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人类学重建非洲价值的路径

马燕坤，刘小平

（1.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2.河北北方学院 学报编辑部，河北 张家口，075000）

学科是具有独立性的。这种独立性在方式上是外在于国家、阶级、政治或民族而存在的，在效果上是能够达到普世性共享的。但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学科的这种独立性被动摇了，而变成囿于某种体制、权力或身份的附着物，沦为狭隘、保守的代名词。作为起源于西方的学科，人类学在对非西方的探索中同样遭遇此种尴尬。殖民时期，人类学成为殖民统治的婢女，被当作政治工具，丧失了学科自主性。殖民统治瓦解后，人类学开始反思，力图通过“去政治化”复归本真性，创建出学科的动态平衡体系。将人类学对非洲的探索进程作出考察，能够不断接近和触及历史进程中知识在地缘政治底蕴（即地缘文化）塑造上的内核与实质，发掘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当代语境中的位置及可能。

一、人类学与非洲地缘政治之关系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社会科学模仿自然科学探索人类进程的决心达到空前高度。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物质的类型、状态及运动形式展开考察，揭示了自然现象的实质和规律，并由之激发了人类用对待物理世界的逻辑推理来处理各种社会事实。人类向科学技术领域进军，摒弃古典自然哲学的思辨方法转而向实证主义。全面武装后的实证主义，不仅使得自然界，而且使生活世界中的人也因此成为探讨对象（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发展就是例子）。

作为一门起源于西方的学科，人类学试图在知识领域创建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想同样得到激发。西方工业革命缔造出的生产力胜利与世界体系模式，给人类学传授了一套认知范畴和研究范式。人类学寄希望在实践中合理而有目的地利用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知识途径。一时间，将探索触角伸向非西方顺理成章。非洲俨然转换成人类学试图发展某种理论的试验田。满腔学理抱负的人类学家藉此怀想洞察“前文化”（前现代、前科技、前经济）进程中的“活化石”，却相应地将非洲贬谪为了非理性与非民主的对等物，造成了各种形式的分解和割裂。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学与地缘政治之间因此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严密性。作为起源于西方的学科，人类学在被用来研究非洲“他者”时，却塑造了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的地缘文化。

进入非洲的人类学，力图找到西方确实优于非西方的证据，并将非洲彻底地轮换为了西方的衬托物。随着西方扩张主义的世界性普及，以及非洲的最终完全沦为殖民地，人类学的这种创造达到了巅峰。西方与非洲之间潜在或直接的非对称性关系被制造了出来。非洲的身份边界，因为西方殖民主义剥蚀的加剧而日趋明朗。

纵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因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非洲一直按照独特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轨迹维持着自身的发展平衡。非洲沦为殖民地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非洲变成了规范行为和西方意识形态下的存在，非洲人遭遇着与其生命文化极其不相吻合的结构性背离，古老的非洲再不是能够自主地建立合适秩序的独立疆域。世界了解和认识非洲面目的手脚因此被束缚了。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的出现及技术、商业最终在社会生活中主导地位的相应确立，地理因素影响甚至决定国家政治的行径非但没有弱化，相反有所加剧。西方国家追求直接的地理经济和地理政治目标一时达到空前高度。以安全或权力为谋求，并按宗教的和经济的理想来规定目标与扩大权力，成了西方争取广阔生存空间，塑造国家强盛的重大筹码。

此种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由此深刻地影响了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可以认为，殖民统治前，非洲的地缘政治很大程度地是非洲部落、民族政治生态的延续。殖民统治时期，非洲的地缘政治成了种族清洗的理论变型。最终结局是整个非洲大陆不再是它自身历史逻辑的延续，而是想象性的、西方意识导向的、存在区别的结构组合和意义表征。西方却由此为征服与改造非洲、抵牾非我物类（或非我族类）找到了逻辑起点。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演化成了不仅是被制造出来的有形实体的扭曲性拼凑，而且也是空间、时间以及与地理相关的任何东西的错位叠加。现代世界体系某种意义地歪曲性搭建了。

进入21世纪，随着萌发于启蒙运动的现代西方价值演变为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的“三位一体”模式，西方对非洲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设计和安排有了新的合法依据和权威说法。加之，哲学对神学的世俗化引发的知识突围，使得非洲作为概念实存与物质实存的并进状态得以拓展。人类学据此获得新的立足点，揭示学科形式背后的西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矛盾成了崭新的命题。

