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口述历史——童年与求学

李学勤，于玉蓉

（1. 清华大学 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北京 100081；2.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一、最初的记忆

李学勤：我有的时候会想：一个小孩子，他的记忆最早能到什么时候？很早以前，我读过一本科普著作，这本书里讲到：从科学的角度，只能回忆到四周岁！也就是说长大后在脑子中能够重新映现的印象，最早就是四周岁的时候记录下来的。实际上很多人讲起自己更小时候的事儿，是家人告诉他的，并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记忆。

我自己很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最初的回忆，有印象的，就始于四周岁。我是1933年生人，四周岁的时候，是1937年，正逢“卢沟桥事变”，我还能记得宋哲元部的二十九军，我看见过他们，能想起他们穿的军服的颜色。

我父亲在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饮食部工作，也就是现在的营养部。那时候协和医院的负责人都必须是外国人，所以我父亲不能做正职，只能做副职，搁现在叫副主任。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东城靠近城根的地方，就在现在金宝路东端，今天的二环就是那个时候城墙的位置。我们住的地方在当时有危险，怕被轰炸。协和医院的北边有一个北帅府胡同，有一个人家是协和的工人，我父亲和他关系很好，所以我们就去他那儿逃难。为什么呢？因为协和医院是美国的，日本人不敢炸。现在我还能回忆起来，我们躲过去的时候，奶妈背着我爬战壕、我趴在她的背上的情景，进了院子之后，抬头能看到日本的飞机。我们家在这里躲了一段时间，等城里稍微安定了才回自己的家。

这是我四周岁那年七月底的事儿。再往前的情景，我就想不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前面说的那本书的论断是正确的。

那个时候北京沦陷，被日本占领，但是我父亲由于在协和医院工作，所以不能离京避难。很多人都走了，比如说清华、北大的教师南迁昆明，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老百姓们能走的也走了，当然也有很多人就困守于此，因为来不及走了，哪有那么容易走啊？很危险的。

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那一天是12 月8 日。日本人完全都是计划好了，就在那一天，他们同时占领了协和医院和燕京大学。很多人被捕，包括美国人、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还有协和医学院的校长和协和医院的院长，把他们关在外交部街的一个小楼里。其他的工作人员就都解散了。

上次和你讲过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被“管制”起来了。我们的生活也变得非常糟糕。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日本兵过来看看。最奇怪的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天，有一个日本兵提着一包馒头到我们家里来，我家里就父亲、母亲、我，我们也不懂日文。他拿着一包五彩的馒头，每个馒头蒸的好好的，可却是红的、绿的、蓝的……各种颜色。他来的意思是说，给你们送礼的，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他是来看管我们的，他送的礼也不敢吃。后来我多次去日本，也问过“五彩馒头”的事儿，但也没得到什么答案。

因为我父亲在协和医学院工作，我小孩子的时候经常去那儿，我父亲会把我带到那边的草地上玩。可是，从协和医学院被日本占领之后，直到抗战胜利，我再也没有从协和医学院门口走过。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儿变成了日本的宪兵司令部，门口会有日本兵持枪站岗，如果经过，要向其行礼，不行礼的话可能就会挨打，甚至被抓起来。为了不行礼，我们就避而不走。当时北京有两个地方很危险，一个是铁狮子胡同、后来老人民大学那儿，另一个就是协和医学院，经常逮捕人。

二、我的父亲、母亲

李学勤：据我母亲的回忆，生我之前还有过两个孩子，可是一个夭折了，一个流产了，我是第三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我是独生子。父亲这边，基本没有亲属，而我母亲的亲属都在上海。所以我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表兄堂姐陪我玩，就像你之前那篇文章写到的，我的童年是孤单的。

虽然我出生于北京，但我并不是地道的北京人。我经常认为我是南方人，我父亲也这么认为，他长期在南方工作。他们在家里都说上海话，我小时候也去南方，当时我听上海话没问题的，现在可能听力变差了。所以我的饮食、我的言行举止等很多保留了南方的习惯。可能你看不出来，因为你不是北京人，但是一个真正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肯定会看出差异。我说的话也不算是北京话，而是普通话。

