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耕不辍缀珠玉，文字训诂出新篇——评刘精盛教授《文字训诂简论》

李红霞

（邯郸学院 中文系 河北 邯郸 056001）

刘精盛教授的《文字训诂简论》（以下简称《简论》）是继其《〈诗经〉通释》之后的又一部传统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力作。该著汇集了作者近年在文字、训诂等方面的研究论文，有些论文之前已见诸报端，受到好评，有些则是新面孔，此次结集出版，作者按照研究内容，将其分为文字篇和训诂篇，文字篇主要探讨汉字构形问题；训诂篇内容较广，主要涉及古汉语教材及相关参考资料的注释和语法通论、王念孙《读书杂志》的评议、《诗经》词语训诂及书评等。另有“附录”，主要收录了作者的注释作品和对联等文学作品。精读《简论》，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十几年来在传统语言学领域孜孜以求，勇于创新的学者形象，也感受到了他的文学才情。下面就个人感受谈谈《简论》的几个特点。

一、学术研究与实践紧密相连

传统语言学，常常被看作故纸堆里的学问，和现实距离非常遥远，事实远非如此。以训诂学为例，它对于我们今天的语文教学和古籍阅读、古籍整理、辞书编纂等都有重要价值。郭在贻先生在《训诂学》中就专门指出训诂学除了系统性之外，还要有实用性。[1]3精盛兄的研究就充分体现了他对训诂学实用性的重视。

《简论》中《郭编〈古代汉语〉指瑕》一文就是专门针对郭锡良先生的古汉语教材中对“则”的语法功能、相关例句和部分词句解说的失误来谈的。精盛兄对中学文言文教学也十分重视。例如《〈触龙说赵太后〉疑难词语解析》一文，就专门针对人教版（2003年）高一语文教材中的《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及相关教参在注释翻译上的失误加以论述。文章对教材和教参解“恕”为原谅（当为忖度），“益”为增加（当为稍、渐），“太后之色少解”之“色”为怒色（当为脸色），“为之泣”之“为”为替（当为向）的错误予以辨析。由于古今词汇、语法不同，我们常常被今义所惑而误解古文之意，因此文章最后还强调，学习文言文一定要努力排除现代汉语在这方面的干扰。这与他在大学长期从事古汉语教学、指导实习生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密不可分。

在课堂教学之外，他也常常把这种研究的兴趣延伸到日常的读书看报当中。例如，《莫把成语意思用反了》提到源自《华商报》的“自食其言”（本指说话不算数，而作者理解为自我实践其言）和《湖南日报》的“屡试不爽”（“爽”是错义，而报刊作者理解为爽快）。这让我想到湖南卫视几年前《快乐大本营》的一期节目，时值盛夏，主持人引用《诗经》“七月流火”一语，来形容天气象火一样炎热，而实际上“七月流火”正与此相反，“火”指大火星（非火热之火），夏历七月大火星逐渐西移，预示暑气渐退而秋天将至。还有把《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hǎo）逑”之“好”读成“hào”，则显然把“逑”理解成了追求。像这样的情况，时或有之。他如《给〈咬文嚼字〉编辑的信》、《南宫适的适不念shì》、《葛红兵〈我的祖父〉一文指瑕》也是这类文章。当下，大众以电视传媒和通俗读物作为娱乐和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媒体误读误解的不良导向作用不可低估。精盛兄以学者身份，用学术研究的求实精神，指出人们习以为常的错误，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具有重要价值。

二、继承朴学精神，融通训诂方法

研究学术史时，人们常常把汉学和宋学作为两种学术方法、学术风格的代表而并提。汉学本指汉儒在经学研究中注重训诂考据的学术方法，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崇尚其风，形成与“宋学”（即宋儒理学，重义理阐发）相对的“乾嘉学派”。因其方法质朴，也称“朴学”。清人运用这种学术方法，在文字训诂、古籍整理、辑佚辨伪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里借用“朴学”一词，主要指治学严谨，注重证据。《简论》中每篇文章，无论篇幅长短，作者考证一个问题，都运用大量材料，继承段玉裁、王念孙等训诂大家注重因形求义、因声求义、形音义互求和因文求义的方法，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使结论真正做到“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

