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南京休闲景观研究

时间：2024-07-06

吴承忠,田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休闲产业研究中心，北京 100029）

李旭旦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学要重视对古代社会人们感情生活和娱乐生活的研究，除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之外，以后还会建立历史社会地理学。史念海先生也在《中国古都与文化》一书中注意到古都是各地域文化、中西文化的融汇区。20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中没有开始对休闲问题展开系统研究。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历史地理学界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休闲活动的发展状况及其重要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我国的情形与外国相似，有着漫长的休闲发展史，休闲活动普遍存在于从贵族、商人、文人到最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各阶层，而且每个时代的休闲活动常有着不同的特点，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近代贵族和平民休闲文化。本研究课题“辽金元明清北京休闲地理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确定的。该课题的开展既建立在以往侯仁之先生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者对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借对古代北京城内居民休闲行为的研究，希望为北京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增添新的方向——历史休闲地理学。与历史地理学学科中的人口地理、民族地理、军事地理等研究领域不同，历史休闲地理学以研究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的休闲的地理学相关问题为使命，休闲活动场所、休闲者、休闲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规律应成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而其中休闲活动场所的空间分布与变迁规律应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休闲行为的地理学与社会学特征、休闲文化的地理学扩散问题也应该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城市是人类文化集中的聚落和区段，城市文明以其主导作用制约人类社会。中华文化和区域文化都以城市文化为重心”[1]5。辽代是一个契丹贵族掌握统治权的朝代。契丹族由一个崛起于古华夏边地，以游牧和渔猎为其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少数民族，发展到据有东北、西北大部、华北北部广大地域，建立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政权，经过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辽朝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并不是孤立的，它对于整个华夏社会的发展也起到了影响作用。这不仅体现于辽与五代政权、与北宋、西夏、金国的政治、外交、军事交流与斗争，而且对华夏地区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的历史影响有些甚至延续到了金、元、明、清时期。这种历史影响在一直作为古代华北重要城市的北京表现得更为典型。辽代的南京城，对金代都城休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本文试图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来揭示辽代南京地区（本文的中南京即今北京）各类城市居民的休闲文化生活景观。本文主要分析了辽代帝王在今北京地区的休闲活动、市民节日休闲习俗、体育游艺竞技活动、文艺演出活动、官僚贵族的休闲生活以及辽南京城市居民休闲的总体特征。

一、辽的“四时捺钵文化”与帝王的休闲生活

（一）辽捺钵活动休闲功能的探讨

捺钵是辽代帝王及其贵族集团分四时前往各地，从事游猎、政务活动的一种政治制度。辽代的捺钵地兼有开展政治、军事、休闲活动和保留原始生活习俗的复杂功能。而且，辽代的捺钵是一种世代相袭的政治制度。

1. 辽代的捺钵活动具有丰富的休闲功能

这是因为辽代帝王在捺钵地所开展的活动带有很强的娱乐消遣成分。如打猎、捕鱼显然不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严肃性生产活动，而是在保留和传承民族传统的同时对生活乐趣的一种追求。如《契丹国志》“渔猎”条曾经记载了宋真宗时派往辽贺生辰的使者晁迥在长泊（疑为长泺）观辽主围湖射猎鹅、鸭的盛况。其场景极合《辽史》所记。当时，辽主亲射，每初获战果，即“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又好以铜及石为槌，以击兔。”[2]226不仅春捺钵如此兴味盎然，而且“每秋则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毡帐，籍草围棋、双陆，或深涧张鹰。”[2]226辽太宗自称“以打围食肉为乐”。[3]1532辽庆历十三年（963年）三月，穆宗在猎获很多雁鸭后即“还宫，饮至终夜。自是，昼出夜饮，迄于月终。”[4]1320辽帝出外捺钵，往往母子兄弟、妻妾相随。如“隆庆者，隆绪之弟。契丹国母萧氏之爱子也。……炭山北有凉殿。夏常随其母往居之，妓妾皆从。穹庐帟幕，道路相属。……。”[5]892辽帝及出游者的休闲活动包括射鹿、射虎、张鹰、猎鹅鸭、钩鱼、下围棋、玩双陆等，这些活动娱乐性较强，以至有些帝王乐而忘返，痴迷其中，对国家政治活动带来了不利影响。对于这些游猎活动带来的危害，辽统治集团内部一些官员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耶律余睹曾在保大元年《降金上书》中说“辽主沉湎。荒于游畋。……”[6]337