于玉蓉：您好学善思，踏上了学术之路，是否受父母的影响？

李学勤：我父母是20世纪初的人，父亲是1902年生人，母亲是1901年生人。父母生我的时候，都30多岁了，生的比较晚。

我父亲所从事的工作是行政性工作，是管事儿的，当然也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他的英文特别好，可一点没教过我什么。现在好像流行“虎爸虎妈”，而我父亲没有说一定要我怎么样，可是我如果喜欢做什么，他会全力支持我，这就是他的教育方针。唯一的一点，他希望我去汇文中学，因为他是汇文毕业的。后来证明，汇文中学确实非常好，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地址就在现在的北京火车站那儿。

我母亲读书识字，虽然不是很好，但一般的小说报纸都能看。她在上海上过私塾，还经常和老师淘气呢。她是最早的女学生，你想她十岁的时候才辛亥革命。但她从来没有工作，只是在家里作家庭主妇。我母亲教我认字，四岁之前我已经识字读书了。我很小的时候读《民间故事》，我还记得是四本一套，每本封面是不同的颜色，什么样子我还能回忆起来。

关于小学阶段上次已经和你说的比较详细。1939年我六岁的时候去小学上过几天，但因为不适应就回来了。后来1941年就去“灯市口小学”，现在还叫“灯市口小学”，就是原来的“育英小学”，这个小学本来也是一个教会的学校，我父亲认识其校长，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叫李如松，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我家离学校很远，家里就包了一个洋车，每天接我上下学。全北京一直到解放，只有6 路电车，有的还经常停驶，市民最常用的交通方式就是步行，所以我很能走。

于玉蓉：我和您的小学同桌、著名诗人邵燕祥先生联系过，他说他曾去过你家。

李学勤：我也去过他家。他的家庭背景和我类似，他父亲是留德医生。当时北京的西医有英美系的，还有德法系的，这两个系好像还不太融合。

那个时候我慢慢开始融入到学校的集体生活中，但是课堂内容已经远不能满足我的求知欲，因为那些东西我已经学过了。所以上课的时候看起来我好像在听课，可是脑子里却全是另一个世界。

我已经和你说过了，我从小就喜欢符号，就是有关结构和框架的东西。我爱看的书都比较特别，我给你举个例子。那个时候大家都爱看清代小说，比如李汝珍的《镜花缘》。大部分人看《镜花缘》都爱看前半部分，不太喜欢看后半部分，因为前半部分就和《山海经》类似，主人公周游天下各国，遭遇“两面国”啊、“犬封国”啊，讲了很多故事。后半部分是武则天诏开“红文宴”，天下才女汇聚于此作诗押韵，我偏爱后半部分。李汝珍是音韵学家，我就喜欢后半部分里很多的音韵学内容，比如说“张真中珠”等口诀，我看起来就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还记得当时买了《镜花缘》，一边走路一边看，旁边拉洋车的人说，“哎呀，看这小学生在笑什么呢！”

于玉蓉：我在网上还看到一篇小学生作文《踏雪应试》，收录在抗战前出版的一本作文选中，后署名李学勤，并标明是北京华氏小学校六年级生，很多人认为是您的作品，这篇作文是您写的吗？

李学勤：这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当时《北京青年报》登出来的时候，我就声明不是我写的，可能是一个和我同名、比我年长的人写的。因为什么呢？首先，他讲到冬天开始上学。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没有冬季入学的，都是秋天入学。其次，他提到小朋友们是坐着骡车去的。那种大车，在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但是已经不流行了。

三、命运的殊途

李学勤：我1945年上的初中，1948年初中毕业。48年国民党颓势已定，整个社会是很动荡的。对于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生而言，时代也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命运。

