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文献与荀卿思想的关系探析

佐藤将之

（台湾大学 哲学系，台湾 台北 10617）

一、导论

笔者在观察过去20年，尤其是最近十年中文学界《荀子》①本文为了明确其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区分，系指其文本时将使用“《荀子》”；而系指其人时则将使用“荀卿”。思想研究的情形之后，有了以下两点感触。第一点是，无论是大陆或港台澳的研究，除了对文献考据问题较为敏感的少数学者，似乎并未先考量过《荀子》文本流传的历史，就无意识地挑选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为底本，以至于文本考据的问题，就完全依靠《集解》所搜集的历代注解以及王先谦的注释。其结果是，往往完全不知悉《集解》所未载录的其他成果。当然，笔者并非意图主张《荀子集解》内容不佳，而只是提出一个观察：中文学界的研究者迄今尚未充分利用自德川时代末期到明治时代（大概19世纪之间）于日本出版的考据和注解——特别是久保爱的《荀子增注》（这些问题后文都将详述）。这样的情形让笔者认为，从东亚思想史研究的观点，阐述《荀子》文本的渊源、西汉刘向的整理、唐朝杨倞的“重编”，以至于清代中国、德川日本之考证此一整体脉络之必要性。

第二种观察则是，在中文学界的《荀子》思想研究中，也许是20世纪初“古史辨”疑古观点研究的“风暴”或“教训”所遗留之负面效果之故，在20世纪后半以后，学者之间除了有最后七篇（按照刘向的排序为：《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大略》、《尧问》、《君子》之七篇）恐为荀子后学所汇集而成的共识之外，越来越少学者意识到今本《荀子》是否代表荀卿的著作之问题。然而，若把这项问题与上述第一项问题放在一起思考，就会大大影响我们用以理解《荀子》思想的框架，以及对其整体的评估：在刘向把当时存在的322 篇冠上荀卿之名并整理成32 篇时，他将《性恶》放在第二十六篇，亦即被放在与当代学者视为所谓“杂录”部分的七篇一起。是唐代的杨倞，才把《性恶》从原来的第二十六移为今本的第二十三篇。若按照其原本排序来思考，我们便应该将《性恶》看作属于后学“杂录”中的一篇。虽然如此，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以此事实来主张《性恶》就属于荀卿后学的作品。同样地，笔者也不认为过去的《荀子》研究者，都没有思考过今本《荀子》是否代表荀卿本人思想的问题。笔者只是想要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至少据笔者所悉，一般而言，在20世纪后半之后的中文学界之中，《荀子》思想的研究者，再也没有对此问题提出较具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更何况，如本文所述，对于此项问题的见解其实也相当多种，而其见解的差异也会影响对《荀子》整体思想之理解。是故，在尚未适当地整理与评述此问题的情况之下，要进行比较具有说服力的《荀子》思想研究，恐怕也较为困难。

有鉴于此，本文的前半将探讨《荀子》的成书、编辑以及流传；后半则针对《荀子》是否能代表荀卿本人思想这个问题之五种观点，比较评述其得失。事实上，高正等学者业已详细研究过刘向将各种原始资料整理为现本《荀子》的格式和份量后流传至今的各种版本的历史。并且，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出现能够推导出新版本的资料。因此，本文不会再赘述文本流传的（如甲版的母本为乙版之类的）文献学上的问题；而是由思想史的观点，试图阐述刘向、杨倞等人之编纂所带来的思想意义。再者，由于中文学界中的大部分学者，对《荀子》版本流传至日本之后的情形迄今还不太熟悉，故笔者将叙述“台州刊本”东传之后，直到1884年黎庶昌将之重刊于《古逸丛书》的过程。

