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故里姓氏始祖考

刘心长

（邯郸市政协，河北 邯郸 056012）

荀子故里姓氏始祖考

刘心长

（邯郸市政协，河北 邯郸 056012）

荀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的姓氏及故里问题却是一个千古疑案。从西汉到现在两千多年中，这个问题在学者中争议很大，莫衷一是。西汉司马迁认为荀子姓“荀”，刘向认为荀子姓“孙”，从而形成两派意见。通过对历史文献、遗址地望和相关史实的考证，认为荀子应该姓“孙”，而不是姓“荀”。刘向校雠荀子遗文认定荀子姓“孙”是正确的，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荀子姓“荀”有误。本文还认为，荀子出生地是赵国都城邯郸。荀子的始祖是春秋时期从卫国出逃晋国后移居邯郸的公子鱄。考虑到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个因素，如果今后新发现的历史文献或出土文物证明荀子姓“荀”，那么荀子的出生地应该在赵国的柏人城即今河北省隆尧县西。正如搞清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对《红楼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样，搞清荀子的故里姓氏始祖对荀子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荀子；故里；姓氏；籍贯

在荀子研究中，荀子的故里，或者说是籍贯、出生地，是一个需要搞清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荀子的姓氏家世始祖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搞清的问题。这正如为了正确与科学地研究评价《红楼梦》需要搞清曹雪芹的故里家世始祖一样。不过，曹雪芹生活的清朝康乾时代距离我们毕竟较近，因而尚有不少历史档案和一些家谱资料可供研究参阅。但是，探索考证荀子的故里、姓氏、家世始祖的历史文献资料很少，出土文物资料更少，这就增加了探察考证的难度。虽然探察考证工作有难度，但经过努力，有些问题还是可以初步得到解决的，一些暂时难以搞清的问题，随着新的史料（包括出土的文物资料）的发现，也是有可能逐步得到解决的。

一、荀子是姓“荀”，还是姓“孙”？

探察考证荀子的故里、家世，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荀子到底是姓“荀”，还是姓“孙”。这个问题是一大历史疑案、悬案，也是近年来专家学者探察考证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考察历史文献，我们会发现，早在西汉时期，对这个问题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认为姓“荀”。他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荀子姓“荀”，传文中称荀子为“荀卿”。另一种看法是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认为姓“孙”。他在校雠荀子的传世文存后，把校定的荀子著文定名为《孙卿书》，又在上皇帝的《叙录》中称荀子为“孙卿”。司马迁和刘向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哪一种是正确并符合历史实际的呢？

我们先来考察荀子姓“孙”的问题。

邯郸市文化局国家一级编剧刘志轩先生进行过多年的荀子研究，撰写过《荀子传》《荀子》等文学著作，对荀子故里也曾做过深入的考证。对几种不同的荀子故里的看法，刘志轩先生进行了细致的考辨。他在《荀子籍贯考辩》（载《邯郸师专学报》，2002年，第 4期）一文中，在辨析荀子是“河南原卫国故地人说”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这种意见也是从荀子的姓氏起源入手来认定荀子的籍贯。由于荀子也称“孙卿”，这种意见认为荀子本来不姓荀，而姓孙。而孙氏的起源很多，其中一个起源是周文王的第八个儿子康叔在西周的初年封于卫地，建立卫国。康叔的第八代孙子武公生儿子叫惠孙，惠孙生儿子叫耳，是卫国的上卿，食邑于戚，在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县北。耳生了一个儿子叫仲乙，也叫孙仲，他是以爷爷惠孙的字为氏，以后姓氏合一，就有了孙姓。因为卫国的土地在战国时期被赵国占去了许多，原来的卫国人就成为赵人。所以《史记》就称荀子是赵国人，实际是卫国人。

刘志轩先生上引，我问他，这种“原卫国故地说”的资料来源是出自哪里？刘志轩先生说是出自廖名春先生的论述（《荀子的智慧》，诸子百家智慧文库，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第5-6页）。

我国研究荀子的著名学者廖名春先生这样说道：

人们一般都认为荀子姓荀，这其实是一个错误。除《史记》外，先秦两汉的著作都称其为“孙”。特别是《荀子》一书，几乎都称“孙”，这即使不是荀子亲手所写，至少也是荀子弟子所记，他们的记载较司马迁说应更可靠。韩非为荀子学生，其著作《韩非子》称其师之姓也为“孙”，这与《荀子》一书的记载是一致的。所以，无论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也好，还是根据数量的多寡也好，荀子的本姓也都应该是“孙”。

廖名春先生又说：

搞清了荀子的姓氏，再来寻找荀子的族系和籍贯也就有了依据。《史记》、刘向《叙录》都说荀子是赵人。而孙氏在当时有三大族系：一在楚国，一在齐国，一在卫国。在卫国的一系，为卫公子惠孙之后。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公元前 372年，赵国伐卫，夺取了卫国的七十三个乡邑；前 365年，赵国又夺取了卫国的甄地。于是，赵国就占有了原属卫国的绝大部分土地；原来的卫国人，自然就变成了赵国人。荀子既为赵人，又姓孙，很可能系出自卫公子惠孙之后，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元和姓纂》“魂”韵“孙氏”条说：“周文王第八子卫康叔之后。至武公生惠孙，惠孙生耳，耳生武仲，以王父字为氏……楚令尹孙叔敖及荀况并为孙氏。”这就是说，如果严格区分姓和氏的话：荀子应该是姬姓，为孙氏，也属于周文王一系血脉。

刘志轩先生不赞成这种“原卫国故地说”。他认为，卫国的国都最早在朝歌，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淇县，后来迁到楚丘，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滑县，再后来迁到帝丘，就是现在的河南省濮阳市，最后被魏所灭，成为魏国附庸。如果说，荀子是被赵国占领的卫国土地上的卫人，荀子应当是如今的河南淇县，或滑县，或濮阳人。可是这些地方在战国时期都属于魏国的领土。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卫国的孙姓封于戚，戚地在如今的濮阳县北，这里应当是卫国孙姓的发源地。可是戚地属于魏国，从来就没有归属过赵国。司马迁怎么能把属于魏国的地方误认为是赵国的领土，把荀子说成是“赵人”呢？所以，“荀子决不能是河南原卫国故地人”（《邯郸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

我同意刘志轩先生认为“荀子决不能是河南原卫国故地人”的看法。但是，廖名春先生的看法更值得关注。这里需要搞清的是，荀子与卫国到底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廖名春先生和刘志轩先生所说的那种关系对不对？

卫国的兴衰在春秋时期是一件大事。《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 660年）记载，狄人进攻卫国，好鹤的卫懿公丧失民心，兵败被杀，狄人灭掉卫国。在齐桓公的帮助下，卫国把国都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迁到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 629年），狄人再次围攻楚丘，卫国又把国都迁到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后来，狄为晋所灭。于是晋、卫开始在以邯郸为重点的边境地带发生争斗。（参见附文一：《关于“狄伐邢”》）

定公十年（公元前 500年），晋国赵鞅围困了卫国都城帝丘。为什么赵鞅要围帝丘？这是为了报复上一年齐国为了卫国攻打晋国的夷仪（今河北省邢台市西南浆水村）。齐国和卫国在这一年不但攻打了夷仪，还攻打了晋国的五氏（今河北省武安市西南午汲村北），五氏也叫寒氏。邯郸午参加了赵鞅的这次军事行动，这是为了报复卫国攻打寒氏即五氏。《左传》记载的“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是《左传》一书第一次出现的“邯郸”一词。晋代杜预注：“午，晋邯郸大夫。寒氏即五氏也。”这次赵鞅围卫，卫人惧怕，送赵鞅五百家贡户，赵鞅把这五百家贡户放置在邯郸。三年以后，赵鞅又打算把这五百家卫贡徙置到晋阳，于是导致了赵鞅和邯郸午之间以及由此引发的晋国内部一场大规模的争斗。从这些史实来看，邯郸一带是晋卫边境相互争斗的重点地带。晋国赵鞅虽然曾率军围攻过卫国的国都帝丘，但很快就撤军了，赵鞅也没有占领卫国的土地，这个时期的邯郸属晋。

到了战国时期，卫为魏所灭。此后所立的国君不过是魏的附庸，但卫国在名誉上依然存在。在战国各国间相互攻伐的时代，赵魏之间的攻伐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武公子朝作乱，不克，出奔魏。赵始都邯郸”。经过几代国君的经营，赵国已发展成为有相当实力的强国。赵从中牟（今河北省邯郸市东南）迁都邯郸之后，赵国就开始谋求向中原发展，进行扩张领土的战争。但赵国和魏国相比较，还处于弱势。在韩、赵、魏三家分晋后的早期发展中，魏国的势力最强，在魏国侵并卫国的大片国土之后，实力更加雄厚，因而成为遏止赵国向东南方向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赵魏相互攻伐的时期，已经降为魏国附庸的次等国家的卫国被夹在中间。赵国一度攻进卫国的国都。《战国策•齐策五》记载：“昔者赵氏袭卫，车舍人不休传，卫国城割平，卫八门土而二门堕矣，此亡国之形也。”《战国策•秦策四》记载：“昔者，赵氏亦尝强矣。曰赵强何若？举左案齐，举右案魏，压案万乘之国二国，千乘之宋也。筑刚平，卫无东野，刍牧薪采莫敢窥东门。当是时，卫危于累卵。”卫只好向魏求救，魏王亲自披甲攻赵，“残刚平，堕中牟之郭。”赵再次反击，“袭魏之河北，烧棘沟，坠黄城”。（《战国策·齐策五》）这个时期，赵国和魏国在卫国国都帝丘和赵国国都邯郸之间的黄河两岸展开了拉锯战。

赵成侯时期，继续奉行赵敬侯时期向中原扩张的战略。《史记·赵世家》记载，成侯三年，（公元前372年），“太戊午为相，伐卫，取乡邑七十三”。六年（公元前369年），“伐魏，攻湪泽，围魏惠王”。十年（公元前 365年），“攻卫，取甄（今河南省鄄城北）”。这时赵国的军队不但在帝丘西北攻伐，而且伸延到帝丘的东南。当然魏国也对赵国进行了相应的反攻。赵成侯二十一年（公元前 354年），赵国出兵进攻卫国，攻取漆（今河南省长垣西北）、富丘（距漆相近城邑）。魏国出兵救卫，先在三梁（张琦《战国策释地》据《左传·宣公十五年》注认为，三梁可能为曲梁之讹。曲梁在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打败了赵国十万大军（《战国策·魏策三》，《史记·穰侯列传》）紧接着赵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 353年）魏军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两年以后攻陷邯郸。齐国用“围魏救赵”的战法在桂陵大败魏军。楚、秦也加紧对魏的进犯，魏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只好与赵国议和订盟，归还邯郸。《史记·赵世家》记载：“二十一年，魏围我邯郸。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郸，齐亦败魏桂陵。二十四年，魏归我邯郸，与魏盟漳水上。”经过这次史称“邯郸之难”的重大事件，赵魏两国的实力都受到严重削弱，魏国再没有实力称雄中原，赵国向东南平原发展的战略也严重受阻。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赵虽在公元前 372年攻取了卫的73个乡邑，又在公元前365年攻取了卫的甄地。但此后赵魏攻伐形势变化很大。特别是魏围赵都邯郸，又攻陷邯郸之后，赵取卫的城邑已为魏所有。公元前351年，魏归赵邯郸，赵与魏盟漳水上。这就是说，赵魏是以漳水划界，漳水以南为魏，以北为赵。濮阳一带在漳水以南，归魏而不归赵，此时距荀子出生还有40年左右。所以，把属于魏地说成荀子出生的赵地恐难成立。

赵肃侯十五年（公元前 335年），赵国再次谋图向东南平原地带发展，出兵包围了魏国的黄城（今河南省内黄县西北），但没有攻克。这次军事行动使赵国深切地认识到，经过“邯郸之难”等一系列事件，赵国的政局虽然暂时稳定下来，但既向南发展又向北发展的战略布局已很难现实，必须进行调整。不过，一度强盛的魏国还具有相当的实力，必须严加防范，慎重对待。所以，攻打黄城之战结束后，赵国就在南部边界筑起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十七年（公元前333年），赵“围魏黄，不克。筑长城”。《史记正义》说：“刘伯庄云‘盖从云中以北至代’。按：赵长城从蔚州北西至岚州北，尽赵界。又疑此长城在（潭）［漳］水之北，赵南界。”《正义》所引刘伯庄的话是不正确的。赵长城有赵南长城和赵北长城，赵南长城先建，赵北长城后建。《正义》怀疑这道长城在漳水之北，“赵南界”，是正确的。现在赵北长城尚有遗址，而赵南长城已无地表遗迹可寻。不过，赵南长城的存在是确实的，客观的，不容置疑的。从赵军围黄城不克而筑长城史实来看，赵国只能在黄城以北的地带筑长城以防御魏国的进犯，不会到一两千里以北的地方去筑长城。《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藩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属是连接的意思。这条史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赵南长城是凭借漳、滏之险，在这两条河的北岸修筑的接连不断的长城。张维华先生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一书中考证赵肃侯所筑赵长城时认为，赵南长城“所经之地，以意度之，其西首当起武安故城南太行山下，缘漳而东南行，约至番吾之西南，逾滏而东，经武城、梁期之南，复缘漳东北行，约经裴氏故城之南，而东抵于漳”。（《中国长城建置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0页。）虽然张维华先生关于赵南长城的具体地段的走向上还可以讨论，但考证赵南长城凭依漳河天险，在漳河北岸修筑，自西向东经过武城（今河北省磁县南）南，再东又东北行，过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西，再北又东北行，成为赵国南部的边境线。赵南长城的修建，在赵国发展史上是一件带分水岭式的标志性事件，从而使赵国与卫国和魏国有了明确的边界。赵南长城以南和东南是魏国和卫国的国土，以北则是赵国的国土。赵南长城形成了拱卫赵都邯郸的天然屏障。有了这道屏障，赵南长城以北的为赵国人，以南则为卫国人或魏国人。修建这道赵长城的时间下距荀子的出生大约在20年左右。有这道长城作为标志物，我们可以确切判断，荀子不可能出生在赵南长城以南的卫国或魏国。

虽然荀子不可能出生在赵南长城以南的卫国或魏国，但是卫国的孙姓却值得关注，值得深入考察研究。

卫国是西周初年的大国，武王的少弟康叔，是卫国的第一代国君，国都是殷的故都朝歌。康叔按照周公的训教治理卫国很有成效。到八代卫侯时立为公，这就是卫武公。卫武公已是即将跨入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了。

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王权阶梯式地下降，卿大夫、陪臣相继兴起。孙氏是卫国显赫的家族，也一度是举足轻重的卿大夫。《左传》记载中第一次出现的孙氏家族人物是孙昭子。《左传》文公元年（公元前 626年）记载，晋国“先且居、胥臣伐卫。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获孙昭子”。晋杜预注：“昭子，卫大夫，食戚邑。”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戚世为孙氏采邑，故取戚而获孙昭子。杜氏《世族谱》云：‘孙庄子级，武公三世孙，孙昭子，武公四世孙。’”杜预的《世族谱》为我们说清了一个问题，就是卫武公是和孙昭子有血缘关系的直系家族，孙昭子是卫武公的四世孙。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卫国的第一代国君康叔是“周武王同母少弟”，卫武公是卫康叔的第八代孙。周为姬姓，所以卫康叔、卫武公也毫无疑问应该姓姬。可是，既然卫康叔、卫武公姓姬，怎么卫武公的四世孙成了孙昭子而姓“孙”了呢？南宋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以字为氏》记载，春秋时，卫康叔的八世孙卫武公（和）生子惠孙，惠孙生耳，担任了卫国上卿，食采于戚邑（今河南省濮阳市北），生武仲乙，以王父（祖父）的字为氏，亦称孙仲乙。”郑樵学识渊博，涉猎广浩，曾读书著述达30年。《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负其淹博，乃纲罗旧藉，参以新意，撰为是编”。又说“特其采摭既已浩博，议论亦多警辟”。可见郑樵的说法来自他广为“采摭”的旧籍。这些“旧籍”有的我们今天已见不到了。郑樵的说法可以作为可靠性较高的一种意见。

卫国的孙氏与其他诸侯国的异姓卿不同之处，在于孙氏与卫侯同姓。借助宗亲的关系，孙氏家族在春秋中期兴旺起来，涌现出在卫国最有权势、最有影响力的卿大夫，还一度把持了卫国的国政。孙昭子被晋国俘获后，是被扣留，还是放回，或是死去，历史文献没有记载。《春秋》第一次出现孙氏家族有权势的人物是孙良夫，也叫孙桓子。孙良夫不但是可以肩负外交使命出使别国的重要官员，而且还是可以率军打仗的军事统帅。《春秋》成公二年（公元前 589年）记载：“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新筑是卫国地名。《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认为新筑在今河北省魏县南。在这次新筑战争卫军败退中，石成子即石稷对孙良夫说过一段话，《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 589年）记载：“子，国卿也。陨子，辱矣。子以众退，我此乃止。”这段话说明孙良夫是卫国关系重大的“国卿”，如果孙良夫送命，会给孙良夫也给卫国带来耻辱。由此可见孙良夫在卫国作为“国卿”地位的重要。同年 6月，孙良夫率军参加了晋会鲁、卫、曹联军发动的对齐的鞍（今山东省济南市东北）之战，齐军战败。从《春秋》《左传》对孙昭子、孙良夫的记载来看，孙氏家族在卫国越来越显赫，家族的代表人物卿大夫在卫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随着孙氏家族势力在卫国的括大发展，孙氏家族中的卿大夫大约对卫国国君的态度也越来越傲慢无礼，双方之间的矛盾出现激化。《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 584年）记载：“卫定公恶孙林父。冬，孙林父出奔晋。卫侯如晋，晋反戚焉。”杜预注：“林父，孙良夫子。”又注：“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随属晋。”这段记载说明，卫定公虽然与孙氏家族是同宗，但憎恶孙林父。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大约孙林父对卫定公失敬无礼，激怒了卫定公。孙林父在自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只好逃奔到晋国。孙林父出逃时，还带着他的采邑戚，所在戚地也归属晋了。卫定公到晋国商谈这件事，晋才把戚地又归还给了卫国。

7年以后，即鲁成公十四年（公元前577年），卫定公到晋国去，晋厉公坚持要卫定公见孙林父，卫定公坚决不见。卫定公回国后，晋厉公派人把孙林父送回卫国见卫定公，卫定公还是推辞不见。这时，卫定公的夫人定姜是一位有见识女人，她劝卫定公应该见孙林父，还说了一番话，卫定公这才见孙林父，并恢复了孙林父的职位和采邑戚。《左传》是这样记载这件事情的：“十四年春，卫侯如晋，晋侯强见孙林父焉，定公不可。夏，卫侯既归，晋侯使郤犨送孙林父而见之。卫侯欲辞，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国又以为请，不许，将亡。虽恶之，不犹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卫侯见而复之。”这段话两次提到宗卿。杜预注：“同姓之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先君指定公之父卫穆公，宗卿指孙林父之父孙良夫。先君宗卿为一词，父即先君之宗卿。据孔《疏》（指唐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简称《孔疏》）引《世本》，孙氏出于卫武公，与卫君同宗，孙良夫又是当时卫国执政大臣，故曰：‘先君宗卿。’”文献记载说明，孙氏家族与卫国国君是同姓之宗，他们之间既有矛盾、斗争，也有和解。

就在孙林父回国的当年10月，卫定公去世了。定公夫人姜氏在哭完以后休息的时候，看到定公的大儿子太子衎并不悲哀。定姜夫人气得连水也不喝了，悔恨地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这个人啊，不仅将要促使卫国的失败，而且他的罪孽必然从我身上开始。呜呼，这是上天将降祸给卫国吧。我悔恨不能得到鱄来主持国家。大夫们听到以后，无不震惊惧怕。孙林父从此也不敢把他的贵重珍器藏到卫国国都帝丘，而是全放置在自己的采邑戚地，同时尽量交好晋大夫。在仔细梳理考察卫国孙氏家族的时候，定姜夫人在一句话中说的一个人物公子鱄，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这个人会不会与荀子有重要的关系呢？

现在让我们把探察的光束汇聚在公子鱄的身上。

虽然继位卫国之君的公子衎即卫献公的素质差，不具备做国君的德与能，但是他的一母同胞的弟弟公子鱄却很贤明，受到孙林父和定姜夫人以及友国的称道。

卫国本来是春秋时期的大国，但这个国家有个特点，就是好闹内乱，瞎折腾，这样闹来闹去，把国家搞得衰败了，终于走向灭亡。鲁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十七年（公元前 559年），孙林父和甯殖两位卿大夫搞了一次政变，把卫献公从国都帝丘赶跑了。这次政变的起因是由卫献公引起的。由于卫献公的无礼行为，孙林父、甯惠子即甯殖两个人很愤怒。孙林父去了采邑戚地，让他的儿子孙蒯入朝听侯使派。卫献公招待孙蒯喝酒，让乐师歌诵《诗经·小雅·巧言》的最后一段诗，来影射孙林父要居黄河边上的城邑为乱。孙蒯害怕，报告了孙林父。孙林父说：“国君忌恨我了，如果不先下手，就非死不可。”《左传》记载：“文子（孙林父）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于是孙林父发动了政变，在戚地集中家里人攻入国都。卫献公派了3个人去与孙林父结盟，全被孙林父杀了。卫献公从国都逃到鄄地，再次派1个人向孙林父请求，又被孙林父杀了。卫献公又向齐国逃亡，孙家的人追上来，把卫献公的亲兵在河泽击败，败兵也被鄄地人逮住了。在这次动乱中，公子鱄即子鲜跟随卫献公一起逃亡。《左传》记载：“子鲜从公。”杜预注：“子鲜，公子鱄也。”到达边境，卫献公派祝宗向祖先报告逃亡的情况，同时说自己没有罪过。明智的定姜夫人列举了卫献公的 3条罪状，说报告逃亡就算了，不要报告没有罪过。可见卫献公在危难的关头还昏聵愚昧，举措失当。