在具体的词义考释中，精盛兄常常融通各种训诂方法，得出的结论也确凿无疑。例如，《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四方有羡，我独居忧”中的“羡”，古注多释为“余”，表示饶余、富裕，作者认为此义于文意未安，故撰《〈十月之交〉“羡”字正诂兼释<皇矣>“歆羡”》一文考证“羡”之义。首先，文章从《十月之交》前后文例辨析，用下二句“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中民皆“逸”与我“不敢休”的对比为证，指出“四方”与“我”相对，“羡”与“忧”为对文反义，“羡”当为欣喜之义。其次，又从“羡”的构形从羊，本义指愿欲、贪羡，进而考察从羊之字如羑、善、美皆有美善之义。又覈之以古注，引王念孙《读书杂志》：“美与羡，义得两通。”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愿羡有欣喜之义。”再次，又从《大雅·皇矣》“无然歆羡”中“歆羡”入手，考察“歆羡”为同义连文，表示欣喜，而非旧注所言“贪慕”。训“歆”为欣喜，也首先从《诗经》文意和“歆”之本义加以考察，之后以《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为证。其次又从声韵考察，认为“歆是晓母侵部，欣是晓母文部，它们声为晓母双声关系，韵为侵文通转关系，歆欣音近义通。”这样融通各种训诂方法，使用大量文例深入考证“羡”、“歆羡”为欣喜之义就非常可信了。这样的例子，《简论》中随处可见。又如，《〈诗经·伐木〉“我”字献疑》一文以高亨《诗经今注》为依托，考证“我”为“”之误，“”用为语气助词，后又作“哉”。该文也是首先从文例考察《诗》及同时期文献中无用“我”作语气助词的情况；又认为“”、“我”篆形相似而误；进而根据《诗经》韵例，认为“句中韵尾字不是代词‘之’就是语气助词，故“我”字当为“（哉）”字之误。最后还以《墨子》“用而不可难哉”中“难哉”当为“虽我”之误来反证《诗经·伐木》中“我”为“（哉）”之误。其说亦颇为可信。

运用排比文例推勘词义的方法时，精盛兄特别注重利用同一部书或同篇之内的本证材料和同时期文献例证。例如，上面所举《〈十月之交〉“羡”字正诂兼释〈皇矣〉“歆羡”》、《〈诗经·伐木〉“我”字献疑》二文，都主要以《诗经》文句为证，而旁及《尚书》、《晏子春秋》等文献。

考证一个问题，精盛兄常常多角度、多层次加以论证。例如，《也谈〈读书杂志·汉书杂志〉“庸身”条》一文，认为王念孙、杨树达对“庸身”的解说有误，今人吴蕴慧虽然指出问题，但却未中要害，故从训诂、语法、校勘、修辞等多个角度加以权衡，认为“师古所说不误”。文章考察《汉书》“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师古注“言死当自去，不如他徭役得顾庸自代也”，其注以“自代”释“代身”，认为原文“身自”当有衍文，又用《读书杂志》评《晏子春秋》中“行己”本作“身行”（身、己同义，后人不晓而误改）为证。这就指出杨、吴二人释“庸”为代或把“代庸”看成一个词的失误。其论证平实，结论可信，解决了训诂校勘中的疑难。

前人结论虽然正确，有时因缺乏论证过程或论据而让人难以信服，精盛兄便多方搜集材料加以补证。例如，《王念孙〈读书杂志·逸周书〉校雠补正》一文“一、论证不足；二、理据不足”两类内容，就是围绕王念孙对《逸周书》校勘中论证不充分的条目所作的补充。

没有充足的证据而妄下断语，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而事实上古今学者常常不能避免，对此精盛兄十分谨慎。他在《从修辞角度论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得失》一文中说：“异文与原文皆通，从存真的角度，是非难定，考证成为难事，如果没有充分地证据，不妨从原文作解，尤其是一为本字，一为借字的那种情形。”在《古范围副词的系统性考察》一文中针对有人将《孟子·滕文公（上）》“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中的“舍”说成是现在的“啥”，他援引向熹、王力先生的主张指出，“看起来确实文从字顺，但没有文献依据，这是一个缺乏汉语词汇史观的解释。而‘舍’能作范围副词，是前人的注释，也同样通顺。对于前人于文通达的解释，我们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是不能动辄加以否定的。”