二、《荀子》的文献形成与流传

关于《荀子》文本的相关议题，大概可以分成两个：第一，西汉刘向（前77—前6）删定《荀子》三十二篇之后的文本流传的问题；第二，今本《荀子》一书能否代表荀卿本人思想之问题。就笔者所悉，日本针对今本《荀子》各篇之间思想关系的研究，是从1930年代开始崛起。当时木村英一①木村英一：《荀子三十二篇の構成について》，《支那學》（卷8，1935）第15-45 页；木村英一：《讀荀子二則：書誌學的劄記》，木村：《中國哲學の探求》（東京：創文社，1981），第183-197 页。、金谷治②金谷治：《荀子の文獻學的研究》，《日本學士院紀要》（卷9-1，1950），第9-33 页。、豐島睦③豐島睦：《荀子文獻批判の一方法》，《哲學》（廣島大學，卷5，1955），第59-71 页。等学者，各自发表了对《荀子》文本成书和流传的研究。至于今本《荀子》的各种版本之间的流传关系，近来高正对所有中国保存的现有文本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描述出文本流传的详细系谱。④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在英美学术界中，德效骞（Homer H. Dubs）也曾经叙述过文本的历史。⑤Homer H. Dubs: Hsüntze: The Moulder of Ancient Confucianism. London: Probsthain & Co, 1927, pp. 39-47.率先提供《荀子》全英译本的John Knoblock，也在“介绍文本”的讨论中，说明过主要版本的来源和特色，以及彼此之间的引述关系。⑥John Knoblock: Xunzi: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Complete Works, vol. I.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05-128.鲁惟一（Michael Loewe）同样也提供了《荀子》主要版本的简介。⑦Michael Loewe: “Hsün Tzu,” Loewe (ed.):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 Guid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 pp. 178-188.在这些先行研究当中，高正的专书最为详细。因此，刘向编纂之后《荀子》文本历史的阐述，大概都基于上述的研究。而笔者在此的论述，则较注重这些文本的流传背后，所能观察到的思想意义。

根据上面列举的文献学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荀卿去世后，《荀子》成书及流传的过程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下面我们按照历史顺序，说明其文献流传的思想意义。

（一）从荀卿生前到西汉刘向对文本的编纂（约前250年至前20年）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撰写关于荀卿的情况时，如此写道：“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而现本《荀子》则总共大概有九万一千多字。虽然我们现在无法得知司马迁是否看过现本《荀子》的全部内容，而荀卿的弟子们应该各自流传了不同样貌的荀卿书（此“荀卿书”在什么样程度上能代表荀卿本人的思想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任何有关此时被冠上“荀子”之名的书本是如何流传的记录。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存在关于此问题的线索。事实上，在西汉时代撰写或编辑成的文献中，有许多与《荀子》相似，或甚至几乎一样的章节段落文字，我们可以由此推测，在刘向编辑之前，“荀子”原型文献的情况之蛛丝马迹。

在可以认定为西汉前期撰写或编辑的文献当中，含有与现本《荀子》类似或一样的段落文字的文献有《韩诗外传》、《史记·礼书》、《礼记》以及《大戴礼记》此四者。其实在20世纪初期，学者们便已讨论过，究竟这些段落是抄录自冠上“荀子”之名的原型文献，还是现本《荀子》（西汉时代）的作者或编者们从上述文献抄下来之问题。不过，无论是哪种情形，最近五十年的日本文献学家大概一致认为，现本《荀子》的几种母本，在刘向编纂之前应该已存在。⑧在下节中，考察这课题的内容以及学者们的观点。

首先，《韩诗外传》中与现本《荀子》相似的章节段落高达55 处。⑨豐島睦：《韓嬰思想管見—《韓詩外傳》引用荀子句を中心として》，《支那學研究》第三十三號（1968），第50-58 页。此外，余崇生也详尽地以列表的方式，对比了45 段《荀子》和《韩诗外传》相近的文句。余崇生：《〈韩诗外传〉研究（一）——〈荀子〉引用文との對照表》，《待兼山論叢》第十七號（大阪：大阪大學文學部，1983），第21-36 页。《韩诗外传》的编者韩婴（韩生）是汉文帝时期博士之一，而《韩诗外传》是在汉文帝统治期间，即大约前177-157年时期著作所编成。①请参照《史记》第61 章，第3124 页。因此，《韩诗外传》是可以证实今本《荀子》内容存在过的，最早时期的文献。众所周知，《韩诗外传》一书是搜集许多故事而组成的，并且藉由引述《诗经》的一节来当作总结。这种在结论部分引《诗》来证实自己的论点的写法本身与《孟子》和《荀子》的论述方式近似。

若我们假定荀卿于前230年左右逝世，《韩诗外传》的撰作时期则会落在荀卿死后的八十年以内。这一点也让我们得以推测，韩婴可能曾遇过荀卿的弟子，比如说浮丘伯。《汉书》上记载，浮丘伯在吕后（前241—180）统治期间的公元前187年到180年，居住在汉朝首都长安，而当时正好是韩婴担任博士的几年前。②请参照《汉书》第88 章，第3608 页。因此，韩婴至少应该接触过，由浮丘伯或其他荀卿弟子所传抄的《荀子》原型文献。也就是说，《韩诗外传》中与“荀子”相关的段落，很可能是从荀卿弟子的传抄本中直接抄录下来的（若韩婴见到浮丘伯，那他甚至可能看过荀卿亲笔的文稿！）。若是如此，笔者倾向于认为：《韩诗外传》中的引文或多或少反映了荀卿的思想，也就是说，《韩诗外传》无疑是一本，可以用来重建《荀子》一书内容之原始状态的最为核心的资料。

