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辛向阳访谈

辛向阳，禚明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研究系，北京102488）

禚明亮：辛老师，您好！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请问，您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路的？

辛向阳：我本科阶段的专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硕士与博士研究阶段主要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开始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博士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给研究生上课，课程主要包括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重大现实问题，如收入分配问题、社会结构问题、当时的关于改革与发展的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1995年到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实际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北京市发展战略、企业改革等问题。2006年以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研究。我基本上经历一个从研究理论问题到实际问题、再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其实我始终没有离开马克思中国化这一研究领域。

禚明亮：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辛向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无非包括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在不同时代、不同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例如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就与改革开放之初的理解不同，而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还会发生变化，因此，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另一个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去搞清楚中国的现象、中国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发展的未来趋势和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掌握中国的国情显得尤为重要，而掌握国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我们在认识一个事物，如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时，用不同的世界观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用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的话，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收入差距还不够大，基尼系数应该继续增大，因为他们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会带来一种改革的动力，所谓落差越大，动能越大，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它就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角度来看，那么收入差距问题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因此，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中国国情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原因。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我们才能真正认清中国发生了什么，把握好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只有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加深入。

禚明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这些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

辛向阳：正如我刚才所谈到的，中国国情的认识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同样的，如果想坚持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以认识中国的国情为基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们认识中国国情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因此，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

禚明亮：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这些基本问题进行研究，您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的视野或者说新的着力点在哪里？

辛向阳：这个问题提得不错。未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的视野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要深刻把握当代世界发生了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回答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世界的变化与发展确实是惊人的，近三十年来表现得尤为明显，从上个世纪 70年代我们确立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经历了一个大的变化，再一个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又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比如伊拉克战争、“911”恐怖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等。因此，要用马克思的观点观察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紧紧抓住当今世界的发展对中国而言，到底是机遇还是挑战。因此在回答世界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应该不断丰富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同时要促进马克思主义向更深的领域去发展，我觉得，这是重要的着力点之一。

第二，要抓住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的阶段性特征。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的新的阶段性特征，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的新的表现形式，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从 50年代的初级阶段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初级阶段，再到现在我们人均四千美元的初级阶段，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个阶段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以及由这些新的变化而产生的问题，然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下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比如，我们现在出现的许多问题，都是过去所不曾遇到的。如在经济增速下滑的情况下，物价的上涨怎么办；如果出现西方国家的经济滞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去解决，再比如我们现在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指导，因为解决中国的发展方式的问题应该讲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头等大事，而且世界也在关注这个事情，我们究竟能否走出一条西方国家不曾走过的路子，再比如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着力的地方。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21世纪的历史长河的背景来看。我们知道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时代的本质是什么？有人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本质，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科学的，时代的本质应当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大过渡，这一时代本质是不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的。而时代主题是可以变的，过去是革命与战争，现在是和平与发展。而当前时期仍处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当前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作为一种时代主题，它会有新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和平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认为依然没有解决，发展的问题从实际意义上也没有得到解决。而在这一时代主题下来看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问题，面对和平的时代主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在此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新的难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难度越来越大，一方面是中国的道路能否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是个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频繁，遇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世界出现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国国内的很多企业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而有意思的是，上个礼拜的参考消息讲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百分之八调低到百分之七点几，印度就认为这对它是一个机遇，就是说，中国的某一变动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说这个世界的联系是越来越紧密了。而且我们有三个奋斗目标，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到205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末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当放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去。

禚明亮：您一直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能否介绍一下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具体方法？

辛向阳：马克思中国化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理论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有很多，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就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可以称其为“问题法”，即先把实际问题搞清楚，弄清楚问题的前因后果，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方法。例如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问题时，就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比如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方法来分析这些问题的发生、矛盾的性质等。除了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其他学科的方法，比如社会学的方法、政治学的方法等等。

第二种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总结出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我们应当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更加善于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比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时空分析的方法，在此过程中总结出更加系统和科学的一整套方法，将这些方法运用到现实中去，就会有助于解决许多重要问题。

我认为这两种方法也是可以互动的。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是专门研究理论联系实际，题目叫“理论联系实际是党成熟的标志”，专门讲理论是如何联系实际的，一个是我们的传统，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对我国革命和改革的作用，再一个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径，大家可以读一下，本文被收录到《北京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论文集》，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北京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

禚明亮：《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7期曾发表您的文章——“重大突发事件与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您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之一是各种重大突发事件，请问推动创新的其他动力还有哪些？是否存在一个动力体系？

辛向阳：对，重大突发事件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如2003年非典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确实存在一个动力体系。推进理论创新的动力很多，有理论自身的动力所在，这是一种内动力，科学的理论体系的一个特点是主动地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比较强，它是一直延续和发展下来的，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前面的理论为后来的理论提出问题，后面的理论再回答前面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正是这个过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关于小康社会问题，邓小平提出了“总体小康”的概念，等总体小康的目标完成之后，江泽民接着提出“全面小康”社会的问题，到了胡锦涛就提出“全面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从而不断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

第二个动力是来自于实践方面的动力。实践的动力体现在实践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出来，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因为我们从1978年我们开始在实践中搞商品经济，到了一定程度时要不要承认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这就是实践的要求，这个实践要求反过来讲，必须要有个理论上的突破，没有理论突破的话，那么理论创新就会被扼杀了。所以邓小平讲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就从此开始出现了，因此，实践一次次向我们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再一个动力是学术界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作用。学术界的研究能够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正因为这样，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也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过程中。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动力机制是非常多的，它们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融通的。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理论自身的主动创新又带动实践的发展，学术界的创新又会不断地被中央的理论创新所吸收。

禚明亮：您认为，马克思中国化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越南化、古巴化及其他民族化形态，其最鲜明的特征是什么？

辛向阳：我想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把握中国的发展规律，科学地把握中国的国情。因为毕竟中国的国情跟俄国、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从国情上来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只有中国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搞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搞的既不是俄罗斯从资本主义直接到社会主义形态，也不像其他一些国家从封建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形态，我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开始的。因此，我觉得最鲜明的特征是我们非常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国情特点。

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充分应用中国文化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如说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这些都是中国很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变成了中国人解决问题的一些重要思想。所以，我们不断地结合中国的文化特性，延续了中国文化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特性，从而不断将我们的文化继承与发展下去。这一点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禚明亮：去年，您主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性及其国际意义？

辛向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而且这种结合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结合，并且在结合的过程中也带上了中国的特色，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世界文明的发展相一致的，而且吸收和借鉴了许多国际经验。

其国际意义主要在于“示范”作用。中国通过这一道路解决了贫困的问题，这种宝贵经验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向世界提供过的。美国的道路是向世界各国推行市场机制，而中国的发展是一种“内需型”的，不是以侵略或殖民的方式，是通过扩大内需、调动人民发展积极性的方式来实现的。另外一条经验是一国经济的发展务必保证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一个稳定的政治格局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在这一方面向世界其他国家做出了表率。

禚明亮：您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辛向阳：目前存在一个问题是一些人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个别学者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甚至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了。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但我认为，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会过时的。因此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但要避免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在研究中，有些学者大而化之，绕开一些重大问题，不愿意触及一些重大的敏感问题，比如说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我们如何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不断解决民族矛盾，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去研究这个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是学术界应当极力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