综合运用因形求义、因声求义和因文求义的训诂方法得到的结论，一般来说是可信的，不过，这些方法毕竟多是就古考古，且各种方法本身又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有时得到的结论也就带有一定的推测成分。有些古音、古义还保存在现代方言中，因此，如果能在方言中找到依据加以佐证，其可信度也就大大提高。文字研究中，也可以利用方言保存的古音材料考察形声字声符的特点。精盛兄有时也利用这一方法。例如，《论汉字构形的优势和表意文字说的片面性》一文，谈到声符的历时音变时就以家乡方言为证。说：“有些地方的方言声符与该形声字读音仍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如春（萅）、邨（村）古字皆从屯得声，吾乡湖南涟源市金石镇以及临近的双峰县仍读屯（阴平），江字湖南平江人仍读如工。”又说：“双峰人‘讲话’一词用[gua35]，当为‘讲’音之转，而与之临近的涟源市金石镇和湖南大部分地方一样读若岗。讲繁体为講，从冓得声，凡谐声者必同部，上古讲字应该与声符相同的購溝遘觏媾篝鞲等字同韵部，……双峰话相对于其他方言在这个词的读音上更接近上古音。由于语音演变，到中古俗字讲的声符换上了读音接近的井字，……邨的俗字村是中古出现的，声符寸也反映了语音的变化在声符中的调整。”

其他如谈到“增字解经是大忌”、“只能用语言的社会性这一尺度来衡量（一个新的见解）”等，也都是对传统朴学精神和研究方法继承的体现，这与他重视考据、重视语言的历时演变和社会性等密不可分。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研究广而通

在我的印象中，精盛兄一直致力于训诂学研究，这与关注他的博士论文《王念孙的训诂理论与实践评议》有很大的关系。通读《简论》之后，才获知他在汉字构形、汉语语法、音韵等方面皆有创获。章太炎在《小学略说》中说：“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2]4正如其言，今人要想在语言研究上真正有所创获，必须形音义兼通，这是基本的条件，精盛兄已经具备了。

1995年，精盛兄师从李维琦先生学习汉语史，2004又跟随郭芹纳师主攻训诂学，在吉首大学他除了讲授《古代汉语》课程以外，还讲授音韵学、《〈诗经〉研读》等课程。从他的求学经历和汉语教学工作中，可以看到，精盛兄系统地学习了传统小学各个门类的基础知识，在教学实践中，又能将其融会贯通，还善于利用自己方言中保存的古音古义佐证古语。同时，他还特别注意经典文献的阅读和积累，在阅读中发现、辨析疑难问题。上面提到他能够融通各种训诂方法考证问题，也是他研究的“广而通”的体现。清人冯桂芬在《重刻段氏〈说文解字注〉序》中评价段氏之注：“以形为经，以声为纬，又以说解为经，以群经传注为纬，融会贯通，虚空粉碎，发一凡，起一例，无一部一文不如网之在纲，珠之贯串。”由此可见，没有对相关知识的熟练把握和运用，是难以“通”的。

《简论》中《论汉字构形与语法的关系》、《论汉字构形与训诂的关系》、《从修辞角度论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得失》等文章大都是从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来阐述问题，这正是基于他对汉字构形、词义、语法修辞等知识的熟稔和会通而阐发的。

“广而通”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他在谈论某一个话题时常常又能推演开去谈到其他相关问题。例如，《论汉字构形与训诂的关系》一文说：“除了音韵语法训诂等学科要充分利用汉字构形的特点作深入的研究，字典辞书的编排和汉字输入法也同样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并重点针对辞书部首的编排、五笔输入法对汉字构形的利用和破坏展开论述。

又如，《论汉字构形的优势和表意文字说的片面性》一文探讨表意字说的片面性时，说“汉字的构形重意合，汉语对事物的命名重意合，这种意合的特点也体现在汉语的句子里。”这与汉语缺乏形态，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体现的特点相吻合。最后文章还旁及汉字改革问题，指出不顾汉语特点的拼音化道路必然行不通的深层原因，又以韩国文字走拼音化道路，废除汉字，但后来又不得不恢复一些汉字，日语的文字中也保留许多汉字的事实为据，进一步指出汉字构形的优势。文章视野既开阔，论证深入。