此外，《礼记》与《大戴礼记》也含有六段与《荀子》相似的文字。其中有些因为篇幅够长，甚至几乎可以自成一篇。③杨筠如：《关于荀子本书的考证》，罗根泽编《古史辨》卷6（香港：太平书局，1963），第138 页。正如豐島睦与廖名春都指出的，《史记·礼书》也引用了《荀子·礼论》的大量文字。豐島睦进一步主张，《礼书》所保存的与“礼”相关的论述，甚至比现存《荀子》中所保存的更为完整。④請參照豐島睦：《荀子文獻批判の一方法》，第59-71 页。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司马迁对“礼义”（即国家的伦理大钢）与“礼制”（即国家机构）的说明，基本上仍依据我们在现存《荀子》中所看到的内容。例如说，“礼者养也”、“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等，司马迁用以界定“礼”的意义内容，都是可以在现本《荀子》文本中找出来的文句。⑤請參照第23 章，第1161-1171 页。

（二）从刘向之后到唐朝杨倞的重编（约前20年至818年）

西汉时期的多种文献，如《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记》以及《史记》等，都引述与现本《荀子》同样的段落和句子。这个情形，暗示了冠上“荀子”的几种版本——无论是以数万字的整份文本，或只不过几千字之单篇的形式——在刘向之前便应该已在汉代知识分子社群之间普遍流传。以此为背景，刘向整理汉成帝（在位前33年至前7年）的帝室书库之藏书，并且编辑在《孙卿书》名下保藏的各种文本。他在其《叙录》中如此说明文本的状况：

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箸三十二篇。

此引文的大意是：“所校勘过的是，汉朝的皇家书库，所收集的冠上“孙卿”之名的书籍，总共有322 篇。互相比较核对这些文本之后，除掉重复的290 篇，最后校订为32 篇。”根据刘向之说，在《孙卿书》名下有322篇文本。或许在当时，现存《荀子》文本中可见的篇章已有数量不少的重复，因此刘向在校对后，除去重复的290 篇文章，将其余的内容编辑成32 章的文本。如金谷治所指出的，相较于从30 篇校除成八篇的《晏子春秋》，以及从20 篇校除成八篇的《列子》，刘向所收集到的“荀子”母本，其规模十分庞大。⑥請參照金谷治:《荀子の文獻學的研究》，第12-13 页。此外，从此我们也可知“荀子”母本在当时确实是相当广为流传的。

值得注意的是，若从字面上来理解刘向所言，原来称为《孙卿书》的诸抄本的数量，几乎与他最后定下的文本相差了十倍，因而可知当时应该有许多套的《孙卿书》。如此大量的文献来源，可能使刘向并不需要再从其他文本来抄写，其工作反而是要致力去除重复的部分。刘向将其汇编的文本称做《孙卿新书》，而此“新”的《孙卿书》，除了已删除重复的内容之外，对于后世的影响其实还有更重大的意义。亦即，此《孙卿新书》比过去流传过的任何版本的《孙卿书》，都具备更为“完整”的内容。因此《孙卿新书》和《孙卿书》的区分，等于是在说一份唯一完整的文本，和全部其他不完整文本之间的差别。

在刘向之后，《孙卿新书》以抄写为主的方式流传下来。如上所述，由于《孙卿新书》比之前的任何版本都更为完整，所以《孙卿新书》必然逐渐取代了所有其他版本的《孙卿书》。而一旦其他“不完整”的版本逐渐被淘汰且不再流传，此“完整”版本的名字中的“新”字也不再需要，而可能开始只被称为《孙卿书》。在《隋书‧经籍志》中可以看到十二卷的《孙卿子》版本，而其中“新”字已经不存在。而其卷数的减少，则是由于纸的发明使得抄写者能够缩减文献抄录体积的大小。唐代政治哲学的文选《群书治要》的第38 章，引述了杨倞之前《荀子》版本中的29 条句子。①Knoblock 其中索出了29 条与现本《荀子》含有的一样的句子。请参照Knoblock, I, p.110.但不幸的是，所有杨倞之前存在过的版本后来都亡佚了。