卫国发生了动乱，鲁国作为卫国的友好国家，鲁襄公派使者厚成叔到卫国慰问，厚成叔给了公子鱄以很高的评价。又派臧纥到卫献公流亡的齐国郲地慰问，臧纥也给了公子鱄以很高的评价。从两位鲁国使臣对公子鱄的评价来看，公子鱄这个人的人品好，也具有很高的政治才能。

晋国和卫国也是友好国家，对于卫国内乱出现的问题，晋国开始出面干预，要求卫国把夷仪城划出供卫献公居住。

卫献公和公子鱄所居的夷仪城在哪里？古今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大体来说，可分两种。一种认为在今河北省邢台市西 140里的浆水村，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在今山东省聊城市西的“夷仪聚”。我认为，卫献公和公子鱄所居夷仪城应该是邢台以西浆水村的夷仪城。而且，这座夷仪城是在西周故城的基础上修复重建的古城，到春秋时期仍然是一座重要城邑。（参见附文二：《关于夷仪地望认定的考辨》）

卫献公和公子鱄徙居在夷仪城，卫献公就开始策划为自己谋复君位的活动，他从夷仪派人向甯喜密谈复位的事，甯喜同意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48年）记载：“十二月，……卫献公自夷仪使与甯喜言，甯喜许之。”第二年春天，他又让公子鱄去办这件事，公子鱄推辞，不干。卫献公和公子鱄的母亲敬姒强行指令公子鱄去办这件事。公子鱄回答说：“国君没有信用，下臣害怕不能免于祸难。”敬姒说：“尽管这样，为了我的缘故，你还是去干吧！”公子鱄答应了。起初，卫献公派人和甯喜谈这件事的时候，甯喜说：“一定要子鲜在场。不这样，事情必然失败。”所以卫献公就派遣公子鱄去办。公子鱄没有得到敬姒的指示，就把卫献公的命令告诉了甯喜，说：“如果卫献公回国，政事由甯氏主持，祭祀由寡人主持。”甯喜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右宰谷，右宰谷说：“不行，得罪了两个国君，天下谁能容纳你？”甯喜说：“我在先人那里接受了命令，不能三心二意。”右宰谷说：“我请求出使去观察一下。”于是就在夷仪进见了卫献公。回来复命，说：“国君流亡在外十二年了，却没有忧愁的样子，也没有宽容的话，还是那样一个人。如果不停止原计划，我们离死就没有几天了。”甯喜说：“有子鲜在那里。”右宰谷说：“子鲜在那里，有什么用途呢？至多不过他自己逃亡，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甯喜说：“尽管这样，也不能停止了。”《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47年）是这样记载的：“卫献公使子鲜为复，辞。敬姒强命之。对曰：‘君无信，臣惧不免。’敬姒曰：‘虽然，以吾故也。’许诺。初献公使与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鲜在。不然，必败。’故公使子鲜。子鲜不获命于敬姒，以公命与甯喜言，曰：‘苛反，政由甯氏，祭则寡人。’……告右宰谷。右宰谷曰：‘不可。获罪于两君，天下谁畜之？’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不可以贰。’谷曰：‘我请使焉而观之。’遂见公于夷仪。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无忧色，亦无宽言，犹夫人也。若不已，死无日矣。’悼子曰：‘子鲜在。’右宰谷曰：‘子鲜在何益？’多而能亡，于我何为？’悼子曰：‘虽然，不可以已。’杜预注：“子鲜，公子鱄也。”

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对公子鱄这样的印象，一是公子鱄不但得到友国政治人物的高度评价，也得到国内政治人物其中包括政敌在内的高度评价，以致甯喜认为在卫献公回国复君位的活动中，一定要有公子鱄参与，不然一定会失败。二是，从公子鱄批评指责卫献公不讲信用这句话来看，公子鱄是个讲信用的人。三是，从右宰谷对这件事的后果预测来看，如果行动失败，公子鱄可能选择逃亡。

庆幸的是，在公子鱄的参与下，这次卫献公复位的政变竟然搞成功了。搞政变的那天，孙林父即孙文子正在戚地，戚邑是孙氏的采邑，也是卫国孙氏贵族集团的大本营。孙林父的一个儿子孙嘉在齐国聘问，另一个儿子孙襄留守在都城帝丘家中。《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47年）记载，二月初六日这天，甯喜、右宰谷向孙氏发起攻击，但没有攻下来，孙襄受了伤。甯喜退出都城住在郊外。孙襄受伤后死去，孙家的人夜里号哭。都城的人们召唤甯喜，甯喜再次攻打孙氏，攻下了。初七日，杀了卫侯剽和太子角。《春秋》记载说“甯喜弑其君剽”，这是说罪过在于甯氏。孙林父带着戚地去到晋国。《春秋》记载说“入于戚以叛”，这是归罪于孙氏。《左传》是这样记载的：“孙文子在戚，孙嘉聘于齐，孙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谷伐孙氏，不克，伯阳伤。甯子出舍于郊。伯阳死，孙氏夜哭。国人召甯子，甯子复攻孙氏，克之。辛卯，杀子叔及太子角。书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孙林父以戚如晋。书曰：‘入于戚以叛’，罪孙氏也。”

从这段历史记载中，我们搞清了以下史实，一是甯喜、右宰谷攻伐孙氏取得了成功，孙林父的儿子孙襄在战斗中受伤死去。二是卫侯剽及太子角被甯喜杀死，从而为卫献公复君位扫清了道路。三是孙林父带着戚地去到晋国。卫国的这次政变，是卫献公和公子鱄与其同宗孙氏贵族集团的一场斗争，斗争的结果以孙氏失败孙林父逃晋而告终。

由于政变的成功，卫献公又回到都城帝丘。但是，孙林父出逃晋国，晋国又是春秋时期的大国强国，孙林父依仗晋国的势力，开始和卫献公开展斗争。斗争围绕戚地展开。卫国人进攻戚地的东部边界，孙氏向晋国诉告，晋国派兵戍守戚邑以东的茅氏。卫国的将领攻伐茅氏，杀了晋国戍守的三百人。孙林父的儿子孙蒯追赶殖绰，不敢攻击。孙林父说“你连恶鬼都不如。”于是孙蒯复追卫军，在圉地打败了他们，孙氏家臣雍钅且俘虏了殖绰，再次向晋国诉告。晋国为了孙氏的缘故，召集诸侯，打算讨伐卫国。六月，鲁襄公和晋国赵武、宋国向戌、郑国良霄、曹人在澶渊会见，商议讨伐卫国，划正戚地的疆界。把取得卫国西部边境懿氏六十邑给了孙氏。当时卫侯是参加了会见的。晋国人逮捕了甯喜、北宫遗，让女齐带了他们先回去。卫侯被胁持到晋国，晋国人抓了他囚禁在士弱家里。秋七月，齐侯、郑伯为了卫侯的缘故去到晋国。齐国的国景子提出，晋国作为盟主，为了臣下而逮捕了国君，怎么办？晋侯于是允许让卫侯回国。不过，卫国人把卫国女子送给晋平公，晋国才释放了卫侯。《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47年）是这样记载的：“二月，……甲午，卫侯入。……卫人侵戚东鄙，孙氏愬于晋，晋戍茅氏。殖绰伐茅氏，杀晋戍三百人。孙蒯追之，弗敢击。文子曰：‘厉之不如。’遂从卫师，败之圉。雍钼获殖绰。复愬于晋。……晋人为孙氏故，召诸侯，将以讨卫也。夏，中行穆子（荀吴）来聘，召公也。……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于是卫侯会之。晋人执甯喜、北宫遗，使女齐以先归。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卫人归卫姬于晋，乃释卫侯。”从上述史实记载，我们可以搞清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孙林父由卫入晋，晋国就有了两个林父。一个是晋国的荀林父，另一个卫国去的孙林父。荀林父比孙林父稍早一点。二是孙林父发起对卫国军队的攻击，这时公子鱄正在卫都帝丘。孙林父和公子鱄是同时代人。三是孙林父虽然出走，但孙氏在卫国仍有相当大的势力。晋国可以召会诸侯为孙氏讨卫，划正孙氏的采邑戚的田地，可以把取卫的60个乡邑给孙氏。四是晋会诸侯时，逮捕了参与公子鱄策划政变的甯喜、北宫遗，卫献公也被胁持到晋国，被囚禁起来。后来卫国向晋国送去美女，卫献公才得以回国。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公子鱄看到，卫国在与诸侯盟主晋国的斗争中，处于劣势，而且还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祸难。自己的对立面孙氏尽管取胜，仍向晋国诉告，晋国袒护孙氏，后患严重。参与自己策划政变的甯喜、北宫遗被逮捕，卫献公被囚，送去美女才放人，这实在是卫国的耻辱。这些重大事件给了公子鱄思想上以强烈的刺激。

卫献公从晋国回到卫国，同时放回的还有甯喜等人。甯喜回来，就主政专权，卫献公很忧虑这件事。于是，卫国又开始了一场残酷的内斗。卫国大夫公孙免余请求杀了甯喜，卫献公说：“如果没有甯子，我不能到这个地步。我已经对他表示过了。事情的结果不能知道，只是得到坏名声，不能这样干。”公孙免余回答说：“下臣去杀他，国君不要参与计划就行了。”得到卫献公的默许，公孙免余策划，杀了甯喜和右宰谷，陈尸在朝堂上。《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7年）记载这件事说：“卫甯喜专，公患之，公孙免余请杀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与之言矣。事未知，祗成恶名，止也。”对曰：‘臣杀之，君勿与知。’乃与公孙无地、公孙臣谋，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无罪，父子死余矣！’夏，免余复攻甯氏，杀甯及右宰谷，尸诸朝。”在整个事件中，我们没有见到公子鱄的活动和政治态度的记载。像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就居住在都城的公子鱄不知情是不可能的，没有明确的政治态度也是不可能的。从《左传》的记载来看，当公孙免余请求杀甯喜的时候，卫献公对于这么大的事件，一定要征求公子鱄的意见。而公子鱄则坚决持反对的态度。因为卫献公复君位的密谋，公子鱄是当事人。他向甯喜传达了卫献公的指令，如果事情搞成，卫献公回国，政事由甯氏主持，祭祀则由卫献公主持。这样已经许下的诺言怎么能不算数呢？公子鱄作为向甯喜亲口传达指令的当事人，怎么会反悔诺言，同意向甯喜动手呢？卫献公开始向公孙免余说的那段话，应该就是公子鱄的意见，明确表示这事不能干。但是卫献公是个不称职的国君，他在公孙免余的劝说下，竟然又默许向甯喜动手了，并且杀了甯喜。这件事使公子鱄极为愤怒，良心受到谴责。大约因为这件事，公子鱄和卫献公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政治隔阂。

面对接连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公子鱄感到再也不能和卫献公呆在一起了，于是决定出走，离开卫国。公子鱄说：“驱逐我的孙林父逃亡了，接纳我的甯喜死掉了。国君的赏罚没有章程，这还能用什么来禁止和勉励别人？国君失掉他的信用而国家没有正常的刑罚，不也很难了吗？而且实在是鱄让甯喜这么做的。”看来，公子鱄对卫献公的成见很大，感到很难在一国共事了，于是就决定逃亡到晋国去。卫献公让人阻止他，不行。公子鱄坚决要走，到达黄河，卫献公又派人阻止他。公子鱄不让使者前进而面向黄河发誓，表示再也不回卫国。公子鱄寄住在木门，坐着都不肯面对着卫国，可见公子鱄对卫献公以及对卫国的内斗愤恨到了极点。木门大夫劝他出来在晋国做官，公子鱄不同意，说：“做官而废弃自己的职责，这是罪过；要尽自己的职责，这就宣扬了我逃亡的原因。我将要向谁诉说苦衷呢？我不能够立在别人的朝堂上了。”公子鱄一直到死都不出来做官。卫献公为他穿着丧服一直到死。《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47年）是这样记载的：“子鲜曰：‘逐我者出，纳我者死。赏罚无章，何以沮劝？君失其信，而国无刑，不亦难乎？且鱄实使之。’遂出奔晋。公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托于木门，不乡卫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将谁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公丧之，如税服，终身。”从《左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公子鱄是一个正直、正派、富有正义感的人，他讲信用，明是非，恩怨分明，决不做违背道义良心的事。他对卫献公不辨敌友，恩怨不清，赏罚无章的行为非常气愤，以致以出走来与之诀绝，而且终身不再做官。公子鱄虽然离开卫国，但他也不去暴露宣扬卫献公的劣行，只能在无人可诉的情况下自己忍受着内心的痛苦。在春秋乱世，特别是对卫国这样动乱不已的国家，象公子鱄这样的人是难能可贵的。公子鱄的这些品德、行为、作风，应该是作为家风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在公子鱄的身上，我们似乎看到荀子的身影。

公子鱄离开卫国，出奔晋国，寓居在晋国的木门。木门在哪里？杜预注：“木门，晋邑。”只说木门是晋国的城邑，但未指出具体地点。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认为木门城在今河北省沧州市，该书卷六十五河北道十四记载：“古木门城，在县西北四十六里。《春秋》襄二十七年：‘卫侯之弟鱄出奔晋，托于木门。’盖此城也。《舆地志》云：‘中有大树，因名木门。’”可是晋国的国土并没有到这个地方，这里是北燕和齐交界的地带，所以不可信。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认为在河北省河间县西北三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这种看法较可信。可是河间一带在春秋时属北燕疆域，也不属晋国。而且公子鱄也不太可能跑那么远去寓居，那里与公子鱄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种看法也不可信。我认为木门应是在邯郸以西通向晋国道路上的一座城邑。考察公子鱄离开卫国出奔晋的行走路线，他是向西北方向来的。卫献公派的使者曾赶到黄河边上劝阻公子鱄，所以可以确认公子鱄是过黄河西北行到晋国地界的。据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标示，春秋时期的黄河在朝歌即今河南淇县以东分流，一支向东北经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西北向北流去，经冠氏（今河北馆陶东）向东北流去。另一支向北经乾侯（今河北省成安县东南）向北流去。因为东一支黄河距帝丘很近，所以，公子鱄秘密出奔很快就过了东支黄河，卫献公派来劝阻的使者是在公子鱄过了东支黄河以后赶上的。公子鱄坚决不回去，又西北行，就到了西支黄河边上的乾侯，卫献公派来的第二位使者应该是在乾侯的黄河边上赶上公子鱄的。在黄河边，公子鱄不让使者前进并面对黄河发誓，决不再回卫国。与此同时，公子鱄还与他带来的妻子也在面对黄河起誓，说如果再踏上卫国的土地，食卫国的粟，就像母野鸡一样。《公羊传》同年是这样记载的：“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将济于河，挈其妻子而与之盟，苟有履卫地，食卫粟者，昧雉彼视。”公子鱄渡过黄河，继续向西北方向的邯郸、午氏（今河北省武安市午汲村）一带前行。再由这里向西朝着晋国的方向进发。当时从邯郸向西经午氏有一条通向晋国的大道。由邯郸西行约70公里到午氏，午氏已是太行山区东部的丘陵地带。当时这一带还是卫国的国土。再向西就到晋国的境内。在由午氏西行的通晋大道将要进入太行深山区处，有一个重要的关隘，现在这个地方是河北省武安市的阳邑镇，地处武安市与河北省涉县的交界处，由阳邑西北行不到10公里，是涉县的木井村，现在这里也是一个乡镇。我认为，木井村可能就是公子鱄所寓居的木门。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春秋时期这里是晋地，与文献记载相合。由此东北去 8公里的定晋岩寺相传是晋国的东界。二是，这里处在卫国去晋国的交通大道上。三是，这里古代林木茂密，山川秀美，是一处名胜之地。现在木井村还遗存有北齐武平年间的石碑和堂沟石窟等大量古迹。这里也是理想的隐居之地。四是，木井村北去约50华里就是春秋时期的夷仪城，公子鱄和卫献公徒居夷仪时，公子鱄可能到过这里，看到这里山川秀美，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所以公子鱄出走要去的地方，应该就是曾经给他留下美好印象的木门。

公子鱄和妻子来到木门，木门作为晋国东部边界的一座重要城邑，还设有木门大夫。木门大夫劝公子鱄出来做官，公子鱄不同意，并向木门大夫诉说了自己内心的苦衷。公子鱄宁肯终生不做官，也不愿在社会上显扬自己那位低能哥哥的劣行。这种高尚的人格，我们似乎也看到了荀子高尚人格的身影。

那么，公子鱄不愿做官，终生不仕，是不是就在木门终老一生呢？不是的。大约公子鱄和妻子出走的时候，还带着一些路费积蓄，可能出走还不只公子鱄夫妇二人，应该还有一些从人。所以，他们带的盘费过了一段就用完了。怎么办？为了生计，公子鱄和妻子由木门来到了邯郸，做起了为糊口而经营的小本生意，成了一名小手工业者。《谷梁传》记载，公子鱄“……故出奔晋。织絇邯郸，终身不言卫”。这是历史文献上第一次出现的“邯郸”一词。“絇”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认为指古代鞋头上的装饰物，就象现在鞋梁上有孔，可以由孔穿结的鞋带。《仪礼·士冠礼》记载：“履，夏用葛，玄端黑履，青絇繶纯。”郑玄注：“絇之言，拘也，以为行戒，状如刀衣鼻，在履头繶缝中。”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20世纪70年代初来邯郸考察邯郸古城遗址时，曾在学术报告中引述过《谷梁传》的这句话，并且认为当时“邯郸已有制作鞋头饰物的手工业者了”（1974年6月《邯郸城址的演变和城市兴衰的地理背景》，邯郸市城建局根据侯仁之先生学术报告的打印稿。），后来不少学者赞同这种看法。这就是说，公子鱄来到邯郸，成了一名靠织鞋头饰物为生的手工业者。另一种解释认为“絇”是网罟的别名。《尔雅》：“絇谓之救。”晋郭璞认为“絇”是丝织物或网名。“救丝以为絇，或曰，亦网名”。宋邢昺疏说：“郭氏两解，一云‘絇丝以为絇’，‘絇’，履头饰也。……一云亦名者，言此经絇，亦罟之别名也。”织这种网能干什么？一是捕鱼，一是捕兽。这种看法不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这就是说，公子鱄来到邯郸，成了一名靠织网为生的手工业者。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确切说明公子鱄在邯郸定居下来，直到终老。

公子鱄从卫国都城帝丘出奔，到晋国的木门，又从木门到邯郸。这在历史文献中有踪迹可寻。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的是，公子鱄来到邯郸姓什么？

还在木门的时候，公子鱄刚从卫国出奔到这里，仍姓姬。这一点，从公子鱄与木门大夫谈他内心苦衷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但是，到邯郸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邯郸过去曾属卫国，公子鱄来邯郸时，邯郸已属晋国，因为公子鱄和妻子曾在黄河边上盟誓，今生再也不踏上卫国的土地。邯郸属晋国的时间，是在公子到木门之前。当时晋国是大国强国，邯郸位于晋卫的边界上，晋国成为公子鱄寓居隐居之地。公子鱄来到邯郸，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应付新的情况，他把自己的姓由“姬”改成了“孙”。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有以下几点：

第一，改姓是为了长期安定的隐居。

公子鱄不但“终生不言卫”，而且“终身不仕”。所以，公子鱄想过的是一种不受社会干扰的安定平静的隐居生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社会上少知道他的身份、往事。要实现这个目的，改姓是一个最佳的办法。

第二，所改的姓仍与自己的宗亲有关联。

公子鱄虽然改姓了，但出于血缘亲情的考虑，他还愿意使自己的姓氏关联着自己的宗亲。当时卫国的孙姓是公子鱄的同宗，他不姓卫侯的姬姓了，于是改姓了孙姓。这样，虽然改姓孙了，但仍是本族的姓氏。这样做，对公子鱄的心理没有太大的割伤。尽管公子鱄与孙林父有过节，但他与孙林父的父亲孙良夫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改姓孙之后，既能与卫侯的姓氏切割，又保留了自己同宗的姓氏。特别是公子鱄与孙林父有过嫌隙，这一点更利于他的隐居。

第三，《荀子》一书中荀子的自称。

荀子自己对他姓氏的称谓是最有权威性的。社会上可以有通假他称，但最能证实荀子真实姓氏的应是荀子自己的认定说法。荀子在《儒教》《议兵》中说他姓“孙”，这种认定说法是具有排他性的。不排除《荀子》一书中有荀子门人的文章，但荀子的门人称荀子姓“孙”也是有说服力的。

