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许 羽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郁达夫先生一生著作颇丰,他的笔触涉及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不同领域,各成一家,皆独具特色。郁达夫自20年代初入创造社以来笔耕不缀,其散文创作方面成就后得到很高评价,被认为“散文的艺术成就,实不在他的小说之下”[1]98。在他写于30年代的散文作品中,若干篇幅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优柔怅惘,情韵浓郁的淡淡情怀,完好地体现了创造社浪漫主义抒情派的主张,后有人评:“达夫的散文,如行云流水,时映霞蔚。他和古代写景抒情之作不相蹈袭,而又得其神髓,写到山水,尤其他故乡富阳一带风光,不愧是一位大画师。他把诗人的灵感赋予了每一朵浪花、每一片绿叶、每一块巉岩、每一株小草,让大自然的一切具有性格和情味。”[2]序可见,相比早期郁达夫的散文为小说之名所掩,30年代他的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遂引起广泛关注。
郁达夫不仅是个浪漫的才子而且是位多情诗人,他的旧体诗词创作成就很高,只旧诗今存就有600 多首,诗的创作陪伴了他飘零的一身。他的诗词造诣得以成就郁达夫行文的独特浓厚的诗人气质,诗意的语言和字句,往往化为一缕缕柔缓的清流,流淌在他的散文作品中。
诗歌是一门高度凝练的语言艺术。自古以来,诗词歌赋之美体现在文辞精炼,韵味悠长的语言特色。郁达夫无意将他的诗人气质融入了他的散文创作之中,兼容并蓄铸就了作品中字句间饱含诗化的美感。在郁达夫的散文中,一则多爱直接书写诗词句式、惯用典故,例如《志摩在回忆里》(1931年)一文的附记中缀:“三卷新诗,廿年旧友,与君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借以表达对情同手足的旧友的深沉哀悼。“三卷”对“一声”,“廿年”对“九点”,都是宽对;“佳人难再得”取自《汉书·外戚传》中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一诗是书写深得武帝宠爱的后妃李夫人的典故,喻示而“高处不胜寒”则来自苏轼《水调歌头》一词,比喻人的地位或者能力太高而受到重视,往往会被别人疏远,也有孤独寂寞的之意,借用前一句表达知己难得的感概,后一句表达失去一个知己的沉痛和惆怅,两处用典都恰如其分,文辞流畅,尽显哀思。短短两行字,郁达夫便在其中赋予人人熟知的典故以新的含义,寄语表达对旧友的哀悼和人生难得几知己的无尽怅惘。二是散文语言多具有诗化特点。譬如在他的《钓台的春昼》(1932年)一文中写着:“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云层缺处,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却仍是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空旷”、“流涨”、“灰白”取辽阔畅远的冷色调意境,“半角的天”、“一点两点的星”、“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半规月影”这些词中又略带灵动俏皮之意,寥寥几笔将一幅“天光云影共徘徊”的风景图画勾勒得极美。三是用词凝练,尽得诗词之传承。郁达夫的散文中少有长句,多用短句,精简干练。如《杭州小历纪程》(1933年):“午后五时,赶到三廊庙江边,正夕阳晻暖,萧条垂暮的时候。”;或“倚窗呆望,拥鼻微吟”;或“有涌雪泉,泉水溢出,激石成林,状似涌雪”,虽言简意赅却字字珠玑,诗倦意浓。可见,郁达夫的散文语言不仅从遣词造句的语言技巧上将景物、事物的神韵和美感体现得淋漓尽致,也将个人的思绪怅惘寄托其中,尽情宣泄,语言的诗化特色更使其作品独具风采韵味。
“意象”是诗歌中的重要概念。在中国古代,“意”与“象” 最初是分开的,刘勰将两者结合起来,并认为意象是诗歌的最高目的,是诗歌成败的关键。[3]意象不仅是诗歌的专有,在散文中运用意象也使得郁达夫的散文更富有诗意之美。郁达夫30年代期间的散文以山水游记,闲话漫谈居多,清秀隽永的笔调颇具晚明小品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气质。
《浙东景物纪略》(1933年)中,作者首先分别以“方岩纪静”、“烂柯纪梦”、“仙霞纪险”、“冰川纪秀”作不同章节之名,既简约明晰又蕴含诗情画意的格调。《方岩纪静》一章中写到丽泽祠时:“风雨莫及,冬暖夏凉,而红尘不到”用“红尘”比喻凡俗尘世,外界的纷扰,“红尘不到”更突显建筑物建在山峰石壁之间,陡险奇俏,远离尘世,仿若置身另一方与世隔绝的脱俗空间,其仙其境、无不令人神往。更有“仰视天小,飞鸟不渡,对视五峰,青紫无言,向东展望,略见白云远树,浮漾在楔形阔处的空中。”其中,“飞鸟”、“白云”、“五峰”、“远树”自然都是自然意象,前二者是动态的,后二者是静态的,两组意象遥相呼应,同时显现画面中这一小小世界是“浮漾”在空旷广阔的天地之中。“青紫”、“白”是色彩意象,皆是偏冷色调,更体现意境的幽静清新。而“青紫无言”一句实为妙绝,本可“言”而“无言”,欲语还休的势态将整个画面顿时渲染到沉默寂静的极致。张梦阳评书郁达夫的散文时说:“郁达夫的散文,尤其是抒情或写景的散文,特别讲究情韵或情调于音韵之外,文字之间暗暗透露着一种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情韵美。”[4]