（三）从杨倞的重编至今（818年至今）

唐朝宪宗（778—820；在位805—820）时的朝臣杨倞（生卒年未详），在818年（元和13年）对当时流传文本的校勘以及变更，是自刘向以来整个《荀子》文本历史上最大的事件。杨倞的校勘包含了下面三项重要作业：第一，他把原来被称为《孙卿书》或《孙卿子》的文本重新命名为《荀子》。第二，他对当时知识分子也已经难以读通的部分加上注解。根据杨倞在前言中所言，当时文本中存在许多难以辨认的文字，导致读者在阅读上的困难。第三，他按照篇章之间的相似性重新排列文本的顺序。例如《礼论》从原本的第23 章移动到第19章，也就是排到了《乐论》之前。这些改动之中对《荀子》整体思想的形象影响最大者，就是《性恶》一篇的更动。原本《性恶》列于第26 章，亦即在《子道》（现本中的第29 篇）之后，代表《性恶》篇在刘向的排序中原本是混居在七篇杂录之中。杨倞把它移到《正名》之后的第23 篇，其结果则是给了读者一个，《性恶》篇是荀卿探讨理论性或哲学性问题的重要篇章之一的印象。由于杨倞以前的抄本都已佚失，现在我们能读到的所有《荀子》版本，都是基于杨倞改过篇章次序的文本。

杨倞加注以后的《荀子》文本，不再经历任何内容、顺序上的改动。而宋代开始刻印之后，要追溯版本则是较容易的。迄今研究过《荀子》文本流传历史的研究，大抵上一致认为宋代以后的文本继承，大抵是以两大系谱来展开：第一条流传系谱是从“国子监刊本”开始。此刊本在北宋神宗时期国子监的监督下，于1068年（熙宁元年）刊出。到了南宋孝宗时期的1181年（淳熙8年），则由唐仲友重刻，此版本后来称为“台州刊本”。“国子监刊本”和“台州刊本”的书本都失传，今日北京图书馆保存了另外继承“国子监刊本”系统的“浙北刊本”，只不过因其残缺不少页张，而其直接版源也不甚清楚。②高正指出“此本共抄补12 页半，尚缺2 页未补。抄补之页为：杨序第1 页上半页，卷5 第1、2 页，卷11 第7、8 页，卷13 第1、2 页及第17、18、19、20 页，卷14 第1、2 页。”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第17 页。

另外，虽然“台州刊本”在中国已失传，但其中一本在传到日本之后，被保存于金泽文库，而在转手几次后的德川时代，为当时著名的藏书家狩谷望之（棭斋，1775—1835）获得。其原本在狩谷去世后，却也遗失了。然而，不幸中的大幸是，狩谷还在世时有一位诸侯向他借了原本，并制作了一份完整的复本，而该复本在明治时代，为东京大学“支那哲学”讲座的教授岛田重礼（1838—1898）所购得。岛田后来获悉驻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7）有意愿重刻此版，便把此抄本赠送给黎庶昌。黎庶昌于是就请当时日本声誉最高之雕刻师第三代木村嘉平（1823—1886）雕刻。如此，保留着浓厚宋代刻本风格的《荀子二十卷：唐杨倞注，景宋台州本》，便被收入《古逸丛书》的第七卷，并在1884年出版。

另一方面，第二条脉络的文本流传系谱，则是从南宋时期的商业印刷开始。这系列的文本被称做“纂图互注本”。此刊本的文本来源，无法追溯到杨倞之前的版本，而且其雕刻也不甚精确。只不过由于“纂图”系统刊本明显和“国子监刊本”属于不同的系谱，因此如金谷治所说，此版本在校勘上还具有参考的价值。③金谷治：《荀子》（东京：岩波书店，1962）第434-435 页。

关于《荀子》各种文本的校勘，清代考证家卢文弨（1717—1796）广泛地搜集当时存在的主要文本，进行了精致的校勘，并由谢墉（生年未详—1795）在1786年出版。卢刊本是在“台州刊本”出现之前，各种《荀子》文本中最精良的文本，在传至日本后由朝川鼎（善庵，1781—1849）于1818年出版。后来十九世纪初“台州刊本”的“出现”，久保爱（筑水，1759—1835）得以利用了狩谷望之借给他的“台州刊本”之原本进行校勘，并综合在他之前德川学者的主要注解，而后来在1820年出版了《荀子增注》。在中国能够参考到《古逸丛书》所收之“台州刊本”的王先谦（1842—1917），也在1891年出版了《荀子集解》，可谓是清代考证《荀子》文本之成果的集大成。此后迄今为止，虽然仍尚未出现对于校对工作有重大意义的“新”文本，但有鉴于近年来先秦以及汉代文献的大量发掘，我们也可以期待“竹简”《荀子》的相关文本的出现。④内山俊彦在他的新版《荀子》后言中论及郭店竹简《穷达以时》开头“又天又人天人又分”和荀子思想的可能关系。请参照内山：《荀子》（东京：讲谈社，1999）第336-338 页。