2. 辽主选择捺钵地点时十分重视休闲功能因素

辽主选择捺钵地点时十分重视休闲功能因素，如春水、秋山、夏避暑、冬避寒。所选地点要有独特的气候优势，适于居住。春水常在东北松花江一带，秋猎常于庆州境内诸山，夏天则前往较北的永安山、炭山纳凉，冬天则多去永州广平淀等地避寒。从具体选址上看，捺钵地常具备居住和开展多种休闲活动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特点。如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多沙埚，多榆柳杏林。”[4]374又如广平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4]375秋猎之地，必动物山林繁盛之处。《辽史·营卫志·行营》所反映的捺钵地点四季各有一个，但从《辽史·皇帝本纪》和《辽史·游幸表》来看，辽代诸帝出行范围远远超出了以上四处。根据傅乐焕的研究，由《宋臣使辽路线系统表》可以发现，宋使使辽的目的地除幽州、中京、上京、东京四个都城外，其余见到辽皇帝的地点多在休闲地，有炭山、九十九泉等。

辽捺钵制度是对过去游猎迁徙习俗的保留，但同时加入了强大的政治功能。由于辽帝不习惯于宫中的定居生活，因此除少量时间住在五京的宫中外，其余时间均在各地过着流动的捺钵生活。辽“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 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4]375-376正如著名辽金史专家傅乐焕先生指出：“辽代政治中心，不在汉人式的五京，而在游牧式的捺钵，……。”[7]94与此同时，在捺钵地开展的各类射猎、击鞠活动对于保持辽兵的战斗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体现了捺钵的军事意义和功能。

（二）辽帝在南京地区的捺钵活动

1. 延芳淀猎鹅

延芳淀是辽帝春捺钵的地点之一，在今通州区南境，当时主要活动内容为捕鹅。《辽史·地理志》南京析津府《漷阴县》下云：“本汉泉山州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在京东南九十里。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国主春猎，卫士皆衣墨绿，各持连锤，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擒之。鹅坠，恐鹘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鹘，得头鹅者例赏银绢。”

据《辽史·本纪》统计，辽帝幸延芳淀游猎活动集中于圣宗一代，尤其圣宗统和年前半期。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辽宋连年战争，使辽南京成为前线军事重镇，为加强南边的防御，辽圣宗与其母承天太后多驻南京，就近从事春猎鹅活动。

2. 凉淀避暑

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划出了辽代北京昌平县的湖泊凉淀的范围，从图上可知，该湖泊位于小汤山镇东南，连辽温榆河，疑是辽帝夏避暑凉淀之一。是否圣宗朝为多？因缺乏史料依据无法深入研究。

二、辽南京城内和近郊的风景名胜

辽代京城内常以果园、菜园为风景区。南京城也是如此。见于历史文献的有内果园、柳园、凤凰园，其中以内果园最著名。《辽史·圣宗纪》载：“太平五年（1025年）九月，圣宗驻跸南京。……十一月庚子，幸内果园宴，京民聚观。”[4]264内果园为南京城内一处皇家园林，允许京民观赏游览，带有较大的开放性。辽代南京城的皇家园囿特色休闲活动主要为长春宫观牡丹。《辽史》中多见圣宗游长春宫，观牡丹的记载。如“统和十二年（994年），壬申，如长春宫观牡丹”。[4]265辽代称今北海公园内的琼华岛为“瑶屿”。《辽史·地理志四》云南京“中有瑶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言：“琼华岛，在太液池中。……其巅古殿，相传本萧太后梳妆台。”

