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太行村志编纂——《桃树坪村志》绪言

乔福锦

（邯郸学院 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河北 邯郸 056005）

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太行村志编纂
——《桃树坪村志》绪言

乔福锦

（邯郸学院 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河北 邯郸 056005）

历史反思、性质辨析与体例确定，是太行村志编纂的学术前提。相较于传统方志，村志问世的时间在后，且经历了古代创例、现代转型与当代探索三个阶段。与传统方志属性接近，村志之性质，虽可以有地理书、史书、政书及百科全书之别，但本质上是历史文本。现当代村志，可以方志、乡土志、村史、民族志及具有学术普遍意义的综合性专著等为体例借鉴。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桃树坪村志》编纂，即是太行村志编纂的一次学术尝试。

太行；村志；编纂

近代以降，受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冲击，以乡村社会为依托的传统农耕文明，逐渐衰落。进入新时期的近30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乡村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面临到数千年所未有之巨大挑战。守护乡村文化的命脉，守住华夏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已然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呼声。官方与民间社会共同参与的村落研究、规划与重建，正在成为热点。村志编纂，近年来渐成风尚。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历史反思、性质辨析与体例确定，即是太行村志编纂的学术前提。①社会文化史是本土概念，与西方“新文化史”背景相通，又有自己的学理根据。参阅张俊峰先生《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社会文化史”观念，与笔者“学”、“政”、“俗”三位一体之“文化史”建构思路亦一致，故此采用。

一、历史回顾

华夏古国，乃文献旧邦。国史、方志、族谱三位一体，构成完备的历史文献体系。传统国家政治体制，以县级政府为最后一级。现今存世的地方志，即以县志为主体。实际上，县之下的村庄，才是农耕文明时代最为基层的社会共同体。全方位记述乡村地理、历史、社会、经济、风俗、物产、文化、教育、人物等方面状况的村志，是方志文献中最为底层的文献。村志编纂的历史，也应从方志编撰的历史算起。

传统方志演变的历史，与古典社会的历史进程大体一致，可分奠基、成型、成熟三个时期。

儒家上古经典中，已有关于方志的论述。《周礼·春官》曰：“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观诏事。”[1]《尚书·禹贡》，则被称为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总志。①

中古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方记、图经逐渐演变成型。严格意义上的方志文本，至宋代大体定型。北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讲，“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方志学”概念自此被提出。《太平寰宇记》一类著作的问世，即是近古方志体例成熟的标志。[2]130

明清以降，方志编纂在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级各类志书纷纷面世。清代中叶问世的《文史通义》，是章学诚一生最重要之著作。在继承与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具体实践，章学诚对方志的源流、性质、作用、编纂原则、体例、方法、乃至资料搜集考证、修志人员素养等，作出全面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方志学体系至此基本形成。在理论自觉作精神支撑的背景之下，章学诚编纂过多部方志，也曾参与过部分志书体例的确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傅振伦先生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从“方志之重要”、“方志之特质”、“方州修志”、“志材之纪注与撰述”、“方志之资料”、“叙事之原则”、“记事之方法”等七个方面，对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同时也完成了现代方志学学科体系的基本建构。

相较于一般地方志，乡村志的出现时间靠后，且经历了古代创例、现代转型与当代探索三个阶段。[3]唐中叶以降，中国社会开始转型。基层社会的文化重建，至宋代基本完成。县之下乡镇或乡里一级志书，亦在此一时期出现。宋绍定三年，浙江海盐人修职郎、监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税兼烟火公事罗叔韶令常棠为志。《四库提要》云：“《澉水志》宋常棠撰。为澉浦镇镇志。凡分十五门：曰《地理》，曰《山》，曰《水》，曰《廨舍》，曰《坊巷》，曰《坊场》，曰《军寨》，曰《亭堂》，曰《桥梁》，曰《学校》，曰《寺庙》，曰《古迹》，曰《物产》，曰《碑记》，曰《诗咏》，而冠以舆图。前有叔韶及棠二序，叙述简核，纲目该备。而八卷之书，为页止四十有四。明韩邦靖撰《朝邑县志》，言约事尽，世以为特绝之作。今观是编，乃知其源出于此。可谓体例精严，藻不妄抒者矣。”[4]《澉水志》还属乡镇志范畴，严格意义上的村志，至清代才开始出现。自康熙十三年（1674年）春月起稿，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夏，贵池人郎遂历经11年，完成安徽池州《杏花村志》之编纂。《杏花村志》全书共12卷，分列村中、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人物、闺淑、仙释、题咏、词赋、宸翰、文章、户牒、族系、传奇、杂记等子目。“凡夫、缙绅、幸布，无不咨询；巷议街谈，无不茹纳”[5]217。《杏花村志》的问世，是宋代以降士绅参与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典型事件，也是古典村志基本成型的标志。这部村志，亦成为《四库全书》中所收录的唯一一部村级志书。自此之后，江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村镇志的编纂，亦陆续展开。