三、 关于《荀子》一书是否代表荀卿本人的思想之五种观点

在了解《荀子》思想的具体内容之前，若是先讨论文献内容是否真的可以代表其作者的思想，听起来有点本末倒置。因为要判定文献的真伪，或者是否代表其“作者”的思想，应该是在厘清其思想的内容后才能加以判断。如同其他战国诸子的思想文献，《荀子》文本中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观念与写作方式，甚至是互相冲突而不一致的论证。在过去一百年来，因为近代的思想研究比较重视思想内部的一贯性，文本的可信度和内容是否属于荀卿此人所作，都受到学者不少的怀疑。而且，由于学者们的观点也相当多样，因此为了进行有系统、条理的《荀子》思想研究，最好先检视过去的学者对于文本与荀卿思想之关系有何看法。笔者将过去大约一百年间的学者对《荀子》文本形成的观点分为几种：第一，《荀子》文本可区分为真正能代表荀卿本人思想之部分，以及与荀卿本人思想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第二，将整本《荀子》看作是荀卿学派思想的发展或演变过程；第三，将《荀子》一书看作荀卿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第四，将《荀子》一书视为对过去诸子思想的综合；第五，基本上接受《荀子》为过去诸子思想的综合，但试图在其综合中，观察出统合其各种思想成分的构造或中心价值。

（一）第一种立场：区分出真正的荀卿思想部分与杂入的部分

在近代的中国学术史中，胡适应该是第一个基于西方近代哲学概念去怀疑《荀子》绝大多数的篇章可能不是荀卿本人所作的学者。胡适的方法是：区分出“真正的荀卿思想”和“荀卿后的思想杂入的”。他认为，单独在《荀子》一书、而无法在其他文献里找到的内容，就是真正能代表荀卿思想的部分。根据他的说法，现本中只有《天论》、《解蔽》、《正名》以及《性恶》等四篇算是“真正的荀卿思想”。①请参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06 页。另一方面，梁启超虽然呼吁对此问题不宜骤下结论，但他自己也认为，由于在《儒效》、《议兵》以及《强国》中荀卿均被称为“孙卿子”②梁启超：《要藉解题及其读法》，梁启超：《梁启超学术论集：通类》卷2（台北：南岳出版社，1978）第1035 页。，而这应该是弟子们对荀卿的敬称，所以这些篇章中的论述基本上是由荀子弟子抄录的资料所构成。属于古史辨学派的杨筠如，则以更激进的方式发展这些推测，他得出的结论是：《荀子》是一本将西汉时期的哲学思想东拼西凑所完成的作品；具体而言，它抄录自《韩诗外传》、《礼记》等著作。③杨筠如：《关于荀子本书的考证》，第131-147 页。反之，张西堂以《荀子》、《韩诗外传》、《礼记》文本的详细比较分析为基础，反对杨筠如的主张。然而，张西堂本人也认为《荀子》中有多达14篇的作品并非荀卿本人所作。④张西堂：《荀子劝学篇冤词》，罗根泽编：《古史辨》卷6（香港：太平书局，1963）第147-162 页。此后，龙宇纯也藉由更细致的文献研究，指出《荀子》不是件单纯拼凑而成的作品。⑤龙宇纯：《荀子真伪问题》，龙宇纯：《荀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7）第25-54 页。20世纪前半的中国学者多少都依据胡适的方法，透过辨认出“杂入”的部分，来决定文本的所谓“真实”部分。⑥关于其他研究，张心征认同梁启超的观点。请参照张：《伪书通考》（上海 : 商务印书馆，1956），620-622 页。 鲁惟一（Michael Loewe）也介绍胡适、杨筠如、张西堂以及郭沫若的观点。请参照Loewe: “Hsün tzu,” pp. 179-180.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与当时学者们尚未注意《荀子》思想在中国思想发展中之综合角色的方法论立场相关。

