提到的大戊午，《战国策·韩策一》作大成午，曾与申不害联合引外援而固己之相位。这一时期赵继续与他国作战，战争频繁，《史记·赵世家》关于此时的作战情况记录如下：

伐卫，取乡邑七十三。魏败我蔺。四年，与秦战高安，败之。五年，伐齐于鄄。魏败我怀。攻郑，败之，以与韩，韩与我长子。六年，中山筑长城。伐魏，败湪泽，围魏惠王。七年，侵齐，至长城。与韩攻周。八年，与韩分周以为两。九年，与齐战阿下。十年，攻卫，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赵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赵救之。十三年，秦献公使庶长国伐魏少梁，虏其太子、痤。魏败我浍，取皮牢。成侯与韩昭侯遇上党。十四年，与韩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齐。[5]1799-1800

战争的频繁由此可见。关于领兵作战的将领的姓名，虽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得出的是，赵既与他国长期作战，则必定要有专门的将领率军在外，而国内也有相国大戊午，帮助国君处理内政。因此，将、相的任命在这一时期应该是分离的。

到了肃侯时，《史记·赵世家》记载，肃侯有一次不顾农事率众出游，大戊午扣马进谏：“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5]1802，肃侯听了非常惭愧，下车谢罪。这里的大戊午，就是成侯时期的名相大戊午，而晁福林教授在其《论战国相权》一文中引用此事时，亦称其为“赵相大戊午”。或许在肃侯时期，大戊午仍在相职也未可知。肃侯时期任将者为谁，史书也没有明确记载。在《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二十二年……赵疵与秦战，败，秦杀疵河西，取我蔺、离石。二十三年，韩举与齐、魏战，死于桑丘”[5]1803。这里提到的赵疵、韩举，其具体职务我们无从知晓，但从其领兵作战的记载上，应该是武将的身份，因此，将、相的任命也应是分离的。

（三）成熟并逐渐成为定制

赵肃侯在位二十四年，死后子雍即位，就是历史上声名显赫的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时期，各国为了图强，已纷纷进行了改革，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改革，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厉行法政，其他齐、燕等国也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努力。经过变法，这些国家的实力明显强于其他诸侯，尤其是秦的商鞅变法，秦国逐渐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在这种改革之必然趋势的推动下，赵武灵王也推行了他的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胡服骑射。胡服骑射改革之后的赵国，在官职制度上表现为将、相分离制度的逐渐成熟并成为赵国的定制。

赵武灵王即位之初，因年纪尚小，阳文君赵豹为相，“另设博闻师三人，左右司过三人”[5]1803，形成了以赵豹为首的文官系统。

而同时期被任命为将军者，有明确记载的是将军英和将军赵庄。据《史记·六国年表》载，武灵王十一年秦攻赵，败赵将军英①《史记·秦本纪》中“英”作“泥“。。十三年，秦再次攻打赵国的蔺，在这次战争中，“虏将军赵庄”[5]207;1804。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五月，他在邯郸举行盛大的朝会，突然宣布将王位传给小儿子赵何，是为惠文王。惠文王时期，将、相的任命已成为一种定制，并且终惠文王一朝，将相更替也比较频繁，多有变化。