四、散论中闪烁着真知灼见

《简论》虽然是单篇文章的集结，但短制中也时时有精辟之语，彰显出作者高水平的理论素养。

例如，关于《说文》六书中的“转注”，历来聚讼纷纭。《对汉字构形进行逻辑阐释的历史和现状》一文就特别针对“转注”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说：“转注是一种造同义字的方法，而同义字未必皆为转注关系，只有形转义转兼备，即被转注字以其形作为新字构件，以其义表示新字字义，新字才是后起的转注字。形转是手段，义转是目的。转注字是在语言的运用中，由于古今音变，地域差别而产生了新词，古人在造字记录这些新词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原有同义词的书写符号基础上以加声符的手法造字，这类字形符是字的本字，如眼之于目，狗之于犬，鼻之于自，斤之于斧，的之于白，舟之于船等等。”又进一步申说：“为词的本义、引申义或假借字另造新字，不论是在原字基础上加注声符还是加注形符，皆是转注字，皆符合‘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界定。实际上，转注字是从文字的孳乳关系归纳出来的造字方法。文字存在孳乳和变易的关系，所以转注这一概念的提出说明古人对文字的发展规律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文章对转注概念重新界定申说，指出转注字的产生途径和类型。这一观点不仅与许慎对转注的界说相合，符合汉字构形发展的历史，也打破了戴震、段玉裁以来语言学界所公认的转注是用字方法的观念，重新将转注引入造字法的旧途。其论证细密，论据充足，见解独到。

又如，《论汉字构形的优势和表意文字说的片面性》一文从汉字构形的角度分析了表意文字说的局限，指出“汉字是在以事物形体揭示词义的象形文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象形、形声、假借三类而以形声文字为主的语素文字兼音节文字。”把汉字的性质界定为语素—音节文字现在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刘又辛先生把汉字称为形音文字，[3]25裘锡圭先生把汉字称为语素—音节文字、意符音符文字或意符音符记号文字，[4]18都从汉字构形符号的角度指出汉字是表意文字说的片面性，这几种汉字性质的名称虽然有别，实质上却都指出了早期汉字重以形表意，到后来在发展过程中重以形音表意和以记号区别形音义的特征。与其他论著不同的是，文章确定汉字性质的理论基础，植根于汉字与所记录的汉语特点的适应性，从汉字构形中声符的作用和表音的特点讨论表意文字说的局限。文章指出，早期形声字的声符与整个形声字的读音相同或非常接近，声符表音作用削弱，一方面是由于语音的发展演变使声符和整个形声字的读音产生了距离，另一方面，由于形符能够揭示义类，即使声符的语音和整个汉字的语音有了一定距离，但是记录语言中的词时，仍然能够和其他同类或音近的词相区别，具有很好的示差性，并不影响记录语言的功能；形声字中的声符与英语等拼音文字不同，它显示的是整个音节，当读音变化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同音的字作为声符予以调整，即使有，也要考虑到字形整体结构的匀称，是否符合汉字方块形状的审美要求，这也是大量形声字很少调换声符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早在甲骨文阶段，汉字就已经朝着方块外形的方向发展，例如，“鳯（凤）”字，甲骨文最初用象凤鸟的形体来表示“凤”这个词，后来又在象形字右上角加上“凡”作为声符，但受字形方正、紧凑的审美要求，最终把象形的“凤”变成鸟移入“凡”里面的字形。形声字是汉字最主要的类型，文章提到的形声字形符和声符组合表意对声符的限制，以及汉字外观的审美要求对声符的限制，都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在《论汉字构形优势的良性发展和失落》一文中又提到汉字简化“兼顾示差性、审美性原则”，这些都是其他同类著作所没有的。

其他如“一些汉字的构形也反映了其对应的词的词类”（《论汉字构形与语法的关系》）“因声求义这种极为重要的训诂方法也与汉字构形有关。”（《论汉字构形与训诂的关系》）都是学界少有的新见。

《文字训诂简论》名虽以“简”冠之，而内容实则丰富，以上几个特点远不能涵盖《简论》的全部。短短几年内，精盛兄成果卓然，令人艳羡。但其中苦乐恐怕只有自知。求学期间与精盛兄的三次闲谈给我印象最深。一次是他谈到考证《诗经》的一个小问题，从晚饭后坐到书桌前，直到第二天猛然抬头发现天已蒙亮，一刻未息；第二次是他说到居家时免不了俗务，而真正静下心来作学问常常是在深夜。第三次是他说到自己要买《汉语大词典》而让妻子汇钱却意外发生车祸，对此他心存愧意。三次闲谈透露出精盛兄为古汉语研究所付出的辛劳，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秉承优良学风的坚忍的学者形象。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这十几年来不敢说孜孜不倦，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古汉语领域我是笔耕不辍的。”信哉，斯言！

[1]郭在贻. 训诂学[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2]章太炎. 国学略说[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3]刘又辛，方有国. 汉字发展史纲要[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4]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