《烂柯纪梦》中有“一湾碧绿碧绿的晴天,云烟缥缈,山意悠闲”,用“一湾”比喻山间天色,带着如水般婉约诗意的清韵,晴天之下一副云烟缠绵山峦静谧的图画勾人心魂,读罢不禁要与作者一并悠然其中,享受天地之寂静安宁,更是沉浸在一夕恍如隔世的美梦之中。《仙霞纪险》中写到“鸟飞不到的绝壁千寻”“诸峰青影”、“蛇腹似的”石级鸟道,突显的是如同柳宗元笔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情景,书写人烟罕至,万物静谧的幽深景观。“绝壁”、“青影”、“蛇腹”,既是自然物意象又不仅是单一的景物描写,一连几个冷色调意象的叠加,营造出优柔怅惘的气氛,蕴含无限遐想的空间。另一章节《冰川纪秀》更写到:“有山有水,还有水车,磨房,渔梁,石坎,长闸,长堤,凡中国画或水彩画里所用的着的各种点景的品物,都已经齐备了”,为构筑“人境”[5]45水墨画般的诗意显露买下了伏笔。流连于树林“疏散的逸韵”或是水上微波的“红影”,乍看突起的山峰如“倒插的笔尖”,一路景色隽秀,如诗如画,最终以戴叔伦的一句“冰为溪水玉为山!”结束,便觉得“这一次旅行的煞尾,倒很有点儿像德国浪漫派诗人的小说”,作者的心境从一始终是诗意的,落于笔尖便是诗意的意象精彩纷呈,散落在散文字句之间,烘托出郁达夫的诗化散文情韵浓郁的意境。
散文研究者喻大翔教授在《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一书中将郁达夫提为学者散文家,且书中探讨论及郁达夫使用的散文意象。喻大翔先生在提到,所谓学者散文与非学者散文在选取意象时的不同在于:学者散文家“即使采用非学者散文较多选取的自然和现实生活意象,在对‘象’的描述和对‘意’的挖掘上,也必定不会停止在观察和自身体验层面,喜欢向横的剖面尤其是纵的深处开掘,以尽量使意、象饱满,使五官的感觉根植在浓厚的学术理性之中。”[5]194-233这一点在郁达夫的散文中得到良好印证。郁达夫诗化的散文意象往往在作者笔下成为一种借以抒情的客体,经过对语言文字进行不断糅合、改造、通达,显现出文句婉约幽逸,清静悠远的色彩。往往是不经意间淡然的笔调,兼蓄并用自然意象、色彩意象、具体意象和抽象意象,共同渲染出全文的意境,营造了一方寂静的、遥远的空间,具有了辽阔而深远的意味。诗人对意象的选取,兼具理性的思索,对现实社会的抨击和其中对慰藉灵魂的殿堂的寻找,则不仅是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思考的影响,也出自诗人本身感伤忧郁的气质和对个体生命关怀,内心关照的深层体悟。诗化的语言和意象,成就了传统诗词韵味与现代文法表达相融的典范,字句间散发着知识沉淀的馨香,展现出一番独特的艺术风采和魅力,令人沉醉其中。
散文的文化心理关于:“散文文本的心指的潜入层部分正是体现着那些或明或暗、或显或隐、或进或退的文化心理内容。”[5]58其作用于“经由作家全部写作(不只是散文创作)的系统话语,延伸到作家散文之外的一切广义文本和巨大无垠的无意识心理时空之中。”[5]58郁达夫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注重主观的内心感受,通过写作表达自我的真挚情感。他的散文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积极实验“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同时,他的生平也与时事政局相关密切,郁达夫不仅是位文坛杰出的作家、诗人,同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革命烈士。自1930年3 月郁达夫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之一,至4 月他移居杭州,此间写下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成为他在30年代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36年时任福建省参议;1938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的常务理事;1945年8 月 29 日,在苏门答腊失踪,终年49 岁。在他不断进行着文学创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从事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胡愈之先生曾评价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品阅郁达夫30年代的散文,《沪战的生活》(1932年)一文直书沪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的问题,本不过是与友人“且走且谈且梦想”的光景,“兴奋着,高谈着,梦想着”,一切美好却被现实击破,“飞机声,枪声,火光,烟焰与叫号呼唤的声音”区区几词交织出一片战乱缤纷的残破惨景。眼下正临战争的喧扰让作者感受到“许多幻象消灭的悲哀”。爱国主义与感伤情怀油然而生,如丝如缕,作者以文字作为武器,讽刺和抨击外来国帝国主义的侵掠者的无耻行径,且积极投身爱国主义的活动中,以文诛笔伐和行动力表现出对于外来侵掠的自卫态度和积极表态。《移家琐记》(1933年5 月)写搬到杭城东隅租借的一所闲房的轶事。记事的笔调是暗淡低沉的,如写到:屋内是“黝黯矮阔的大厅”,“向晚雨歇,电灯来了。灯光灰暗不明……”;天上“浮照着一层明灰的云幕”;门外则是“冷街僻巷”,“百业的凋零”,“城市的萧条”一片民不聊生的惨淡之景。散文中常见“灰”、“暗”、“冷”、“夜”等生冷的字眼,照应着作者善感的情怀和忧国的愁思。郁达夫书写游记,但内心仍牵挂着时事,如《杭州八月》一文虽写杭州八月是个极热闹的月份,末尾仍不忘提到:“沧桑的变革,实在厉害得很……”可见,作者身已行,心未远。从文化游历中取材,所做游记闲话等散文篇幅,寄托了内心的文化使命感和对国家前途命运的热切关怀。