近代村志编纂，是中西文明冲突、传统社会解体时代文化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是乡村社会文化重建的基础工程，也是现代“新史学”革命的组成部分。民国3年（1914年），定县翟城村人米迪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其父已有的村治规划基础上，回乡创建了村民互助合作社——因利协社。发展经济的同时，开展平民教育。民国14年，米迪刚与尹仲林合编《翟城村志》完成。这部村志，是翟氏父子“村治”实践的资料汇总和经验总结，一定意义上也成为乡村社会文化重建的文献依托。同一背景下问世的傅振伦先生编纂河北新河县《城召村史》，既受到传统方志理论的影响，也与近代“新史学”观念影响及由西方传来的乡土志编写观念有联系。[2]107《城召村史》的编纂，始于1920年。编纂者傅振伦当时只有15岁，尚在直隶冀县第十四中学就读。利用寒暑假期，傅振伦和其弟振荣一道，徒步测量城召村的四至八到和与邻村疆界，到本村附近各地采访故老，搜集旧闻轶事，抄录乡村碑记、田粮账册。这部以村史形式出现的村志，即在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晚年的傅先生在《我研究地方志的经过和体会》一文中讲，编纂这部乡土小志，“是年青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目的是“为了宣传桑梓的历史”。[6]1相比之下，人类学与民族学视野下的乡村研究与民族志文本书写，更具有时代新意。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先生就倡导“从社区着眼，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他认为，“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的基础，是可以观察到的。”[7]先后师从于吴文藻和马林诺斯基的费孝通，其博士论文《江村经济》及后来的《乡土中国》，已成为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然而现代意义上的村志编纂，虽取得一定成绩，与方志编纂水平相比，尚在初创时期，并不成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现存1949年以前编修的地方志共有8200多种，其中乡、镇、村、里志有160种左右。民国时期的村志才5种。[8]

抗战胜利之后掀起的土改运动，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改造可谓天翻地覆。1949年之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乡村志编纂的历史条件亦随之发生变化。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兴起编写工厂史、公社史运动。之后“三史”（家史、村史、社史）、“五史”（厂史、街史、社史、村史、家史；或指村史、社史、厂史、老工人和老贫下中农家史）编纂，日渐成为时尚。1963年5月10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就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和河南省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写了批示。批示指出：“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9]3651964年，毛泽东针对这一问题又说：“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村史，从研究最基础的历史——村史的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的历史基础”。[10]35最高当局倡导之下，“四史”运动热潮迅即席卷全国，大批学人纷纷撰文阐发这一史学研究的新路向，各地历史学会开会讨论编写“四史”之方法，各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各高校历史系亦积极响应。不少青年学子以写“四史”为“时尚”而奔趋，地方政府也参与到这一运动之中。[11]太行山东麓邢台县北尚汪村“阶级斗争村史”系列文献，曾在河北省博物馆展出，当时影响巨大，且资料一直保存到现在。特殊背景之下的“村史”编写，是重塑“阶级意识”的政治举措，也是乡村社会再造的历史标记。