第四，专家学者的研究看法。

一些专家学者经过深入研究，注意到一种普遍的现象，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姓氏的他称可用同音或近音假借，而自称都用本字。一位老先生经过多年的研究，著有一部10万字的《假借字典》，他在研究中发现了这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参阅《赵国历史文化论丛》邯郸市、河北省历史学会编，1989年4月版，第360页）这个现象为揭开荀子是姓“荀”还是姓“孙”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参见附文三：《关于荀子的自称和他称》）

第五，荀子曾撰有《春秋公子血脉谱》。

宋朝王应麟《玉海》引宋李淑《邯郸书目》说；“《春秋公子血脉谱》传本曰荀卿撰。《秦谱》下及项灭子婴之际，非荀卿作明矣。然枝分派别，如指诸掌，非殚见洽闻不能为，其间不无讹谬。”荀子的始祖是卫公子鱄，是春秋诸公子之一，所以荀子对这件事情很关注。由于荀子学识渊博，因此书中“枝分派别，如指明诸掌”，可见这本书的价值之高。可惜的是，这部书已经佚失。如不佚失，当可为我们考察研究荀子故里姓氏始祖提供重要史料。李淑认为这部书“非荀卿作”，理由是书中有“《秦谱》下及项灭子婴之际”的内容。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这部分秦以后的史料为荀子去世后他的门人后学所续，也是有可能的。这一点，在先秦文献中不乏其例。这部书可以作为一个考察荀子始祖的参考旁证。

第六，家风相传的印记。

《荀子》书中《不苟》所说的“诚信生神”，《儒效》说的“大儒”的品德，都可以映出公子鱄的精神言行的风貌。这可以作为从公子鱄以后到荀子这一代家风相传的印记。

第七，荀子去世的兰陵有姓“孙”的后人。

《史记》记载荀子曾为楚兰陵令，被废后“因家兰陵”。荀子晚年在兰陵著书，卒后“因葬兰陵”。山东省兰陵县兰陵镇东南12华里有孙楼村，相传是荀子被废后家居和教学的地方。孙楼村和东西横沟崖一带的人都姓“孙”。他们都承认是荀子的后代。兰陵孙楼村一带的人自称是荀子的后代，比东汉颍川荀淑自称是荀子的11世孙更有说服力。

考察至此，我的结论是，荀子的始祖是公子鱄，荀子的故里或者说是出生地是邯郸，荀子的真实姓氏是“孙”。

廖名春先生说的“荀子既为赵人，又姓孙，很可能系出自卫公子惠孙之后，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这段话，说明廖名春先生在考察研究这个问题时，直觉地感到这种历史事实的存在。应该说，廖名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研究荀子的专家学者，他的这种直觉和思路是正确的。我多年思考关注这个课题，也有与廖名春先生一样的同感。可惜的是，廖名春先生把荀子说成是“由卫入赵的卫国人”，这就与历史事实不相符了。如果把荀子换成公子鱄，荀子的始祖公子鱄是“由卫入邯郸的卫国人”，这就合理了，正确了，符合历史事实了。

可是，既然荀子姓“孙”，那么为什么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还说荀子姓“荀”呢？为什么荀子的后世子孙也说他们姓“荀”呢？为什么第一个为《荀子》一书作注的唐杨倞说荀子姓“荀”呢？为什么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说荀子姓“荀”呢？这个问题我们在下文予以考察研究。

二、荀子故里是临猗、安泽、新绛，还是邯郸、柏人？

上文考察的结论是，荀子的姓氏是“孙”，故里或出生地是邯郸，始祖是公子鱄。但是，历史离我们越远，我们所了解的史实也越少，因而疑点分歧也越多。当我们考察认为荀子姓“孙”时，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荀子姓“荀”，并且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还不在少数，后来连荀子的著作也是以《荀子》署名的。现在就让我们对荀子姓“荀”的问题加以考察。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荀子姓“荀”，称“荀卿”。东汉荀子的十一世孙荀淑说他的家族姓“荀”。唐代第一个为荀子著作作注的杨倞把西汉刘向的《孙卿新书》改为《荀卿子》，把荀子的“孙”姓改为“荀”姓。唐代林宝认为荀子姓“荀”，“荀”姓是郇侯之后，以国为氏，后来去邑为“荀”。“荀”姓可追溯的先祖是荀林父。林宝在《元和姓纂》中对于“荀”姓的来龙去脉说了这样一段话：“郇，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后，以国为氏。后去‘邑’为‘荀’。晋有荀林父，生庚，裔孙况。况十一代孙遂，遂生淑，（淑）生俭、绲、靖、焘、汪、爽、肃、专（原本无，据《后汉书·荀韩钟陈传》补。李贤注：‘专，本或作敷。’时人谓之‘八龙’。”清胡元仪《郇卿别传二十二史考异》案：“《水经注》：涑水径猗氏故城北，又西径郇城。郇，伯国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县之境。郇国，晋武公之所灭，见《竹书纪年》。故郇伯之后仕于晋献公之世，有荀息。鲁僖二十七年，荀林父御戎，林父于息属之亲疏未详。林父子庚，成三年聘鲁。庚子偃，成十六年佐上军。偃子吴，襄二十六年聘鲁。吴子寅，昭二十九年与赵鞅城汝滨，定十三年入于朝歌叛鲁，哀五年奔齐。由寅至郇卿几二百年，期间几世不可详矣。”（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第40-41页，中华书局，1997年10月版）

司马迁和杨倞的看法我们后文还要讨论，这里只对林宝在《元和姓纂》所说的这段话加以考察。林宝的这段话存在不少问题，至少有以下三个：

第一，郇侯之后去“邑”为“荀”。

这种说法与史实不符。郇国曾是周文王之子的封地，后来以国为氏。《通志》卷二六《氏族》二《以国为氏》记载：“周文王之子封郇侯，其后以国为氏。”郇国的地望在古代解县西北，即现今山西省临猗县西南。《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36年）记载：济河，围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庐柳。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师退，军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郇。”杜预注：“解县西北有郇城。”郇国在西周时期是一个重要封国，国君也是有身份地位的侯伯。《诗经·曹风·下泉》说：“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四方诸侯有贤王，他们到周京朝聘天子，郇伯国君慰劳他们。《毛诗正义》汉郑玄笺：“郇伯，郇侯也。诸侯有事，二伯述职。《笺》云：‘有王，谓朝聘于天子也。郇侯，文王之子，为州伯，有治诸侯之功。’”唐孔颖达疏：“毕原丰郇，文之昭也。知郇伯是文王之子也。”（《十三经注疏》，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10月版，第 386页。）这个郇国大约在春秋早期就已经灭亡了。所以公元前 645年秦穆公率师护送公子重耳返回晋国时，渡过黄河，攻取晋地，晋国迎战的军队在秦公子絷的通告下，退军驻扎于郇。接着，秦晋又在郇订盟。这时的郇已无郇国，只留下带有“郇”字的城邑。郇国灭亡之后，以国为氏的郇姓后人哪里去了？可以肯定，这个郇姓族人还在晋国中南部一带生活居住。《汉书·鲍宣传》记载：“自成帝至于王莽时，清名之士，……太原则郇越臣仲、郇相稚宾，……皆以明经饬行显名于世。……郇越、相，同族昆弟也，并举州郡孝廉茂才，数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余万，以分施九族州里，志节尤高。相王莽时征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裳，其子攀棺不听，曰：‘死父遗言，师父之送勿有所受，今于皇太子得托友官，故不受也。’京师称之。”从这条史料我们可以得知这样一些历史信息：一是郇国灭亡后，其族人的一部分在西汉成帝到王莽时还生活居住在山西太原一带，而且其中有的人还“明经饬行，显名于世”。二是郇氏族人不但在太原一带有，而且晋地的其他州里也有。三是郇越、郇相以后，还有他们的后人。唐颜师古对这条史料作出注说：“今荀、郇二姓并有之，俱称周武王之后也。”这说明郇国以国为氏的郇姓，并不是后来去“邑”为“荀”由“郇”改为“荀”的，而是郇姓独行传后，并且是与荀姓“并有之”的。颜师古是唐代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之一。他的注对林宝的看法作出了否定。从而也可看到郇国的郇姓与晋国荀林父的“荀”姓有没有血缘关系，尚不能确定。所以林宝把郇、荀二姓硬性捏合是不正确的。这种硬性捏合还把郇国的历史记载与范晔《后汉书·荀淑传》的记载牵拉到一起，又夹杂了推想臆断的成分，因而是不真实的。

第二，郇国为晋武公所灭。

林宝的这种看法，是把郇国与其同时存在的荀国搞混了。郇国在今山西省临猗县南铁匠屯营一带，而荀国却在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 25华里的临汾故城一带，两者相距 200多华里。古荀国也是西周的姬姓封国，大约也是以国为氏，姓荀。《逸周书·王会篇》记载：“成周之会，……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在成周的朝会上，荀叔与唐叔、周公排次在一个班列，可见其身份地位的显贵。这个荀国一直存在到晋武公时期。晋文侯在西周末年勤辅王室上功勋卓著。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昭侯立，可是昭侯竟将他父亲的同母弟成师封在曲沃，称曲沃桓叔。曲沃是晋国的大邑，桓叔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于是在晋国就形成了曲沃和国都翼两个政治中心。桓叔指使晋大夫杀死昭侯，晋人立昭侯子为孝侯。桓叔死，其子鱼單继位，称曲沃庄伯。庄伯在曲沃反叛晋孝侯，攻伐国都翼。这时，公子万救翼，击退庄伯，荀叔轸追击，到达家谷这个地方。《水经注·浍水注》记载：“《竹书纪年》曰：庄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万救翼，荀叔轸追之，至于家谷。”公元前 725年，曲沃庄伯率师攻入绛都，杀死晋孝侯，绛都晋人抵抗，并借荀国军队的增援，击退庄伯，后来周王室立孝侯子为哀侯。庄伯死，他的儿子称为曲沃伯，即曲沃武公。武公初立的头几年，由于周桓王支持晋哀侯，原来武公的与国荀、董、郑、郢、邢皆叛曲沃而附归王师。武公反击，大败哀侯军队并捕杀哀侯。晋又立哀侯子小子为晋君。武公又诱杀小子。虢仲奉周王命，立哀侯弟缗为晋侯，并于公元前 703年调集虢与芮、梁、荀、贾四国军队讨曲沃。《左传》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记载：“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从这几个国的地位来看，荀侯的身份最高，其他国为伯，只有荀国为侯。由于这几个国讨伐过曲沃，所以与曲沃武公结怨，后来为曲沃武公所灭，时间应在此后晋与曲沃对峙的二十余年中。《汉书·地理志》记载唐颜师古的注说：“《汲冢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原氏黯，是为荀叔。”《水经注·汾水注》说：“《汲郡古文》：晋武公灭荀，以赐大夫原氏。”所以，现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25里的荀国被曲沃武公所灭后，曲沃武公把荀国的地方赐给了原大夫黯，大约也以古荀国为姓，称荀叔。原国也是周初的封国，国君是周文王的十六子之一。《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36年）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丰、郇，文之昭也。”这16国的国君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如果以国为氏的话，原国的国君应该是姬姓，也姓原。原大夫黯又与国君同姓，可以肯定不会是荀姓。受赐的原大夫黯改称荀叔，也与原来荀国的荀不是一个荀姓氏族。《文选》收选班彪的《北征赋》中有“乘陵岗以登降，息郇邠之邑兮”的文句。唐李善注中引臣瓒的话说：“按《汲郡古文》；晋武公灭郇，以赐大夫原点（黯），是为郇叔。”臣瓒的话说明：唐以前，有的学者对郇国和荀国的关系已不甚了了。

由于荀叔得到曲沃武公的恩惠，所以荀叔对曲沃武公即后来的晋武公表现出无限的忠诚。《左传》僖公二年（公元前 658年）记载的“假虞伐虢”的故事就是荀叔出的主意。《左传》记载策划这件事的是荀叔。杜预注：“荀息，荀叔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据僖九年《传》，荀息即荀叔，黯或是其名，息其字，叔则是其行次。”晋武公死，其子献公立。献公将死，将幼子托付于荀息。不久，荀息在一次内乱中为晋室而自杀。从此，这支荀姓在历史文献上再也没有记载了。从上述史实来看，古郇国的郇姓和古荀国的荀姓不是一回事，古荀国的先后两个荀姓也不是一回事。所以，林宝认为郇国为晋武公所灭是不正确的。又把郇伯之后荀息联系牵连起来，也未举出史料依据，难以令人相信。

第三，荀林父与荀息的族属亲疏。

林宝在《元和姓纂》中认为，郇国的郇姓是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后，以国为氏，改“郇”为“荀”，晋国的荀林父是这支荀氏的后人，裔孙延至东汉的十一代孙荀遂及遂子荀淑。郇伯即郇侯的后人荀息，仕于晋献公世。荀息自杀那年是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后来到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633年）荀林父为晋文公御戎，二者相距10多年，“林父于息属之亲疏未详”。在林宝看来，荀息和荀林父是同一姓族，只是亲疏关系尚不清楚。荀林父和荀息有没有族属关系呢？《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记载：“荀林父御戎。”荀林父为晋文公御戎的时候，至少也有十七八岁，所以，荀息自杀那年，荀林父刚出生或尚在幼年。如果荀林父和荀息有族属关系，不管亲疏远近，《左传》应有记载，杜预注中也应有记载，然而都没有。在《左传》第一次出现荀林父御戎的记载下边，杜预只注了“荀林父，中行桓子”。考察历史文献，我们确实看不出荀林父与荀息有族属关系。《史记•赵世家》“中行氏”下司马贞《索引》引《世本》说：“晋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这位晋大夫逝遨是不是与荀息一族的荀姓有关系，不能确定，历史文献没有相关记载。《太平御览》卷六四二引《琐语》说：“晋冶氏女徒病，弃之。舞嚣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水如河汾，三马当以舞。’僮告以舞嚣。自往视之，曰：‘当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嚣曰：‘未。’遂买之。至舞嚣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这条史料似乎说明舞嚣就是逝遨。但我们看不出舞嚣或逝遨与荀息的关系。所以，林宝认为荀息和荀林父是同一族属是不确实的。

历史的发展往往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进行历史研究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比如，战国中期著名军事家孙膑的《孙膑兵法》和春秋末年杰出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一样，都是在历史上很受推崇的军事著作。但是孙膑的《孙膑兵法》一度失传，《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因此，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人们对孙武和孙膑是否各有兵法传世的问题存在着种种争论。直到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这个历史悬案才得以解决。所以，尽管我们考察研究荀子的姓氏应该姓“孙”，但是历史上第一个为荀子作传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荀子姓“荀”，荀子的十一世孙东汉荀淑也认为自己家族姓“荀”，唐代第一个为荀子文集作注的杨倞、竟直把“孙”改为“荀”。所以，不能不考虑历史发展不确定性的可能。为了科学的真实的搞清楚荀子故里姓氏始祖情况，我们有必要对荀子身上的疑点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考察探索。唐林宝《元和姓纂》认为荀子的先祖是荀林父，现在就让我们来较为详细地考察一下荀林父。

我们已经知道，荀林父的母亲是晋冶氏女徒，父亲是舞嚣，或者又称逝遨，出生地在河汾一带。这个地方，不是涑水以北临猗西南的古郇国，而是黄河以东，汾河以北，新绛东北的古荀国。荀林父的母亲是“晋冶氏女徒”。“女徒”是什么意思？有一种看法认为“徒”是名字。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就持这种看法。我认为应是女奴，因为她可以买卖，应为徒庸、庸奴。《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记载：“计徒庸。”这个“徒”指工役、徒役，社会上地位低贱的人。“女徒”与马僮交谈，可见两人的身份差不多。如果“女徒”不是女奴而是冶氏家的女儿，即便生病，也不至于弃之荒野。雇主冶氏则可能是古荀国的一个大户人家。荀林父的父亲逝遨，这在《竹书纪年》中有记载，是“晋大夫”。逝遨与荀息有没有族属关系，没有历史文献可以证明。荀息有没有后人，也没有历史文献记载。逝遨姓什么，也不清楚。总之，逝遨是一个谜一样的历史人物，除了《世本》中的两条简短的记载外，其他情况我们一无所知。唐张守节在《史记·赵世家》的《索引》中引《世本》说：“晋大夫逝遨生桓伯林父，林父生宣伯庚宿，庚宿生献伯偃，偃生穆伯吴，吴生寅。本姓荀，自荀偃将中军，晋改中军曰中行，因氏焉。元与智伯同祖逝遨，故智氏亦称荀。”又引《世本》说：“逝遨生庄子首，首生武子罃，罃生庄子朔，朔生悼子盈，盈生文子栋，栋生宣子申，申生智伯瑶。”这两条记载说明，逝遨除生荀林父，还生有一个儿子智首或称荀首。后来荀氏和智氏在春秋晚期分别成为晋国最有势力的六卿之一。此外，《竹书纪年》记载：“程郑，荀之别族。”大约古荀国的荀姓支族别族较多，但主要的还是荀林父一族。

荀林父的父亲逝遨和母亲女徒既然居住在河汾一带，逝遨又是晋大夫，他们应居住位于河汾一带的晋国都城新绛（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所以，新绛应是荀林父出生的地方。

大约逝遨在晋国有一定的势力，所以，荀林父能够到晋文公身边“御戎”。大约荀林父也确实有才能，所以很快就成为晋国的风云人物。

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前一年即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 633年），荀林父为晋文公“御戎”，也就是一位驾御军车的人员。在第二年城濮之战中，大约荀林父表现出时卓越的军事才能，晋文公将荀林父破格提拔为另建“三行”的“中行”。“行”即军，“中行”即中军统帅。晋文公把全国军队编成中、上、下三军，中军统上军，上军统下军，三军主将一律称卿。中军为众卿之首，称为“正卿”，正卿为三军统帅，也是仅次于国君的军政长官。

这里需要说一下晋国荀氏和赵氏的关系。在荀林父将中行的时候，似乎赵氏的地位不及荀氏。本来赵衰是晋文公外出流亡19年的主要从员之一，在居狄时，狄人把与赤狄作战中所俘的两个青年女子送给文公，文公自娶一个，另一个给赵衰为妻。这样，赵衰不但是文公复国的元勋，而且与公室还有姻亲关系。尽管如此，但在文公时代，旧贵族济济一朝，赵氏出身寒微，根叶不茂，在朝列中并不显赫。在三军选拔统帅时，文公本打算使赵衰为下将军，但赵衰自知贵不如人，只好固辞不受。城濮之战胜后归国，晋文公另建“三行”，仍然没有提到赵衰。直到晋文公将死之前，为了报答赵衰从亡之劳，把赵衰提拔为新改的上、下军新上军的统帅，这时赵衰才登上卿位。

晋文公死后，晋襄公继位，此后，赵衰的儿子赵盾登上晋国的政治舞台，成为明星人物。他为中军佐，不久就升为正卿，成了晋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下的显贵了，这说明晋襄公时的赵氏的势力已发展得相当可观了。晋襄公死后，赵盾扶立的新君灵公是个乳下小儿，赵盾名为执政，其实形同国君。赵氏与荀氏之间自赵衰时期就有隔阂。晋文公清原之蒐改“三行”为上、下新军，赵衰将新上军，原先将“中行”的荀林父被免职。当然荀林父不满，赵盾为了争取荀氏，在令狐之役中，又使荀林父将上军。此后在内斗中，赵盾清除异己，又提拔荀林父为中军佐。灵公长大，对赵盾把持国政不满，谋除赵氏，赵盾又杀灵公。这时，晋国统治集团中政治空气紧张，即位的晋成公只好对卿大夫让出更多的权力。赵盾死，他的儿子赵朔进入六卿之列，形成一个没有赵盾的赵盾体制。

晋成公死，晋景公即位，君臣间相互猜忌，勾心斗角，人人自危。公元前 597年晋楚邲之战晋国的失败，集中暴露出晋国统治集团中的深刻矛盾。荀林父是这场战争的中军统帅，但他根本指挥不了他的部下。在 6个卿中，赵氏本族占了三分之一，另两族素倚赵氏，在战争中轻敌冒进，导致了晋军的失败。作为主帅，孙林父自然应负责任。所以他要求处自己以死罪。晋景公打算答应，士贞子劝谏认为不行，他说：“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若之何杀之？夫其败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士贞子给了荀林父以很高的评价，但士贞子面对晋景公这样说，恐怕距实际不会相差太大。所以晋景公恢复了荀林父的官位。公元前 594年，荀林父帅师灭掉赤狄。《春秋》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4年》记载：“晋师灭赤狄潞氏。”《左传》同年记载：“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灭潞。”从此，这个一度长时间对中原的邢、卫、齐等国构成重大危胁的赤狄基本灭亡了。春秋时期的曲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左传》襄公三年记载的“扬干乱行”的“曲梁”，这个曲梁在今河北省永年县广府故城一带。另一个是荀林父败赤狄的曲梁，这个曲梁在今山西省潞城县北40里的石梁一带。几年后，荀林父去世，其子荀庚接其卿位。

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春秋时期有两个林父，一个是晋国的荀林父，一个是卫国的孙林父。两个林父是同时代的人，荀林父略早一点，在列国中的知名度比孙林父也要高一点。