三、辽代南京城的节日休闲习俗

辽朝官定的重要节日有正旦、上巳节、中和节、中元节、狗头节、重九节、烧甲节、冬至、腊辰日等。[8]431这里只探讨有典型休闲活动的几个节日。上巳节走马射兔是一项辽代很时兴的休闲活动。《燕京杂记》载：“辽俗，三月三日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者下马跪进胜者酒，胜者于马上接盏饮之。”[2]228而佛诞日游城玩乐则胜似一场古代的全城大狂欢。每年四月八日，京府及诸州，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①悉达太子为西域净梵王子，即佛祖释迦牟尼。各文献中对佛祖诞辰日的记载差异很大。《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岁时杂记》、《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均作“二月八日”，《岁时广记》卷二十《佛日》作“四月八日”。《辽文汇》四作四月八日，实应为四月八日。重五日则流行射柳和打马球。射柳，在辽代先是祭天仪式中的一种必备活动。在遇到干旱时，契丹帝王常举行祈雨仪式，仪式后“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4]835次日再让子弟射柳。以后，演变为契丹人在端午节的重要活动项目。《辽史·礼志》仅记载有端午节辽人采艾叶、食艾叶糕、戴“长命缕”、君臣宴乐之事，未谈及射柳。《契丹国志》也未有端午射柳之记载。但《金史·礼志》载：“辽俗，重五日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弛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帐，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至三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击鞠入网者为胜。球状如小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可见，辽代端午射柳之俗是事实。由此可推断，端午射柳像辽其他节日习俗一样，很可能是契丹族对汉族端午习俗的一次再创造，揉入了游牧民族的特点和爱好。辽南京的中元节盂兰盆会也别具特色。七月十五日称中元节。辽契丹从七月十三日开始过中元节，帝王习俗与百姓不同。《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岁时杂记》云：“七月十三日夜，国主离行宫，向西三十里卓帐宿。先于彼处造酒食，至十四日，应随从诸军并随部落动番乐，设宴至暮，国主却归行宫，谓之‘迎节’。十五日动汉乐，大宴。十六日早，却往西方，令随行军兵大喊三声，谓之‘送节’。此节为‘赛离舍’，汉人译云‘赛离’是‘月’，‘舍’是‘好’。谓‘月好’也。”《日下旧闻考》引《燕北杂记》与《辽史》皆载有契丹人有迎节、送节、笑节之俗。而南京的汉人则因佛教中的目连救母日时常举办盂兰盆会，“以百味五果置盆中，供养十方僧众，并于此日设道场祭悼亡魂。后被称为‘鬼节’。”[9]352辽代的南京城居民在重阳节有射虎饮宴、登高饮茶、食兔肉的习俗。“辽俗，九月九日打围，赌射虎，少者为负，输重九一筵席。射罢，于地高处卓帐，饮菊花酒，出兔肝切生，以鹿舌酱拌食之。”①②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风俗》引《燕北杂记》、《契丹国志》卷二十七《岁时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325 页。在《辽史·本纪》中也有皇帝重阳登高饮菊花茶的记载。后食兔肝改为食兔肉。辽人食兔肉的习俗一直流传到明清时期。《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八引《陈琮诗注》云：“重阳前后设宴相邀。席间食兔谓之迎霜兔。”

以上这些辽代节日休闲习俗反映了辽契丹人在进入南京后很好地将本民族生活特点与汉族节日习俗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少数民族特色的生活习俗。王玲的研究认为，契丹的节日习俗正源于幽燕地区。因此《日下旧闻考》的《风俗篇》并未单列幽燕风俗篇，而只是录入了《辽史》和《契丹国志》的内容。