在上述以辨别杂入文本为主的分析脉络中，还有更为激进的论述，即认为虽然《荀子》是经由一位名为“荀子”的人之手而完成，却只是抄录他之前的作品，因而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系统。这种观点认为，现本《荀子》即便是出自荀卿本人之手，但也只不过是种拼凑而成的作品，并没有思想的创造性。刘道中即主张《荀子》的内容为“既错误又没有技巧的抄写作品”。⑦刘道中：《荀况新研究》（桃园：各大书局，1995）第1-39 页。就主张现本《荀子》中看不出作为独特哲学作品的意义这点上，刘道中与杨筠如的看法互相一致。

（二）第二种立场：视为荀卿学派演化的不同阶段

日本学界的《荀子》研究，虽然受到胡适和杨筠如等古史辨学派观点的启发，但整体而言，当时日本学者的立场仍与胡适和其追随者的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金谷治的观点可代表当时日本学者的主要问题意识：“我们必须解释为何《荀子》里存在了不一致和多样化的思想与论述。（强调记号为笔者所加）”金谷治的研究目标，与其说是要找出荀卿“独特”原创的思想内容，不如说是要依照其思想特色，来分类《荀子》的全部内容。金谷将整个文本的思想内容分为（1）修身派；（2）治国派；（3）哲学思索派；（4）其他：各种作品（劳动歌曲以及其他叙事文）等四类，且认为这些讨论范围上的差别，反映出了荀卿后学学派的思想。金谷治推测荀卿后学中的每一学派，都在不同领域上发展其师说，并且传承其文献。①金谷治：《荀子の文獻學的研究》，第9-28 页。为了弥补第一种观点的缺点，即讨论时排斥了那些被认定是“不能代表荀子的部分”，他将文本分为四类以讨论《荀子》思想的作法是颇值得肯定的，但恐怕难以证明将每一类都归给某一特定学派的假设。以《墨子》为例，其中与所谓“十论”相关的主题，分别被区分为三种版本，如《兼爱上》、《兼爱中》、《兼爱下》，而这三者或许可以视为是同一学说由三个不同学派所继承的版本。由是观之，我们可以推测，此三个不同的学派在原则上仍保持着同样的论点。同样地，荀卿学派的演变也不一定要按照不同论述类别来分门别类。更何况在儒学传统中，“修身”和“治国”的实践原本就不可分割，荀卿和其学生又为何一定要刻意地分类这些教学内容？我们反而可以推测这分类可能是出自刘向的编辑。

豐島睦的研究则从《荀子》和《韩诗外传》之间五十二段相同文句的比较分析开始。在此一比较分析中，豐島睦推测现本《荀子》中，有十八个篇章应该是在韩婴编辑《韩诗外传》之前就已存在。但是他也在《王制》、《议兵》中观察到：“请问～﹝孙卿子﹞曰：夫是～”的句型。此外，《儒效》、《议兵》、《强国》也含有“孙卿子曰”的文句。根据豐島的意见，含有“请问”和“孙卿子曰”句型之段落应是荀卿的弟子直接记录下来的，因此这些篇章中的内容较能反映出荀卿本人的思想。相较之下，由于战国时代还没有个人直接写下自己著作的习惯，其他篇章的内容恐怕难以判定是否属于荀卿自己的思想。

另外，豐島也发现在《韩诗外传》和《荀子》同样内容的段落中，《韩诗外传》中有七段以“传曰”开头的文字，而现本《荀子》中则没有。②豐島睦：《荀子文獻批判の一方法》，第59-71 页。豐島据此推测，这应该是荀卿后学在撰作现本《荀子》之际，从之前的其他著作中抄录下来的部分；否则若后学真正直接记录荀卿的言论，他们应该可以直接写成“孙卿子曰”。总之，金谷治与豐島睦的研究倾向于认为，《荀子》的大部分内容是从荀卿在世时到去世后一世纪内逐渐形成。因此，《荀子》一书与其说是荀子的个人著作，不如说是收集了荀卿本人及其后学的言说内容而成的作品。