如果说荀林父是荀子的先祖，那么荀林父的故里会在哪里呢？古今学者往往把荀林父故里或荀氏故里与荀子的故里混为一谈，那么这个混为一谈的故里在哪里呢？对于这个问题，大体有以下三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认为荀子故里在今山西省猗氏县（1954年猗氏县与临晋县合并称临猗县）。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是唐代的林宝。他认为古郇国的郇氏是周文王十七子郇侯之后，以国为氏，后去“邑”为“荀”，这样，郇姓就为荀姓了。晋国有荀林父，林父生庚，后裔的孙辈有荀况。从林宝的记述来看，似乎荀林父与古郇国的荀氏有关。荀况是荀林父的裔孙。这样，古郇国就成了荀林父以至荀况的故里。但是从西周文王时期到春秋中期的荀林父再到荀况，时间跨度相当长，约六七百年之久，郇氏家族的发展演变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从已知史料看，古郇国的郇姓与后来荀林父的荀姓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从郇姓与荀姓同时存在可以得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进行了考察。其实，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荀姓起源很早，比古郇国要早得多。《国语·晋语四》记载，晋文公流亡秦国，秦国送 5位女子给晋文公，晋文公想推辞不要，跟随晋文公流亡的司空季父建议晋文公应该接纳，他列举史实说服晋文公，其中说到荀姓，他说：“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这个司空季子就是胥臣。这个人学识渊博，后来成为晋国的司空，他说的黄帝时期的荀姓，应当是有依据的。黄帝是我国原始社会后期传说中的人物，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比周初的古郇国要早出3000多年。这个黄帝时期的荀姓与春秋时期的郇姓和荀姓的关系，我们并不清楚。林宝在《元和姓纂》中不但把郇国的郇姓与荀姓以及荀林父连了起来，而且还根据《水经注》的记载把古郇国指认在山西的猗氏县。《水经注·涑水》记载：“涑水径猗氏故城北，又西径郇城。郇，伯国也。其地即今山西蒲州府猗氏县之境”。林宝的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代胡元仪在《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中就引述了林宝的记述。由于我们不能确认郇氏和荀氏的家族血缘关系，所以，也不能指认出生在新绛的荀林父及荀子的故里是猗氏县。特别是郇国在春秋早期已为晋武公所灭，所以把郇国的郇氏与春秋中期的荀林父的荀氏硬连在一起，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另一种看法是认为荀子故里在今山西省安泽县。2002年7月9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高剑峰、刘保安、邱金亮三位先生的文章《荀子故乡在山西安泽》。文章认为，“荀子诞生地，经过考证确认在山西省安泽县”。但是文章并没有举出荀子诞生在安泽的“确认”证据。安泽战国时属上党。如果说上党一带与荀子故里傍点边的话，就是上党一带曾有过一段时间属赵。荀子是“赵人”，这里曾属赵。不过，这里属赵的时间很短，《史记·赵世家》记载，仅有四年，即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 262年）冯亭献上党到赵孝成王七年（公元前 259年）长平之战后上党属秦。《史记·秦本纪》记载，仅有一年。按文章作者所说在秦赵长平之战前夕，荀子从齐国回到赵国，这时荀子已是成年人了。这就是说，荀子在故里出生时，他的故里不是赵国而是韩国。几年之后，安泽又归属秦国，很难设想，把只有四年时间或一年属于赵国的安泽指认已是成年人的荀子故里能有什么合理性？

在《人民政协报》的文章发表两年后，《山西日报》2000年6月22日又发表了孙延林的文章《石破天惊话荀子》。文章说国内外一批史学领导人物，包括近代史学家殷孟伦、夏之放及日本史学家冈本保存、猪饲彦博等，都对荀子生地考证，作出不懈努力，并确认了随着历史的演变到战国末期，唯安泽县先称伊（猗）氏后称猗氏，属韩国上党管辖。《潞州志》《山西历史地名录》均有铁定的记载。《史记》云：“秦攻上党，韩不能救，其守冯亭以上党降赵。”山西南部荀子故里，非弃韩归赵后的安泽莫属。文章又举出一些书籍和几位当代史学家，说这些史学家都以立论有据、令人折服的不争史实，启开了“荀况是今山西安泽人”这把二千多年来的“锈锁”，为这位超世之杰魂归故里找回了迷离的生地。文章作者这样“铁定”地认为荀况是山西安泽人的看法对吗？我认为是不对的。那么为什么一些史学家包括日本的史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认为荀况是山西安泽人呢？这是由于这些史学家在考证中出现了问题。《史记》记载荀子是赵人，《元和姓纂》记述荀林父是荀子的先祖，而荀林父的出生地和主要活动在山西南部。但山西南部战国时是魏国和韩国的属地。怎样才能把这一带与赵国联系起来呢？于是一些史学家开始查找依据，终于找到了上党一带在战国晚期曾有一段时间属赵国，又找到《辞海》中有“陭氏，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山西安泽县东南。西晋废。东汉曾改陭为猗”的解释。这样，安泽可以与赵国联系起来，也可以与古郇国所在地猗氏联系起来，同时，也指认荀况的先祖荀林父也是猗氏人。于是，安泽就被认为是荀况的故里或出生地了。必须指出，一些史学家的这种强拉硬扯式的考证是错误，错误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周初所封的郇国即后来的猗氏与安泽西汉置的陭氏没有任何关系。另一点是上党一带其中安泽属赵的时间仅为4年或1年，不可能是荀子的故里或出生地。由于一些史学家在书中的指认，更由于地方文化学者的宣传炒作，于是安泽是荀子故里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热点。

再一种看法是认为荀子故里在今山西省新绛县。对于安泽县高调热闹地炒作荀子故里的文化品牌，山西新绛县的地方文化学者意见很大。他们不同意荀子故里在安泽，而是认为在新绛。2008年10月21日《山西日报》推出了“荀子故里考”专栏。专栏前编者加了这样一段话：“荀子是我国战国晚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但由于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荀卿，赵人’的寥寥数语记载，遂使学术界长期以来形成其故里为临猗、安泽、新绛三说。近年来，有一部分论述荀子故里的专门文章先后见诸媒体，但仍争执不休。这期推出的《荀子故里考》，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和争鸣。”这期专栏发表了刘保民、任喜山、周琳三位先生的文章《荀子故里“新绛说”》。文章论述了郇国与荀国的不同。古郇国是周初所封周文王之子的伯国，后为晋武公所灭，故址在今山西临猗县南铁匠营村一带。古荀国也是周初封国，晋武公灭荀国后，以其地赐原大夫黯，这就是荀叔。荀国故址在今山西省新绛县东北25里的临汾故城。郇国和荀国相距在 100公里以上，中间还隔着一些古国，地理位置上也不相邻。郇国和荀国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封国。文章又论述了荀国和荀城的不同。晋献公九年（公元 668年）命士蔿城绛后，晋国把都城从翼城迁到荀叔即荀息所居的荀国都城即新建造的绛，荀息就搬迁绛西15里另建荀邑。这个地方在现今新绛县西三泉镇席村。这样，原氏黯即荀息被封荀国后，与此前这里以地为姓的荀国国君没有血缘关系。绛州以西15里的荀城与绛州东北25公里的荀国国都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文章还论述了猗氏与陭氏的不同。民国版《安泽县志》对“猗氏”的记载是“冀氏则汉之猗氏也，与毂远同隶上党郡”。民国37年再版的《辞海》对猗氏的解释为：“旧县名。汉置陭氏县，东汉改陭为猗，晋废。故城在今安泽县东南。”其实，临猗的猗氏与安泽西汉称陭氏、东汉称猗氏不同。即便安泽的陭氏或猗氏和临猗的猗氏有牵联，但荀国与郇国不同，荀子的祖先与临汾故城的荀国的荀姓尚无血缘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以说，文章的上述论述大体上符合历史事实。接下来，文章说《新绛县志》记载，席村原名荀城，当地民众相传，这里不但是荀城，而且是荀子出生的地方。1991年在新绛龙兴寺地下发现了“荀子故里”的石匾额。文章的这种论述就存在问题了。我认为，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新绛在历史上位于韩、魏的边界地带，从来就没有属过赵国。既然荀子是赵人，这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荀子故里在新绛。不过，虽然荀子故里不在新绛，而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来看，荀林父的出生地应该在新绛。

面对山西专家学者对荀子故里的激烈争论，河北的专家学者应声而起，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看法。

刘志轩先生看到《人民政协报》刊发的高剑峰等先生的文章后，不同意文章的看法，立即给安泽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指出那篇文章存在的问题。又写了一篇《荀子籍贯考辩》的文章，发表在2002年第4期《邯郸师专学报》上。文章指出，高文引用清人胡元仪在《郇卿别传考异》中说的话后，认为：“且郇卿赵人，古郇国在今山西猗氏县境。其地与战国正属赵，故为赵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古猗氏县是在今天的临猗县南，并不是今天的安泽县。安泽在临猗东北200千米之处，属晋地，在春秋末期三家分晋属韩国。根本不可能是荀子的籍贯所在。

沈长云先生是我国研究先秦史的著名学者。他认为把现今山西南部分的临猗、新绛或安泽指认为荀子出生地是没有根据的。于是他写了一篇《荀子故里考辨》的文章，发表在2012年第3期《邯郸学院学报》上。文章认为《史记》所载荀子的籍贯为赵人，既可理解为荀卿是赵国之人，亦可理解为荀卿是赵国国都之人。文章在分析相关史料后，认为很大程度上应理解为“荀卿是赵都邯郸之人”，当然也不排斥包含有荀卿是赵国其他某地出身之人的意思。但是，不能将荀子说成是赵地以外其他地方的人氏。文章对指认荀子是赵地以外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考辨，指出清代胡元仪在《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中认为之所以称“荀子为赵人”是因为荀子的故里今山西猗氏县于战国正属赵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地方在战国时属魏而不属赵。文章指出“新绛说”也是错误的，因为荀城及所临近的晋国绛都一带，在“三家分晋”后是韩国管理的范围，所以作为“赵人”的荀子的出生地与这里没什么关系。文章最后指出“安泽说”弊病更加明显。所谓安泽“弃韩归赵”的时间不过一两年，仅仅根据这一两年上党的“弃韩归赵”，便说上党包括今安泽战国属赵所领有，显然没有什么道理。何况荀子生在长平之战前四五十年，他的出生更难与上党的“弃韩归赵”有何瓜葛。文章认为，荀子故里亦即荀子的出生地应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并很可能就是赵国的都城邯郸。荀子的祖上有可能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卿族荀氏，但荀氏封地在战国时期已不属赵，因而指山西南部的临猗、新绛或安泽等地为荀子故里是站不住脚的。

河北专家学者“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考察辨正，在学术文化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荀子故里在晋南的论调渐渐低了下来，近来似乎听不到了。

当我们考察荀子故里诸说的时候，特别是在排除山西的临猗、安泽、新绛之后，我们还应该把探索的目光对准一个赵国的城邑，这就是柏人城。我认为，在荀子故里是赵都邯郸的看法遇到特殊的情况，遇到历史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首先应该考虑的荀子故里应该在柏人城。

在沈长云、刘志轩先生关于荀子故里的论述中，他们都认为荀子故里在邯郸是对《史记》记载荀子是“赵人”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合理的解释。但同时也可以找到不合理的依据。从认识上来说，这里存在着一种混淆逻辑概念的毛病，即单独概念与普遍概念，单称判断与全称判断相混淆的毛病。比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这里北京是单称，是单独概念，中国是全称，是全称概念，我们不能说北京就是中国，这在逻辑概念上是不能等同的。但是我们有时看到，特别是国外媒体有“北京认为”，“北京看法”，“北京态度”之类的词，这里的北京是省略简称，是指中国或代表中国的中国政府。我们说某某是中国人，他可能是北京人，也可能是北京以外的中国人。沈长云、刘志轩先生考虑到这个逻辑认识上的缺陷，所以在理解荀子是“赵人”可以理解为赵都邯郸的同时，也指出不排除在邯郸以外的赵地。如果荀子的故里不在邯郸，那么会在赵地以外的什么地方呢？我认为首先应予关注的城邑就是柏人城。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柏人城在战国后期是赵国城邑。柏人城地处泜河的南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这座古城位于河北省隆尧县西24公里处，现在柏人城遗址除北城墙被泜河冲毁外，东、南、西三面城墙保存基本完好，最高处有六七米。《大戴礼记·帝系》说：“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国语》卷十《晋语四》也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又说，黄帝之子得姓的12姓中有“荀”姓。不知青阳所居的泜水古城附近，有没有“荀”姓的黄帝之子所居。如果有，这个远古的“荀”姓与战国晚期荀子的荀姓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我们还无法回答。在西周初年，柏人城一带出现了一个軧国。1978年春，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发现了一批有铭文的西周铜器，其中《臣簋谏》的铭文有“佳（唯）戎大出于軧，邢侯搏戎”的内容，记载了邢侯率军帮助軝侯与戎人作战。軧国大概是臣服于西周的夏商旧国，后来国亡或沦为邢国的附庸，此后历史文献不见记载。柏人城春秋时期属晋，春秋后期归赵。到战国时期，柏人城已发展成有相当规模的城邑。在这个时期的出土文物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铸有“白人”字样的刀币。在先秦历史文献中，常把邯郸、柏人并提，可见柏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成为太行东麓南北贯通的大道上的一个稍次于邯郸的重要城邑。《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定公二十一年（公元前 491年，《左传》记载为晋定公二十二年），赵简子围攻柏人，荀寅、范吉射只身逃奔齐国，柏人遂为赵简子所有。“赵竟有邯郸、柏人”。“晋阳之难”后，赵氏卿族势力政治中心东移，治中牟。“三家分晋”后，赵敬侯始都邯郸。中牟、邯郸都是太行山以东的城邑，且距柏人较近，柏人距邯郸仅 200华里。到赵国灭亡，柏人一直是赵国城邑。史学界对柏人是赵国城邑从来没有异议。在这一点上，如果说柏人是荀子的故里，恐怕比山西的临猗、安泽和新绛更有说服力。

第二，荀氏的宗族在柏人被打垮后散落在柏人民间。荀林父去世后，他的儿子荀庚继续为晋国的重要政治人物。荀庚的儿子荀偃，是荀氏家族中涌出的一位风云人物。《左传》襄公十三年（公元前 560年）记载：“荀偃将中军。”他已是晋国军队中的主帅。由于荀林父、荀偃都曾任过“中军”或“中行”，所以就以“中行”为氏了。荀偃的儿子荀吴，是晋国卿大夫中举足轻重的军政人物。比较晋国六卿当时政治经济实力，荀氏的实力要强于赵氏。赵氏的嫡系派是晋阳赵氏，六卿兼并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赵简子。赵氏的一支庶族在邯郸，从赵胜始居邯郸开始，继后的是其子赵午和午子赵稷。邯郸以西的寒氏（又称五氏）、以北的临（河北省临城县）也是赵氏的领地。柏人是范氏的领地，六卿之一的范氏势力中心在朝歌（今河南省淇县），柏人是其公衍之地。晋国后期，六卿专政。赵、荀即中行都是六卿之一。公元前 497年，六卿之间以“邯郸卫贡”事件为导火索的兼并战争爆发了。这件事本来是赵氏家族内部的斗争，由于晋国卿大夫之间关系十分复杂，斗争范围很快扩大，形成以范、荀即中行、邯郸氏为一方和以赵氏联合韩、魏、智为一方的长达七八年的国内战争。邯郸午是荀寅即中行文子的外甥，荀寅的儿子又娶了范吉射的女儿。由于有这些姻亲关系，赵鞅命上军司马围邯郸，范、荀拒绝出兵，并且不久就合兵攻打赵鞅的官邸，赵鞅只好北走晋阳。这时知跞、韩不信、魏曼多因与范、荀有隙向晋定公提出伐逐范、荀，但攻伐没有成功。于是范、荀率师进攻晋公室，想改立新君。晋定公得到国人的帮助，与韩、魏、知联合，打败了范、荀。范吉射、荀寅逃往朝歌。韩、魏得到晋定公的许可，从晋阳召回赵鞅重新执政。公元前 496年，赵鞅围朝歌，拦截了齐国供应、郑国押运的粮车，使范、荀围守的朝歌得不到给养。公元前 492年，赵鞅的重兵包围朝歌，荀寅不能坚守。10月，突围北逃邯郸。次年9月，赵鞅移兵围邯郸。11月，邯郸人叛赵稷，举城投降，荀寅奔鲜虞（今河北省正定县北），赵稷奔临（今河北省临城县西南）。荀寅、范吉射、赵稷向齐国借兵求助，齐军连夺邢（今河北省邢台市）、任（今邢台市东北）、栾（今河北省赵县附近）、鄗（今赵县南）、逆畴（今河北省保定市西南）、阴人（今山西省壶关县），企图在河北中部，以柏人为中心建立一个根据地。公元前 490年，赵鞅进围柏人，不久，柏人陷落，范吉射、荀寅只身逃往齐国。《左传》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记载：“九月，赵鞅围邯郸。冬十一月，邯郸降。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畴、阴人、盂、壶口，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左传》次年记载：“五年春，晋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赵鞅在邯郸投降之后，又追击荀寅，在柏人围困荀寅，荀寅、范吉射是在围困的情况下突围只身逃奔到齐国的。《史记·赵世家》记载：“晋定公二十一年，简子拨邯郸，中行文子（荀寅）奔伯人。简子又围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范吉射）遂奔齐。”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柏人是晋国范氏的城邑，当时柏人令宰曾为保卫柏人抵抗赵简子战死。《左传》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记载：“初，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言诸昭子，使为柏人。”杜预注：“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这位张柳朔在“及范氏出”，即荀寅、范吉射突围奔齐后，死于柏人保卫战中。“遂死于柏人”。杜预注：“为吉射距晋战死。”由于可见，在赵简子重重围困柏人城，在柏人令宰都被击毙的情况下，要想突围困难很大。荀寅、范吉射突围逃往齐国，只能是只身脱逃。所以，荀寅逃亡中的家族宗人都留在了柏人，散落民间。《国语·晋语九》记述了赵简子和魏犨讨论人的变化的一段话。魏犨说：“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这段话的意思是，范氏与中行氏两家不忧虑民众的疾苦，却想专擅晋国的国政，现在他们的子孙将在齐国耕田种地，本来是主持宗庙祭祀的主人，却变成田野耕作的苦力，人的变化，哪里需要很长时间呢？魏犨的这段话是假设推论，因为刚刚逃到齐国的荀寅、范吉射是只身逃离，并未带着子孙。这段话中的“今”指荀寅、范吉射眼下当前的处境下场，他们将来娶妻生子后不能主持宗庙祭祀，只能变成田野间耕作的苦力。从这段话我们还可以推测到，流散到柏人城民间的荀寅的妻子亲属和宗族人等也都成了平民。如果考察荀林父之后荀寅后人的散落地，最集中的地方就是柏人。我们从荀林父出生在新绛西北的荀城，到荀林父的曾孙荀寅在柏人城被打败，可以清楚地绘出荀氏起家、发展、兴盛、衰灭的路线图。从荀寅在柏人城出逃的公元前 490年，到荀况出生的约公元前313年相距约180年左右，按代份来分，大约为9代左右。

第三，柏人城所在的隆尧县一现在有多家荀姓

在考察荀子故里家世始祖的时候，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荀子家族后人的下落。《后汉书·荀淑传》记载，颍川颍阴人荀淑，是“荀卿十一世孙”。但颍川颍阴战国时属韩，并不是赵地，而且距赵地还相当远，所以那里不会是荀子的故里出生地。荀子的后世子孙聚居那里，应该是后来迁移过去的。柏人城遗址所在的隆尧县，目前有许多荀姓，集中居住的村庄有两个，一个是乡观村，另一个是成家庄，这两个村庄的人口在几百人以上。上个世纪80年代曾任过隆尧县的县委副书记荀兰纪，就是隆尧县的荀姓之一。柏人城的这个条件，山西临猗、安泽、新绛不具备，邯郸也不具备。“确认”荀子故里在山西省安泽县的文章说，考证人员通阅了《潞州志》（包括今晋城市）、《平阳府志》（包括今运城市），他们惊奇地发现，自秦汉隋唐以来记载的选举卷中，上党、河东数十县，数千年来，荀氏家族唯有一位姓荀名植的进士及第，这位荀植是安泽人。但是，这位荀植进士是如颍川颍阴荀淑那样的外迁户，还是当地安泽人，这一点也未能得到史料的证实。隆尧县的荀姓世居此地，且人口众多，这一点，比安泽县有说服力。

令人遗憾的是，柏人城在后来唐天宝元年（公元前 742年）的泜河特大洪水中被冲毁了，县城治所迁至尧山村，即后来尧城镇，柏人县改名尧山县。原县治降为一般村庄，即今双碑乡亦城村。历史上的一代重要城邑柏人城被尘封起来。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秦时期的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等都留下他们的故里出生地，而荀子的故里家世始祖却没有记载，除了《史记》记载荀况为“赵人”外，其他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历史现象呢？我认为这当中可能有一段我们所未知，荀子也不愿公之世的原因。这个历史之谜，我们只能依据现在掌握的史料，做一些初步的推测，可能荀子的先祖荀寅在柏人城被打散，荀寅只身逃奔齐国，而他的家属族人却留在了柏人，这是荀子认为不是光彩的事，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这只有随着新的史料包括出土文物的发现才能得以得以解决。

这里还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荀子本姓“荀”，但他的先祖荀寅在柏人城被赵鞅击溃，荀寅只身奔齐，流散在柏人城的荀氏家族为了躲避追捕祸难，于是改姓为“孙”。到荀子时仍为“孙”姓，在他的文稿著作中也署“孙”姓。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才恢复了荀子姓“孙”的本姓。但这只是推想猜测，并没有史实依据。因而只能作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的一条线索。

