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书院品格教育之启示

龚晓会，邓建兴，包月英

（河北工程大学，河北 邯郸 056038）

教育教学研究

中国传统书院品格教育之启示

龚晓会，邓建兴，包月英

（河北工程大学，河北 邯郸 056038）

依据托马斯•里克纳对品格教育的界定，中国品格教育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传统书院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围绕儒家文化开展学术活动，通过治学修身与知行合一，促进学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品格。启示当今国内之品格教育：一定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行为的道德教育与训练；要立足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寻求品格教育资源；品格教育重在习惯养成。

传统书院；品格教育；人伦；公民品格

新品格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当今德育的主流。托马斯·里克纳对品格教育的界定是：“所谓品格教育，是指以核心价值观指导行为的道德教育与训练”。以其观点审视中国的品格教育，我们惊讶发现，早在尧舜就提出了这个命题，孔孟对之进行了完善，儒家称之为人伦。为了教化国人，儒家以“人伦”为核心价值观念，对国人的德教育和习惯养成，进行了近 2000年的不懈努力。

一、品格教育的提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品格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当今德育的主流。托马斯·里克纳对品格教育的界定是：“所谓品格教育，是指以核心价值观指导行为的道德教育与训练”[1]。在其理论中，视“尊重”和“责任”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强调品格教育“道德认知、道德体会、道德行为”的三维一体。托马斯·里克纳新品格教育理论，是在剖析和批判“价值澄清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20世纪60至70年代，“价值澄清理论”曾经在美国占主导地位，面对当时美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价值的多元，及相对主义的盛行，“价值澄清理论”强调教师的价值中立；以及在保持价值中立的基础上与学生深度探讨某种价值观念，希冀以此培养学生的价值分析、判断与选择能力。由于过高估计了学生的价值分析力、价值判断力和价值选择力，在教学运行中过于强调教师的“价值中立”，致使教师忽视了对学生价值的引导，也因此丧失了教师的德育地位与作用，其结果则是当时人们所看到的，面对价值多元的社会，学生无所适从，而导致“价值观混乱”。价值观的混乱引发了道德危机，进而出现青少年犯罪比率大幅上升、社会责任感衰弱等诸多社会问题。以托马斯·里克纳为代表的新品格教育理论，不仅是对传统品格教育的承继与发展，也是对这种道德状况的反思，对价值澄清理论的矫正。新品格教育理论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为了督促学习的品格教育，托马斯·里克纳提出了11条原则评价学校是否重视品格教育。

美国新品格教育理论引发了国内学界的研究与思考，他们结合国内道德及道德教育现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其中首都师范大学戴英杰提出，“扬弃传统德性资源，注重核心价值的传播”的观点[2]，认为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道德规范，应在去除了宗法等级观念的糟粕后，充实于现代道德生活中；要传播八荣八耻等核心价值理念。

以托马斯·里克纳对品格教育的界定，中国品格教育可以追溯到尧舜。《尚书·舜典》记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3]”。这里的五品系指“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4]”。孔子将其发展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道德伦理，孟子又进一步完善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汉代董仲舒将之高度概括为三纲五常。在2000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以儒家五伦思想为核心价值，教化国人，使五伦思想成为国人道德修养及为人处世的最基本的价值原则。五伦思想也因此在道德认知、行为习惯养成以及塑造国人品格等诸多方面，呈现出了巨大的作用。

试从托马斯•里克纳“品格教育，是指以核心价值观指导行为的道德教育与训练”的观点出发，通过以传统书院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品格教育的特征进行梳理，以期为当今国内高校的品格教育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启示。

二、中国传统书院品格教育之特征

传统书院将“明人伦”作为教育目的，旨在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教学过程，塑造学子退而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品质品格。

（一）明人伦，塑造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品格

白鹿洞书院教规将教育目的规定为“明人伦”，明确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人伦，出自《孟子·滕文公上》，“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五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儒家文化将五伦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意在教化国人，以“十教”为基本准则，处理好“五伦”的基本关系，各安其份，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传统书院“明人伦”的“明”应作“弘扬”、“塑造具有人伦品格之人”之意。