惠文王即位之初，由于新王年幼，武灵王下令众大夫为臣子，肥义为相国，并担任傅王。这是惠文王时期第一位任相者。另据《史记·六国年表》，赵惠文王元年，“赵胜始为相，封平原君”[5]746。但据学者魏建震的研究，此记载并不可信。因平原君赵胜乃赵惠文王之母弟，惠文王即位初，年纪尚幼，最大不过十二岁，赵胜年龄则应更小，担任百官之长的相国之职是不大可能的[15]。由此推测，直至惠文王四年沙丘之变前，担任相国一职的都是肥义。沙丘之变中，肥义去世，而公子成和李兑则凭借在这次政变中，“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的功劳，“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5]1815。公子成在任相不久之后去世，李兑独揽大权。李兑应从惠文王四年或稍后任相，并被封为奉阳君，到惠文王十三年底或十四年初老死于政，前后任相达十年左右。据七十年代在长沙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和《战国策》记载，奉阳君李兑任相期间，赵之内政外交均由奉阳君主持，涉及此间的一系列大事，言必奉阳君而不提赵惠文王，尤其是《战国纵横家书》记录三国北朝奉阳君于邯郸，似当时赵内无主，李兑专政[16]209-224。李兑去世后，赵惠文王于十四年开始亲政，同年，“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5]2428。之后，五国攻齐，“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5]1816。到惠文王十七年，赵停止攻齐，此时赵之相国应仍为乐毅。到惠文王十八年，“魏冉来相赵”[5]820。此后任相的还有平原君赵胜。关于平原君任相的事情，在《史记·平原君列传》中记录为“平原君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5]2365。至于在惠文王时期平原君具体的任相时间，应在惠文王后期，据魏建震在《平原君身世与任赵相考》中考证，《小校》10·57·1著录中有一件赵国铜戈，其铭文为“二十九年相邦肖（赵）□、邦左库工币（师）酄番、冶苑？身执齐”。赵国君主只有赵惠文王有二十九年，那么，赵惠文王二十九年这位姓赵的赵相有可能就是平原君赵胜。假如平原君在赵惠文王时期曾担任赵相，那么他任赵相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15]。①

这一时期由于战争的继续，将领的任命也是多有变化。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后的赵国，北灭中山，西略胡地，成为山东诸侯中的强国。赵惠文王凭借赵武灵王改革后的余威和赵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以东方强国的姿态开展与列国的交往，参加与列强的争雄战争。此时赵国的良将辈出，著名的有大将廉颇、因阏与之战大败秦军而被封为马服君的将军赵奢、著名的齐将田单，以及韩徐、楼昌、燕周等人。

惠文王在位三十三年，死后由孝成王即位。《史记·六国年表》载，“孝成王元年，平原君相”[5]746②文献《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记载，孝成王元年担任赵相的还有虞卿。平原君任赵相当在虞卿逃出赵国，即平原君从秦国回来之后。。平原君任相仅一年，“二年，田单为相”[5]1824。三年时，任相的又为建信君。从传世赵国铜兵器可知，赵孝成王三年，建信君开始任相邦之职，到了孝成王八年，建信君仍任赵相[17]100。根据文献记载和铭文研究的结果，孝成王十五年至十八年的历任相邦情况如下[18]（除标注的，均出自《史记·赵世家》）：

十五年，守相廉颇；

十六年，守相信平君廉颇③见吴振武《赵十六年守相信平君铍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编《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第397-414页，1999年。。

十七年，假相大将武襄君乐乘；相邦春平侯①参见董珊《论春平侯及其相关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十八年，相邦平国君②见黄盛璋《关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安大略博物馆所藏三晋兵器及相关问题》，《考古》1991年第1期;又许进雄《十八年相邦平国君铜剑——兼谈战国晚期赵国的相》，《中国文字》新十七期，36～38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吴振武《赵武襄君铍考》，《金景芳教授百年诞辰纪年文集》116页、《文物》2000年第1期，66页。；相邦信平君廉颇；

孝成王时期，赵国有一种特殊的相职的设立：假相或守相，而且担任此职位的多为赵国的武将。如：

“假相大将武襄君攻燕，围其国”[5]828；“赵以尉文封廉颇为信平君，为假相国”。[5]2448

萧秦在其《赵国官制渊源及演变》一文中认为，“其官称‘假’‘守’，表明是兼职摄事，或试用，试守的相，地位低于相邦（国），相当于副相的地位。”[1]166-184无论是副相还是代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大将军廉颇、乐乘确实担任过相一职。

赵孝成王时期还有另一个特殊的相国，即建信君。据《战国策·赵策三》记载，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12]718即他是靠男色为赵王服务的。在受到赵孝成王的宠幸后，他不但得以封君，而且担任赵国的相邦。[19]

担任此期间将军职位的有：

元年，田单为将[5]743

四年，廉颇

长平之战，赵括

十年，乐毅、庆舍

武襄君乐乘

孝成王之后，赵国逐渐走向衰弱，开始了赵国历史上最后两位国君即悼襄王和幽缪王的统治。经过前面的不断发展，将、相分别任命的制度早已成为定制，同时由于国势衰微，加上强秦的进攻，这时期将、相的任命情况也是错综复杂，多有变化。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铭文的结合，以及近年来学者所作的研究，将此时相的任命情况概述如下：