新时期30年来的方志编纂，是“拨乱反正”时代学术文化“返本开新”之举，是“文革”结束之后乡村文脉延续与礼乐社会重建之基础工程，也是全球化与城市化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近年来，社会史研究视野中的村落史研究，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一大批以村庄为对象的学术著作面世，村史与村志撰写再次受到重视。社会学与人类学背景下的村落研究与民族志文本撰写，注重社会结构与功能分析，关注文化系谱，对个体生命充满兴趣，学术活力十足。以文献抢救为目标的传统村志的整理编辑，在此期被提上日程。[12]传统乡镇旧志的集辑与出版，也为村志编纂提供了历史借鉴。学界重视的同时，方志编纂已成为政府行为。2011年7月1日，《山西省地方志条例》正式施行。《条例》规定：从事乡（镇）志、村志编纂活动的，应当接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指导。2015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记者耿建扩《河北邢台编纂志书、建村史馆》文章，村志编纂在此已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13]《2015—2020方志编纂规划》，首次将村志编纂列入其中。因学界重视与政府关注，近年来，由“新乡贤”所编纂的村史大量出版，已成为教化一方的文献依托。与徽州府为古代中国独具地域文化特征的行政区域相似，抗战时期的太行区，也曾是独具地域文化色彩的行政区划。太行文书尤其是太行村社文书的大规模发现与系统整理，使得太行村社共同体研究及太行村志编纂，具备了更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地处太行中部晋冀交界线上的桃树坪村，是邢台西部山区的大村，元末以来，村庄历史一脉相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存丰富。同时，这里也是笔者的故园所在。《桃树坪村志》编纂思路的形成，即产生于上述背景之下。值得特别说明的是，外来新文化史观念冲击下形成的社会文化史，是历史学与人类学及社会学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学界新时期的一大创造。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村志撰写，是方志编纂及“村志学”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史学研究所面临的新课题。[14-15]

二、属性论辨

西方新文化史视域中的个案研究，十分重视文本撰写背景的探究。文本性质之自觉，同样应成为社会文化史视野中村志编纂所必需学理准备。村志之属性，有赖于方志性质之辨析。关于方志之性质，学界有多种说法。择其主要者分析如下。

第一种看法，认为方志是地理书。《尚书·禹贡》《周官·职方》按行政区划记载山川形势、风土人情、物产贡赋及名胜古迹，后世的地记、图经、地志，均离不开舆地主项。因此《禹贡》一类早期儒学经典，亦被认为是地方志之滥觞，甚至是现存最早的全国性总志。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宋代著名学者司马光、欧阳忞、王象之等，均持此种看法。清乾嘉时期，一批学者力主“志乘为地理专书”，形成著名的方志地理学派，毕沅、钱大昕、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可谓代表。戴震云：“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竞，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16]48时至近现代，地理学派的学脉仍存。梁园东认为“中国之地方志，以今日视之，实为一种不完全的地理书”[17]，谢国桢、陶元珍等学者，也认为地方志属地理学。

第二种看法，认为方志是史之源流，性质属“史志”。此种认识，清中叶以降，最为流行。主持《四库》编纂的纪昀等人认为，汉代以后“古方志”衍变为正史。今之方志，“实史之支流”。“郡县志乘，即封建时列国史官之遗”。持“史著”观点的学人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还是章学诚。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中指出：“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方志立三书议》）“传方志性质属于史体，志属信史”（《修志十议》），“志乃史裁”。“方志如古国史，非地理专门也”（《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章氏认为，国史、方志、族谱三位一体，“传状志述，一人之史；家乘谱谍，一家之史；部府县志，一国之史；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州县请立志科议》）。“志乘为一县之书，即一国之史也”。“方志乃一方全史”。志书“裨风教”，“传述忠孝节义”，“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答甄秀才松年论修志第一书》）。“方志既不为国史取材，则虚设而不得其用。”（《方志立三书议》）。“州县博收，乃所以备正史约取耳”（《修志十议》）。[18]受此观点影响，清末至民国年间，梁启超、傅振伦、吴宗慈、李泰棻、寿鹏飞、瞿宣颖等学者，均认为方志属史书范畴。李泰棻讲：“在中央者谓之史，在地方者谓之志，故志即史。”[19]385寿鹏飞认为，“志乘，为郡邑正史”。[20]甘鹏云在《修志答问》中说：“一省通志，即一省之历史也，一县志乘，即一县之历史也。”[21]288傅振伦先生在《中国方志学》一书中指出，方志是“以地区为主的历史书”。现代学者林献堂等，也持“地方志即地方史”的看法。