四、辽代南京的体育游艺竞技活动

辽南京的体育游艺竞技活动包括：打马球、角牴、棋类等活动。朱瑞熙等学者对古代球类有很好的研究。“球类运动统称为‘球鞠之戏’，从前主要流行于上层及军中，宋代普及到民间。乘畜挥杖击球称“击鞠”，又称打马球。乘马击球叫大打，通常实行双球门制，乘骡、驴击球叫小打，一般实行单球门制。球用木料制成，体积如拳头，表面涂漆，或素色，或彩绘。击球入球门即得筹。先赢三局者胜。”[8]281辽代盛行打马球。《金史·地理志》云：“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宋史》卷262《李涛传》称：辽穆宗“好击鞠”。《辽史》卷十八《兴宗本纪一》载，兴宗曾“召善击鞠者数十人于东京，令近臣角胜”。兴宗本人“击鞠无度”。道宗也乐此不疲，耶律塔不也“以善击鞠，幸于上，凡驰骋，鞠不离杖”。《辽史·本纪》中皇帝击鞠的记载有很多。《辽史·地理志四》云南京城“门有楼阁，球场在其南，东为永平馆。”朱瑞熙等学者认为“相扑又称角牴或争交，即摔跤。辽朝的相扑可分为两类：一为自我娱乐。另一为相扑表演。”《辽史》卷一《太祖本纪上》载：太祖在处死耶律化哥等叛逆者时，赐犯人们一日宴，酒罢，可纵情随意歌舞、戏射、互相角牴为乐。此为角牴的自我娱乐功能。角牴的表演功能体现在它常被用于接待外国使节的宴会或满足帝王贵族的休闲需求上。这样的记载很多。辽代将一些特别流行的文艺娱乐项目列入国定的礼乐制度中，如击鞠、角牴、杂剧表演等。《辽史》卷五十四《乐志》就规定：“皇帝生辰乐次：酒一行，觱篥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四行，……。酒五行，笙独吹，鼓笛进。酒六行，筝独弹，筑球（击球）。酒七行，歌曲破，角牴。……曲宴宋国使乐次：酒一行，筚篥起，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独弹。饼、茶、致语。食入，杂剧进。酒五行，……。酒六行，笙独吹，合法曲。酒七行，筝独弹。酒八行，歌，击架乐。酒九行，歌，角牴。”[4]892-893这实际上构成了一台综合性文艺汇演。张舜民《画墁录》称：辽人“角牴以倒地为负，两人相持终日，欲倒地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额，通蔽其乳，脱若禠露之，则两手覆面而走”。辽上京的角牴艺人，尤以“并、汾、幽、蓟为多”。[2]238有学者认为这些相扑手自唐末、五代以来由幽州进入辽境，为辽代相扑的兴盛做出了贡献。[8]281也有人猜测由于辽南京是我国北方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高丽和日本的角牴也可能是由燕京逐步传入。[9]355-356辽代北京流行的棋类活动有围棋和双陆。《契丹国志》卷二十三《渔猎时候》称：“夏月以布易毡帐，籍草围棋、双陆。”南京作为辽朝文化最发达之地，棋类活动十分普遍，水平较高。据《方舆纪胜》等史籍记载，辽与宋常举行围棋比赛。宋“蔡州有村童，能棋，里中无敌”。他往辽国赛棋寻偶，在燕京与“棋国手”“校胜负”，对方“乃一女子妙观道人”，最后“卒得女为妻”。[10]398此故事成为明代凌蒙初著《二刻拍案惊奇》中小说《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的素材来源。双陆是我国古代流行的一种棋类活动。双陆玩者分黑白两方，相向而坐，局如棋盘，左右各六路，因此叫双陆。每方各有棋子十五枚，棋子为马头形，因而玩双陆又称“打马”。辽南京十分流行。洪皓《松漠纪闻》载：“燕京茶肆设双陆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设棋具也。”汉族人和契丹、女真贵族也擅此棋。

此外，辽还有种类多样的博戏活动，如叶子格即后世的纸牌。[8]290《归田录》卷二称：唐世士人宴集，盛行叶子格，五代、国初犹然，后渐废不传。辽穆宗曾“与群臣为叶子格戏”[4]142，2478。然而辽时最流行的博戏为双陆。