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张栻在岳麓书院做主持时，亦将“明人伦”作为教育的目的，以事亲从兄、应物处事为知行之切入点，培育“仁”之品格。朱熹、张栻之所以将教育目的确定为“明人伦”，既是对当时社会重科举与文词，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实践与操守的学风的矫正，也是其以教育陶冶情操、教化社会风气，以义理治天下的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反映了其办学思想：“……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5]109在张栻看来，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五伦思想、通过知行合一，培育具备经世致用品格的人才。

及明中叶，如王阳明《万松书院记》所述，“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为了根治知行分离所造成的“工于文辞修饰雕虫小技”，“疏于德行操守儒家道统”等恶疾，明儒王阳明积极创建书院并传授其“心学”思想。他将“明人伦”作为教育目的，并在其《万松书院记》感叹“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与王阳明虽然均将明人伦作为教学目的，但是其品格养成的方法是不同的。朱熹强调以穷理促笃行，即遵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品格养成过程；王阳明则强调弘扬五伦，应以人心安顿为要：用无染率真之心，对待情感、处理事物，实践人伦，维护儒家公正中庸，恪守儒家道德规范。他认为，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塑造出经世致用的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品格。

由此可知，传统书院的品格教育是以五伦思想为核心价值观的。在教学过程中，它遵循的是以知促行、以行促知、知行合一的教学原则。

（二）治学修身，穷理笃行

传统书院起源于唐，及宋书院的教育功能更加强化与发达。它作为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教育机构，进行品格教育的特征更加突出。范仲淹主持的应天府书院，其教育理念是：（1）以经义、文学为主要教学内容，讲求博涉。（2）以培养廊庙之器为教学目标，进而心忧天下，退而道乐古人。（3）赞赏魁甲英雄，主张教育学生的书院与录取进士的科举相互结合[6]。由此可以看出，为了培养治国、平天下之才，范仲淹在实现“经以明道、文以通理”的教学方略时，十分重视知行的统一。他认为，“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经》，是非之辩存乎《春秋》，天下之治存乎《礼》……”如果能令俊哲之人深入钻研与践行六经，就可以“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辩，明天下之制……”也正因如此，他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上诚于君，下诚于民”等德行的培养，融入于学子对《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的学术研究中，期冀学子通过知与行，而实现格物、致知、诚意，进而达到正心和修身。由于教学有方，应天府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据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记载，凡有名可考究者就有向敏中、戚伦、孙何、刘师道等14人，皆中州俊彦，北宋名臣。[7]

白鹿洞书院，朱熹将《四书集注》《中庸首章》《大学或问》等作为传授内容，要求学习要遵循“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朱熹在为学子指明“穷理”和“笃行”的学习方法时，还进一步阐明了“穷理”和“笃行”的内涵与辩证关系。指出，“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所当然者而已。”笃行就是将所穷的圣贤之理用于修身、处事、接物中。“学问思辨”目的在于“穷理”，穷理的目的在于笃行。因此完成了学问思辨，还要躬身实践。朱熹明确地将笃行分解于修身、处事、接物三个方面，还反复强调“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弗讲学之功”，“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何事也。”白鹿洞书院教规之所以如此规定，无疑是期冀学子们在“穷理”与“笃行”及无限的循环中，夯实格物、致知、意诚、心正、身修的成长过程，正所谓“精其知，达其行”，以更高深的学问、更坚实的实践修身。

（三）讲述儒道，申表学术

传统书院创办之初，就呈现其以文化人的教育功能。如漳州龙溪松州书院（686年），创建目的即移风易俗，教化乡里。在教学内容上，它以儒家经典礼仪为核心，在教学形式上实行多样化，包括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在教授方法上，则重在启发，诸如“论说”、“开引”等。邓洪波对丽正与集贤书院的活动内容进行了梳理，其中一条就是“讲述儒道，申表学术[6]”。丽正、集贤书院的讲学活动，包括皇帝的“躬自讲论”，也包括学士为皇帝讲论文史而备顾问。《旧唐书》对唐明皇“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的讲学活动进行了侧面记载：“今上崇儒重道，亲自讲论，刊正图书，详延学者[7]”。学士侯行果等因伺讲《周易》《老庄》而频频受赐酒馔的事，被记录在南宋王应麟所著《玉海》一书中。由此可见，无论是漳州龙溪松州书院，还是丽正与集贤书院；无论是漳州龙溪松州书院的“论说”“开引”；还是皇帝的“躬自讲论”、学士们的诵诗讲易，其申表学术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教化人们崇儒向道，从而净化社会风气，维护社会秩序。到了宋代及明代，“讲述儒道，申表学术”的特征更加显著。朱熹在书院完成了其主要学术成果《四书集注》《中庸首章》《大学或问》等，并将其作为讲授内容传经授道；明代王阳明在书院完成了其“心学”，又将书院作为传授“心学”的阵地，他们所共同的目的，就是“明人伦”，弘扬五伦十教，塑造以十教处理五伦关系的品格，塑造具有“齐家、治国、平天下”品格之人。