三、是司马迁搞错了，还是刘向搞错了？

我们对荀子姓“荀”还是姓“孙”的问题进行了考察探讨，也对相关的荀子故里家世始祖问题进行了考察探讨。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搞清，就是司马迁主张荀子姓“荀”，刘向主张荀子姓“孙”。这两位史学家中，必有一位的看法没有反映历史真实。那么，是司马迁搞错了，还是刘向搞错了？下面我就来考察探讨这个问题。

（一）司马迁看法的考察

司马迁约生于汉景帝中平五年（公元前145年），到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以后去世，距荀子的生活年代约晚 100多年。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开创了中国史学著作纪传体的先河，为中国的史学发展做出了里程式的重大贡献，被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史记》也存在着它的缺点，不足，以至错误。为什么《史记》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们先来考察司马迁编撰的情况。司马迁编撰《史记》之前，需要做大量的史料准备工作，这项工作相当浩繁，相当艰巨，相当复杂，需要广泛搜集此前几千年来的文献典籍，需要加以整理，鉴别，选择，然后综合融会，执笔撰写，难度相当大。《史记》的编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了不少基础性的工作，但主要编撰工作还是在司马迁手中完成的。编撰这部司马迁说的“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空前史学巨著，就以现在的著名史学大家来说，也决非易事，其中纰缪讹误及可商榷之处，也会多有。所以，自司马迁的外甥杨恽将《史记》公开宣布于世之后，很多学者对《史记》中存在的问题就提出了疑问。东汉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后的赞语中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撰之，上继［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按其后事，讫于（大）[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年间，斯亦勤矣。”班固在赞语中公允地评价了司马迁编撰《史记》“涉猎”的“广博”和付出艰巨劳动的“勤”，也客观地指出《史记》中记述战国“数家之事”其中包括赵国的“甚多疏略，或有抵梧”的事实。南朝宋代裴骃在《史记集解序》中赞同班固的看法。他说：“骃以为固之所言，世称其当。虽时有纰缪，实勒成一家，总其大较，信命世之宏才也。”裴骃在高度评价《史记》的成就时，也认为“时有纰缪”。“纰缪”就是错误。又说：“考较此书，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辩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纠杂。”这里指出《史记》在内容上有“莫辩其实”，“是非相贸，真伪纠杂”的问题。唐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序》中说：“《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而年载悠邈，简册阙遗，勒成一家，其勤至矣。……而后贯穿经传，驰骋古今，错综檃括，各使成一国一家之事，故其意难究详矣。”又在《史记索隐后序》中说：“夫太史公纪事，上始轩辕，下讫（大）天汉，虽博采古文及传记诸子，其间残阙盖多，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覈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而太史公之书，既上序轩辕，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壁，或取之以旧俗风谣，故其残文断句难究其详矣。”司马迁编撰《史记》，时间跨度太长，所用史料太多，所以书中编撰的“一国一家之事”，有的地方就存在着“难究其详”的问题。以上班固、裴骃、司马贞所指出《史记》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包括荀子的故里姓氏始祖在内。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可能有差误，那么《史记》问世后的传抄刻印中有没有差误呢？《史记》自成书到宋朝雕版印刷以来的1100年间，一直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传抄中因各种不同的情况造成《史记》误抄错抄的地方在所难免。所以，后世众多学者对《史记》中的问题进行过校勘、训释、考证。晋末宋初徐广撰《史记音义》13卷。这部书对研究《史记》早期抄本具有重要价值，可惜早已佚失。南朝宋代裴骃在此书的基础上扩充编撰了《史记集解》。裴骃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的儿子，父子都是东晋南朝的知名学者，家中藏书丰富。所以，《史记集解》大体反映了南朝以前《史记》注本的成果。唐朝又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这就是有名的三家注。司马贞和张守节都是唐代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对此前的《史记》注释情况作了大量的搜集和史料的训释。但是，我们并未发现三家注对荀子故里姓氏始祖存在的问题作出合理诠释。这反映了西汉刘向之后到唐朝这段历史区间，学者也没有对司马迁和刘向在荀子不同姓氏的记述问题上进行深入的考析，事实上也没有发现可以诠释考析这个疑问的历史文献依据。不过，司马贞还是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他的看法，他在《索隐》注“荀卿，赵人”时说：“（荀子）名况。卿者，时人相尊而号为卿也。仕齐为祭酒，仕楚为兰陵令。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也。”司马贞对荀况是“赵人”没有提出持疑的看法，其他学者也没有对此提出疑问。但荀子和孙卿子的“荀”、“孙”之异却需要回答。司马贞的看法是“避汉宣帝讳”。清代学者对这种“避讳”说提出了反驳。宋朝印刷术的发明，使《史记》在社会上的流传进入到由写本到刻本的新时代。从北宋到现在，存世的《史记》各种不同版本（不含抄本），大约有60余种。据学者调查考证，汉代抄本仅存《淳于髡传》31字（见罗振玉1914年影印的《流沙坠简》），六朝抄本仅存两卷残本，唐代抄本有 9卷，北宋刻本有两部，南宋刻本有20余部。入明以后，《史记》刊本日见增多。清朝考据之风大盛，诸多学者对《史记》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对《史记》中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杭世骏的《史记考证》，方苞的《史记注补正》、钱大昕的《史记考异》、王筠的《史记校》、王念孙的《读史记杂志》、张照的《馆本史记考证》、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等，其中以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最为有名，书中发现和纠正了《史记》今本中的多种讹误衍夺的问题。经过一大批清代知名学者对《史记》的细致深入考证，未发现这些学者对荀子姓氏的问题提出质疑，也未见对姓“荀”还是姓“孙”作出训释。这个现象说明，宋以后的雕刻版本是接近唐以前的抄写本的，唐以前的抄写本也是接近司马迁撰好《史记》后抄录的正本或副本的。

通过上述考察，说明荀子姓“荀”还是姓“孙”的问题，不是出于《史记》的抄写本和雕刻本，而是出自司马迁编撰《史记》的本身。那么，司马迁在编撰《史记》中有什么问题呢？是什么问题导致了司马迁在为荀子立传时出现了姓氏上的差误。我认为主要问题是司马迁把春秋时期的荀林父和孙林父的两个林父弄错了。这两个林父是同时代人，荀林父的时间稍早一点，在列国中的知名度也比孙林夫要高一点。《左传》记载荀林父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灭潞”。《左传》记载孙林父最后一次出现是在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4年）。“文子（孙林父）闻之，终身不听琴瑟”。从两个林父最后一次露面的情况来看，荀林父还能在战场上驰骋征杀，而孙林父已到晚年，两人的年龄大约有几十岁的差距，荀林父可能年长一点。孙林父和公子鱄是同辈人，都是卫国王室的同宗。公子鱄隐居邯郸改“姬”姓为“孙”姓的情况，在公子鱄生前为了隐居，有一定的保密性，但家里人是知道内情的。在公子鱄去世后，这件事就没有保密的必要了，因而也就成为社会上共知的事情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由于记忆失准，把孙林父记成了荀林父，从而把“孙卿”误写为“荀卿”了。这种误写，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东汉荀淑自认是荀子的十一世孙，唐代杨倞改荀子的著作《孙卿新书》为《荀卿子》，都是受《史记》影响的。

（二）刘向看法的考察

如果说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对中国历史编撰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的话，那么，刘向、刘歆父子对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整理编纂也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卒于公元前6年，约比司马迁小60多岁，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也是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刘向是汉宗室和贵族，出生在“家产过百万”的贵族家庭中，很早就出来做官了。刘向的家族有喜爱诗书、好学重文的传统家风。《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先祖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荀子门人浮丘伯的学生。“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从这条史料记载来看，荀子在兰陵去世后，他的门人仍在兰陵为他守丧治学。浮丘伯是荀子的门人。荀子去世后，浮丘伯继续传播荀子的学说，刘交、鲁穆生、白生、申公等人少时曾向浮丘伯学习过《诗》。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书坑儒，诸子之学受到打击，荀子的门人才各自散去。汉朝建立，刘交被封为楚王。这是汉朝的第一位楚王，也称楚元王。刘交到了楚王的封地，开始招聘他的荀子再传弟子。楚元王的封地范围为薛郡（今山东曲阜一带）、东海（今山东郯县以北一带）、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的36县。荀子去世的兰陵就在与之相邻的郯县西北。刘交就把穆生、白生、申公召至幕下任以官位。“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吕后执政时期，那位荀子的门人浮丘伯也来到国都长安。刘交于是派他的儿子郢客与申公一起向浮丘伯学习，学完了学业。“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期，听说申公对《诗》最为精通，就以申公为博士。刘交也爱好《诗》，并且让诸子都读《诗》。申公开始撰写《诗》传，号称《鲁诗》。刘交也接着撰写《诗》传，号称《元王诗》。在社会上有流传的本子。“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刘交去世，其子郢客嗣王位。申公为博士失官，跟随郢客到楚地，还当他的中大夫。“高后时，以元王子郢客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为夷王。申公为博士，失官，随郢客归，复以为中大夫”。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西汉初年的荀子学说仍继续在社会上传播，并有相当大的影响。荀子的门人浮丘伯曾为西汉朝廷的博士，浮丘伯的学生申公也曾为西汉朝廷的博士。刘向的先祖刘交与荀子学说关系密切，还是荀子门人的学生。刘交及其家族对荀子学说在社会上的继续传播，是做出了贡献的。特别是刘交与荀子的门人浮丘伯朝夕相处，对荀子的姓氏家世应该了解的最为真切。因为浮丘伯作为荀子的门人，也是与荀子朝夕相处的。这样，从浮丘伯那里所得到的荀子姓氏家世情况，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荀子姓氏家族情况在刘向家族中一代又一代的相传，其真实性是很难置疑的。郢客的儿子刘戊，参加了吴楚之乱，兵败自杀。刘交的儿子休侯刘富，因刘戊事件受牵连，又因窦太后的关系更封红侯。刘富的儿子刘辟强，是刘向的祖父。由于家传，刘辟强“亦好读书，能属文”。刘向的父亲刘德，“修黄老术，有智略”，为汉帝宗室宗正。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刘向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荀子的姓氏家世在这个家族中的口传，对刘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深刻的。这些真实的家族口传，使刘向在以后领校皇室秘书时，能够以准确的家族口传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比对校检，其真实可靠性是很高的。

刘向本名更生，12岁的时候就任为皇帝的“辇郎”，就是为皇帝推拉御辇。冠礼成人后，擢为谏议大夫。刘向从小勤奋读书，才华出众，所以“以通达能属文辞”受到皇帝的任用。后来因为给皇帝进献一本得来的方术书，几乎丢了性命，减死获释后，“征更生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石渠是哪里？颜师古注：“《三辅旧事》云石渠阁未央大殿北，以藏秘书。”可见刘向年青的时候就与皇室藏秘书的地方有过接触。刘向这个人有个特点，他不但对历史典籍有兴趣，而且对朝廷政治也很关心。年少的刘向积极参与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斗争失败，刘向下狱。出狱后，刘向仍坚持自己的看法，不屈不挠，又托天灾向皇帝上书，建议皇帝退恶进贤，再次获罪，被免为庶人。又不避风险，再次上封书进谏，为忠直之臣鸣不平。这样，刘向“遂废十余年”。刘向在政治上如此执着地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性格，在学术上也一定会顽强地坚持自己看法。在荀子姓氏家世问题上，刘向也必然会毫不含糊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虽然刘向“被废十余年”，但坏事变好事，反而给了刘向以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和收集图书和文献资料。在中国古代，被废被谪之人，往往处于逆境而奋发励志，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发出异彩。汉成帝时期，政局变了，刘向再次得以进用，“召拜为郎中”，改更生为刘向，“使领护三辅都水”（《汉书·楚元王传》），后又迁光禄大夫。成帝对《诗》《书》古文有兴趣，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汉书·成帝纪》）。由此到公元前7年刘向去世的19年中，刘向虽然仍反对危害汉政权的外戚、宦官，但主要精力却放在了校书编目上，并且做出了重大贡献。刘向的三个儿子都好学，以刘歆最为知名。《汉书·刘歆传》记载，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搜集、整理、校对秦以前的历史文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汉书·艺文志》记载：“战国从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说明战国时期诸子的言论记述就存在“纷然殽乱”的问题，而且在“真伪”问题上也有争议。秦始皇的焚书，更造成历史文献的毁坏散乱。《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任太史令，注意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于是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由此可见西汉初期的“石室金匮”中还是“图籍散乱”的，司马迁父子收集的文献资料也未进行整理。汉朝改变秦朝导致失败的弊政，开始征集图书，但是到汉武帝时期，仍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叹：‘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汉武帝秘府中藏有征集来的“诸子传说”，其中也应有荀子的史料和传说。西汉的文献资料多是用竹简写的，也有一部分是用绢帛写的，所以查阅使用一捆一捆的竹简和一包一包的绢帛，也很繁杂，很多要凭记忆撰写，这就难以排出记忆中的舛误。后世学者指出《史记》记载中的舛误，其主要原因应该在这里。其实，虽说汉武帝对“书缺简脱”感到闵惜，也征集了不少图书资料，但直到公元前126—1年间公孙弘为丞相的时候，才“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内征访遗书。公孙弘为丞相时，司马迁已经去世，并且终武帝之世，仅仅配合军事上的需要，由杨仆把兵书整理出来，并没有做全部藏书的整理、校核和编目工作。所以，司马迁撰写《史记》所使用的史料，有些是散乱脱简的文献，其中出现一些舛误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上看，真正对古代文献进行整理、校核和编目的是刘向、刘歆父子。

武帝以后，经过昭、宣、元、成四个皇帝，西汉社会经济有了高度的发展，文化教育图书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刘歆在《七略》中总述西汉藏书事业发展的情况时说：“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太平御览》卷 233引）从公孙弘到刘向、刘歆父子生活的百年之间，广泛收集的图书资料极为丰富，“积如丘山”。如何对待处理“丘山”一样的图书，于是汉成帝在河平三年（公元前 26年）任命刘向领导校书编目工作。《汉书·艺文志》记载，河平三年，“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荀子的著作起初是以单篇在社会上流传，经刘向等人整理编次，才开始汇集成书。当时成立了一个很强的校书工作班子，分成四组，由刘向总其成，各组还有一些青年助手。刘向等负责人和青年助手分工合作，先校定新本，并拟出一篇撮述全书“指意”即提要的叙录，由刘向审定后才付清缮，把清本上奏皇帝，送进书库保存。刘向等人采取的方法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等一系列典校图书的程序。写出清本叙录后，刘向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就是刘向校书时所撰叙录全文的汇编本，有20卷，可惜的是，刘向的《别录》后来散佚了。所幸的是，刘向上奏皇帝的《孙卿书录》却保留了下来，成为后世研究荀子的珍贵史料。

刘向等人校书后认定荀子不姓“荀”，而是姓“孙”。这种校勘看法，是对此前几十年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荀子姓“荀”看法的一种纠正。这种纠正是正确的吗？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吗？我认为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筛选比较。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年）“广开献书之路”到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26年），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刘向等人从“积如丘山”一样征集来的图书中找出有关荀子的资料，然后筛选比较，进行校对。征集来的荀子的著作有 322篇，筛选比较后，相重复的有 290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重复篇目呢？这是由于荀子是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在社会上展转传抄，一篇文章就可能有几种抄件。这样就出现了篇目的重复。除去重复的篇目，还余32篇。这些篇目文字校勘好后就可定稿缮写了。刘向在《孙卿书录》中说：“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所以，刘向指认荀子姓“孙”，不是个别的残简，而 300多件著作比较核对的结果，其准确性可信性是很高的。司马迁撰写《史记》，当时还是“图籍散乱”，“书缺简脱”，已有的文献资料也未进行整理。司马迁有的地方凭记忆对这些缺脱散乱的书简图籍进行征引撰写，其准确性可信度显然比不上刘向。在《史记》公之于世几十年后，刘向纠正司马迁的“荀”、“孙”之误，如果没有充分的依据，刘向是不敢对影响巨大的《太史公书》妄加更改的。

二是众人校核。刘向领导校勘古书，是众人校勘。校勘负责人除四个组的负责人刘向、任宏、尹咸、李柱国之外，还有一批青年助手，姓名可考的有刘歆、杜参、班斿、王龚、臣生（失其姓）等。这样，众人在校对中遇到的问题，大家可以比较、鉴别，进行相互讨论。所以，经过校对班子里的众人在比较、鉴别和讨论后得出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的结论，准确可信度是很高的。与司马迁一个人凭记忆撰写《史记》，其准确可信度要高得多。

三是校雠认真。刘向等人的校书，是先从宫中藏书和官府藏书以及征集来的私人藏书中选出所有关于荀子记述的篇目，然后根据每篇的复本校定文句，这是一项极其细致认真的工作。刘向在《别录》中把这项工作称为“雠校”。他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太平御览》卷 618引刘向《别录》）。雠，指古代校对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文稿中的差误，如同怨家仇敌一样，以致“仇雠”连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刘向等人的具体校对程序是这样的，当一种书有许多重复本时，就先选出其中最好的一本作底本（底本简称‘本’）和另外的其他复本相校（底本以外的重复本都叫“书”）。这时候，由两个人来进行校读工作，读书即复本的只管读，读完一个复本再读另一个复本，荀子著作的复本有 290个。持本即底本的只管校，把听到复本中的异文脱句一一都校在底本上。他们的工作严肃认真，象怨家仇人相对一样，不肯放过一字一句，把各个书本的优点长处都校在新本上，把新本缮写清楚上奏皇帝，也贡献给社会。象这样如怨家仇人一样的校对，校过二三百篇荀子的著作，对荀子姓“孙”的认定，应该是相当准确的。“《荀子》一书称荀子为‘孙子’或‘孙卿子’共有18处之多，‘荀’者只一见。孙诒让《札迻》云：‘以全书文例之，荀当为孙。’”（廖名春著《荀子的智慧》第5页注。《诸子百家智慧文库》，延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孙诒让先生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为什么《荀子》一书中会出现一个“荀”字姓氏呢？我认为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刘向校对的复本中确实有两种写法，经过刘向等人的校雠审定，认为荀子应该姓“孙”而不是姓“荀”，因此把个别竹简上的“荀”字就改为“孙”字了。可能是改的不彻底，漏下了一个。另一种情况是后来抄手在传抄中不经意地把“孙”字误抄为“荀”，因为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太深了。查核《荀子》一书的内容，有“荀”的一处记述在《荀子·强国》一篇中。原文是“荀卿子说齐相曰”。王先谦《荀子集解》引清代学者卢文弨的话说：“此七字，元刻无，从宋本补。”这说明元代学者对这种记述有看法。《荀子》书中10多种关于荀子的记述都称“孙子”或“孙卿子”，只有这一处记述为“荀卿子”，学者怀疑未必正确，所以在刻印中把这句话删去了。王先谦又引清代学者顾千里（顾广圻）的话说：“宋钱佃本卷末云：‘监本有七字’。宋吕夏卿本有。疑杨注所见与监本不同，或不止少七字，亦王伯厚（王应麟）所说‘监本未必是’之类也。”按顾广圻所说，南宋朝钱佃据元丰国子监本刊印的《荀子》有七字。北宋吕夏卿所刊本也有七字。不过，南宋学者王应麟说国子监本也未必都正确。可见宋代学者对这七个字的看法也不相同。我的看法是，刘向校定的《孙卿子》一书原貌可能就是这样，刘向等人在校勘荀子文稿时，曾把个别地方写的“荀”字，统一改为“孙”。《强国》中的这个“荀卿子”，可能是统一改的时候遗留下的一个未改处。因为在《强国》中还有一处写的是“孙卿子”，一篇文章对荀子的姓氏有两种称谓，这只能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统一改为“孙”的时候，有一处遗漏了未改，另一种是抄手在抄写中误抄了。

四是依据私藏。刘向等人校勘图书，主要是对国家的收书藏书进行校勘，这些图书有的收藏在皇帝宫廷里，有的存放在管理文化教育的官署中。同时，刘向等人也充分利用了私人藏书。《管子书录》里记述利用了 3个私人的藏本就是证明。虽然刘向在《孙卿书录》没有记述校勘《荀子》时具体利用宫中内外图书的情况，但利用国家藏书的同时也利用私人藏书是可以肯定的。在利用私人藏书的同时，还利用可靠的传闻资料也是可以肯定的。刘向的先祖、刘邦的少弟刘交曾是荀子门人浮丘伯的学生，有可能刘交在浮丘伯那就见到过荀子的亲笔书简。刘交为楚王，与刘交同时从浮丘伯受业的鲁穆生、白生、申公也到了刘交幕下，他们可能保存有荀子的文稿。刘交的孙子、刘向的祖父刘辟强“亦好读《诗》”，他的家中也可能保存有家传受业荀子的文稿。公孙弘为丞相，广开献书之路，荀子的文稿书简，征集了不少，而刘向家传的文稿书简也应有相当一批。在 322篇荀子文稿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刘向家传的。刘向未详述私人藏书，这可能是一个原因。这些家传的私人收藏，特别是直接来自荀子门人收藏的荀子著作，更是校对的直接依据。这些家传的书简上，应该书写着荀子是姓“孙”而不是姓“荀”的。还有来自刘向家族几代关于荀子姓氏家世的口传，准确可信性很高，这也是刘向校对荀子文稿的重要依据。