二、政治化：西方中心主义下的非洲身份

在学科史上，人类学的发展尤为戏剧。19世纪，人类学从自然科学的学科内核上获得启发，将探索人类固有规律转换成了内在指向。人类学投身于再现普遍理论，塑造了学科制度化的历史，

然而，这一进程中，人类学在对非西方，尤其像非洲这样的国度进行探索时，在寻求真理还是真善美上被深刻地割裂了。以争取学科自由为出发点的人类学，在获得学术认可的同时，也由于扩张主义的诱惑和捆绑而使自身偏离初衷。以西方经验为参照对非洲做出符合西方中心主义的解读将人类学彻底地推向政治化境地。受制于意识形态与政治诉求、政治概念与学科概念的掺和，人类学沦为了特定意识形态下的文本抒写与话语阐释。以至于在对非洲的研究中，被制导性地将学科思想与政治等同或混同。关于非洲的人类学作品，也因无度的复制而越来越是政治性生产的体现①关于政治性的理解：“人们难以找到一种对政治的明晰定义。政治一词往往在否定的意义上与其他各种观念对照使用，比如政治与经济，政治与道德，政治与法律等对比；在法律内部则有政治与民法的对立，等等。借助于这种相互否定而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对立，并根据语境和具（128页）体的情况，我们通常能够清楚地阐明某个对象的特征。但是，这仍然不是一个特殊的定义。无论如何，‘政治的’一般而言是与‘国家的’相互并列，或者至少是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由此，国家似乎是某种政治性的东西，而政治则是某种属于国家的东西——这显然是一个令人不快的循环”。（德）卡尔·施米特著：《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29页。。这显然是权力关系延展的结果。毕竟，“只要有权力关系，就会有政治……权力关系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1]导言10。

随着西方启动奴隶贸易以及相继而来的殖民奴役，人类学被当作了操控政治的工具。人类学泛政治化势在必然。鉴于探险家、海员、传教士等留下的关于非洲的资料并未能全然满足殖民统治之需，动员和支持人类学家身入非洲实地、探究非洲社会以利于西方扩张主义的壮大已成事实。欧洲以外的民族和社会组织从而被迫参与到一个共同世界的建构进程中来，由此创生了“由欧洲的扩张所触发的全球化过程”，同时建构了欧洲的历史[2]导论2。可见，“政治的历史就是公共领域扩张和收缩的历史”[1]导言12。

在19世纪后的很长时间里，国际政治呈现出一个显著的时代特点：能够被视作是国际体系一员的只是拥有主权的国家。而这些国家又几乎都是西方国家，也是西方自认为的“文明”国家。在西方看来，像非洲这般的国际体系外广大的非主权国家需要接受自诩已完成文明进程的西方的“文明化”，西方必须改造和优化他们的风俗和制度。西方资助人类学家去撰写被奴役的非洲民族及社会。这一知识行径不仅惠助殖民统治者实现了对非洲资源和权力的控制，而且还使非洲民族的文化威胁被驯服了。非洲人的殖民遭遇程度之深浅从而转换“成为人类学家手中所遇到的不同政治运作过程”[3]141。

非洲一方面因独特的历史文化而被西方嘉奖为伊甸园形象（如人类文明发源地、繁茂音乐舞蹈质天堂、丰富物产之沃地），同时又被无情地视为可怕之地（如愚昧、野蛮、落后）。这般的既是世外桃源也是地狱，既是幽雅飘渺又是邪恶难堪的结合体，俨然塑造了含糊懵懂的非洲形象。在西方看来，能够体现人类全部真理的只有他们自己，“丑陋的”非洲能够带给心灵的是以“一种非常奇异的情感去感激”西方“所身履的文明，感激它所有的过失及所有仁慈”，这无疑是“一种昭示西方文明有权去征服和以人道的名义驯化野蛮种族和取代他们的古代文明信证”[4]49。西方当之无愧有权立于仁慈和解放生灵的高度反对奸邪和暴虐，用他们的文明标准替代和更换非洲传统。非洲明显不过是“白人的负担”。