赵悼襄王时期初任相的是建信君。到悼襄王九年，秦攻赵，赵舍弃之前的连横政策而改为合纵，而企图继续维持秦赵之交的建信君因此失宠而去相。是年，“文信侯出走，与司空马之赵，赵以为守相”[12]285，司空马接替了建信君的位置为赵相。但司空马任相不到一年，赵王迁立，春平侯出任相邦，取代了守相司空马。春平侯从赵王迁元年开始出任相邦直至五年或六年去相，之后任相的仍是司空马[18]，直至赵被秦攻灭。

由于这一时期秦的兼并战争的扩大，以及此时赵王的昏庸，将军的更替亦比较频繁，简单摘录如下：

悼襄王时，

元年，廉颇、乐乘

二年，李牧

庞暖、傅抵、庆舍

幽缪王时，

扈辄

李牧、司马尚

赵葱、齐将颜聚

赵葱和颜聚代替李牧、司马尚，赵王在紧急关头撤换前线将领，并将良将李牧杀害，自毁长城，最终导致赵王迁被俘。其后赵王嘉虽逃到代地为王，但赵的灭亡已成必然，不久之后代亦被秦攻破，强大一时的赵国最终被秦兼并，成为秦的一个郡。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将战国时期赵国的将、相的任命情况简单列表如表1。

表1 赵国将、相任命情况一览表

三、赵国将、相分离的评价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战国时期赵国在官僚体系方面，基本实现了将相分离、文武分职的新体制。这样，内政由相国处理，军队由将军指挥，既适应了当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需要，同时官分文武，大臣的权利分散，又便于把权力集中到国君手中，便于国君进一步的集权。以相为首的文官体系和以将为首的武官体系并立，文武百官各司其职，起到相互监督的作用，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军队的力量，为赵国在战国中崛起为七雄之一提供了保障，甚至一度成为强秦东进吞并中原的最大障碍。正如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的精彩论断“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12]638

然而，任何制度在其初创时期都难免有不完善之处，赵国的将相分离的官制也不例外。它首先表现在文武分职还没有做到绝对地严格，文献中有文臣受君令为将、率军出征的事例，如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1年），“蔺相如将而攻齐，至平邑而罢。”[5]2444“二十八年，蔺相如伐齐，至平邑”[5]1821。同时也有武将兼摄文相之职的记载，文献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假相国”的设置，如前文所述，著名的将领廉颇、乐乘都曾担任过假相或守相一职。

其次，赵虽建立了独立的武官系统，将军一旦授命，他在战场上就有了独立指挥的权力，即所谓“军中之事，不闻君令，皆由将出”（《六韬·龙韬·立将》）。然而在实际当中，国君临战干涉的事例屡见于史书之中。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的这样一件事，长平之战中，赵孝成王在关键时刻轻信秦人散布的反间计，认为秦人畏惧赵奢之子赵括，因而以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赵括为将代替正在前线作战的廉颇。尽管出征之前，蔺相如、赵括之母都直言进谏，认为赵括没有能力代替廉颇，赵括之母引用赵奢生前对赵括的评价企图说服赵王，赵奢说：“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即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5]2447。并通过自己的对比观察来向赵王表明赵括不能胜任，她说：“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5]2447无论从领军作战的军事能力上，还是待人处事的细节上，赵括都不足以代替当时已威名在外的廉颇。然而赵王依然一意孤行，坚决任命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为前线将军，最终导致长平之战中赵国大败，四十万人被坑杀，赵国的实力大大削弱。一代名将李牧之死，也是如此。李牧是赵国防御北边，抵御匈奴的重要将领。《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李牧在与匈奴的战争中，曾经立下“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5]2450的功劳，以使“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5]2450。赵王迁时，秦将王翦出兵灭赵的危急关头，赵王初以李牧、司马尚率兵抵御，阻止了秦人的进攻。秦人故技重施，“秦多与赵王宠臣郭开金，为反间，言李牧、司马尚欲反”[5]2451。昏庸的赵幽缪王也中了反间计，下令使赵葱及齐将颜聚代替李牧作战。李牧不肯听从赵王的调遣，赵王就派人暗地里抓住了李牧，并把他杀死。在国家危急关头，赵王屡次听信谗言，临时更换前线将领，致使廉颇、李牧这样的良将无法彻底执行自己的军事战略方针，导致战争失败，生灵涂炭，削弱自身的军事力量，最终被强秦吞并。

