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与邯郸文化

时间：2024-07-06

贾建钢，李红霞

（邯郸学院中文系，河北邯郸 056005）

一、唐诗与邯郸文化研究的回顾

唐诗与邯郸文化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关于唐诗与邯郸历史文化的联系。这在方志和邯郸史书中多有记载。如《广平府志》（光绪19年续修64卷本），“古迹”中存有部分唐代邯郸纪游诗。孙继民等《邯郸简史》与陈光唐《邯郸历史与考古》，[1]117-120在描述唐代邯郸历史文化时，也把唐诗作为佐证材料，而且《邯郸简史》还以“唐诗所见邯郸社会风貌”为题，用专节文字通过唐诗来考察邯郸的社会状况和民俗风情。不过，这两部著作显然都是以唐诗作为材料，从历史角度来研究问题，而不是以文学研究的本体视角来考察唐诗中有关邯郸诗歌的面貌。[2]165-176陈光唐等《赵都诗词选注》，分类选编与邯郸有关的历代诗词赋335首（篇），[3]前言其中所选唐诗31首，并辅以作者介绍和注释。不过，所选唐诗数量太少，而且因为该著作的重点是注释，因此对相关诗歌的概况缺少描述，对所选唐诗与邯郸社会风貌的关系也没有研究。

第二，有关邯郸本土诗人的研究。以司空曙、刘言史为代表的邯郸本土诗人研究，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在唐代诗歌发展史的视野中对司空曙进行了专门研讨。[4]194-202；696-698商隶君《中唐诗人刘言史初论》，通过生平考证，对诗歌思想内容、手法特色进行挖掘总结。[5]11-16胡蓉《论刘言史诗歌的地域性》从南北地域文化差异辨析其诗作特点。[6]25-26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已有学者使用唐诗作为史料进行历史描述的佐证依据，所谓诗史相证；也有学者以邯郸历史文化为核心，编选历代文学作品，为地方文化发展提供文献支持。但应该看到：邯郸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秀传统，而且在唐诗中存量亦多，盖因学者各取所需，所讨论的与邯郸相关的唐诗远未反映出其整体面貌。这些散见的唐诗作品至今未见全面系统的整理考察。

其次，关于邯郸本土诗人及其创作研究，在诗人的地区分布及原因探析、与邯郸历史文化的内在关系、对主流唐诗发展流变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亦不充分，至今未见有系统完整的讨论。

再次，有关邯郸的诗歌作品的细致梳理和分类、地域文化背景下的解读和探究、唐诗与邯郸历史文化综合分析的研究等等，也未见有学者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简述的研究事实可以确定，目前唐诗与邯郸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尚需进一步拓展，应继续深入整理唐诗素材、通过合理判读对作品进行分类，以邯郸历史文化传统资源作为背景达到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规律性认识和总结。

二、唐诗与邯郸文化研究材料界说

（一）关于邯郸文化

邯郸市，位于河北省南部，北带洺水，南襟清漳，西巍太行，东接平原，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现辖 4区14县，代管1市。

邯郸是一座至少有3000年历史的古城。殷商时期邯郸是“畿内地”之“离宫别馆”[7]15所在。春秋时，凭借南北通衢的优越地理环境，成为北方重要手工业城邑。进入战国，特别是周安王十六年（前 386），赵敬侯迁都邯郸，至前228年，邯郸作为赵国都城达158年，历八代君王。这一时期邯郸已是中国版图上最重要的大都市之一。秦立，设邯郸郡。两汉时期，邯郸成为著名的五大都会之一。汉末，曹操建邺城，邺（今邯郸临漳）成为北方名都和商业中心。后来邺与长安、谯郡、许昌、洛阳合称“五都”。及晋立，邺成为曹氏王族居地。十六国之后赵、前燕，北朝东魏、北齐皆都于此。邯郸核心区域由邯郸市区转移至城南80里的邺城。

