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中的乡试资料考析三则

王玉超，刘明坤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乡试是明清科举选拔考试中的第一级，参加的士子基数大，范围广，若得乡试取中者，其科名和身份便与从前截然不同。乡试三年一次，于乡试年八月举行，又称秋试，中试者为举人。明清小说作者科名较低的一半还多，但参加乡试者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大，故此他们对科举中的乡试最为熟悉，小说中出现的有关乡试的内容也最多，几乎乡试的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同时，由于小说作者与史官不同，他们站在应试者的角度，以其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对乡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进行描述，因此更具真实性和普遍性。

一、乡试的考篮

初次应考之人往往对乡试特别重视，进场之前的准备也尤其充分，这不仅表现在考试前夕废寝忘食的苦读中，还表现在他们对科场所需物品的准备上。

举子应乡试要自备诸多东西，特别是清代考试每场三天，在科场内的时间较长，准备更要齐全。科举制度规定举子可以自备一些用具，携带考篮进场，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说：“入场各携考篮，载笔墨食物”，[1]11至于考篮中究竟还带了些什么并未详说，现有的科举文献和文人笔记也未曾载录，明清小说对此却有详尽的描述。《孽海花》中有：

公坊再三的道谢，一面也叫小僮松儿、桂儿搬了理好的一个竹考篮，一个小藤箱，送到雯青面前道：“胡乱的也算理过了，请雯兄再替我检点检点吧！”雯青打开看时，见藤箱里放的是书籍和鸡鸣炉、号帘、墙围、被褥、枕垫、钉锤等。三屉槅考篮里，下层是笔墨、稿纸、挖补刀、浆糊等，中层是些精巧的细点，可口的小肴，上层都是米盐、酱醋、鸡蛋等食料，预备得整整有条，应有尽有。[2]26

无独有偶，《儿女英雄传》中也讲述：

只见里头放着的号顶、号围、号帘，合装米面饽饽的口袋，都洗得干净；卷袋、笔袋，以至包菜包蜡的油纸，都收拾得妥贴；底下放着的便是饭碗、茶盅；又是一分匙箸筒儿、合铜锅、铫子、蜡签儿、蜡剪儿、风炉儿、板凳儿、钉子、锤子之类。……（安老爷）道：“此外还有你自己（安骥）使的纸笔墨砚，以至擦脸漱口的这份东西，……带的饽饽、菜，你舅母合你丈母娘给你张罗呢；米呀、茶叶呀、蜡呀，以至再带上点儿香啊、药啊。”[3]620

举子们所带的东西特别细致、周全，吃的、用的均十分齐备。不但有笔墨砚台，考试期间的食物也一应俱全，甚至连米盐、酱醋等食料及浆糊等也要提前准备。此外还另有诸多项目，如铫子、钉子、锤子、手炉、壁灯之类的用具，考篮中所装之物非衣、食、住三个方面不能容纳。对比两部小说记述的考篮发现，安公子所带的东西要比公坊的更加齐全。公坊藤箱里准备的与安公子考篮底下放着的大致相同，如钉锤、手炉等，《儒林外史》中的汤由、汤实二人应考时也有准备，“大爷、二爷才住下，便摧着尤胡子，去买两顶新方巾；考篮、铜铫、号顶、门帘、火炉、烛台、烛剪、卷袋，每样两件。”[4]578这表明，这些东西是乡试考篮中必备的物品，用于收拾号舍和煮饭之用，另外笔墨纸砚也相差不多。安骥还带有洗漱用品，及香、药、茶等物件，可见，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所带的东西，安骥作为富贵之家的公子对此更考究一些，即使如药、香等非必需品他也有所准备。

虽然考篮内的物品几乎无所不包，但科举制度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正所谓“士子所携考具、衣物俱有定制。”[1]61商衍鎏总结了清代不同时期的规定，“北京乡会试，顺治时定士子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雍正、乾隆时复禁携带木櫃木盒、双层板凳、厚褥装棉、卷袋装裹，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瓷，蜡台单盘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毡毯无裹，皮衣无面，入场携格眼竹柳考篮，只准带笔、墨、食具、油簾之属。”[1]58在小说详细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到实际考篮所盛之物与规定的异同。《孽海花》中公坊所带的箱和考篮均是藤竹质地，以便搜检，与规制相符，但上述三部小说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卷袋，这说明雍正、乾隆时的这一规定在其他时期并未作为禁例。《续红楼梦新编》中也有：