再次，将、相的任命按“亲亲”原则，留有贵族政治的痕迹。

赵国在晋国的母体中分化而来，在立国的过程中，君王们深知晋国亡国的原因，因此没有重蹈晋公室微、六卿专政的老路，取消了春秋时期各国盛行的世卿世禄制，而代之以选贤任能，因功授爵，实行俸禄制，并创立了年终考核制度[9]202。如烈侯时期的相国公仲连，就曾向烈侯举荐过牛畜、荀欣、徐越三人，这三位贤才辅助烈侯在赵国进行了政治改革，对稳定赵国的统治做出了贡献。再如蔺相如本为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因为完璧归赵，以及渑池之会上的功劳，则拜为上卿，职位在廉颇之右。这种出身并不高贵的人担任重要职务，“实开秦汉时代布衣卿相之先河”[4]。

然而，赵国将相的任命却仍有贵族政治的遗存。由于传统的巨大影响和社会结构中旧贵族势力的庞大，赵国贵族在政治舞台上依然十分活跃。平原君赵胜作为赵王诸公子之一，就曾“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5]2365，在当时很有影响。术士公孙龙曾当面说他“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12]699。由此可见，平原君是依靠贵族亲缘关系而占据相位的。此外由赵氏族人担任将相职位的还有赵武灵王元年任相的阳文君赵豹，沙丘宫变之后辅佐赵惠文王的公子成，以及在危急关头临时由赵王任命代替前线将领的赵氏族人赵括、赵葱。这样的将相虽然一定程度上可凭借自身的影响为君主、为国家做出贡献，如平原君就凭借自己的贤名招纳宾客数千人，这其中不乏毛遂这样在危急关头为国立功之人。而平原君本人也凭借自己的声望使信陵君窃符救赵，解除了邯郸之围。然而贵族干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君王的决策，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如在是否接受韩国上党郡的战略决策中，就体现了贵族卿相对君王决策的影响。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 262年，秦韩交战，上党郡守冯亭派人向赵孝成王表示韩不能守上党，愿将上党献归于赵。赵王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然而当时秦韩交战，赵国如若接受上党，则是“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5]1825，势必会引起秦的进攻。在这样一件大事上，史书上记载赵王召平阳君赵豹告诉他，又召平原君赵胜与赵禹而告之，只是通过与这三个族人的商议，得到他们的支持后，赵王就命令平原君赵胜去接收了上党郡，而没有与群臣计议，可见赵氏贵族对政治决策的影响之大。

赵国贵族政治的痕迹，还表现在对领兵打仗的将领的任命上。据学者统计，“总计《史记·赵世家》，自赵烈侯起共有31位将领，其中12位是赵氏族人，几乎占百分之四十”。[20]158-165这里说的将领的数据，可能和我们本文讨论的略有出入，但赵国贵族将领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结语

赵国的将相分离制度，萌芽于简、襄时期，经过烈侯、成侯、肃侯时期的发展，到武灵王时基本形成，之后的惠文王、孝成王、悼襄王、幽缪王继续沿用，并成为定制。将、相分离的官僚制度，符合当时的政治发展趋势，文武分职，使百官各司其职，有效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并使权力最终集中于赵王手中，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奠定了基础。终赵一国，由于国内的政治变化和对外作战的需要，同一时期君主对将、相的任命多有变化，后期更替更加频繁，将、相的任命没有做到绝对的严格，国君临时更换将领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并且将、相的任命在一定程度上留有贵族政治的痕迹。但将、相分离的官制体系，以及将、相领导之下的一系列文武官职的设立，作为一种有效的行政管理方式，为秦国所借鉴，并推广到全国，成为秦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赵国官制奠定了中国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的基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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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俊丹 校对：苏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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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30(2016)02-0010-07

2016-04-15

邵育欣（1979—），女，河北邯郸人，邯郸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博士；杨丽丽（1987—），女，河北涉县人，河北涉县河南店镇胡峪村党委副书记，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