隋唐时期，邯郸已成一个小县，渐失往日繁华。唐初，窦建德立大夏并迁都洺州（今邯郸永年），后有刘黑闼于此称汉东王。唐代中后期，魏博（治在今邯郸大名）、镇冀与幽州形成河北三镇。魏博藩镇，自我掌控军政、财税大权，俨然独立王国。邯郸核心区域在唐代又移至大名。

以地域文化论，邯郸文化属于燕赵文化这一大区域系统。但长期以来，邯郸作为黄河流域重要的中心城市，地理优越、人杰辈出、民风慷慨、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地域文化风格，在文化史上更有其突出地位。武灵王赵雍、廉颇、蔺相如等重要的历史人物；公孙龙子、慎到、荀子等重要的思想家；毛苌、大小戴、刘劭等文化巨子，他们共同组成了邯郸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文化资源。在中国文学史上，以邺城为主要发生空间的建安文学标举风骨，悲歌慷慨，更是留下了许多经典文学作品。

因此，关于邯郸文化中的地、物、事、人等等，我们有这样一个时空范围：从时间上，邯郸文化是关于唐及唐前的时段；从空间上，按今天邯郸市所辖 4区14县，另代管1市的政区作为研究的文化区域。《全唐诗》中满足上述时空文化要素的诗歌就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全唐诗》中有关邯郸的诗歌材料

《全唐诗》，清康熙 45年（1706）由彭定求等编定。全书 900卷，是清初汇编的唐代诗歌总集，共收诗48900余首，涉及诗人2520余人。此书卷帙宏大，对于了解、研究唐代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本文采用中华书局1960年重新点校出版的25册本《全唐诗》，以《全唐诗》这一断代诗歌作品总集为研究范围，搜求全部关于邯郸文化的诗歌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全唐诗》中有关邯郸历史文化的诗歌作品。

在通读《全唐诗》的基础上，整理出邯郸本土诗人31位，录得诗作444首，残句15联；①据陈尚君《全唐诗补编》辑录，《全唐诗》中31位诗人仍存有诗作10首，残句3条。另新录邯郸本土诗人4人诗作15首、残句2条，分别是：馆陶释志闲，诗1首；魏州释泰钦，诗13首；魏州皇甫继勋，残句2条；洺州程序，诗1首。外来流寓诗人有关邯郸的诗歌材料共有430余首。

三、邯郸本土诗人及其诗歌创作

现今邯郸的行政区划，按《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开元十五道的先后次序，分属河东道之潞州；河北道之魏州、相州、洺州。邯郸西部涉县位于太行深处，唐属潞州（今山西长治）；邯郸东南大名、魏县、馆陶属魏州（今大名县）；邯郸南部成安、磁县、临漳属相州（今河南安阳）；邯郸市区及以北大部地区属洺州（今永年县）。[8]113-114

唐玄宗时，河北道采访使治在魏州（今大名县），所谓“河朔之州魏为大”。[9]106魏州不仅是州治，还是整个河北道之行政中心。这已非同期之邯郸、邺城所可比。因此，邯郸的繁华中心从战国秦汉以来的邯郸到魏晋北朝时期的邺城再到唐代的魏州，完成了一个空间的位移过程。

根据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所确定的诗人占籍情况，[10]149-151可以知道在《全唐诗》中有诗作流传的31位邯郸本土诗人，具体分布如下：