第三种看法，认为方志属政书。所谓政书，是指记载典章制度沿革变化及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专书。此类书籍，可上溯到“三礼”中的《王制》《月令》《明堂位》等篇。《史记》中的“八书”第一次系统地记述了典章制度的原委，《汉书》将“八书”改写为“十志”，后世史书多用“志”来记述典章制度。明人雍澜在《平和县志·序》中云：“志也者，经治之书也，匪司政者有经治之材，而载笔者有经治之识，不足以与于斯。”清人李奉翰在《永平府志序》中说：“是志者，固辅治之书也。”章学诚所谓“修志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方志立三书议》）之提法，与政书主张亦相通。现代学者于希贤也认为，编修地方志的目的在于供地方政府施政参考，是方志发展的主线。无论是《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是后来的地方志，无一不是“行政管理知识的总结，是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的”，所以“它和行政管理学一样是一门政治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今人多以“资政”之书看待方志，亦可视作政书性质认识之反映。[22]

第四种，是综合性看法。古典时代，关于方志性质的不同认识，多有争论，然其间也有综合之论。清程大夏《康熙黎城县志·叙例》云：“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诫也；而志乃记一地佳景奇迹、名人胜事，以彰—邑之盛。”《乾隆无锡县志例》说：“史远而志近，史统而志专。”这样的认识，在现代学术背景下，又得以发展。黎锦熙认为：“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惟是兼而未合，混而未融。今立两标，实明一义，即方志者，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地志之历史化”，“历史之地志化”。傅振伦先生提出，方志有六个层面定义：（1）方志为一域之国别体史；（2）方志记一地之地理及史事；（3）方志记事周备，为国史约取之资；（4）方志古今并载，尤侧重现在，切乎实用，实地方行政之借镜；（5）现存之人，事例年例已符，即可录入方志；（6）方志种类甚多，体制各异。傅先生所编《城召村史》，名为“村史”，体例却近似综合性乡土志。全书记载沿革、疆界、户口、土地、物产、赋税、人物、庙宇、古迹等章，其横排门类，纵写历史，既继承传统志法，又具时代新意。是方志综合之例，也是综合性村志之典范。来新夏教授1983年主编的《方志学概论》明确提出，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23]1董一博教授1988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要重视编修新地方志》一文，提出“地方志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的看法。1986年12月24日，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讲话中指出，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是“科学文献”。[24]1990年1月15日，胡乔木在上海听取修志工作汇报作指示时，将地方志称之为“科学著作”。由于身份特殊，胡乔木的说法，影响最大。

方志性质之辨析，对于村志属性之明确，意义十分重要。综合以上说法，笔者认为，作为方志最底层组成部分的村志，首先具有史书性质。国史、方志、家谱三位一体，构成中国史书的基本文献体系。国史而外，家谱是家族历史著述，方志同样属于史著，史著是其基本属性。其次，村志也是地志。方志包括村志固然为纵向一方之史，但也是横向一方之志。再次，包括村志在内的方志也与传统政书相似。在政书一层，村志更相近于分门别类记载一方之事物的乡土志书。从一般意义上看，具有多重属性的村志，也是史传、地志、政书三位一体的村庄“百科全书”。然而正如政书、地志等类著述在传统学术体系架构中归“史部”一样，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太行村志，应是以村庄为案例的具有史学专著品格的历史文本。以村级档案、村社文书及家族与个体文书为文献基础的《桃树坪村志》，也应是一部个案性质的太行村史。

三、体例思考

志书体例涉及志书体裁、章法、篇目等基本要素，某种意义上讲，村志体例也是撰写大纲。性质明确之后，村志如何撰写，体例最为关键。当下之村志编纂，体例选择主要有如下几种：