非洲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为人类学开辟了一条介入政治的渠道。尽管人类学家坚持按照“实际发生的情况”来呈现非洲，根据现存有关过去的材料再现非洲，但是，由于西方中心主义使然，人类学家并未能在研究中做到真正的价值无涉。这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对人类学的工具性需求远远超过其作为学科的学理兴趣；另一方面，则由于西方扩张主义在造就个体高涨热情和集体狂欢时而不得不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指使最终将学科真理异化。

在实际操作中，欧洲以其历史经验的独一性和一致性观念，用各种可能途径明证了非洲之所以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上存在差距的因由。在高度知识化启蒙传统的鼓舞下，西方坚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持续的、直线性的，“欧洲以外的世界代表着‘传统’；泛欧世界代表着现代化、进化、进步”[5]79，于是，相应地将非洲“‘他者’被排除于‘我们的’历史外，放置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间里”[2]导论2。有教养的、受教化的，同无礼的、粗鲁的相砥砺之格局由此被塑造。非洲与西方间的非对称性结构形成了。这不仅毋宁是一种哲学推论而非社会实情。因为有教养的、受过教化的人们（欧洲人或西方人）在具体实践中却未能弱化情感而使自身臻于真正的理性思维和行动。以至于在从传播“福音”到推行“人权”的进程中，关于非洲的一些概念，比如“土著民族”、“原始民族”等一并使种族主义范畴进入历史实践的核心。理性、科学和民主“三位一体”的征伐战略一再加固了西方的“神圣的使命”。担负这一使命的人类学家由此“认为自己担负着揭示绝对真理、守护绝对真理的神圣职责。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无上地位在西方文化中得到了认可’”[3]217-218。

科学和社会革命的发展，确使人类学在西方赢得学科地位。萌芽于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人类学诸派，到20世纪前期已趋丰满，即是例证。作为一门学科，人类学科学活动的自然目的在于找出支配社会现象的力量及探寻人们的活动方式。满怀抱负的人类学家由此深信只要洞察非洲就能发现自身的过去。非洲必然地蕴藏着西方前现代的社会逻辑和历史机遇。但是，人类学家绝不是人们单纯理解和认识的那样，只停留在对人类共享性知识探究的学理欲求上。相反，在殖民统治进程中，人类学家扮演了特定历史赋予他们的特殊角色，为了国家理想他们甚至甘愿牺牲一切，力图发现他们的民族在历史上是否真的优于“野蛮人”。在研究过程中，人类学家对非洲的文化合法性进行抽离，甚至认为非洲根本不具备像西方这样的知识人，非洲确实很糟糕，以致“做出令人难以相信的断言：非洲没有历史”[5]75，最终制造了非洲的阶级、阶层和特权分层的历史，及非洲受治理的历史。

为创造一种可行而令人信服的被治理者的政治，人类学必须从知识角度切入。在殖民进程中，西方将剥夺非洲的主权、政权当作工作的生命线，出现了包办一切、替代一切的泛政治化现象。作为一个政治思想高度统一的时代，人类学在西方一元化思想的笼罩下，在写作范式上被纳入了政治版图。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人类学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在殖民统治中展露，致使意识形态和学科观念占据了制导权力的话语位置。关于人类学作品的价值判断，也相应地以是否符合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标准。出自人类学家之手、各种不同水准的作品一再将非洲形象转型再造，理解非洲的某种系谱知识得以创立，非洲历史被客体化为一种直线性的类别。非洲人的时间和空间亦相应地被错置为其生活的惨淡背景，而非构成生活的价值理念。

人类学还借助特殊语汇和表现手法表达了政治文化和社会思想观念。借此，非洲人防御外部又可规范外在行为的礼仪遭到制度理性的冲击，同时暴露出了西方基于自身历史经验理解和探索人类历史的“非连续性”。结果却忽略了非洲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辩证逻辑，阻碍了对非洲社会模式的客观认识。

总体上，整个殖民时期，人类学并没有揭下面具来真诚看待非洲。毕竟，客观的“因”必然制造客观的“果”。尽管西方人认为他们即使在制度冲突的环境中进行广泛不同的活动时也能遵循同样的普遍价值，人类学的政治化似乎可以无损于学术价值，但是，人类学在对非洲探索进程中却不可避免地烙下了西方中信主义的印痕，扭曲了非洲各民族的异质时间，创造了被治理者的政治。

三、“去政治化”：非洲中心主义下的非洲价值重建

殖民统治瓦解后，尽管西方对非洲的探索仍难以摆脱以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三位一体”衡量的做法，但是某种“去政治化”的呼声日益高涨。