（1）河东道：

潞州（上党郡，今山西长治）

【涉县】4人：孙逖、孙纬（逖四世孙）、孙棨（逖四世孙）、孙偓（逖侄曾孙）；

（2）河北道：

魏州（魏郡，今河北大名）

【贵乡】3人：郭震、罗弘信、罗绍威（弘信子）

【元城】2人：解琬、冯伉

【馆陶】2人：魏征、魏谟（征五世孙）

【魏州】4人：李如璧、公乘亿、刘赞、冯晖

相州（邺郡，今河南安阳）

【临漳】4人：源乾曜、源光裕（乾曜从孙）、卢从愿、卢僎

【洹水】3人：杜正伦、杜兼、杜羔

【滏阳】1人：崔玄亮

洺州（广平郡，今河北永年）

【邯郸】1人：刘言史

【洺州】7人：高正臣、宋昱、宋鼎、阎宽、阎士和、司空曙、刘真

在唐代的邯郸本土诗人中，有的是政声隆重的朝臣，在唐朝前期表现的尤为突出。初盛唐时代，邯郸涌现了魏征、杜正伦、郭震、源乾曜四位宰相；解琬曾任北庭都护、朔方军行军大总管；卢从愿曾任尚书左丞、中书侍郎、吏部尚书，政绩隆显。进入中晚唐，藩镇割据加重，原有的地域文化格局打破，传统家族衰落迁移，邯郸本土诗人尽管亦在朝中任职，但总体趋势演变为身份复杂的结构。他们或为藩镇节度使，或为幕府僚佐，或为皈依宗教的诗僧。

《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11]207魏征在总结南北文风迥异的基础上，提倡清绮与气质的融合为一，开创大唐盛世文学的崭新局面。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述及山东、关中、江南三大地域分别作为唐代政制、文化的三大渊源和中心区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学风貌与文学群体。①参看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的第一、二章内容。山东区域体现出经世致用、辞气贞刚、质朴慷慨的风格特征。邯郸作为河朔之地的代表性地区，属于经世质朴的山东文化区域。文学创作远不能胜过经术致用之学，邯郸诗人乃至整个河朔地区诗人的创作皆以形式朴质、不尚雕润，内容扎实致用、风格贞刚慷慨为特色。这样的创作，很快地融入到初盛唐诗风的风格转换进程中，也为弥漫着齐梁贵族气和宫体脂粉气的初唐诗坛吹来了习习苍凉慷慨的爽风。

邯郸本土诗人的诗歌创作，可略分为如下情形：

首先是代表诗人及其创作。在《全唐诗》中收录一卷诗歌以上的诗人有魏征、郭震、孙逖、司空曙、刘言史等 5位。魏征、郭震、孙逖代表了唐代前期的邯郸诗歌成就；司空曙、刘言史代表了唐中后期的邯郸诗歌成就。

魏征以敢谏名著于史，曾主编《隋书》及《群书治要》，堪称良史。高适、贯休曾有诗颂赞。《全唐诗》录诗一卷，35首。其诗歌内容多为郊庙乐章及应制之作，风格朴实沉雄。五古《述怀》为其代表作品，清人沈德潜倍崇之，评此诗“气骨高古，变从前纤靡之习，盛唐风格，发源于此。”[12]1①

郭震，字元振，任侠好气，出奇语，尝进《古剑篇》，深得武后赏；后以诛太平公主之功封代国公，张说、高适与杜甫皆有诗赞咏。②张说有《五君咏·郭代公元振》诗，高适有《三君咏·郭代公》诗，杜甫有《过郭代公故宅》诗。杜甫《过郭代公故宅》一诗勾勒其人生轨迹。《全唐诗》录诗一卷，23首。其诗兼有豪侠英武和婉转流丽之美，《古剑篇》与《子夜四时歌六首》可作代表。

孙逖，自幼思敏，为文援笔立成。尝制诰八载，时流叹赏，与许国公苏颋并称开元来“为王言之最”。善文工诗，颜真卿誉之“人文之宗师，国风之哲匠[13]3416上”。《全唐诗》存诗一卷，65首。其诗以近体之作多，工整有致，代表作如《宿云门寺阁》。

司空曙，列“大历十才子”，经安史之乱后避居江南。一生颠沛困顿，寄身僚佐，于十才子中是较不得志的一位。其诗歌创作显现着时代的印迹，因时局动荡而看不到希望的悲观情绪弥漫诗作，司空曙内敛、忧郁的情怀贯注到诗歌创作中，个体仕途命运的浮沉、留恋山川丽景的格调成为诗歌的主题。他擅作近体诗，五律成就较高，五绝、七绝次之。最为人传诵的当属《云阳馆与韩绅宿别》、《金陵怀古》与《江村即事》三首。