当时北京至少有两个学校比较热门。一个是“国立高等工业学校”，管吃管住，按照现在来说是大专水平，我考了这个学校，上次和你说的比较详细；另一个是国民党在上海新办的“国防医学院”，培养军医，也在北京开始招生，也有很多人去考，因为这个学校也是管吃管住。我没去考，因为那时我对军事没什么兴趣，并且我如果学医的话也不需要走这条路，我父亲对北京医学界还比较熟悉。我有两个很要好的同学考上了，他们48年一开学就跟着去了台湾。刚开始我们之间还有通信，后来就断了音讯。这两个同学一个姓张，一个姓黄。姓张的同学经受了很大的曲折，后来到美国去念书，成为著名的教授；姓黄的同学在台湾最好的医院工作，现在退休了住在国外。我当时去台湾演讲，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照片，找到我，我们那时候已经是47年未见了。所以说，一个人的命运，和时代是分不开的。

于玉蓉：就是因为初中毕业报考志愿的不同，一个班的好友同学分离半个世纪不能谋面。您们这一代人经历那么大的社会变革，每个人的命运都无法避免的受到时代影响。相比而言，我们这些80 后好像和时代的关联没有如此紧密。

李学勤：其实不然，你仔细想想，现在也一样，每一代的人都会受到时代影响的。

于玉蓉：值得庆幸地是，你们后来都从事了自己喜欢的工作，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都有所建树。

李学勤：都有一定成绩，只是走了不同的路。

四、清华的大一生活：上课和思想改造

李学勤：我上次和你说了我兜了一个大圈，后来又回来在汇文中学继续读高中，1951年按部就班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就读于哲学系。

那个时候刚建国，大学里课程设置不多，并且我有几门课是免修的。入学考试我英文考了98 分，其实没什么讹误，就是a 和o 两个字母写的有点像，我不记得是把a 写成了o，还是把o 写成了a，总之扣了两分，所以我的英文是免修的，我的国文也是免修的。

考清华的时候，考场是在北大红楼。国文卷子是两张纸对折，里面是作文，我很快就做完了。监考的老师看我这么快就要交卷，以为我漏答了题目，就出于好意，小声对我说：“里头还有作文呢”，我说：“我已经写好了！”于是就第一个从考场出来了。

这些当年的事情，不是你要求，我是不会讲的。既然英文免修了，我就想学德文，因为学哲学的必须要学德文，我希望自己将来能读德文版的原著，而不是翻译的。后来未能如愿，当时学苏联嘛，所有人都学俄文。大一学了俄文基础，任教的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她其实也是新学的，“现趸现卖”地教我们。后中苏友好协会在广播电台上播放俄语讲座，我一听，才发现老师讲的有些不准确。我后来自学俄文，用英文学俄文，是节姆斯卡娅和波塔波娃分别编的教材，用英文学俄文较为容易，因为语法比较接近。

那时候我们和教授们关系都挺好，因为学生比较少。同学们关系也很好。我有个同班同学叫钱耕森，安徽人，和我同年，都是当时班里年龄最小的，他后来主攻中国哲学史。那一年有两个安徽的同学，另一位叫钱广华，后来研究西方哲学史。现在他们都执教于安徽大学，都是著名教授。

1951年寒假开始思想改造。老师和学生们都要在开会的时候谈自己的思想。学生们的思想改造相对简单；老师们的思想改造比较复杂，有的时候要开会20多次。

我们的这些先生们真的是非常主动、积极地进行思想改造，是非常真诚的。特别是金岳霖先生，一直到故世，他都是这样。直到今天，我敢保证，对于思想改造，他是真诚的。

于玉蓉：到了清华哲学系之后，您就师从金岳霖先生？

李学勤：作为大一新生，很难说我是谁的学生。但是金先生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学生。包括我后来去考古所，他很照顾我，要不然我怎么去的呢。我们经常去金先生家里上课，因为人少。这种授课方式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也让我的学生到我的家里来。