取了卷票回来。王夫人、宝钗替他备下号帘，油绵的雨帘，高丽油纸遮顶。叫焙茗备置考篮、小棕帚、雕空折腿的板凳、银炭、铜铫等物。又备没面小毛狼皮褥一床，细绒薄毡一件，桌面小红毡一条，卷袋、蜡袋、铁锤、铁钳、大小钉子、壁灯、蜡台，应用各事。薛姨太太送吃食之物最多。闵师父送了茶腿二只，板鸭四个，细茶食四斤，顶好八宝菜二罐。周侯爷、梅夫人处皆送食物。苏又卿送了下场水笔十枝，墨一笏。董姑爷送了柏油烛四斤，银炭八斤，及别样点心数匣，火腿二只。周巧姑爷送了香碧稻米二包，各样小菜二盒。其余亲友皆有馈送。王夫人备了人参二大枝，用荷包装了，替芝哥儿带上。又备了龙眼膏一块。凡食用之物，无不备具篮内。[5]216

这里所叙的相对上述三部小说更加详细，不但写出考篮中准备的东西，还对其中几件加以说明，如小毛皮褥是没面的，毡是细绒薄质的，板凳是雕空折腿的，这些均与规制符合，而芝哥儿所带的食物更是花色繁多，甚至连人参也带了二枝。

从小说中考篮内物品的准备来看，可以推知科举考场内的大致情形。号帘、油纸遮顶、雨帘、墙围、钉锤等是人人必带的，说明号舍特别简陋，根本不能挡风遮雨，甚至连号顶也不过是虚设，没有任何作用。所以举子必须准备这些物件，进场后首先将号舍收拾一番，芝哥儿更带了小棕帚，更加说明虽然有号军等专人打扫号舍，但多是应付，仍需举子自己动手清理场地，方可考试。对于举子们而言，考试环境本身已经十分恶劣了，如果遇到不好的天气，举子们的考场生活就可想而知，故此，安公子带药进场，正是以防在这样的环境中生病，带香进场，盖因为号舍位置不同，如遇溷号，即厕所附近，他带的香就要派上用场了。

这几部小说都不约而同地写到了科场考篮所带之物，一方面表明这类科举资料存在于小说中的丰富程度，另一方面从它们大同小异的描述中可知，小说所述的有关科举的内容属实不虚，可以作为了解当时科举情况的直接文献来源。

二、乡试进场前的仪式

明清乡试的场规比较繁杂，与考试密切相关的大多在科举文献中都有记载，至于一些礼节和仪式不是特别详细，科举文献或记录简略，或省去不载。科场仪式有固定的要求，但在实际的举行过程中难免形成一些规矩，不是制度规定，却是约定俗成，这些内容在科举文献中不适合记载，也无法作为制度载录下来。乡试进场之前的仪式从科举文献中就难以查到相关记录，小说对此进行了补充。

乡试进场时，举子们要提前在贡院门口等待点名、领签入场，而考官当然需要在此之前就进入贡院，他们不仅仅要准备科举的相关事宜，还要在贡院开门之前举行一个仪式。《儒林外史》对此记述最详，在第42回汤实与汤由讲述科场时谈及于此：

六老爷问道：“大爷、二爷这一到京，就要进场了？初八日五更鼓，先点太平府，点到我们扬州府，怕不要晚？”大爷道：“那里就点太平府！贡院前先放三个炮，把栅栏子开了；又放三个炮，把大门开了；又放三个炮，把龙门开了。共放九个大炮。……放过了炮，至公堂上摆出香案来。