五是慎重上奏。刘向是奉皇帝诏命校书的，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也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的严肃事件。《汉书·成帝纪》记载，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经传诸子诗赋。”实际上，刘向所校的，不只是“中秘书”即皇室秘阁中的书，社会上可访求的书，可征集来的书，刘向等人都进行严肃认真地校勘。每种书校好之后，在未杀青的竹简上缮写清楚，上奏皇帝。刘向在《孙卿书录》中说“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什么是“杀青简”呢？应邵在《风俗通》中说：“杀青书，可缮写。谨案刘向《别录》曰：杀青者，直用青竹简书耳。”（《初学记》卷 28引）当时的工作情况是这样，刘向等人的校书底本是在青竹简上起草稿的，青竹没有经过加工，材料粗糙，容易折朽或生蠹，但易于削误，是起草稿的好材料，而不是长久保存的好材料。所以，清缮定稿，必须另外抄写在加过工的竹简上。刘向说：“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太平御览》卷606引刘向《别录》），清本所用的竹简就是经过这样的加工，并用丝绳连编起来，可以长久保存而不脱简或乱简。由于是向皇帝上奏，是绝对不允许出任何差误的，象荀子这样著名学者的姓氏更是不允许出错。

六是特意纠正。刘向校勘图书时，是见到过司马迁的《史记》的。司马迁写完《史记》，在书的最后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名山”指哪里？有的学者认为“名山”是指高山深谷，现在专家学者研究，“名山”是指司马迁自己的家。（陈真《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21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放在京师的副本是指收藏在皇室书府。刘向校领群书之际，是见到过藏在皇室书府中的《太史公书》即《史记》的。《史通·古今正史》说：“《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这些人续《史记》，应该都见到过《史记》的抄本，特别是刘向，应该看到过皇帝秘藏的司马迁亲手誊写的《史记》的副本，也知道司马迁《史记》是记述荀子姓“荀”。他校勘国家收藏和征集私人收藏的荀子图书资料，把“荀”姓改为“孙”姓，这显然是对司马迁记述的特意纠正。这种特意纠正是刘向等人严谨认真校雠的结果。东汉班固在撰写《汉书》时没有采用司马迁的看法，而是采用了刘向的看法。《汉书·艺文志》记载：“《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班固说：“有列传”，是指《史记》中荀子的列传。班固看过司马迁《史记》中荀子列传记述荀子姓“荀”，他未采用司马迁的看法而采用刘向校出的《孙卿子》的荀子姓“孙”的看法，是班固慎重考虑比较司马迁和刘向的两种看法后，还是认为刘向的看法正确。《汉书·艺文志》记载《孙卿子》为“三十三篇”，而刘向《别录》记载为“三十二”篇，应该是班固记述错了。班固是看到过司马迁《史记》的传抄本和副本原件的。《汉书·叙传》记载，班固的曾祖班况生有三子，伯、斿、稚。班斿“博学有俊材”，“曾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书）》、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成帝赐给班斿的秘书之副，就是当时并未向外传布的《太史公（书）》即《史记》。东平思王以叔父的身份向皇帝索求《太史公（书）》，也没有得到，而皇帝却赐给了班斿。班固的父亲班彪，“与从兄嗣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班氏把皇帝的“赐书”作为一种荣耀，这种“赐书”就是《史记》的副本。班固本人在“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班固曾“典校秘书”，可以披阅皇帝秘藏的典籍。如果成帝赐给班斿的是《史记》副本的抄本，班固典校秘书的时候，他也有机会读到《史记》副本的原件。班固不但熟知《史记》，而且对刘向、刘歆父子所校的图书也很熟知。刘向去世后，刘歆继承父业，继续进行校书，他把与刘向所校的图书编为《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是删节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而成的。所以，熟知《史记》又熟悉刘向、刘歆父子所校图书的班固，作为东汉博学的以著述为业的知名学者，他对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的判认，是有权威性的。

考察司马迁和刘向对荀子姓氏的看法，我认为，刘向的看法是比较正确的，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刘向没有搞错，大约是司马迁搞错了。

（三）司马迁、刘向以后两派看法的考察

自从刘向校雠荀子书简判认荀子姓“孙”之后，在西汉就出现了荀子有两个姓氏的看法。这两种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从而形成两派意见。两千年来，两派意见相互争论，莫衷一是，一直到现在。由于对荀子姓氏看法的分歧，也涉及到荀子故里家世姓氏的不同意见。现在我们来对司马迁、刘向以后两派看法进行梳理辨析，加以考察。

考察司马迁、刘向以后两派看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是，西汉到南北朝时期。

《史记》公之于世以来，影响很大。荀子姓“荀”就开始在社会上流传开来，也逐渐为人们所接受。不过，文人们在古代传世的书简中看到的是以荀子姓“孙”居多，偶尔也有“荀”字。所以，荀子姓“孙”的概念，在当时学者的著作中还是可以反映出来的。西汉桓宽在《盐铁论·论儒篇》中说：“及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这是《史记》记述荀子姓“荀”之后，西汉学者仍然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述荀子姓“孙”的文献记载。桓宽是当时学识博通的学者。《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记载班固在评论盐铁会议的赞语中说：“至宣帝时，汝南桓宽次公，治《公羊春秋》，举为郎，至庐江太守丞，博通善属文，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亦欲以究治乱，成一家之法焉。”桓宽根据昭帝时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与从郡国召来的贤良、文学就盐铁官营等问题辩论的记录，撰20卷60篇《盐铁论》。在遵照皇帝诏命召开的盐铁会议上做记录的官员，也一定是当时有相当水平的文人，会议记录反映了记录文人对荀子姓氏在头脑中的印象。会议记录经过桓宽整理，也有可能桓宽对原始记录关于荀子姓氏有过改动，但我认为保留原始记录的可能性较大。桓宽和会议记录文人都生活在司马迁之后和刘向之前，他们把荀子的姓氏写为“孙”，应该是受古代传下来的简书上记载荀子姓“孙”的影响。但是，《盐铁论·毁学篇》中还有荀子姓“荀”的记载，而且有三处：“昔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为之不食。”“方李斯在荀卿之门，闒茸与之齐轸。”为什么同一部书中，荀子又记载为姓“荀”了呢？这显然是受了《史记》的影响。从《盐铁论》的记载反映出，在《史记》问世之后，社会上出现荀子姓“孙”和姓“荀”两种看法并存的社会现象。后来还有的《盐铁论》版本，把“荀卿”刊为“郇卿”，梁启超在《古史辨》第四册《荀卿及荀子》一文中，引述《盐铁论·毁学篇》中就记述为“郇卿”。这大约是抄刻刊印者没有搞清“郇”姓和“荀”姓的区别。

刘向校勘荀子书简，判定荀子姓“孙”，而不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姓“荀”。但是《史记》中记述的“荀”姓，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传播越来越广，以致社会上相当一批人相信荀子姓“荀”而不是姓“孙”，甚至还把自己的家族也与荀子挂连起来。东汉的荀淑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名士。

《后汉书·荀淑传》记载：“荀淑字季和，颍川颍阴人（也），荀卿十一世孙也。”这是史书关于荀子后世子孙的唯一一次明确记载。对于《后汉书》的这条记载，我们需要做一些考察分析。现在有两种情况摆在了我们面前，一种情况是刘向等人校对过有关荀子的原始文献资料，判认荀子姓“孙”而不姓“荀”；另一种情况是，司马迁也接触和阅读过有关荀子的原始文献记载，他认为荀子姓“荀”。荀子去世约 300多年后，刘晔在《后汉书》中记述了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孙。这两种情况作为认定的依据哪一种是正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呢？怎样鉴别判认呢？我认为，分析两种情况，刘向用校雠法得出的结论应该较为正确，较为符合历史事实。既然这样，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当中可能有特殊的历史原因，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探讨。

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荀氏家族是东汉初年兴起的一个地方豪族，这个豪族的兴起大约与东汉初年刘秀推行的向豪族地主妥协的政策有关，但家族中并没有出现有声望的人物，到荀淑时，才开始在社会上显达。荀淑卒于桓帝建和三年（公元 149年），终年67岁。由此上推67年，是章帝七年（公元82年）。这个时期，正是官僚、贵族和大地主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豪强地主迅猛发展的时期。外威窦宪依持窦太后的权势强买明帝女儿沁水公主的田园，连章帝也指责说：“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后汉书·窦宪传》）在这样疯狂兼并土地、积蓄财富快速发展起来的荀氏家族，就开始追求社会的显达和知名度，荀淑于是就成为最为知名当世的人物。《后汉书·荀淑传》记载：“初，荀氏旧里名西豪。”这反映出荀氏家族是东汉中期的“豪族”，“西豪”应是社会上对这个“豪族”的民间称谓。又记载：“颍阴令渤海范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子八人，故改其里曰高阳里。”连当地的县令都为荀氏拍马造势，可见这个荀氏豪族的势力之大。高阳氏是皇帝之孙颛顼，是接替黄帝大位被誉为有“圣德”的人。既然荀淑可以和远古圣德帝王相并论，那么，荀淑或荀淑的族人把“荀”姓与战国到汉代顶级学者牵挂联宗也同样可能发生。

但荀淑是不是荀子的十一世孙，人们在思想上还是存有一些疑虑的。如果荀淑生在兰陵或赵地，自然就不会产生疑虑，但颍川既非兰陵又非赵地，人们至少会对荀淑家族怎样到了兰陵并不清楚，而直到现在也未见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东汉求名法的风气很盛，往往弄一些能提高自己名声的事来被举荐做官，或者以门第阀阅资格被举荐做官。荀淑是否搞了一些与荀子强行连宗的举动，历史文献没有记载。但荀淑终于被安帝征召，拜为郎中。后来又迁当涂长，大约为官非其所长，又去职回到乡里。虽然不当官了，可名气却越来越大。“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李固、李膺是东汉中后期社会文化、思想、舆论界领袖级人物。他们“师宗”荀淑，可见荀淑在社会上的名望之大。李固、李膺是不是了解有关荀淑是荀子十一世孙的内情，不见记载。反正李膺也是颍川人，即使有不实之处，可能李膺也不会外传。荀淑反对外威专权，曾在对策中讥刺贵倖。荀淑名重，他的八个儿子也是名人，时称“八龙”。荀淑以后，历东汉末三国魏晋南朝，荀淑家族出了一大批知名的人物，荀彧、荀攸就是曹操智囊团的骨干成员。

我们考察荀淑是荀子十一世孙这个问题时，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早于南朝宋代范晔的西晋陈寿在撰写《三国志·魏书·荀彧传》时，记述荀淑是荀彧的祖父，但没有记述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孙。与范晔同时代的比范晔年长26岁的裴松之在注中引述了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引书中也没有记述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孙。这是范晔撰写《后汉书》除以《东观汉纪》以外所参考的私人编著。另一种参考的私人编著东晋袁山松的《后汉书》有荀淑行止的传文记述，但没有记述荀淑是荀子的第十一世孙。裴松之注引张璠的《汉纪》，内容与范晔的传文大体相同，但也没有荀淑是荀子十一世孙的记述。象荀子这样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如果与东汉有影响的名人荀淑之间有祖亲关系，史书应该有记载，而汉晋史书并没有这种记载，可是范晔作为一个杰出的史学家，他肯定不会凭空杜撰。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认为范晔有极大可能是参阅了南朝齐代荀伯子撰的《荀氏家传》。荀伯子的祖父荀崧为西晋大臣，父亲荀羡为东晋大臣。荀伯子少好学，博览经传，仕晋为著作传郎，与徐广同修国史。入宋累迁至御史中丞。他撰写的《荀氏家传》，有10卷，这部书记述了魏晋时期颍川荀氏家族诸人的生平事迹，久佚，但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选》李善和五臣注及唐宋类书中尚保存有若干佚文。荀伯子的《荀氏家传》可能参阅了《颍川先贤行状》。《颍川先贤行状》记述了东汉末颍川名士贤人的事迹。荀淑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这部书的撰者姓名不详，已佚。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门阀士族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权益的社会阶层，并控制着朝廷和地方大权。大约在东汉初年，社会上已形成了重视门第的风气。东汉后期征辟察举人才也十分注意门第的高卑，魏晋时期门阀士族的制度正式形成。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在社会上获有种种荣耀。因此，士族为了维护既得权益，千方百计采取措施以保证门第的庄严性与血统的纯洁性。这些措施主要是标榜族姓的荣耀，撰修谱谍，以及严格婚制，慎选社会交往等内容。虽然世家大族在社会政治经济上有各种特权，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发生升降变化的，荀氏家族的声望在东晋已远不如魏晋。《宋书·荀伯子传》记载：“伯子常自矜荫籍之美，谓（王）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与下官耳。（谢）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对于荀伯子的这番言论，唐长孺先生有过这样的评论，他说：“荀伯子的门资源远流长，远承汉末荀淑，魏晋之间，位望极盛。东晋时荀氏已非昔比，而伯子还以‘荫籍’之美傲视后起的谢家，不免为史所讥。”（《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61页，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在荀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已经下降，荀伯子为了矜夸他的“荫籍之美”，就极力把他们家族“荀”姓与荀子的荀姓挂连起来，以向世人宣耀。情况可能是这样，荀淑作为东汉中后期的大名士，他在与社会名流的交往中，已将他的荀氏家族与荀子挂连起来，以《史记》的记载为依据，到荀淑已是十一世了。这在当时，大约只是荀淑的一种说法，后来成为家族传述。到了魏晋间，荀氏家族煊赫，佚名作者撰的《颍川先贤传》可能对荀氏家族人物记述中涉及到与荀子的关系，荀伯子在东晋末和南朝齐代撰写《荀氏家传》时，正式写入家传。范晔撰写《后汉书·荀淑传》时，参阅了《荀氏家传》，这样就有了荀淑是荀子第十一代孙的记载。这件事，其实还是《史记》在社会上的影响造成的。对于《后汉书》的荀淑是荀子第十一世孙的记载，考虑到东汉中后期的名士标榜，魏晋时期门阀的宣耀，人们对其真实性还是存有疑虑。唐代刘知几就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在《史通·采撰》中说：“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于矜其州里，夸县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刘知几认为《后汉书》《晋书》取材《荀氏家传》实录书中的“虚誉”，认定是“实录”，如果不特别加以研究审核，怎么能清楚其是非呢？刘知几这里提出了要对史料真伪进行鉴别考核研究的必要性。

虽然《史记》在东汉的影响越来越大，大名士荀淑还把自己的家族与荀子挂连起来，然而学识渊博，善于比较鉴辨的学者还是认为刘向校编的《孙卿子》一书判认荀子姓“孙”是正确的。东汉末三国时期的应劭就持有这样的看法。应劭在《风俗通义·穷通》中说：“是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诸子之事，皆以为非先王之法也。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至襄王时，而孙卿最为老师，齐尚循列大夫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孙卿，乃适楚。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应劭是当时知名的学者，《后汉书·应劭传》记载，应劭“少好学，博览多闻”，凭借自己的学识才能，举高第，拜太山太守。曹操的父亲曹嵩及弟曹清从琅邪经过太山，应劭派兵去迎接，还未到，曹嵩等人被徐州牧陶谦派兵追杀，应劭害怕曹操派兵报复，弃郡奔邺城的冀州牧袁绍，袁绍任为谋军校尉。曹操攻破邺城前，应劭在邺城去世。应劭这个人有两个突出的特长，一个是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应劭在邺城时，汉献帝迁都许昌，“旧章堙没，书记罕存”，应劭“乃缀集所闻，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他还撰有《状人纪》《中汉辑序》等，著述达 136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特别是应劭撰写的《风俗通义》，“以辩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我们今天见到的流传下来的《风俗通义》成了应劭的传世名著。另一个是善于辨析，长于驳议。在羌胡寇侵三辅，是请发乌桓兵，还是鲜卑兵的争论中，应劭力驳大将军掾的上奏，提出自己的意见，在百官大会的朝堂上，“皆从劭议”。应劭还追驳过一件重大的刑事案件。有两个杀人犯应该判处死刑，但是一个犯人的哥哥和另一个杀人犯的母亲到官府要求用自己的死来换取两个犯人的活命，就在官府前上吊死了。当时尚书想以犯人罪轻，议后改判活命，应劭坚决追驳这件事。应劭的驳议有理有据，否定了尚书的意见，还作为“据正典刑”，存入有司，作为以后判案的典型案例。应劭的驳议全文收录在《后汉书·应劭传》中。在这篇驳议中，应劭引用荀子的观点作为立论的根据。驳议说：“《尚书》称：‘天秩有礼，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孙卿亦云‘凡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赏庆、刑威，皆类比相从，使当其实也。’”从这条史料看，应劭是读过刘向校辑的《孙卿子》一书的。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也应该是读过《史记》的。应劭善于辨析，他比较辨析司马迁和刘向关于荀子不同姓氏的记载之后，舍弃司马迁而取刘向的看法，应该认为是正确的，可信的。应劭的看法，是对刘向看法的肯定和支持。

二是，隋唐到五代时期。

隋唐时期是考察荀子姓氏的重要时期。隋朝在对荀子姓氏的看法上仍然是两种意见并存。《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类记载：“《孙卿子》十二卷。楚兰陵令荀况撰。”又集部别集类记载：“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荀子的著作在隋朝还称《孙卿子》，这应该是刘向的校辑本，不过又题“荀况撰”，这就使书的名称和撰者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隋朝在荀子姓氏上司马迁和刘向的看法同时并存的事实，似乎司马迁的影响更大一些。后一条记载连书名也改为《荀况集》了。这应该是依据司马迁的看法对刘向校书的改动。

唐朝的情况有点和隋朝相似。《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儒家类记载：“《孙卿子》十二卷，荀况撰。”又丁部集录别集类记载：“赵《荀况集》二卷。”《旧唐书》成书于后晋，距唐朝的灭亡仅30多年。由于时隔不远，图书文献尚存，搜集史料较为方便。所以《旧唐书》对荀子著作的记载，应该是《隋书》的抄录，同时也反映了荀子著作在唐代的实际情况。

这里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中唐杨倞的《荀子注》。《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杨倞是唐朝宰相杨汝士的儿子，可是《宰相世系表》却记载杨汝士的三个儿子是：知温、知远、知至，没有杨倞。是否三人中有一人是杨倞的字，不得而知。《艺文志》还记载杨倞曾是大理评事，此事也无考。《古刻丛钞》载《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行蔚州刺史兼御中丞马公墓志铭》，铭文记载为杨倞所作，题为“朝请大夫、使持节汾州诸军事，守汾州刺史杨倞撰。”铭文记载马公卒葬年月为“以会昌四年三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会昌是唐武宗时期的年号即公元 844年。杨倞向唐宪宗上奏《荀子序》时，序文所注的时间为元和十三年（公元 818年）十二月。所以杨倞是与韩愈、柳宗元同时代的人。如果杨倞为《荀子》作注时为40岁，那么到为马公写墓志铭时就已是近70岁的老人了。从杨倞简要的生平经历看，他既是官员，又是学者。杨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荀子》作注的人。为什么杨倞要为《荀子》作注呢？杨倞认为有对《荀子》作注的必要。他说，战国之时百家腾跃，“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故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荀、孟是“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杨倞在研读荀、孟著作之后，认为“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可是孟子的著作有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而荀子的著作却没有人注解，并且“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所以杨倞决心为《荀子》作注。他也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其所征据，则博求诸书”。经过整理校勘注解，杨倞“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很显然，杨倞注《荀子》是以刘向所校的12卷32篇的《孙卿子》为底本的。但杨倞为什么要改“孙卿”为“荀卿”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通假字的同音代替。杨倞认为“但因古今字殊，齐、楚各异，事资参考，不得不广，或取偏旁相近，声类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征诸方言”。杨倞是从“声类相通”这个角度来改“孙”为“荀”的。按通常的学术研究惯例，如果把“孙”姓改为“荀”姓，杨倞手中应该有证明荀子应该姓“荀”而不是姓“孙”的证据。比如，新发现的证实荀子姓“荀”的竹简或绢帛资料，新出土的文物资料。如果没有这些硬证，只凭字的通假是不能判别“荀”、“孙”哪个是荀子的本姓的，也是不能否定刘向根据此前核勘322篇竹简记载荀子姓“孙”的历史事实的。可是，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 117中赞同杨倞的通假说，谢墉也在清嘉善谢氏刻本《荀子》前《荀子序》中赞同杨倞的通假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另一个原因是，受《史记》《后汉书》记载的影响。既然杨倞举不出改“孙”为“荀”的实证，只能说明他是受了《史记》《后汉书》的影响，用通假说来解释荀子姓“荀”而不姓“孙”的原因。司马迁记述荀子为“荀卿”，范晔记载荀淑是荀子的“十一世孙”。司马迁的名气在社会上比刘向大，又有荀淑的实例佐证，所以就据之改“孙”为“荀”了。杨倞这种改动，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荀子的著作就以《荀子》为书名，很多学者和社会上的广大读者也认为荀子是姓“荀”而不是姓“孙”了。