（三）第三种立场：《荀子》作为荀卿本人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

有别于将《荀子》思想区分为“真实”与“杂入”部分的第一种立场，或者将之区分为“荀卿本身思想”与“荀卿学派发展”部分的第二种立场，还有另外一种立场也试图解释《荀子》文本之不一致性与多样性之思想理由。此立场可再分为两种观点：（1）这些思想上的差异或不一致，代表了荀卿个人哲学活动发展的不同阶段；（2）《荀子》是集成其前各种思想文献的综合著作。其中全面提出前者的观点研究属于少数，而且如下所述，根据其观点来分类文本成立顺序的每个具体见解几乎会遭到更多的反驳。因此，此观点的有效性目前只能算是处在假设的阶段。赤塚忠在1950年代就曾经指出，从今本《荀子》的内容可以追溯出几个阶段的思想发展。③赤塚忠：《荀子研究の二三の問題》，收入赤塚忠：《儒家思想研究》卷三（東京都：硏文社，1986），第392 页。但赤塚忠本人并没有展开这方面的探讨。与之相较，出版过《荀子》全文英译的John Knoblock，则试图按照荀卿生平来排序各篇撰作的先后顺序。Knoblock 认为，《荀子》各篇可分别代表荀卿生平中某一时期的思想。举例而言，Knoblock主张，由于当时墨家在楚国占据思想主导的地位，《荀子》中包含有关于知识论和逻辑的《解蔽》和《正名》两篇，应是他居于楚国而受到墨家思想影响时所写成的。④John Knoblock: “The Chronology of Xunzi’s Works.” Early China, vol. 8. 1982-1983, p. 36.然而，像Knoblock 那样将某国的思潮和某本思想文献的内容具体连结起来，反而有许多情形无法说明。如按照《吕氏春秋·去私》所述“墨者有巨子腹䵍居秦”，秦国是墨家最高领导者所居住的地方。同样的，《吕氏春秋·去宥》也记录“东方之墨者谢子”，暗示了当时齐鲁地区也有著名的墨家（而这可暗示有成立的学派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最富庶、且位居中华文明思想活动中心的齐国，会没有墨家思想活动的据点。由是观之，哪怕《解蔽》和《正名》两篇真的受到了墨家的影响，也仍然不能断定荀卿一定要在居于楚国的时期，才能写出这些篇章。简言之，尽管在《荀子》文本中可以找到大致上可辨别其发生时期的历史事件，譬如荀卿卸任兰陵令的公元前238年，然而将某些“历史事件”的时期与“荀子写作文本中的某段主张内容”的时期连起来的推论手法，难免有牵强之嫌。

除此之外，Knoblock 似乎假设现本的各篇即为荀子写作的基本单位。这一点也恐怕难以证实。由于《荀子》实际上是在西汉末年被刘向整理成现有的三十二篇，现本中的各章各段，在刘向之前可能是分开流传的；要在刘向将彼此“类似”的内容连接起来之后，才成为像现本的篇章。其实中国大陆学者如廖名春和高正，也在近年的研究中，将《荀子》中的某些篇章归结为荀子在某一时期所写成的。①请参照高正：《荀子的生平和思想》，高正：《诸子百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204-274 页。但他们的分类，同样面临Knoblock所遭遇的方法论困难。

（四）第四种立场：将《荀子》一书视为对过去诸子思想的综合

另一种说明现本《荀子》思想的多样性的观点，是把“综合先秦思想”这个现象视为其内容的主要特征。事实上，早期提出这个观点亦是赤塚忠。②赤塚忠：《荀子研究の二三の問題》，第393-394 页。不过大陆的杜国庠和后来美国的Lee Yearley，也曾经主张过这是理解《荀子》思想特质之重要观点。然而，此观点成为《荀子》思想研究的主要潮流，是在1990年代以后：即由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所谓《黄帝帛书》（《黄帝四经》）的出现，使学者逐渐注意黄老思想对《荀子》的影响的时期。如此，被用来比较分析的文献，逐步扩及与《黄帝帛书》有类似内容的所谓《管子》四篇，以及《管子》其他诸篇思想所成形的齐学传统。在此研究脉络中，属于齐国稷下思潮的所谓“稷下先生”对《荀子》思想的影响，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本研究也继承此问题意识。的确，关注这些非儒家的因素对《荀子》思想的影响，会有助于说明《荀子》思想的综合性特质。但此观点所导出的结论，往往不是如王庆光般，虽然接受《荀子》思想受到儒家之外的影响之假设，但仍然在孔孟以来原属的儒学传统中试图找出《荀子》的思想的特色和意义；③王庆光：《晚周天道心性说及荀子之回应》，《兴大人文社会学报》（期5，1996），第63-83 页；以及王庆光：《荀子驳正“黄老之学”并倡导“文化生命”》，《兴大人文学报》（期34，2004），第45-72 页。就是如赵吉惠那样，将《荀子》从儒学传统排除出去。④赵吉惠：《论荀子是稷下黄老之学》，收录于陈鼓应（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103-117 页。于是关于《荀子》思想意义的探讨，就沦为如同在所谓“杂家”格局中找出《吕氏春秋》的主导思想的方式；也就是在“六家”之中选出哪一家的思想为其中心思想这样的方式。结果，学者对《荀子》独特思想意义的说明，又回到20世纪初期的学者已屡次提出过的“性恶”、“天人之分”等“刻板”内容。