五、辽南京地区的艺术演出活动

艺术活动又可分为说唱、舞蹈、杂技、戏曲四小类。说唱包括“说话”、“杂说”和“演唱”。说话即讲故事，讲故事的艺人被称为“说话人”，讲故事的底本称“话本”。杂说以机敏、诙谐的语言引人入胜。[8]269-270目前所见的文献尚未发现北京说唱者的事迹。对辽舞蹈的研究限于资料的缺乏，目前还不够深入。由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十二《真定舞》可知在辽有唐、宋舞蹈演出。由《渌水亭杂识》及王曾《使辽录》可进一步发现在辽南京至少有“手伎”、“踏追”、“莽势舞”等舞蹈流行。辽画《卓歌图》等，为了解与研究辽舞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广义的杂技包括魔术、口技与马戏，狭义的杂技当时叫“踢弄”。踢弄因杂技节目往往离不开踢与弄而得名。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载，金初继承辽朝艺术传统，有“踏索”、“上竿”等杂技表演。这说明了辽代的存在的几种杂技表演节目。戏剧包括傀儡戏、影戏、杂剧和南戏。辽代盛行杂剧。《辽史》卷五十四《乐志》载，辽朝庆祝皇帝生辰及宴请宋朝使者，席间均穿插演出杂剧。辽代杂剧主要流行于南京地区。当时辽演杂剧需化妆，有故事情节，常以宋代历史事件或中原历史人物入戏。这可能与南京长时期作为文化经济交流中心有着密切关系。在北宋开封和南宋的杭州城中，艺人不仅结社，[11]67而且部分社团有自己固定的演出场所，这些商业化的文艺演出场所被称为瓦舍、勾栏。北宋开封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者有10 座，即新门瓦子等。南宋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卷六《瓦子勾栏》者有23 座。都城以外的不少城市也有瓦舍，如建康府的新瓦。[8]268此外开封还有露台供演戏之用。韩光辉先生认为辽南京城内的人口有2.2 万人，[12]59辽政府每年税入的一半来源于南京地区。南京是五京中最大、最繁富的一个。[13]79作为一个辽文化最发达又处在与宋文化交流最前沿、杂剧流行的北方重要城市，也可能存在固定的演出场所。遗憾的是，由于辽代文献的缺乏，我们至今无法找到有关南京城市演出活动地点瓦舍、勾栏的记载。

六、南京贵族官员的休闲活动

（一）宗教胜地的观景与崇奉活动

值得关注的是金章宗八大水院之一的阳台山清水院在辽代即已存在。辽咸雍思念沙门志延就记载了当时阳台山的胜名。“……阳台山者，蓟壤之名峰。清水院者。幽都之胜概。跨燕然而独颖，侔东林而秀出。那罗窟邃，韫性珠以无类。兜率泉清，濯或尘而不染。山之名，传诸前古。院之兴。止于近代。……俗流士女，时顶戴而请福。……”。[6]187说明当时清水院已成为佛教胜地。据《全辽文》卷四附《金石萃编》跋文，“按清水院在京城西七十里，距圆明园三十余里，宛平县所属。山半有泉，下注如垂绅。……清水院之额，始于辽而沿于金，《帝京景物略》载金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后易名‘灵泉’，明宣宗宣德三年建寺，更额「大觉」，今仍之。”陈述先生认为阳台山清水院即今北京西山大觉寺。[6]188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亦持此说。[16]22但当时的清水院功能从现有资料来看属于纯粹寺庙，周围风景较好，不同于后来金的行宫。