应天府尹大人戴着幞头，穿着蟒袍，行过了礼，立起身来，把两把遮阳遮着脸。布政司书办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关圣帝君进场来镇压，周将军进场来巡场。放开遮阳，大人又行过了礼。布政司书办跪请七曲文昌开化梓潼帝君进场来主试，请魁星老爷进场来放光。……请过了文昌，大人朝上又打三恭，书办就跪请各举子功德父母。……每号门前还有一首红旗，底下还有一首黑旗。那红旗底下是给下场的人的恩鬼墩着，黑旗底下是给下场的人的怨鬼墩着。到这时候，大人上了公座坐了。书办点道：‘恩鬼进，怨鬼进。’两边齐烧纸钱。只见一阵阴风飒飒的响，滚了进来，跟着烧的纸钱滚到红旗、黑旗底下去了。”[4]575-576举子们点名进场之前，考官在贡院内首先要举行一个仪式。先放九枚炮，将栅栏门、大门、龙门打开，即头门、仪门、龙门三个门；之后在至公堂，即主考所在地，摆出香案，各级官吏相继参拜，按小说中的大爷所述，又是跪请三界伏魔大帝、周将军，又是跪请文昌帝君、魁星老爷，实际的目的应该是祈求科场秩序严整、可以真正遴选人才，这与主考、提调、监临、巡察等官员的职责相关；摆香案祭考神之后是祭旗，即书办树起红旗、黑旗，同时高喊“恩鬼进、怨鬼进”，小说中的“只见一阵阴风飒飒的响，滚了进来”，盖挥动旗子所致，而讲述之人往往喜欢大肆渲染；之后旗子插到号舍四角的望楼，束而不放，有变则放以警众而求外救援。

商衍鎏曾提到：“相传点名毕有祭旗之举”，但祭旗与祭考神应是在同一时段相继进行，似乎小说中所说的更准确一些，不是在点名之后，而是在点名进场之前。原因之一是这一仪式表达的意愿是希望科场清平、选拔的举子德才兼备，出发者应是考官而不是举子；原因之二是据小说中频频提及的点名、搜检入场，之后找号舍，打扫号舍，在封号之前可以随处走动，找自己认识的人，封号之后等待出题一系列的活动，从叙述的事项以及时间的安排上来看，点名进场开始已经没有时间再安排祭考神或祭旗诸事，因此，于情于理这一仪式都不可能发生在举子进场之后。

在这一祭旗仪式中到底是否有挥动旗子，高喊恩仇相报之举，科举文献未载，商衍鎏也说未曾见到，当然仅凭《儒林外史》中对此煞有其事地一番描摹，不能就此论断真假。然而《广陵潮》第12回何其甫对此也有描述：“鬼神如何不真？莫说别的，就是进场的前一天，夜深人静，各位主考大员点着阴森森的香烛，向空祷祝，手下人便把几面黑旗子招展起来，高声喊着：‘有恩报恩，有仇报仇。’霎时间，便见那黑团子滚滚向贡院里跑进去，还听见嘘嘘的叫呢。”当洛钟笑问道：“这些招鬼的人倒不怕？”时，何其甫说：“怕有什么法儿呢，订的规矩如此，敢违反么？”《广陵潮》所述与《儒林外史》几乎相同，而且何其甫说此举是按“规矩”进行，这一“规矩”盖约定俗成而不是制度。《儿女英雄传》中也曾提及：“那时正是秋风初动，耳轮中但听得明远楼上四角高挑的那四面朱红月蓝旗儿被风吹得旗角招摇，向半天拍喇喇作响，青天白日便像有鬼神呵护一般。无怪世上那些有文无行、问心不过的等闲不得进来；便是功名念热，勉强进来，也是空负八斗才名，枉吃一场辛苦。”[3]632从作者对旗响与鬼神的联系和他对恩报的态度来看，上述两部小说中的叙述似确有其事，并且很多小说都写到了科场内的果报，如《子不语》中的《常熟程生》、《柳树精》等篇。从中可以推知，乡试进场之前的仪式应该如小说所叙。