刘言史，曾入恒冀观察使王武俊幕，荐枣强令不就，以刘枣强之名行世。葬襄阳，孟郊有《哭刘言史》诗吊之。晚唐皮日休撰《刘枣强碑》，录其事迹。《全唐诗》存诗一卷，80首。皮日休言其“歌诗千首”，从李白以来，“自（李）贺外世莫得比”。[13]8390上中唐诗坛，能与李贺相提并论亦堪称诗家上流。其诗作内容广泛深刻，风格“美丽恢赡”，代表作有《苦妇词》、《放萤怨》、《观绳伎》、《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等。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有论：“大历以后，吾所深取者，李长吉，柳子厚、刘言史、权德舆、李涉、李益耳，”[14]163可见推崇之至。

其次，《全唐诗》中存诗不足一卷的邯郸诗人中，影响颇大者如卢僎、阎宽等。二人诗皆以芮挺章所编之《国秀集》而流传至今。卢僎诗《全唐诗》中录 14首，《国秀集》存13首；阎宽诗《全唐诗》中录5首则全从《国秀集》出。

卢僎，得褚遂良荐举集贤学士，曾为襄阳令，与孟郊友善，多酬唱赠答之作。芮挺章《国秀集》作为数量极少的唐人选唐诗集之一，编选卢僎诗13首，数量居本集之冠，可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代表作是七古《十月梅花书赠》。

阎宽，生活在盛唐，曾与李白会于坊州，李白有诗《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阎公汉庭旧，沉郁富才力。价重铜龙楼，声高重门侧”，对阎宽评论甚高，可惜今人无法看到其诗歌创作“沉郁富才力”的全面风貌。《国秀集》存其诗5首，从中可见其创作之一斑。

关于其他一些邯郸诗人，如高正臣、解琬、崔玄亮、罗绍威等等，诗歌创作影响或有大小，此处不再赘述。

四、外来流寓诗人有关邯郸的诗歌创作

唐诗是文学作品，亦是唐人的历史生活记录载体。我们以此作为资料来源，发现蕴涵在其中的邯郸文化。通过对《全唐诗》全面认真地阅读考察，共录得有关邯郸历史文化的诗歌作品 430余首。在探讨有关邯郸的诗歌文本中，大致可归结为这样三种类型：在邯郸的游历诗、涉及邯郸的史事人物传说意象诗、描摹邯郸风俗民情的诗作。其一，在邯郸的游历诗，是指非本土的唐代诗人在邯郸境内亲身游历之后留下的诗歌作品。这类诗作往往涉及邯郸境内的山川形胜、历史旧迹等，如漳水、罗敷潭、邯郸道、邯郸城、邺城、邺宫、邯郸驿、武灵丛台、铜雀三台、洪波台等，诗人游历、访谒，目遇怀思，留下大量咏物怀古的优秀作品。这些文本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呈现出非常特殊的地域文化景观，值得深入探讨。其二，涉及邯郸的史事人物传说意象诗作，是指把与邯郸密切相关的历史本事、人物及典故传说作为典型意象，或以写作背景，或以用典的方式出现在诗歌作品中。如邯郸学步、围魏救赵、长平之战、赵氏孤儿、胡服骑射、廉蔺交欢、毛遂自荐、平原君、罗敷等与邯郸文化渊源密切的人物、史事、传说大量出现在唐诗中，成为诗人经常使用的典故和意象。一般来讲，这类诗歌作品数量较多，且较难辨析，但是这对了解邯郸历史文化在唐代的影响和传承有重要价值，同样有整理分析和深入探讨的必要。其三，描摹邯郸风俗民情的诗作，是指整个唐前的历史阶段里，在邯郸这一地域内逐渐形成的风土民俗，被诗人或作为诗歌意象、或直接作为描摹对象而创作的诗歌作品。典型的邯郸民俗风情描述如：据《史记》、《汉书》所载，邯郸之地男子相聚游戏、悲歌慷慨，故有“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说法。在汉魏时期，盛于邺下的建安文学慷慨之风与这样的地域民风应当有深刻的关系。邯郸女子则有“鼓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诸侯”之风尚。她们受到共同的艺术熏染，掌握高超技巧，选入各国后宫，有的甚至称后，从而影响到一定的政治局面。像秦王嬴政和汉宣帝之母皆是当时邯郸出色的艺女。所以，这类反映邯郸习俗风情的内容也大量存在于唐诗中。这对于了解邯郸地域诗歌的风格及其形成原因就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也值得深入研究。