非洲独立主权的获得，很大程度地说明西方试图建立某种独特的普遍主义其实并不存在。在这种意义下，人类学朝着开放性转向，开始揭露种族或文化优越感的错误，力图重新探索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人类学。

殖民体系瓦解后，西方人类学家开始质疑自身社会，力图打破西方所宣称的人类历史由西方主宰的独一性（uniqueness）和一致性(unity)的认识和定位，企盼以此消弭狭隘视角和线性思维造成的影响。

西方精心构筑的殖民体系的崩溃，一方面冲决了西方幻想中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也警醒了人类学。究竟该如何审视研究对象，客观地反映并呈现研究对象？人类学以有意识弱化或抹掉政治性色彩的方式重塑学术良知，以中立性的人文诉求力图克服历时以来的研究局限，确立科研与政治分开的思维方式，创建人类学内部诸系统的优化协调发展，重振学科内涵。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类学致力于追求结构、整体和一致性之关系，并不曾充分注意到社会迹象和符号之间连续而根本的社会功能，忽略了“改变是所有社会固有之特色”这个事实，致使在对非洲进行探讨时采用了共时性的研究姿态，而塑造了其处于历史之外的现代而直线的历史。很大程度地将处于困境中的非洲（愚昧、落后）视为前定或必然的。

随着非洲独立主权的获得，西方坚持认为的单一的、独特的、统一的普遍主义遭到冲击，以西方经验的物质性将非洲定位为低级形态的结论随之遭到叩问，认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从而被揭露。西方人反省到：西方“理性自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因此不足以用来阐释某些普世性的问题”[3]217。作为具有特定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的人类学家看到了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揭示蒙着面纱的文化闯入者俘获内心的真实的难度，意识到了“观察者永远是他或她所观察到的变化中的情景的关键部分”[2]导论5。人类学家很难做到像理解自身的文化一样确切体悟不同时代或不同民族的生态机制。

鉴于新兴的非洲，人类学家不仅关注其变迁，而且还萌发了主动诱发研究对象变迁的抱负。人类学家矛盾地发现非洲一方面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又死水一潭。尽管如此，人类学家依然希望将曾经被殖民统治者拆散的元素，包括非洲的习俗、心理、语言等进行重新拼合而重建价值的雄心却未减退。

人类学家开始关注学术政治化带给他们的危机，对过去世界体系传授给人类学的范畴重新审视，对先后以进化论和传播论为叙事框架的古典时代进行“后现代解构”，对历史制作的社会关系展开考察，寄希望发掘关于非洲本土知识的叙事，以避免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暴力循环”。在实际探索中，人类学家发掘了非洲历史根植于结构之中——社会历史的系统化秩序——的事实。显然，对非洲本真态的重现，是人类学家重塑道德品质，并使用非种族主义言辞进行叙事的结果。被边缘的非洲各民族曾建立在“违背”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特殊要求，诚然无需与西方所倡导的民主、理性协调起来。非洲需要的不仅是地理概念被确定，而且比地理概念更有意义的政治身份的被承认同样迫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在殖民体系崩溃后的“去政治化”努力，本质上是要使人类学的历史研究破除囿于西方的门户和定见。探索非洲社会中一部分集体同其他部分的关系、非洲同其他国度的文化或历史关联，以及非洲以特定意识建构社会模式的机制便是这种努力的体现。在认识上，人类学家“鄙视西方中心主义，注重探究非西方文化的内涵与延伸价值。他们质疑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商人、旅行家的见闻和偏见，反思古典人类学获得知识的方法，以不同方式提出了‘译释’不同文化和理解人文世界的新思路”[6]总序1。在手法上，大量人类学民族志研究者力图在小规模的、“异文化”的非洲部落或群体社会中觅到类似于实验室工作专攻的集体心智理性与“前理性”的一致性。在价值上，人类学家倾心于非洲地方权力的再生及派生过程，强调只有对“地方性”进行重新挖掘才能重塑非洲的主体性。在角色上，人类学家以“文化持有者本身”理解研究对象，以异乎寻常的能力像真正的当地人一样去思考和感知，为相对于古典学派而言的“现代人类学”的创建积极献智。