其一，传统方志体例。明永乐十年（1412）、十六年（1418），明成祖朱棣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中所列之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镇市、土产贡赋、风俗民情、户籍人口、学校教育乃至军卫、郡县、廨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人物、仙释、杂志、诗文等类目设计，均作出具体明确规定。地方志的编纂，自此有了官方依据。章学诚在《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中云：“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体例本无一定，但取全书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见异同，轻为改易。即原定八门大纲，中分数十子目，略施调剂，亦足自成一家，为目录以就正矣。”[18]861所谓“八目大纲”者，一曰编年，二曰方舆，三曰建置，四曰民政，五曰秩官，六曰选举，七曰人物，八曰艺文。在《方志立三书议》开卷处云：“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在《为毕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中云：“余嘉李君之意，因属典籍，为之撰次，阅一载而告成。凡书二十四篇：为纪者二，编年以综一郡之大事；为考者十，分类以识今古之典章；为表者四，年经事纬，以著封建、职官、选举、人物之名姓；为略者一，为传者七，采辑传记，参合见闻，以识名宦、乡贤、忠孝、节义之行事。纲举而目斯张，体立而用可达。”[18]888-889以章氏主张及实践为典范的传统方志编纂，为后世方志包括村志编纂体例提供了借鉴。傅振伦先生1927年编纂《新河县志》，在总结前人方志编纂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以纪、传、考、图、表的基本框架体系。之后的著作体例，不断完善，以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为基本架构的编纂体例，逐渐形成。随着研究的深入与实践的展开，有学者提出应在体裁上进行创新，增加特载、专记、鉴戒、补遗、考证、索引等项目。当下之方志体例，基本遵循这样的编纂形式。由于方志编纂有着上千年的历史，不但古典时期已形成完备的体例，近现代的探索亦有可观成绩，故当下村志的编纂，多采用已经成熟的地方志体例。

其二，乡土志体例。乡土志又称风土志，是反映某一地方自然地理人文物产等概况的一种志书。章学诚曾云：“如考体但重政教典礼，民风土俗……”实际上，重视乡土文化，亦是中国古之传统。孔夫子整理《诗经》，以为教材，“十五国风”是其主要部分。后世出现的《梦粱录》《武林旧事》《清嘉录》一类书籍，均属于风土记著述。作为普及读物的《幼学琼林》，其中亦有“地舆”篇。这一传统，经近代西方观念的输入，又得以强化。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曾主张教给儿童以乡土地理知识。后来一些教育家又把乡土教材逐步扩大到乡土历史、乡土社会、乡土自然、乡土文学等等。有些国家曾在小学设乡土学科，专门从事乡土教材的教学。在提倡新学制、废除科举制的时代背景之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百熙（1847—1907年）任学部尚书，奏请天下郡县撰辑乡土志“用备小学课本”，以期“使人人由爱乡以知爱国”。命所属京师编书局代为制定《乡土志例目》，取得经验后，以学部名义将《例目》颁发全国试行。[25]《部颁乡土志例目》像编定教学大纲一样拟定了15门内容为程式：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民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于是，全国19行省、216府、80直隶州、1300多县（州、厅）在20世纪初几年内编写出多层次的新型乡土志。[26]当时修乡土志的目的，其一作为蒙学教材，教育儿童了解和热爱自己的家乡，其二是为各地修志筹集资料，以乡土志之名备裁采。乡土志与地方志相比，体例简单，内容主要涉及历史、地理、格致三大部分。其中山川地形、姓氏宗族、贡赋物产、风俗民情、方言古迹、乡贤节孝、金石艺文等项目，却是重点。乡土志强调地方特色，在村志层面，体例又与政书及地方性类书接近，故可以为村志借鉴。

其三，村史体例。村志涉及村庄事物的方方面面，但纵向特征，是其关键。以村史形式出现的现代村志，无论是民国初年，“文革”时期还是新时期，均有大量实例。民国初年问世的《城召村史》，是那一时期的村志典范，由此也成为以史为主线撰写村志的体例范本。1958年开始的“三史”、“四史”、“五史”编写，均有“村史”一项。这一时期出现的村史，从形式上看，如吴晗先生所讲，虽“属于地方志范畴”，[27]却是“阶级斗争史”的基础文本。从整体上观，中国文化史“道统”一贯，是包括“学统”、“政统”与社会“俗统”在内的生命整体。形成于新时期的社会文化史观察与撰写角度，正是民间俗统延续的文献依据。以村志形式撰写的社会文化史专著，也属太行社会文化史的学术范畴。近年出版的社会文化史著作，不少即是以村落为个案，从微观看宏观的村落社会史专著。如张思先生的《侯家营——一个华北村落的现代化历程》，某种程度上也可成为村志撰写之体例借鉴。