三、搜检之后到封号的过程

明清乡试进场的时间较长、事项较多，在点名、领签、搜检诸事之后，举子便进入到科场中了，他们只需要找到各自的号舍，对号入座、收拾打扫、等待考试即可。对于考生搜检过后到进入号舍这一环节，科举文献有所记载，但大多如《钦定大清会典》一样，照例载录：“……给卷，各归号舍。”[6]248科举文献记载只是按程式列出，不对具体情形加以描述。查找小说可知，这一过程并不像科举文献记载一样十分有序。《儿女英雄传》第34回中讲道：

他几个也领了卷，彼此看了看，竟没有一个同号的，各各的收在卷袋里，拿上考具，进了二层贡院门，交了签。……那时候正值顺天府派来的那一群佐杂官儿要当好差使，……“‘成’字六号。”吴大人回头指道：“这号在东边极北呢。”……原来贡院以内带不进跟班的家人去，都是跟班的老爷跟着；这位老爷的官名叫作“答哈苏”。吴大人便向他道：“答老爷，奉托你罢，把我这学生送过栅栏去。”……又说道：“大兄弟，你瞧，起脚底下到北边儿，不差什么一里多地呢。我瞧你了不了，这儿现成的水火夫，咱们破俩钱儿雇个人就行了。”[3]631

以上一段是对搜检过后进入号舍这一环节的描述，它与科举文献的记载全然不同。明清贡院内的号舍很多，按《千字文》顺序排列，号舍远近位置不同，这些科举文献中都有记录，但是，从举子们领卷之后到找到号舍之间，以及对号入座前后还大有文章，远非一句“给卷、各归号舍”所能概括。应试举子们自带的东西较多，又十分沉重，跟班的不准进入贡院，如果距离号舍稍远，一里多的路程对他们来说不免有些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考场内的“水火夫”应运而生，他们的服务项目就是挑担运送东西，举子可以雇佣他们送到相应号舍。小说以二人的对话谈及于此，这是科举文献中从未记录的。

接下在找到号舍至封号口栅栏这段时间内，又是另一番场景：

这个当儿，这号进来的人就多了，也有抢号板的，也有乱坐次的，还有诸事不作、找人去的、人来找的，甚至有聚在一处乱吃的、酣饮的；便是那极安静的也脱不了旗人的习气，喊两句高腔，不就对面墙上贴几个灯虎儿等人来打。……看看午后，堂上的监临大人见近堂这几路旗号的爷们出来进去，登明远楼，跑小西天，闹的实在不像了，早同查号的御史查号，封了号口栅栏。……再没人敢任意行动。[3]633

入号舍的人多了，举子们抢号板、乱坐次、乱吃、酣饮、出来进去，考场的情形杂乱无章，完全不像科场中秩序井然的样子。然而这样的描写并不仅此一例，李涵秋在《广陵潮》第 12回中描述道：“八月初八这一天，大家领了卷子，携了考篮，纷纷挤着进场，各人寻了坐号。可巧杨老先生便同我在一个号里，我喜欢得什么似的。……大家觅号板，钉门帘，忙了一会，其实离着封门的时候尚早。我收拾停当，便去寻觅别的朋友。恰好在明远楼底下遇着，大家围在一处谈笑。”他没有从整体的视角进行全景概述，而是从“我”的角度出发写了一个场景，但是仔细对比发现，其实两者所叙几乎不差分毫，进号舍的举子先把号帘等钉起来，趁着还未封号，“我”也出去寻觅朋友，却见大家在明远楼下一处谈笑，说明举子进场之后还是十分随便的，与《儿女英雄传》中的“出来进去”相同，科场内仍很混乱。

从搜检之后到封号舍之前，小说作者对这一段时间科场内的情形作了生动描写，令人仿佛亲临当时的科举考场。虽然与科举文献中的规定出入较大，但很明显，小说作者们不但对此有着共同的描述，甚至对其中的细节，如找人的、跑去明远楼处聚谈的，都未曾产生过分歧或矛盾，这足见小说所叙是当时科场的真实再现，而这种真实性诚非科举文献所及。

[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三联书店，1983.

[2]曾朴.孽海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文康.儿女英雄传[M].杭州：西湖书社，1981.

[4]吴敬梓.儒林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5]海圃主人.续红楼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允裪.钦定大清会典:殿试[M]//四库全书：第61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