五、因甲骨文而入科学院

李学勤：我不经常住在学校，没事儿我就回家了，或者去北京图书馆看书。虽然当时活动很多，但是我还是会找出很多时间来继续自己对甲骨文的兴趣，这个兴趣从很早就开始了。我高小时有个同学，我还记得他叫常定一，孟子说“定于一”嘛。他父亲在中学当老师，他说最难的就是甲骨文，这个同学告诉我之后，我就开始留心甲骨文，越是难我越要学，因为它像符号，特别有意思。我是在1950年前后自己学的。

1952年，北大考古专业刚刚成立，我很想去，但是当时不让转系。金先生知道我很想做甲骨文，就给了我一个建议：你可以去上考古系的课，还在哲学系毕业，但最终没有这么做。

陈梦家先生是中文系的教授，我没有选过他的课，只是去旁听过一次。很多人认为我和陈先生在清华就很熟悉，其实不然，当时我并不直接认识他。

我上次跟你介绍了，经陈梦家先生引介，我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曾毅公先生一起完成《殷虚文字缀合》的工作，就是对郭若愚先生的原稿进行校对、补充，加了很多东西，所以最后署名是我们三个人。

这项工作1953年底结束了，由于另外一个机缘，我到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事情是这样的：我那时候经常在北图看书，有一个外交部的先生认识我，这位先生也是学者。他的一个朋友是海外华侨，想学古文，那时候我家里很困难，所以我就给他做家教，从上古《尚书》、《诗经》一直到韩愈，每星期选读一篇。

外交部这位先生认识侯外庐先生，是他向侯先生推荐我的。侯先生那个时候是西北大学校长。1953年底决定要筹备建立历史研究所，他已经到北京来了。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历史所：一所是上古，郭沫若任所长，尹达任副所长。二所是中古，原先是陈寅恪、后是陈垣任所长，侯外庐任副所长。三所是近代，范文澜任所长。

侯外庐先生把我叫去面谈，他对我印象不错，就说：“你到历史所来吧。”正好考古所那边我的工作也不好安排，因为考古所已经成立了很久了，有名额限制，刚好历史所这边有机会。考古所这边说：“你先去吧，然后我们再把你要回来。”

于玉蓉：命运很偶然啊。

其实我也不认为这是偶然。如果我不是在北京图书馆学甲骨文，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我也不会认识外交部那位先生，也就不会见到侯外庐先生。另外，如果我不是学哲学的，没有古文的底子，同时又有在考古所工作这一段经历，侯外庐先生也不会要我，所有这些都是因因相生的。

六、与书的不解之缘

李学勤：如果总结这之前我的生活，有一项内容最持久，那就是：看书、买书和卖书。

因为没有钱，所以我看旧书很多。买的是旧书，看完了再卖掉，再买“新”的旧书。有些老教授很奇怪，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们年轻时候很多事情，其实就是通过旧书，我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儿知道的不少。张政烺先生是历史所著名的史学家。有一天，我们看报纸上提到逯明、滕爽情杀案，我就给大家讲这是个什么故事，他听了很吃惊：“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这是在你出生之前啊。”

那时候去一趟琉璃厂是很难的。我住今天东二环那里，步行到琉璃厂，然后从琉璃厂西头开始，沿着街逛书店，这需要相当大的体力。

于玉蓉：那得走一个多钟头吧？

何止啊，两个小时走不到。你想啊，从东二环一带穿胡同走出来，到东单，一直到前门、和平门，走出去到南新华街，然后到琉璃厂西端。我每次是从商务印书馆看起，一个店一个店看下去，包括各种小书店，一直走到杨梅竹斜街。我做过好多次这种“跋涉”，每次都筋疲力尽。没办法，那个时候没钱坐车。所以，我主要是去东安市场，但东安市场的书远远没有琉璃厂的多。

到历史所工作之后，我还管过图书馆，给单位买书，历史所很多书都是经我手买的。1956年公私合营以前，很多书商每周都会过来卖书，我们收书。他们会带样书，比如说《太平广记》，他们会带第一本，要不要，如果要，他们就会全部送来。有时我还会到外地去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