其四，民族志视域中村志撰写体例。民族志撰写是人类学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田外野地工作基础下第一手观察和参与之上的关于习俗的撰写，也是参与、观察、纪录、描述的同一文化群体生活与生产过程的特别方式。传统村落作为最为稳定的社区，往往会成为民族志成功撰写的依托。民族志文本也是从文化学角度研究“他者”历史与现状的特殊文本。比起乡土志，民族志文本切入点更为具体，内容更为鲜活，具有更大的理论追求与文化关怀。民族志与乡土志有相通之处，却具有以小见大之学术品质。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克鲁克先生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与《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李培林先生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等，均可视为民族志与人类学意义上的村志编纂样本。

傅振伦先生曾有“诸体兼用”之说，[2]118村志体例亦应如此。以上诸种体例，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方志体例，严谨规范。村史体例，重视纵向考察。乡土志与民族志体例，重视民俗风情与文化传承。但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村志文本体例，却应综合于“史部”书写。兼具地志、村史、乡土志、民族志等多种特例特征，能够集中反映一方文化且具有学术普遍意义的史著体例，才是太行村志之体例选择与追求。

笔者所设想的《桃树坪村志》，拟分以下12章：

一、建置沿革（建置、村政、沿革）；二、环境资源（山川、土地、矿产、山林、气候、水文、物产、贡赋）；三、房屋建筑（街巷、民居、庙宇）；四、人口生育（姓氏、源流、迁徙、方言、生育、卫生）；五、经济产业（农林、牧副、工商）；六、社会统系（宗族、会社、政权）；七、日常礼俗（饮食、服装、礼俗）；八、文化信仰（戏曲、节庆、庙会）；九、学校教育（私塾、学校、业余）；十、人物传记（节孝、乡贤、名人）；十一、历史文献（文书、碑刻、传闻、图片、音像）；十二、大事纪年（古代、近代、现代）。笔者以为，这样的体例架构，加进新的内容，形式又相对稳定。具有古典品质又具时代意义的村志，或许可以借此体例而呈现。

太行村志之编纂，离不开历史反思、性质分辨与体例确定在内的基础性研究，同时也需要有更大的学术追求。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太行村志，既要有以小观大的文化史视角，有鲜活具体的文献史料，也要体现以地域文化为依托的文本特色。地缘性会社与血缘性家族的不同，乃是徽州与太行两地社会结构的区别所在。如果说徽州及华南“村落共同体”以“家族共同体”为主体，太行“村落共同体”即以“会社共同体”为主。太行“村落共同体”，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视作“村社共同体”。①笔者以为，太行文书之特点与太行文化之质点，即是太行学得以成立的主要学术基点。参阅《太行文书、太行文化与太行学——乔福锦教授访谈录》，《河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4期。太行村志撰写，自然应该将这一思考角度纳入其中。“社会统系”一章专列“会社”一节，即基于此种考虑。要之，社会文化史视域中的《桃树坪村志》编纂，即是太行村志编纂的一次学术尝试。

附：《“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札记——太行深山中的桃树坪》

10年前，因启动家谱重修工程，笔者开始对太行老家之文化资源包括村落历史作实地考察。2007年冬以来，笔者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思教授及其博士生一起，多次深入桃树坪村，作华北乡村近现代社会历史文献资源调查与社会变迁研究。2014年秋，应邀回乡作“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文字归档工作，借此机会，对历年积累之札记资料考订整理如下：①