一些对西方现实失望的人类学家，再次身入跨文化语境中，力图重振人类学的学理关怀。对摩洛哥深有探究的美国新锐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复次踏上“田野”故土，力图从常识的观念切入，探索人的本性与其在自然中的位置之关系，构拟土著文化、政治和认同之间的互动，最终呈现了摩洛哥作为一个自我定义的社会空间的存在事实。于此，摩洛哥人以特定的价值命题产生、繁衍或改变。诸多的像拉比诺这样的人类学家在重蹈非洲进行研究时，他们寄希望于非洲人为自己的过去辩护，并期待其研究得到非洲人的信任，也期待非洲人提供有利于研究的可靠地方性知识。这无疑潜在地创建了西方与非洲作为共同体平等成员之间的信任，肯定了非洲以特定模式制作和思考历史的事实，含蓄地承认了“西方倡导的文明模式表现出一种放纵人类欲望、滥用人类智慧的极端主义倾向”。又如，作为一位在英国学成，又在美国重铸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他通过对非洲中部民众的仪式生活展开探讨，发现了集体生活的秩序，“发展了一种作为部落文化中再生和更新程式的‘社会戏剧’的见解”，引发了“从国家到家庭的各个层面的社会组织”的变迁。

进入新的时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剧，人类学家日趋意识到研究非洲的程序需要更新和变通，在历史且深刻地形成的权力不平等产生了分化的西方与非洲之间调停尤为必要。非洲民众需要重新被动员起来，以重新界定和组织其生活世界，达到产生一种地方政治共识之目的。作为主体的非洲民众，他们才是有效地掌握非洲制度并拥有真正知识和影响的人，是唯一能够为其生活世界作出价值辩护的人。人类学家同时极力倡导，在社会化进程中人类学需要处理历史张力中的对抗关系，重新揭示各种事件之间的承接顺序。非洲民众需要被引到他们所希望的方向，需要对各种利益集团包括政府机构、企业组织等施加正确的压力，最终使得非洲民众成为受益于国家建设的主体。

直面全球化浪潮，人类学家对非洲社会变迁的关注呈现出了一种新的爆发。在文化生产力的刺激下，人类学越来越将注意力适切地导入现实中的非洲，披露了非洲存在着发展机遇的其他可能性。人类学家意识到，新时期的非洲人类学研究日趋需要等待时间和科学理论的援助使自己坚固起来。尽管由于殖民主义的糟蹋非洲已不具备完全纯净的原生社会结构，但是能够确定非洲民众生存空间的依然是某种“传统的稳定性”，而不是那些所谓的现代化幽魂。非洲需要再定义。即使全球化浪潮凶猛冲击，也完全不可能创造出非洲与世界的均一性，非洲饱含着多元共存的复数历史。“在重新反思……‘他者文化’之后”，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非洲“‘他者’（otherness）的范围，也包括数目庞大的个别历史（separate histories）”[2]导论1。了解非洲民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认识过去，是让非洲历史真正成为一种非驯化的多元历史的关节。

于此，殖民体系瓦解后，人类学力图以“去政治化”的方式重建非洲价值。这无疑有利于彰显人类社会的多元性，恢复人们对非洲真实历史的具体感知。况且，从技术层面上将非洲的历史与现实割裂开来，并不利于建设一个综合性的、研究各种人类社会的人类学。只有将非洲隽永的历史文化纳入人文视野，才能最终挖掘出非洲文明或文化既是非洲人自己的所有物，同时又那么深刻的是人类的一部分的逻辑进程。

四、结论

人类学对非洲由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解释方式，需要超越“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克服简化倾向。人类学“去政治化”的最终诉求既是非洲变化的关键，又是非洲走向发展的最后“权威”。回溯历史，在自然科学的启发下，人类学展示了一种开放的学科态度和学术热情，力图对所有民族展开探索。随着西方对非洲殖民奴役的展开，人类学试图给世界呈现出一幅比哲学或实验科学更为贴切的关于非洲的形象。殖民统治瓦解后，人类学对非洲的生产、技术、制度和文化重新考察，对主导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的西方价值提出全面质疑，对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决定一切的现实展开重估，认为在以西方中心主义、物质主义和进步发展观看待非洲时，却缔造了非洲与西方的矛盾及非洲的地缘政治困境。时代进程的转换越来越说明，非洲价值才是振兴非洲的基石，非洲的最终发展日益需要基于本土知识扩建一种广泛的价值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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