综上所述，依据托马斯•里克纳对品格教育的界定，传统书院品格教育的特征是，以五伦为核心价值观，围绕承载着五伦思想的儒家文化开展学术活动，在知行合一中实现学子的品格养成。通过上文对其特征的梳理，为当今的品格教育提供了一个基本思路。

三、传统书院品格教育之启示

传统书院的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弘扬和践行五伦思想。当今国家要求国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国内高校的品格教育，一定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行为的道德教育与训练。

（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公民品格

***总书记反复强调，青年人要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实际上回答了我们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它由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构成。其中，公民是最基本最活跃的要素，国家和社会层面价值观的呈现要以公民层面价值观的呈现为保障。只有培育出合格的公民，才能更好地在社会、国家层面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作为学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关键在于培育学生的公民品格。具体而言，就是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层面的价值观指导学生的行为，通过道德教育与训练，促进习惯养成，进而形成公民之品格。

（二）立足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寻求优质资源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包括了红色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富含着“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和谐、担当、责任、奉献、忠诚”等品质要素，是品格教育的优质土壤。以邯郸优秀文化传统为例，邯郸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不仅是春秋战国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抗日及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政府、八路军 129师所在地，其悠久的文化历史与丰厚的文化资源，形成了其独有的文化特征：荀子思想、邯郸成语典故、红色文化。荀子立足儒家，扬弃诸子思想，形成自己具有集大成特点的思想体系。作为儒家后圣的荀子从“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出发，阐述了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其代表作《劝学》开宗明义，以价值体系为核心，围绕德行与操守，论述了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毛遂自荐”、“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等成语典故，作为诸子百家思想精髓之映射，不仅诠释了自信与胆识，同时也揭示了其忠诚、爱国、责任、担当的价值选择。邯郸涉县，是八路军 129师及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边区建设中，129师及边区军民所呈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事迹与事迹，体现了爱国、道义、奉献、无私、无畏、牺牲等利国利群利民的公德素养。是中华优良的红色文化传统。

高校品格教育应视“荀子思想、邯郸成语典故、129师红色文化”为品格教育的优质资源，围绕其开展教学与学术活动，让学生在治学修身与知行并发中，承继邯郸优秀文化传统，形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品格。

（三）重养成，以知促行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提出：“我们在学校里受教育，目的在养成习惯，增强能力……”也就是说，养成良好的习惯，增强养成这种习惯的行为能力，是学习文化知识的根本目的。对习惯而言，“行”及“养成”十分重要。

如上所述，高校品格教育之根本在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品格的养成，而这种品格养成之关键，在于“习惯”的形成和“能力”提升。基于此，高校应围绕公民品格相应的“习惯”和“能力”，搭建富于生活化和日常化的平台，让学生实践、体验、感悟、强化、固化进而承继该种文化品质。以“友善”养成为例：高校可利用学生宿舍日常化和生活化的特点，将宿舍文化建设作为培育“友善”习惯和能力的平台。在“知”的这一层面，为了致其知，可引导宿舍及宿舍之间，围绕“将相和”及相关的优秀文化传统开展学术活动，使学生站在更高境界理解“友善”之涵义。在“行”层面，为了力其行，针对“友善”的“习惯”和“能力”，可采用宿舍文化墙与宿舍约定；宿舍主题文化活动；评比与评价等方式，促进习惯的养成。

[1][美]托马斯·里克纳.美式课堂：品质教育学校方略[M].刘冰，徐水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

[2]戴英杰.托马斯·里克纳新品格教育思想及其借鉴意义[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3]阮元.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6]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7]刘卫东，高尚刚.河南书院教育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8]欧阳修.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朱艳红 校对：李俊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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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673-2030(2016)02-0113-04

2016-05-01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学生品格塑造研究”（课题编号：HB15JY075）

龚晓会（1964—），女，河北藁城人，河北工程大学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