一、自然环境。邢台县路罗镇桃树坪村，位于太行山中部路罗川上游谷地。清光绪版《续修邢台县志》卷之一“舆地”之“乡镇”条载：“桃树坪，百六十里，路罗西北二十里。”村西远山为晋冀交界处之太行主峰，峰下是红色石英砂岩构成的陡崖；村南近岭为缓坡，坡下是河道；村北郁郁葱葱的柏树垴，是村庄的绿色靠屏；村东 600多年前栽下的记录着明初移民历史的古槐，见证着古老村庄的春去秋来与世代更替；村东南为谷地敞口，也是村庄与河道出口。村落总面积包括荒山、滩涂、村庄在内共 20000亩，村南及东西河滩4000亩内，分布着农田、果园、菜地。村庄坐北朝南，建于河流一级阶地及以上位置，面积3000亩，其中老宅占地2000亩。区域内年平均气温11—11.6℃，7月份平均气温 24℃左右。由于具有良好的采光条件和东西向通风优势，冬无剧寒，夏季凉爽宜人。

二、形成原故。原住、移民、避难、经商、逃荒等因素，是桃树坪成为邢台县西部山区最大村落的几个主要原因。村中世代流传着阎、白、侯“三家”之说，且有“三家坟”、“三家庙”之遗迹。据老人们讲，三家人丧于“世乱”，无留后代。笔者以为，此“三家”即是元代村庄的原住人家。元末明初，江山鼎革之际，太行地区多次遭受兵燹洗劫，三家人同时罹难，后被集体安葬并建庙纪念，此即“三家坟”、“三家庙”之由来。明初大规模移民潮中，赵姓自晋南洪洞等地迁来，成为今日村中居民之最早祖先。明代末年，游姓从冀南永年大游庄迁来，村庄人口大增。乔氏一族，原籍晋中乐平，明末社会动荡中，为避祸乱，乔根、乔树、乔枝兄弟率族人东走太行岭下之桃树坪再造基业，耕读传家，至今已历19代。清代中叶，王姓家人因经商，从贺家坪迁此晋冀商贸重镇，至此，赵、乔、游、王“四大家族”形成。近代兵荒马乱之世，又有人口自各地陆续迁来，如今村中已有近30个姓氏。

三、历史嬗变。桃树坪村史，元代之前，因文献不足，难以稽考。明成化间顺德知府长安人林恭主持完成之《顺德府志》载：“洪罗寺在县西一百五十里，宋延佑建，正统间重修。”此寺位于桃树坪村东出口五里许，毁于抗战时期，至今遗址尚存。元以后之情况，经笔者10年来之调查，基本线索已大体清楚。自“三家”劫难之前算起，村庄历史已有 700年。其中元代为村庄奠基期，明代为村庄重建期，清代与民国为村庄发展期，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则为村庄转型变革期。

四、主要产业与物产。明清以降，桃树坪成为顺德府至山西晋中之重要商道。清光绪版《续修邢台县志》“灰峡岭，城西南一百六十里，有自桃树坪赴山西之路”可为证。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桃树坪村生产规模大，物产丰饶。现今主要产业包括农、林、牧、副、商多种，其中林业是主要收入来源。遍布山顶的，是大面积天然次生林，阳坡山场以酸枣、荆条等灌木为主，阴坡分布着鹅耳枥、麻栎、槲栎、刺槐、毛榛、山桃、油松等乔木，纵横其间的沟谷中，种满核桃、栗子、柿子、桃、杏、黑枣、红枣、苹果及山杨、山榆、洋槐等树木。林业收入中，以核桃、栗子最为驰名。

五、生活与民俗方式的地域特点。桃树坪是邢台县西部山区最大的村庄，除非农业户口 400多人及在外打工者300多人外，村中长常住人口2800余人。近百年来的社会变革，将村庄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但明初以来形成的北方山区农耕社会生活方式，依旧传承延续。

六、主要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作为太行深山中的大村，桃树坪保存着邢台西部最大规模的红石民居。旧村部分，东西长600米，南北宽300米，占村庄总面积2/3以上。中心街区是贯穿东西的交通大道，连贯其间的南北数十条大小巷子，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红石板路面。从明初到民国早期陆续建成的百余座红石院落，格局大体完整。其中村中古井旁是赵氏院落群，村东老槐树旁为游氏院落群，村北柏树垴下是乔氏院落群，街中及南巷则为王氏院落群。明清乃至民初以来留下的染房、油坊、车马店、商铺及抗大总医院等历史建筑，多有遗迹可寻。昔年村民常用的石磨、石碾等传统生活用具多已废弃不用，碾盘、磨盘则随处可见。数百年间陆续建成的村西土地庙、村中龙王庙、圣母庙与村前白衣老母庙，同样是村庄历史的文化实证。