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邯郸诗歌相比，唐代有关邯郸历史文化的诗篇，数量有所增加，涉及的表现内容则更加广泛。首先，唐代诗人对于邯郸文化地域的表现范围有所扩大。自从战国两汉时期以来的邯郸都城一直是诗人表现的重要范围；但在唐代，邯郸以北的洺州也成为诗人表现的文化地区，这在李白、孟郊、王建、白居易的作品中皆有诗证。邯郸南部的邺城，经过魏之陪都，十六国时的后赵、前燕和北朝的东魏、北齐也在此建都，由于曾是历史深厚、城市发达、文化昌盛的中心城市，史事传说丰富，引人夺目，这类内容题材在唐诗中有很多。唐代中晚期，邯郸东南魏县、大名一带成为著名的魏博节度使治所。有关这个区域的唐诗作品也大量出现，成为重要的诗题。这些地方的文化景观出现在唐诗中，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题材空前扩大了。

其次，唐代诗人对邯郸文化景观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和细致刻画。从地理环境、道路、河运、城郭、驿馆等物质文化的描绘，到战国两汉以降的历史文化、人物史事、民风习俗等非物质文化的引用、比类、评论以及直接书写赞叹，都表现出诗人对邯郸地域文化景观的娴熟掌握和喜爱之情。

另外，唐代有关邯郸的诗歌中有的已经在后来的传播中成为经典。如边塞诗人高适创作的《邯郸少年行》，不仅是高适“气质自高，多胸臆间语”[15]422的代表作品，同时也是刻画邯郸风俗民情的典范；李白的《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一诗，是承南朝谢朓同题之作，历来被视为李白乐府诗歌中的精品；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作者在冬至时节宿于邯郸馆驿，孤身行旅羁思，溢于言表，情感真挚，打动人心，是白居易的代表作，入选多种唐诗选本。其他如描写评论“铜雀妓”的作品也多经典之作，不再多论。

唐代有关邯郸的诗篇，体裁上也很丰富。有乐府旧题的形式，这可说是对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并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表现和拓展。如《邯郸少年行》、《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铜雀妓》、《铜雀台》、《雀台怨》等等，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所涉议论深刻，有的在宋代已有学者进行讨论。

此外，还有大量的近体格律的形式，这类诗歌到了唐代，各种技巧运用的非常娴熟，与邯郸地域文化的描写刻画结合有致，进一步扩展了邯郸诗篇的艺术表现空间和形式空间。

综上所述，邯郸悠久的历史文化，众多的人物史事，传奇的地域风俗，为唐诗人提供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唐诗人从中提炼出丰富的典故，以古写今，增加了作品的表达空间，拓深了历史底蕴。这些都是邯郸地域文化带给唐诗的艺术特征。

[1]陈光唐，王昌兰. 邯郸历史与考古[M]. 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

[2]孙继民，杨倩描，郝良真. 邯郸简史[M]. 北京：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

[3]陈光唐，谢立新，梁辰. 赵都诗词选注[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4]蒋寅. 大历诗人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商隶君. 中唐诗人刘言史初论[J].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2）.

[6]胡蓉. 论刘言史诗歌的地域性[J]. 邢台学院学报，2008，（1）.

[7]司马迁. 史记[M]∥二十五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8]欧阳修. 新唐书[M]∥二十五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9]赵贞信. 封氏闻见记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