唐朝还有一部对后世很有影响的书，这就是林宝的《元和姓纂》。书名既题“元和”，林宝应是与杨倞同时代的人。《元和姓纂》把周文王十七子所封之地的郇姓，与晋国的荀林父以及汉代的荀淑上下连了起来，认为是一脉相传的。林宝还说他的说法“皆据《郇氏家传》，信而有征者也”。（清胡元仪《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林宝的看法充满了混乱，后世认为荀子姓“荀”的学者，不少也是以林宝的看法为根据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林宝把几个历史阶段的荀姓强行捏合连接起来，这与历史实事是不相符的。林宝所据的《荀氏家传》，可能是荀伯子的那本书，这本书本身也还存有不少问题。

虽然杨倞、林宝等学者力主荀子姓“荀”而不姓“孙”，但刘向校辑的《孙卿子》一书还在，怎样解释呢？于是一些学者就提出这是为了避汉宣帝讳而改“荀”为“孙”。唐司马贞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索隐》中说，荀子“仕齐为祭酒，仕楚为兰陵令。后亦谓之孙卿子者，避汉宣帝讳改也”。唐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的《孙卿子》注中说；“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唐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荀淑传》注中说，荀子“著书二十二篇，号《荀卿子》。避宣帝讳，故改曰‘孙’也”。为什么唐代学者要这样群体地提出“避讳”说呢？因为刘向的《孙卿子》一书就摆在那里，如果不用“避讳”说，实在也找不到其他理由，而这个理由也没有多大说服力。

三是，宋朝到元明时期。

宋代程朱理学兴起，学者在尊孟的同时，却将荀子排除在儒家道统之外。荀子学说在遭批判否定中逐渐黯淡。虽然如此，理学家对荀子学说也有借鉴和吸收。宋代荀子的著作，已用《荀卿子》冠名，这大约是受了杨倞的影响。《宋史·艺文志》子部儒家类记载：“《荀卿子》，二十卷。战国赵人荀况书。”又载：“杨倞注《荀子》二十卷。”这里的《荀卿子》，应是杨倞由《孙卿子》注改后的《荀卿子》。在宋代，荀子姓“荀”已普遍为社会所接受。

荀子著作在宋代刊刻流传中，特别应提出的是北宋的台州本。这个本子是宋代熙宁元年奉圣旨校定的，又奉旨送国子监开版付印。但后来这种刻本在征集图书中缺失。宋台州军州事唐仲友访得善本，在淳熙八年按熙宁版的原样进行刊刻。唐仲友在序文中说：“《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杨倞注。初，汉刘向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复重，定著三十二篇，为《孙卿新书》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宁初，儒官校上，诏国子监刊印颁行之。中兴蒐补遗逸，监书寝具。独《荀子》犹阙，学者不见旧书，传习闽本，文字舛异。仲友于三馆睹旧文，大惧湮没，访得善本，假守余隙，迺以公帑锓木，悉视熙宁之故。”唐仲友的序文讲清了荀子著作在宋代的刊刻情况。熙宁初，诏国子监刊印颁的是杨倞注刘向的《孙卿新书》，杨倞更名《荀子》。所以，宋代荀子著作的版本和学者接受承传的是杨倞所改的荀子姓“荀”而不是姓“孙”。

南宋著名藏书家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的杨倞注荀子的提要中说：“杨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赵荀况撰，汉刘向校定，除其重复，著三十二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称卿赵人，名况。”本来，杨倞在《荀子》序文中称《孙卿新书》，但晁公武在这里把“孙卿”两字删去了。为什么要删？这大约是在司马迁和刘向看法之间难以作出判定。这反映了在南宋部分学者中，在荀子是姓“荀”还是姓“孙”的问题上，还是难以做出谁是谁非的明确评判的。南宋另一位著名藏书家陈振孙在《直斋书录题解》的《荀子》提要中说：“《荀子》二十卷。楚兰陵令赵国荀况撰。《汉志》作《孙卿子》，云齐稷下祭酒。其曰孙者，避宣帝讳也。至杨倞，始改为荀卿。”陈振孙这样客观的记述，表明他是赞同荀子姓“荀”一派学者的看法的。南宋学者王应麟在《汉艺文志考证》中说：“《孙卿子》三十三篇，刘向校雠书录序云：‘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杨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这里把《孙卿子》和《荀子》两种书都提出来了，可是为什么既称“孙卿”，又称“荀子”呢？对摆在眼前的问题，王应麟并没有考证。这大约是他认为唐宋时代一些学者的看法代表了他的意见，或者他在这个问题上难以考证决断正误。他又在《困学纪闻》中说：“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四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由此看来，王应麟还是认为荀子是姓“荀”而不是姓“孙”的。

在元代，学者们大体承传宋代学者的看法，这从元刊的《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杂凑刻印可以反映出来。在明代，社会上最流行的荀子著作是世德堂本。这个本子出自《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清代藏书家张金吾在《爱日庐藏书志》说：“金吾闻之黄荛圃先生云：‘杨倞序。顾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于世，乃其本即从元《纂图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删而未尽者犹存两条于杨注中，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这里的“顾”指清代精于校勘的学者顾广圻。清代著名的藏书家黄丕烈藏有很多珍贵的宋元版书籍，聘顾广圻为其校刻，经过他们校勘的书，就是有名的“黄批顾校”。顾广圻所指出的明版《荀子》，系出自元版。元明时期的荀子著作版本以及学者的看法，反映出这个时期荀子学说在被贬抑排斥的文化背景下，处于暗淡冷落期，荀子著作只是藏书家的图书，学者对荀学不感兴趣，不预关注，也不会下功夫对荀子姓“荀”还是姓“孙”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

四是，清朝到近代时期。

进入清朝，荀子学说一改宋代以来长期被贬抑排斥冷落的状态，开始为学者所关注。到了清朝中叶，荀学研究出现了一个盛旺的局面。据有的学者初步统计，清朝研究荀学的学者多达50人之多。（参见《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在众多探讨研究荀子学说和姓氏生平的学者中有两位应该提出来加以考察。

一个是谢墉。谢墉这个人在清朝中叶的学界很有声望。他是乾隆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讲，侍读学士，内阁学士，曾充会试同考官，四库全书馆总阅，会试正总裁。谢墉在《荀子笺释序》中，理直气壮地提出为荀子正名。他说：“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又说：“而以兰陵令终，是其人品之高，岂在孟子下？”这是对唐代韩愈在《读荀子》一文所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看法的批驳廓清。他也不赞成“宋儒乃交口攻之”的行为，认为即以言性而论，与孟轲、韩愈相比，“固胜于二子之言性者矣”。他对杨倞注《荀子》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唐大理评事杨倞所注已为最古，而亦颇有舛误。”他特别针对杨倞“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荀卿又称孙卿，自司马贞、颜师古以来，相承以为避汉宣帝讳，故改荀为孙。考汉宣名询，汉时尚不讳嫌名，且如后汉李恂与荀淑、荀爽、荀悦、荀彧俱书本字，讵反于周时人名见诸载籍者而改称之？若然，则《左传》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邪？且即《前汉书》任敖、公孙敖俱不避元帝之名骜也。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如荆轲在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又如张良为韩信都，《潜夫论》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曰胜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则荀之为孙，正如此比，以为避宣帝讳，当其不然。”在这段话中，谢墉批驳了唐代两位著名学者司马贞和颜师古的“避讳说”，这种避讳说是杨倞改“孙”为“荀”的依据。谢墉的批驳有理有据，所举事实令人信服，足以使“避讳”说难以成立。

另一个是胡之仪。胡之仪是一位在谢墉之后的晚清学者，曾编纂有《胡氏世典》12卷，不过，他的知名度不高。但他对荀子的考证却影响不小。他在《郇卿别传》中说：“郇卿名况，赵人也，盖周郇伯之遗苗。郇伯，公孙之后，或以孙为氏，故又称孙卿焉。”这段话前一句是承袭了唐林宝《元和姓纂》的看法，而林宝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后一句说以孙为氏是源于公孙之后，这是依据王符《潜夫记·志姓氏篇》的说法。王符说：“王孙氏、公孙氏，国自有之，孙氏者，或王孙之班，或公孙之班也。”胡之仪在《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中考辨说：“是各国公孙之后皆有孙氏矣。由是言之，郇也，孙也，皆氏也。”这样，胡之仪不但把“郇”和“孙”连到一起，还把“孙”和“公孙”也连到一起，从而使得荀姓祖源更加宽阔而邈远。这是胡之仪个人的推想。他还在《郇卿别传考异二十二事》中说，郇国之郇，《诗经》《竹书纪年》《国语》作“郇”、《左传》诸荀在晋者皆作“荀”，“此盖传写相承，久而不改”，“并非有故去‘邑’为‘荀’明矣”。他与林宝的看法还有所不同。他又说：“郇卿之为郇伯之后，以国为氏，无可疑矣。且郇卿赵人，古郇国在今山西猗氏县境，其地于战国正属赵，故为赵人。”这里说郇卿是郇伯之后，是没有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说古郇国在今山西猗氏县境，其地于战国正属赵的断言是错误的，猗氏属魏从来没有属过赵。胡元仪的这个看法给后来荀学研究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荀子学说骤然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一些强烈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学术界著名人物开始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荀子。他们认为荀子的学说背弃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真正代表和罪魁祸首。谭嗣同说：“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下册，《仁学》，中华书局，1981年1月第1版，第337页）梁启超说：“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荀子。”（《论支那宗教改革》，《饮冰室合集》1，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第57页）他认为，中国要振兴，必须革新思想，发明孔学真旨，推翻支配中国政治学术两千余年的荀学，用擒贼先擒王的手段去打掉清儒的老祖宗荀子。在资产阶级改良派攻击荀子的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章太炎却对荀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荀子是孔子之后的“后圣”。（《章太炎政论选集·后圣》，中华书局1977年版）。他在《自定年谱》中说他“以孙卿为宗”（姚奠中、董国炎著《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6页）。不过，这时学者对荀子的评价研究，多集中在荀子学说的思想义理，并未论及荀子的故里姓氏。等到梁启超把精力转向学术研究之后，学界才开始注意探察荀子的生平姓氏经历。梁启超在《荀卿及荀子》一文中说：“吾辈对于国中大思想家，莫不欲确知其年代及其行历。然而世愈古则所知者愈少，故思想界关系最大之先秦诸子，其事迹往往绝无可考，或仅有单词孤证，不能窥全迹什之一二。如荀卿者，著书虽数万言，而道及本身历史殊少。《史记》虽有列传，而文甚简略，且似有讹舛。故非悉心考证，不足以知人论世也。”（《古史辨》第4册，第104页。这篇文章是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的《荀子》之部，节录《荀卿之年代及行历》和《荀子书之著作及其编次》二节，改标题为《荀卿及荀子》）正如梁启超所指出的考证难度之大，近代学者在荀子姓氏故里的探察考证中，并没有多大收获。梁启超在这篇文章中还说：“《荀子书》初由刘向校录，名《孙卿新书》。《汉书·艺文志》著录，名《孙卿子》（顾注云：‘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唐杨倞为作注，省称《荀子》。”刘向的《孙卿子》与杨倞的《荀子》在荀子的姓氏上是不同的。为什么会这样？梁启超没有深入考察，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似乎还是一个“避讳论”者。也有一种可能是他想绕开这个难题。应该提出的是，清末民初学者王先谦采集各家说，编著了《荀子集解》，这是清儒中最精详、最完善的一个《荀子》注本。这本书为查阅研究荀子的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本文在撰写中就对书中的资料进行过征引。

建国后，荀子学说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上的高度重视。由于荀子学说中有光辉的唯物主义思想论述，所以各种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研究讨论荀子的思想，各种哲学史、思想史著作中，也把荀子思想作为一个重要章节来撰写。然而这个时期在荀子姓氏故里的研究上，仍未有大的进展，基本上还是过去成说的评判鉴别，有的学者还在重述以往的谬误。游国恩先生在《荀卿考》一文中说：“荀子，赵人，姓荀氏。荀亦作‘孙’。《史记·孟荀列传》称荀卿。《战国策》、刘向《孙卿书录》、班固《汉书·艺文志》、应劭《风俗通义》都称孙卿。韩婴《韩诗外传》称孙子。《荀子》书中多称孙卿子。司马贞、颜师古等都说因避汉宣帝的讳（宣帝讳询），故改称‘孙’。顾炎武、谢墉则谓汉人不避嫌名，荀之为‘孙’，如孟卯之为‘芒卯’，司徒之为‘信都’，不过是语言之转。胡之仪作《郇卿别传》却谓荀当作郇，荀子是周郇伯的苗裔，而郇伯又是公孙的后代，或以‘孙’为氏，故又称孙卿，以上诸说，当以顾、谢二家为最通。”《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下编，第299页。中华书局，1989年1月版）这段话，是对过去荀子姓氏争论的概述评论，并未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刘蔚华先生在《荀况生平新考》一文中说：“荀况，字卿，别为孙氏，又名孙卿，后人尊称为荀子，或孙卿子。战末期赵国郇邑人。郇伯是周文王之子，封于郇，为姬姓，郇伯后人时居郇邑（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郇邑究在何处，史说不一。……由此可以想见，荀姓祖人可能散居在古临汾至新绛、临猗、解县一带。荀况的原籍大约就在这一带。”（载《孔子研究》，1989年，第 4期）文中所说的古代临汾至新绛、临猗、解县一带，在战国时从来就没有属过赵国，这怎么能成荀子的“原籍”呢？刘蔚华先生是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但他的老家是山西天镇，天镇属晋北，他说的这些新绛、临猗、解县在晋南，可能他不熟悉，也未核对历史文献，因而出现常识性的谬误。

改革开放以来，随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对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研究加深，荀子姓氏故里考察研究成为一些地方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出现荀子故里河北“邯郸说”，河南“原卫国故地说”、山西“新绛说”、“安泽说”等几家看法。目前，这几家看法仍在争辩探讨之中。

四、几点简短的结语

在上文我们对有关荀子的故里姓氏家世始祖问题进行了梳理考证，现将相关结论简述如下：

（一）对荀子的故里姓氏家世始祖考察的结论

荀子应姓“孙”，赵国都城邯郸人。始祖是从卫国出逃晋国的公子鱄。公子鱄后来隐居邯郸，改“姬”姓为“孙”姓。荀子是公子鱄的后人，赵国都城邯郸是荀子的出生地。考虑到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荀林父是荀子的始祖，那么荀子的出生地应是赵国的柏人城，即今河北省隆尧县西。

（二）为什么在荀子姓氏上会出现两种不同说法？

这桩历史疑案的出现，主要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搞错了。由于史料太繁杂，司马迁在撰写时把孙林父和荀林父搞混了，从而把“孙卿”误写为“荀卿”。刘向等人校勘荀子和荀子门人的文稿，是众人对原稿进行校雠鉴别，其准确性可靠性很高，刘向校勘荀子姓“孙”是可信的。

（三）为什么这场争论会延续两千多年？

主要是除了自身的原因外，还有其他一些社会因素的加入。比如，名人附会，学者曲解，妄加更改，推想意测，等等。不过，这些争论也为考察荀子故里姓氏始祖的真相提供了重要资料线索。

（四）考察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一是可以搞清荀子故里姓氏家世始祖对荀子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地域文化对荀子思想形成的作用。三是可以使荀子研究形成一个集出生、故里、家世、童年、成年、晚年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的完整链条。四是对地方文化探索研究是应该搞清的一个重大课题。至于地方利用名人效应来发展当地经济文化，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附文一：关于“狄伐邢”

“狄伐邢”与邢迁夷仪有关，也与卫献公和公子鱄徙居夷仪有关，因此有必要对相关史实加以考察。

《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 662年）记载：“狄伐邢。”对这条记载《左传》无传，大约是狄伐邢的规模不大。这是《春秋》记载的狄人南侵的起始之年。

《春秋》闵公元年（公元前 661年）记载：“齐人救邢。”

《左传》同年记载：“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大约狄人的这次攻打邢国的规模较大，给邢国造成了巨大的威胁。所以，邢国拿着告急的竹简文书到齐国求救，简书就意味着“同恶相恤”的含义，即一国有恶，他国亦同以为恶；一国有难，他国相以为忧。管仲讲了一番道理，于是齐决定救邢。

《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 660年）记载：“僖公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这段记载把发生在下一年的事提前一年到闵公二年来记述，大约是为了行文的方便。由于闵公元年齐救邢，所以狄人在闵公二年南侵时，绕过邢国，直攻卫国，攻下卫国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灭亡了卫国。齐、宋、曹为卫国建造新都楚丘，让卫国迁于楚丘。为了方便记述卫国和下一年邢国官民迁都时的表现，《左传》就在这一年集中撰写了这两件事。

《春秋》僖公元年（公元前 659年）记载：“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夏六月，邢迁于夷仪。齐师、宋师、曹师城邢。”由于“聂北”与邢迁夷仪有关，所以对《春秋》的记载有两点需加以辨析。一点是，齐师、宋师、曹师驻扎的“聂北”在哪里？杜预注：“齐师诸侯之师救邢，次于聂北者，案兵观衅以待事也。聂北，邢也。”这就指明了“聂北”在邢国的地域范围之内，而不在其他地方。但有些学者却认为在其他的地方，有的认为在河南省清丰县。《一统志》认为在清丰县东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六《大名府清丰县》记载：“（清丰）县北十里有聂城。”现在有的学者也认为聂地在清丰县。比如魏建震的《邢迁夷仪地望考辨》一文中说：“诸侯师次之聂，我认为可能在清丰县。”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认为：“于道路为迂曲，恐不可信。”“聂北当即今山东省博平废治博平镇”，“山东省聊城县亦有聂城，更相近。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聂即昭二十年传所谓‘聊、摄以东’之摄，此言是也。”杨伯峻先生认为，聂北在聊城，夷仪也在聊城。但杜预注说：“聂北，邢地。”又注说：“夷仪，邢地。”这两个地方都是邢地。可是聊城为齐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记述。所以，聂北地望只能到邢地去探找。我认为，聂北应当在河北省永年县政府所在地临洛关西北 5华里的石北口村一带。从军事的角度看，宋、曹的救邢军队是“案兵观衅以待事”，驻扎在聊城西或清丰北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这两个地方距邢国的都城襄国约 300华里，在步战的古代，根本来不及相救，就是现代战争也来不及。在石北口村一带距襄国以南只有50华里。这里位于太行山东侧的南北大道上，狄人南侵要沿这条大道南进，由这里北去驱狄非常便捷。临洺关在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关隘，石北口村一带向北隔洺河相望，是战国时期赵都邯郸的陪都信都，也是后来汉代的易阳县的治所。这里南边有三座突起的山，自东向西依次为狗山、猪山和明山。石北口村在狗山以北 3华里。唐太宗李世民讨刘黑闼曾在狗山驻军，这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唐武德五年太宗亲总戎讨刘黑闼于此立营。狗山有太宗故垒，一名驻跸山。”古文字的解说也可作旁证。聂北，《说文》“喦”字下引作“喦北”，聂，喦古音同在泥母帖部。“喦”字的字义亦为三座山之义。“山”字上的三个“口”字是“个”、“座”等单位量词称谓。我觉得此地在春秋时应是“喦北”或“聂北”。“喦”是“岩”的异体字，聊城、清丰是平原地带，根本没有石头山，所以这个地名也不会在那一带出现。

《左传》僖公元年（公元前 659年）记载：“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左传》僖公二年（公元前 658年）记载：“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现在让我们来看诸侯救邢时修建夷仪城的史实。狄人进攻邢国，邢国抵挡不住，溃败下来，国都也丢了。贵族们带着贵重的器物和官民一起向南溃逃，这时驻扎在“聂北”即今石北口一带驰救的齐、宋、曹军立即出动北上，溃散下来的人们奔逃到军队中。诸侯的军队上前，赶跑逐退了狄人。诸侯的军队没有私自占取财物，而是把邢国官民的贵重器物装载起来迁到夷仪。夏天，邢迁到夷仪的官民人多房少，城防也不坚固，于是诸侯帮助修建加固了城防，为迁民建造了住屋，这是为了救援患难。凡是诸侯领袖，救援患难，分担灾害，讨伐罪人，这是合乎礼的。迁都后夷仪城的坚固，可以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36年）卫灭邢的经过反映出来。“不得其守，固不可破也”。不潜入城内就攻不破夷仪城。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邢国是先把溃逃下来的官民迁到夷仪，然后再对城防加以修建加固，重修增建扩建，也包括部分的民居修建。这里可以把邢国迁都与卫国迁都作一比较。在邢国被狄人进攻的第二年，狄人又进攻卫国，并灭了卫国。诸侯帮助卫国先修建了国都楚丘，然后再把官民搬迁过去。很难设想，诸侯能将那么多的邢国官民和器物在没有基础条件的情况下，能在齐国的西部边境安顿下来，而只有在已有夷仪旧城的基础条件下才可以做到。

附文二：关于夷仪地望认定的考辨

春秋时期的夷仪城在哪里？卫献公和公子鱄所居的夷仪城在哪里？古今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大体来说，可分两种，一种是认为在现今的河北省邢台市西 140里的浆水村。另一种看法是认为在现今山东省聊城市西12里的“夷仪聚”。现在大多数学者赞同后一种看法。因为这个问题关系着公子鱄在重大历史关头的行止，也关系着荀子始祖的考证，作为一个历史疑案，有必要加以考证辨析。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邢台西的浆水夷仪建城较早。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河东道四》记载：“夷仪故城，在（龙冈）县西一百四十里，今俗谓随宜城，盖语讹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引唐杜佑的注说；“龙冈县北百五十里夷仪岭，即《左传》邢国所迁，有夷仪城，俗讹随宜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九《河北道八》记载：“夷仪岭在（龙冈）县西一百五十七里，故夷仪城在县西一百四十里。”上述文献所指的唐龙冈县西一百四十里的夷仪故城，就在今邢台市西一百四十里的浆水镇。当地民间有关于夷仪城的祖辈传说，说过去村东尚有城址土垣，后被当地村民起土挖去。