郁达夫很多散文并不是直接关乎时政的,比如他的山水游记和闲话小品,多为自身感受的坦诚抒写,但都自觉不自觉与社会时事,国家命运有关。个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文学创作离不开根植于社会的土壤。郁达夫的人生经历与个人命运也和时事变幻难做分离,作家个人的气质是与生平经历和所遭遇的境遇息息相关的,如果说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上的浪漫主义倾向,于他本人忧郁感伤的个人气质造就的,而这种感伤情怀尽数体现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寄语了作者的政治抱负和家国情思。30年代的散文,创作了很多山水游记,内心情感与他的命途轨迹关联密切。从作者的自身经历和作品内容来看,山水小品文的书写,并不是逃逸避世的心态,也不是寻求归隐的寄托。相反,从散文的文化心理层面来看,郁达夫的处理方式可视作一种转化:将讽喻抨击的笔触转为优柔怅惘的笔调,虽书写不无相关的景物、事物,流连于描绘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和令人难忘的奇景,但对外物的喜爱和称颂反而是对应了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和愤慨。这种转化并不是逃避和空想,而是在对光明命途的追求中积蓄战斗的力量,隐含了对现实情境和国民遭遇的刻骨揭露和深刻思考。苏雪林在她的《郁达夫及其作品》中指责郁达夫的作品称:“郁氏的笔每每偃蹇纸上,站立不起。即遇着感情激动时,读者以为他必有一篇沉痛热烈,气充词沛的议论要发表了,谁知他只‘哟!哟!’发几声感叹词便了事。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我认为是有失偏颇的。苏雪林的评价可视作只站到了作品的显性层面,显然至少她未到达郁达夫散文的“隐藏层”[5]58,即文化心理层。否则,仔细品读之后不难发现,郁达夫的作品无一不是与他的诗人气质和个人品行相关联,他的忧国忧民,不懈战斗的爱国主义者的心情始终贯穿他的一生。至于郁达夫30年代的散文研究,也有不少学者做出过评价。温儒敏的《略论郁达夫的散文》[6]认为郁达夫30年代散文“清丽,疏朗和隽永。张梦阳的《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4]称他:“既赤热、明丽,又老练、精密。”并认为这个时期的郁达夫“语言变得纯净、谨严而又绚丽、畅达,真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对他的30年代的散文创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纵观郁达夫30年代的散文作品,其成就斐然是肯定的,无论从文字语言,词句意象,意境铺垫和文本的文化心理方面,都突显出作家优柔怅惘,情韵浓郁的诗化艺术特色。而更进一步,则委婉寄托了作者时刻准备抵抗侵略,誓死捍卫祖国的不屈风格,与他的散文文句的忧郁感伤反衬出巨大的张力,彰显出无穷的艺术魅力。
郁达夫先生不仅是位杰出的文学家,更是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他的散文成就是中华文坛上璀璨夺目的一抹光亮,带给我们更多阅读的体悟和思索。郁达夫30年代的散文中一方面充满了诗化的语言、诗意的意象和情景,字字句句饱含着感情,表现出优柔怅惘,情韵浓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照应了埋藏在文本深处的作者的深层文化心理,寄托了作者厚重的文化精神和使命感。最后,郁达夫先生的诸多著作保存至今,使我们得以一览他的丰硕成果,并从中汲取文化精神的精华内涵,不失为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许子东. 郁达夫新论[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
[2]郁云. 郁达夫传[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3]刘勰. 《文心雕龙》译注[M]. 周振甫,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4]张梦阳. 郁达夫散文创作漫论[M]//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
[5]喻大翔. 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20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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