村落文献，除毁于“文革”时期者外，尚存清乾隆十二年白衣老母庙碑，清光绪十一年南海大士庙碑。笔者近期的考察中，又找到民国二年官戏房碑、民国六年重修黑虎岭碑两通。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估计还会有新的发现。装于村委会老木箱中集体文献，也有待编目整理。家族文献，是桃树坪作为传统村落的历史凭据。仅乔氏三门清初以降之契约文书，估计即有近千件。个体文献，则以先父《工作笔记》为代表。先父乔钦起1947年正月参加工作，1990年春离休，曾长期任职于邢台县西部山区。老人家所保存的书籍文献，多有珍贵版本，40余年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笔记，迄今共发现80多本，工作档案近千件，总字数估计在300万以上，是太行山区近现代社会历史之珍贵文献记录。研究整理，已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规划。

保存着邢台西部山区规模最大的红石民居与数量可观的文献资料，是桃树坪成为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见证，传承不断且影响巨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其成为太行深山古老村落的历史凭借。村中原有两班旧戏，其中弦子腔在晚清时期即出现，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梆子腔剧团创建时间，也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初。依然保留的农历4月15南山老母奶奶庙会，6月13村中龙王庙会，9月25村西土地老爷庙会，承载着天、地、人三位一体的信仰世界，至今香火不断，同样是村民精神生活的历史记录。古老的村庄习俗，依然以活态方式传承。年节庆典，地域特色更为鲜明。桃树坪的年节，由岁末到来年正月甚至到2月2龙抬头的一系列活动组成。元宵节大规模系列庆祝活动，从正月13一直延至16。数百年传承的元宵转黄河仪式，在区域内外影响巨大。由 720根木桩扎成并用麻绳连接的黄河阵，是村庄年节庆典的大舞台。男女老少在黄河阵中穿梭游行，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口平安。与转黄河仪式相伴随的正月16盛装踩街活动，既是村庄年节盛会的高潮，也是新一年生产与生活启程的序曲。

[1]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傅振伦.傅振伦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曹振武.乡镇村志刍议[J].史志研究，2003(4).

[4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J].北京：中华书局，1965.

[5]郎遂.杏花村志[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6]傅振伦.傅振伦方志文存[M].安徽：黄山书社，1988.

[7]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J].社会研究，1935(66).

[8]李新锁.山西“三多”乡村热衷修村志 5年增10余倍[EB/OL].中国新闻网.2011-08-10.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8-10/3248851.shtml.

[9]冯文彬.毛泽东与青年[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10]张贻玖.记录和解读毛泽东的读史批注[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11]赵庆云.专业史家与“四史运动”[J].史学理论研究，2012(3).

[12]刘正刚，陈嫦娥.新修村志的文献价值[J].图书馆论坛，2010(2).

[13]陈辽.乡镇旧志集成后地方志功能的提升——读评〈常熟乡镇旧志集成〉[J].江苏地方志，2008(1).

[14]罗彩娟.村落史研究文献回顾[J].广西师院学报，2012(2).

[15]吴灿，胡彬彬.我国村落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思[N].光明日报，2016-5-18.

[16]陆振岳.方志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 2013.

[17]万国鼎.方志体例偶识[J].金陵学报，1935(3).

[18]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4.

[19]仓修良.方志学通论[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

[20]寿鹏飞.方志通义[M].铅印本.1941.

[21]黄苇.方志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22]郑吉雄.中国方志学的跨世纪展望[M]//黄俊杰.传统中华文化与现代价值的激荡与调融.台北：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

[23]来新夏.方志学概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24]中国方志研究：第1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5]易邵白.清末乡土志探略[N].旧书信息报，2003-5-26.

[26]陈碧如.乡土志探源[J].中国地方志，2006(4).

[27]吴南星.谈写村史[J].前线，1963(22).

（责任编辑：朱艳红 校对：贾建钢）

G275.2

A

1673-2030(2016)02-0098-08

2016-04-05

乔福锦（1956—），男，河北邢台县人，邯郸学院太行山文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