那么这个城邑是什么时间修建的呢？我们来考察一下浆水村南的行台名物建筑遗址，从“邢侯行台”我们即可考定夷仪城修建的时间。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记载：“龙冈县西一百四十里，有古邢侯所筑之台。”《顺德府志》卷六《古迹·邢台县》记载：“邢侯行台在城西一百四十里浆水村。……夷仪城在城西一百四十里。《邢台县志》卷一《舆地》记载：‘野河少南……有浆水村川……东流与十道沟通水合流，过邢侯行台南。’”浆水村老人指认浆水村南古浆水河北岸的一个高丘就是祖辈相传“行台”的建台处。依据历史文献所载和民间传说，“邢侯行台”的方位，应在当时夷仪城的城外南面，也即今浆水村镇南面古浆水河的河水北岸。

在考察了夷仪城有“邢侯行台”的名物遗址之后，接下来就可以探索一下夷仪城修建的大体时间。周灭商，为了巩固新政权的统治，西周初年曾几次大封诸侯。《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 516年）记载：“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从前武王战胜殷朝，成王安定四方，康王与民休息，一起分封同母兄弟，以作为周朝的屏障。这段话对周初的 3次大的分封作了记述。《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36年）记载；“……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里所列的六国受封之君，都是周公的子嗣。所以，卫是康叔之后，邢是周公之后，两国是同姓诸侯，都姓姬。《汉书·王莽传》记载：“‘善善及子孙’，‘贤者之后，宜有土地’。成王广封周公庶子，六子皆有茅土。”这里说的成王所封的“周公庶子”六人中，其中一个应是邢国的受封之君。1921年在洛阳出土的《邢侯簋》铭文中有这样的话；“唯三月，王令荥内史曰：舍井侯服；锡臣三品；……’。作周公彝。”（《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上编，《周公簋》，科学出版社，第六册，第39页）铭文中的“井”是“邢”的初文。“井侯”即“邢侯”。这段铭文的大意是：“三月，成王命令荥与内史说：‘授给邢侯服装；……’为此邢侯为周公作了彝器。”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五《河东道四》记载：“封周公旦子为邢侯。”著名考古专家李学勤、唐云明先生在考释《邢侯簋》时认为：“铭文中的邢侯，无疑就是周公之子第一代侯。”（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邢国》，载《考古》1979年第1期）。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把邢国的初建锁定在西周成王时期。至于更具体的时间，也可以考察限定在成王亲政之后周公去世不久的一个时间段。上引《汉书·王莽传》在讲“成王广封周公庶子时”，曾引述《春秋》：“善善及子孙”和“贤者之后，宜有土地”这些话，这应是周公刚刚去世成王感念周公“广封周公庶子”的语气。对此，周初金文《麦尊》的铭文可以提供一些相关的佐证。《麦尊》的铭文是：“粤若二月，（井）侯见于宗周，亡尤……唯归，匡天子体，告亡尤，用恭义宁侯显考于井。”（《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上编，《麦尊》，李学勤《麦尊与邢国初封》所附铭文拓片，第40页）“显考”指亡故的父亲。这段铭文的大意是：“二月，邢侯谒见成王于镐京，很顺利。……返回邢国后，为正天子成王之美德，邢侯以恭敬宁亲仪式告祭其亡父周公于邢国。”《麦尊》为“成王时器”，是邢侯一位名叫“麦”的官员在邢侯朝谒成王受到优厚礼遇返归邢国之后所作的一件器物。既然铭文中明言邢侯称其亡父周公为“显考”，那么，据此我就可以判定邢侯的受封之时应在成王亲政时期的周公去世之后。至于落实到成王亲政时的具体年份，目前只能提供一个参考数据。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记述，成王在位共“三十七年”。元年，周公开始摄政，“总百官”。八年，成王“亲政”。二十一年，周公“薨于丰”，二十二年，周公“葬……于毕”。（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43、247页）杨文山先生依据历史文献考证把“邢国的受封之时”的“绝对年代”，“断在周成王在位的二十二年左右”。（《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41页）我认为这种看法应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邢国受封的时间，可以推断夷仪城和“邢侯行台”的修建也应在西周初期的这个时间段，具体年份大约在公元前1014年左右。

为什么周初邢国要在国都以西 140里的太行山东麓修筑一座夷仪城呢？主要原因是为了防御戎狄。西周初年聚居活动在山西的戎狄部落已相当众多。《左传》定公四年（公元前 506年）记载唐叔封在夏的故城，“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句话意为唐叔没用夏朝的政事，而按照戎人的制度来区划土地。这些戎狄部族有的经常越过太行山侵扰中原。1978年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发现的西周铜器《臣谏簋》的铭文有：“惟戎大出（于）軧，井侯博戎，诞令臣谏以□□亚旅处于軧”的记载，铭文的意思是，戎狄大举出兵进攻軧国，邢侯为抵抗戎狄，命令大夫谏率领亚旅之军攻打戎军而进驻軧国。李学勤、唐云明先生考释，《臣谏簋》为“成王时器”（《元氏青铜器与西周邢国》，载《考古》1979年第1期）。这说明在西周成王时邢国已经受到来自戎狄的侵扰，这些狄人应是燕以南来自山西的赤狄。狄人的进犯气势凶猛，以至邢侯不得不亲自上阵进行搏斗。《臣谏簋》记述的只是狄人多次侵扰进犯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还应有大量的史实未被发现。狄人的侵扰进犯不仅来自北方，而且还来自西面，可以推测狄人越过太行山东进的事件也不在少数，规模也不会小。不然，邢侯不会在邢台通向山西的要道边的浆水村修筑带战略防御支点式的夷仪城。

到了春秋时期，邢国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和西方狄人的入侵威胁。不过主要威胁是来自北方。春秋前期，北方的古常山一带的狄人强盛起来，不断向南侵扰，袭扰的范围已达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662年）记载：“冬十月，……狄伐邢。”这是《春秋》记载狄人伐邢的开始之年。《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记载：“元年春，狄伐邢。……齐人救邢。”由于邢国有齐国的相救，第二年狄人南犯时绕过邢国，直攻卫国，攻下卫国都城，灭亡了卫国。《春秋》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记载：……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在狄灭卫之后，狄人准备力量，又于次年再次攻邢。狄人的进攻被齐、宋、曹的军队打退，齐、宋、曹帮助卫国建造了楚丘。还在上一年，齐桓公把邢国都城迁往夷仪。《左传》闵公二年记载：“僖公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春秋》僖公元年（公元年 659年）记载：“元年春王正月，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夏六月，邢迁于夷仪，齐师、曹师城邢。”《左传》这一年的传文记载：“元年春，……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左传》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记载：“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迁卫焉。”对于上述几条狄人攻邢和邢迁夷仪的史料可以作以下分析：

第一，从公元前 662年开始，狄人接连几年发动了向南攻伐邢、卫的战争，导致邢国危急，卫国的国都被攻破，邢、卫迁都。这件事突出反映出邢、卫两国的国势衰落，在狄人的强悍攻势面前，几乎没有反抗的能力。卫国还在“荧泽”毫无希望地抵抗了一下，邢国连半点抵抗的记载也没有。

第二，在邢、卫两国遇到狄人攻伐的危难时刻，齐、宋、曹等国曾前往救援，并为邢筑了夷仪城，为卫筑了楚丘城，以避狄人之患。这反映了当时还有“救患”、“攘夷”的礼制观点。邢、卫两国正是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才能得以苟延残喘。

第三，邢、卫两国在大国的庇护下才能得以生存的情况下，卫国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复兴，而邢国却毫无起色，直至灭亡。

邢国的灭亡，不是为狄人，不是为东边大国齐国或西边的大国晋国所灭，而是为同宗同姓的卫国所灭，这可以看作是春秋时期的特定事件。春秋时期的不少事件都带有偶发性和不确定性。本来，齐桓公在世时，卫、邢两国都靠近齐国，三国共同对付南进的狄人。齐桓公死后，由于公子争立太子，卫国参加了宋、曹、邾人的伐齐行动，齐败，狄救齐。狄人又与邢伐卫，围攻卫国的菟圃。卫伐邢，以报菟圃之役。齐、狄、邢三方在邢结盟，助邢对付卫国。于是卫开始仇视邢。公元前 636年，卫将伐邢之前，先派礼至和他的弟弟打入邢国作内应。因为礼至考虑，邢国都城夷仪防御严密，城防坚固，仅用硬攻的办法是不能攻破的，必让自己和弟弟潜入夷仪城，里应外合，才能成功。结果，潜入夷仪城的二礼把城防官员从城上扔下来杀掉。第二年正月，卫侯燬率军攻破夷仪城，灭了邢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记载：“冬，……卫人将伐邢，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乃往，得仕。”《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635年）记载：“卫侯燬灭邢。”《左传》同年记载：“二十五春，卫人伐邢，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对于卫国攻破邢国都城夷仪，灭亡邢国这个历史事件，说明卫国采取的战略战术是成功的，同时也说明邢国的君臣是愚蠢的。不过卫国灭掉同宗的邢国，在道义上是不光彩的。从此，夷仪城成为卫国的国土。卫献公和公子鱄所居的夷仪，就是这座夷仪城。

认为卫献公和公子鱄所居夷仪城的地望在邢台西浆水村的看法，有以下几条依据：

一是，唐杜佑《通典》记载：“龙冈县夷仪岭，在县北百五十里。《左传》云：邢迁于夷仪，即此也。俗讹随宜城。”（《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46页）”这是唐人认为邢台西的夷仪城是春秋时“邢迁于夷仪”的明确记载。

二是，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四卷，记载：“夷仪岭在（龙冈）县西百五十七里。”

三是，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龙冈县北百五十里夷仪岭，即《左传》邢国所迁，有夷仪城。俗讹随宜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66页）这里沿袭了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的记载。

四是，《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夷仪城，在邢台县西。春秋僖公元年，邢迁于夷仪。”臣瓒曰：“襄国西有夷仪城，去襄国百里。”（《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十，《顺德府·古迹》，《四部丛刊续编》，第10册，第13页。）这是清代官修史志对邢台西的夷仪城是春秋时“邢迁于夷仪”的认定。

五是，从《春秋》经文和《左传》的传文记载来看，是“先迁后城”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国都及其附近的官民迁徙，必需有相当规模的城址来供安顿。如果大批官民先迁徙，后建城，是不可思议的。在邢迁的第二年，狄灭卫，诸侯也为卫国修建了楚丘城，那是先建城后迁都的。《春秋》经文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记载：“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左传》同年传文记载：“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所以，邢国要迁都事先有较好城址的，只有夷仪城。迁都之后，齐和宋、曹才在夷仪城的旧址上加固，重修，改建，扩建，以适应新来人口的居住需要。

六是，《左传》记载邢国迁都时出现了“邢迁如归”的奇怪现象。按常理，一般民众的举家搬迁，尚且穷家难舍。一个国都的官民迁徙，如果官民没有留恋难舍感受，那就是新迁的都城对他们来说有家的感受。夷仪城在邢国是除国都襄国以外的最大最重要的城邑了。有的学者认为是陪都。在国都受到狄人进攻威胁的情况下，官民迁往有避狄作用的陪都而有回家的感觉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是新建或尚未营建的都城，恐怕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七是，《春秋》僖公元年（公元前 659年）经文记载：“夏六月，邢迁于夷仪。”杜预注：“夷仪，邢地。”这就明确了夷仪城的地望在邢国的地界，而不是在齐、卫的地界。聊城“夷仪”在齐境内，不是邢地。如在邢地，只能是邢台以西的夷仪城。

八是，在《春秋》3条经文和《左传》11条传文关于夷传城的记载中，唯一有参照标志物记载的只有一处，其他其记载都不能确定夷仪城的地望。这个参照标志物是《左传》襄公二十五（公元 548年）的记载：“晋侯济自泮，会于夷仪，伐齐，以报朝歌之役。”这段话的意思是，晋侯渡过泮水，（和鲁襄公、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滕子、杞伯、小邾子）在夷仪会合攻打齐国，以报复朝歌这一战役。这个夷仪城，不会是后来学者认为的山东聊城西的夷仪城，因为这个所谓的夷仪城在齐国西部境内。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四《聊城县》记载，古聊“齐之西境也”。所以，十一家诸侯不会到齐地的城邑去攻打齐国。泮水这个参照物在哪里？晋杜预也搞不清，注了个“阙”字。清代学者胡渭《禹贡锥指》认为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岭，即北汶河。另一位学者赵一清认为泰山分水岭一源两分，东南流的那一支水，名泮水。清梁履绳《左通补释》还作了详细介绍。杨伯岭《春秋左传注》认为清代学者的看法可疑，感到困惑。晋侯若先从泰安南济，又折回而至夷仪会诸侯，“恐无此理”。我认为，这个“泮”字是漳河的“漳”字。在竹简传抄中，这个字搞错了。还有一种可能，清漳上游有清漳东源和清漳西源两条河流，过山西的清漳东流不远就到了河北的浆水村。可能这条河古代叫漳水，抄写时搞错了，也可能古代就叫泮水。如果按察地图，晋侯应该是从晋东南渡过清漳河穿越太行山到达邢台西的夷仪城的。这时邢国已为卫国所灭，夷仪城属卫。

九是，邢台西浆水村的夷仪城距晋国很近，便与晋与卫献公和公子鱄的联系，或者说便于操控。所以在晋侯于夷仪会诸侯不久，紧接着就派人迎接卫献公，让卫国把卫献公和公子鱄安顿到夷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 548年）记载；“晋侯使魏舒、宛逆卫侯，将使卫与之夷仪。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杜预注：“卫献公以十四年奔齐。”又注：“崔杼欲得卫之五鹿，故留卫侯妻子于齐以质之。”由此可见，晋侯不会把逃亡到齐国的卫献公从齐国的一个城邑移换到齐国的另一个城邑，这样移换毫无意义。崔杼还想扣留卫献公的妻子做人质，说明卫献公所去的夷仪已不属齐国。于是卫献公和公子鱄来到夷仪。《左传》同年记载：“卫献公入于夷仪。”所以，卫献公与公子鱄所入的夷仪应是邢台西浆水村的夷仪城。这时晋齐两国正交恶，就在卫献公和公子鱄进入夷仪城的前一年即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 659年）《左传》记载：“会于夷仪，将以伐齐，水，不克。”杜预注：“晋合诸侯以报前年见伐。”所以，晋侯不会在齐国境内的城邑谋伐齐，也不会让卫把卫献公和公子鱄安排到齐地的城邑，应该安排在与晋傍邻的卫地夷仪城。

对于齐桓公所筑夷仪城的地望还有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这个夷仪城在山东省聊城西夷仪聚。这种看法的依据首先源自南朝梁代的刘昭。刘昭在《后汉书·郡国三》中记载：“聊城有夷仪聚。”但是，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没有“夷仪”的记载。唐颜师古的注也没有这种记载。范晔写《后汉书》，只写了纪、传部分，十志没有写完就被杀了。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并了进去，并且作了注。《梁书·刘昭传》说他“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可见刘昭的注是从诸家官方和私人的编撰著述中收集来的。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难以确定。刘昭生活在南朝，北方已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区域，不会是刘昭亲自实地考察得来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只从“夷仪聚”这个地名来看，也确定不了这就是邢国迁来的夷仪城。因为不但聊城有“夷仪”地名，山东德州也有“夷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的注中说：“夷仪有三：……聊城西南之夷仪；德州市北之夷仪，……邢台市西之夷仪”。对于德州的夷仪，河北师范大学杨文山教授说，如果德州市北有夷仪城遗址，或当地有此传说，这个夷仪城的营建时间当在邢国灭亡之后，可能是聊城夷仪的邢遗民，为避卫害逃德州之后定居下来，也营建了一座小城，仍取用旧名叫夷仪城。（参见《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杨先生的避害移居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我认为，聊城西南夷仪聚也可能是邢灭后的流民聚居点，没有考古发掘证明这里是春秋时的城邑，也可能是同时来了两批流民，一批在聊城定居下来，一批在德州定居下来。还有一种可能，是夷仪流民先在聊城居住，后迁德州。从“聚”字来看，只能理解为居民的聚落，聚邑，并不是国都，也不是城邑。刘昭注中并没有说：“聊城的夷仪聚”是诸侯迁邢的夷仪。第一次把聊城夷仪聚与诸侯迁邢的夷仪联系起来的是唐章怀太子李贤。他在为“聊城夷仪聚”作注时说：“《左传》僖元年‘邢迁于夷仪’。”这条注明确指认聊城夷仪就是邢国所迁往的夷仪。李贤是继刘昭之后为范晔《后汉书》作注的人。从立为太子注书到被废为庶人只有 6年，没有时间对一些内容详细校订，而且是在宫中与张大安、刘纳言等文人作注，只能侧重训诂，而不能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李贤的这条注是推测的看法，实际上，刘昭的注中已有这种明显的倾向。这样，在唐朝就出现了对夷仪城地望的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李贤的认为夷仪在聊城的看法，一种是杜佑在《通典》中认为夷仪在龙冈县即今邢台县西的看法。杜佑是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学家，生活的时代晚于李贤，他出身于显贵的官僚家庭，早年入仕，一生为官，由地方官吏直至宰相。他用了30多年的时间，编纂了 200卷的《通典》。杜佑治学严谨，取舍得法，他参考征引了 200多种书，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部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因此这部带创造性的经典史学著作，在我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杜佑否定李贤对夷仪地望的看法，一定有着充分的依据。应该说，杜佑看法的可信性高于李贤。杜佑和李贤对于夷仪地望的不同看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以后，在夷仪地望的看法上就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在邢台西，一派认为在聊城西南，还有的严谨学者感到对这个问题把握不准，就采取两说并存。清顾祖禹的名著《读史方舆纪要》就两说并录。《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五《直隶六·顺德府·邢台县》记载，夷仪城，“府西百四十里，《春秋》僖元年，狄伐邢，齐桓公迁邢于夷仪。或曰，今山东聊城县之夷仪聚也”。当代学者杨伯峻先生不赞同邢台西说，而赞同聊城西说。他在《春秋左传注》中说：“夷仪，据马宗琏《春秋左传补注》、沈钦韩《左传地理补注》，当在今山东省聊城县西十二里。或谓在河北省邢台市西，误。”这样，夷仪地望就成为千年历史疑案，直到现在仍存有不同看法。

附文三：关于荀子的自称和他称

荀子的自称和他称是判识荀子姓名的重要依据之一。林杰先生在《赵太后玺新释新证——赵史笔记之一》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认为，春秋末，特别是战国，有这样一个普遍情况：姓名之他称可用同音或近音假借字，而自称都用本字。如齐国的陈氏写作田氏，陈垣写作田常。司马迁说，陈氏至齐改姓田，故写作田。司马迁搞错了。这是他称的假借（陈、田同入真部）。其自称只用陈，不用田（陈垣：《左传》皆用本字，且是此人之自称，未有作田常的）。金文、陶文亦可证。如陈逆簠、陈侯午敦、陈侯因薋敦。（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又如孙卿，孙卿是自称，荀卿是他称。孙卿在稷下出名，‘三为祭酒’，齐人称他为荀卿。这有孙卿本人的书为证。《儒效》《议兵》皆自称‘孙卿’。颜师古说：‘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改。’（林注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索引》，误。《索引》为唐司马贞作，应为《汉书·艺文志》唐颜师古注。）谢墉驳之曰：‘汉不避嫌名（即不避同音字），荀淑、荀爽俱用本字，《左传》荀息以下并不改字，独何于荀卿改之？盖荀、孙二字同音，语遂移易，如荆卿又为庆卿也。’《汉书·艺文志》亦作孙卿，可见所谓避宣帝名改孙为荀，是没有根据的。既然孙卿为本名，由此可推知：孙卿不是荀姓之后，而是赵王室之公孙，故名孙卿。（林注：‘春秋战国时，人姓名他称可用假借字，自称用本字不用假借字的论点，是采用我的一位老师近几年来研究假借字的成果。他著有一部十万字的《假借字典》未刊稿。’”，参阅《赵国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350页，第 360页。）在这段话中，林杰先生采用一位老先生研究假借字的成果，认为“春秋战国时，人姓名他称可用假借字，自称用本字不用假借字”的看法是正确的。林杰先生据此认为“孙卿”是自称，荀卿是他称，孙卿不是荀姓之后的看法也是正确的。但他认为荀子是“赵王室之公孙，故名孙卿”的看法就有问题了。这种看法是一种意测，没有史实依据。荀子生活的时代是赵国后期，是赵王执政，赵王的宗室人员不少，如平原君赵胜、平阳君赵豹等。如果荀子是赵王室宗室成员，应为赵姓，没有必要再取王室公孙的“孙”姓。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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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30(2016)02-0022-36

2015-10-02

刘心长（1942—），男，河北隆尧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曾任邯郸市政协常委，文史委员会主任，现任邯郸历史学会会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