（五）《荀子》作为有整体统一性和思想一致性之作品

如果要兼顾《荀子》思想是先秦思想的综合之说法，也找寻其独特思想意义，我们需要更用心地找出使《荀子》的思想得以具有高度统合性的要素。在这样的视野中，我们便能够了解到，《荀子》一书的思想多样性反而会构成彼此相当一贯的整体。关于其思想整体性，内山俊彦已指出整个《荀子》的内容，仍构成具有整体一致性的思想体系。⑤内山俊彦：《荀子》（东京：讲谈社，1999），第67-68 页。只是他认为其中最后七篇为荀卿弟子所搜集、添加，而非本人所作。然而，虽然我们同意这些部分的内容恐怕并不是荀卿直接说出来，或写的部分，但也不需要把此部分看作纯属他后学的思想之部分。因此，当我们认为“这六篇大部分的文句和段落代表荀卿学派的思想”之时，此六篇的思想不只意味着荀卿后学的思想，而且也包括荀卿以前的儒学思想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此六篇的内容存在会告诉我们：荀卿本人可能将儒学传统中传诵下来的故事和对话纪录，继续整合进自己的论说中，而这些七篇即为荀卿的这样思想工夫之“材料”。

龙宇纯也认为《荀子》并非是东拼西凑组合而成的作品。他提醒学者应小心不要过于强调荀子“性恶”的观点，并且试图论证《荀子》思想的核心就是“礼”。根据龙宇纯的观点，《荀子》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宇宙本体意涵”的“礼”概念的思想家。笔者的研究立场，基本上支持上述内山俊彦和龙宇纯的观点，即认为《荀子》的整体思想是由“礼”概念来保持其统合和一贯性。⑥龙宇纯：《荀子思想研究》，龙宇纯：《荀子论集》，1987，第85 页。

四、结语

严格而言，目前仍然难以判断现本《荀子》一书的内容是否真实地反映，或是在何种程度上能代表荀卿本人的思想。回顾以上的五种观点，除了第三种观点之外，其他或多或少都受到当时哲学史或思想史研究的学术氛围之影响：第一种观点主要是被20世纪初古史辨的疑古思潮所驱使。当时的学术气氛是，无论如何都要先怀疑，任何先秦作品能否代表其冠名之作者的思想。第二种观点反映了武内义雄与津田左右吉等当时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之尝试，他们试图阐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思想发展过程”。第四种观点明显是马王堆出土了帛书文献出现之情境的副产品。当时的学者因而致力于厘清《黄帝帛书》、《管子》四篇等文献与《荀子》之间的思想关系。由于目前“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1990年代以后出土的文献的内容大概属战国早中期的思想内容，故而从此获得的见解在如上所举的研究《荀子》思想的脉络中，特别对第四种观点的思想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题材。

至于笔者所采取的第五种观点应该还有发展的空间，即以“礼”的重要性为理解《荀子》思想的关键要素。豐島睦曾经指出，《荀子》最后六篇的作者应非荀子，但他承认《荀子》的核心主张为“具有仁义道德之人依循『礼』的统治”。内山俊彦也提到：“如果『礼』构成了荀子思想的核心部分，则我们应该更关注在整个《荀子》文本中每个重要部分几乎都提及『礼』这一点重要事实。”内山俊彦的提醒是极具启发性的。

总之，根据如上的讨论，在目前为了研究《荀子》思想与文献和研究方法相关的议题上，笔者认为未来《荀子》思想研究可以进一步注意的特色有两点：第一，《荀子》思想的特质在于其综合前人思想之处。这并不意味着将《荀子》的思想只看作他之前的思想的混合；而是如同德效骞所言，《荀子》将前人的思想成份转换并建构成，彼此不可或缺、且整体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在这样的假设上，我们进一步研究荀卿如何统合前人思想的理论工夫本身。第二，因此，我们不但认同“礼”概念的重要性在于《荀子》将之视为最高的实践价值；而且进一步探析“礼”概念如何使《荀子》从过去各种思想传统中所引进的多样主张，得以从一综合..体，进而成为具备了一贯结构性的统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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