房山云居寺也是辽代著名的佛教胜地。“……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家，预馈供粮，号为义食。是时也，香车宝马，藻野缛川，灵木神草，赥赫芊绵，从平地至于绝巅。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先是庚子年，寺主谦讽和尚为门徒之时，会仆自皇后台操觚之暇，被褐来游，论难数宵，以道相得。……”。[6]80可见，当时百里之内大概相当于今北京近郊范围内的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皇室女眷都乐于前往求香拜佛或与高僧交友。不仅如此，此山及寺也易引起游客青睐。石室所藏石经就是在辽圣宗太平年间枢密直学士、时涿州知州韩绍芳在从政之余“命从者游是山。……陟是峰，暨观游间”而发现的。辽南京城中新建的著名寺庙有大开泰寺、大昊天寺、城东大延寿寺等。前代庙宇中，奉福寺（在栗园）在道宗时得到重建，“每岁四月八日大阐佛会，都人咸瞻敬焉”。唐的宝集寺也是辽时盛刹。“尽管在香山有中丞阿弥勒的私人园囿，在阳台山有清水院，但当时郊区庙宇分布的重心还是在燕京城的西南郊房山一带。房山境内的上方山，自隋唐到辽益加兴盛，成为当时京郊著名的佛教盛地之一……。”[17]3辽著名文人王观曾认为新建的大昊天寺“……或鹿苑龙宫之旧迹。……”[6]186，也是著名的佛教圣地与游览地。

（二）官员在公共空间的闲暇生活

终辽一代，正史对贵族官员的闲暇生活少有记载。现存史籍中北京地区官员休闲生活的记载更少。倒是《全辽文》为我们留下了一点珍贵的史料。辽圣宗朝名臣析津府宛平县人张俭于南京有皇帝所赐“北第”。其在世时，“……西园之冠盖相望。客常满座。北海之樽罍不空。……。”[6]128涞水人耶律琮“优游自得，不拘官爵，而乐之以琴棋歌酒，玩之以八索九丘。雪落西园，□□□王之赋。花开南馆，□□宋玉之诗。……”。（注：□符号表示该处缺一字）[6]85由此可以推测，辽时北京的西园、北海、南馆是官员常观景聚会之所。但具体地点无考。此外，南京城“又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皆邀朝士游观。城南门外有于越王廨，为宴集之所。”[13]77城南门外的永平馆，旧名碣石馆，也是官僚、使者宴集之所。辽兴宗于重熙十一年九月“闰月，幸南京，宴于皇太弟重元第，泛舟于临水殿夜饮。”[4]1315

辽代南京地区是一个汉、契丹、渤海、女真等多民族聚居的北方重要城市，它又处于辽宋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因此这种民族融合的时代背景使这个城市的休闲生活既区别于南边的宋，又区别于北方契丹传统的生活习俗。这座城市的开放性使它能够较快吸收汉族的生活方式，又结合契丹的本民族特点进行了改造，使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并成为契丹内地新的生活习俗的发源地。如上巳节走马射兔、端午射柳、击鞠等，重阳登高饮菊花酒、食兔肉等习俗。而且其中一些习俗一直延续到金元明清时期。这是值得给予足够关注的。我认为辽南京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辽契丹族汉化程度的标尺，也反映了汉族儒家文化、民间世俗文化和佛教文化对这个少数民族的强大影响。这一时期由于南京仅是一个陪都，加之它大多数时期只是作为一个防御功能较强的军事重镇，城市的军事化管理也影响了城市文化尤其是市民文化的发展，使得城市对于帝王贵族和市民的休闲功能不够完善。这表现在辽帝在南京近郊没有建设大的行宫，庙宇多集中在城内，近郊的庙宇主要在西南房山、近郊马鞍山（建了戒台寺）一带发展，近郊也缺乏以游览为目的的风景名胜区，园林风光崇尚自然。也就是休闲地的建设明显缺乏。庙会活动虽然规模较大，但其中宗教朝拜和世俗功利的动机可能占了主要成分，休闲娱乐动机发育不够。当然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很难准确把握辽南京城市休闲文化景观的全貌。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文的探讨无法从北京地域的空间格局上展开系统的地理研究。本文的写作目的旨在引起历史地理学界和休闲学界对辽南京休闲问题的重视，相信会有更多更好的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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