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 著,李 蒙 译
(法国科学院 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法国 巴黎 75005)
荀子与郭店政治思想
雷米·马修(Rémi MATHIEU) 著,李 蒙 译
(法国科学院 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法国 巴黎 75005)
荀子学说形成于孟子学说的延续和对立,并得益于其他通常难以考证的学术贡献。荀子可能生于湖北郭店楚墓已经关闭时期。对郭店不同文献资料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荀子和埋葬竹简的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文本中思想的哪些方面可能启发了荀卿?郭店文本中的政治思想通过诸多方面得以体现,其中包括臣子之忠、信、禅让、礼之功用,人民之教育等。我们发现“教”这一概念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如孔子所言,好的人民是受过教育的人民。荀卿有可能了解过郭店埋葬的文本。不管怎样,这些文本都似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荀卿的思想。通过荀子的作品和郭店儒家文本中的例子,我们将说明思孟学派的某些论点是如何可能影响荀子学说的。要么荀子曾批评过这个学派的门徒,要么他采纳了其中一些观点。
荀子;郭店;政治思想
荀子学说形成于孟子学说的延续和对立,并得益于其他通常难以考证的学术贡献。荀子可能生于湖北郭店楚墓已经关闭时期。根据专家鉴定,这些陵墓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到前278年间。墓地藏有以儒家为主隶属于思孟学派的文本。思孟学派即子思与孟子学说之统称。事实上,荀子在他著名的《非十二子》章中曾严厉地批评了一些思想家,其中就包括这两位。他指责子思和孟子的门徒并没有真的理解孔子的思想。在他看来,他们将五行理论①见《荀子》第六章《非十二子》59(诸子集成版,参考信息详见结尾的书目)。在所有被作者批判的思想家中,子思孟子学派被排在了最后,紧跟着名家(或者辩论家)。荀子的批判有时会很严厉,他把所有对手都看作“愚”。他经常谴责他们“欺惑愚众”。和孔子思想混为一谈,从而背离了孔夫子的本义。
对郭店不同文献资料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荀子和埋葬竹简的诸多相似之处。不管是直接地(如果他对这些文献已有了解的话),抑或间接地(如果探讨同样论题的文本已经在公元前三世纪,荀况主要居住的齐和楚区域流传开来的话),我们不禁要问:这些文本中思想的哪些方面可能启发了荀卿?另外,战国时期作品的流传问题也是个复杂的难题,因为考古发现只能告诉我们一小部分答案。我们还不知道文本的流传方式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作者们使用的。同时代作品中的借用倒可供我们一探究竟,然而对于这些借用是如何从一个文本转到另一个文本上的,便不得而知了。
荀子的教育思想不仅涉及君子,其囊括了社会各界的每个人——至少是荀子认为的可教之徒,它也提出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由此就郭店政治论题发问——尽管所有文本探讨这些论题的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它们是否可能对荀子及其弟子在修身和育人方面的思想有所影响?对儒家而言,文人和君王的教育只有在达成全民教育时才有价值。在这点上在孔子和荀子之间是否存在连续性?又或者,荀子的作品其实体现专制的法家,标志着一个转折?
郭店文本中的政治思想通过诸多方面得以体现,其中包括臣子之忠、信、禅让、礼之功用,人民之教育等。在15篇儒家文本中,我们发现“教”这一概念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如孔子所言①见《论语》第13章《子路》篇30,299(诸子集成版,“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好的人民是受过教育的人民。从儒家最初阶段起,教育便是构成政治道德的基础。《论语》②见《论语》第13章29,299:“善人教民七年……”认为,这种教育不仅针对文人,也同样甚至更加指向普通民众。孔子肯定了教育关乎每个人,其在理论上并无社会等级的分别,即“有教无类”。孟子说到让乡学(或乡校)向百姓教授“社会关系”③见《孟子》第三章《滕文公章句上》A-3,202(诸子集成版):“所以明人伦也。”,就是注释里所解释的礼乐的教育。在儒家学说中,“教”是培养人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并对他反复灌输利他主义道德观(在行为和意识上),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基础。他的继承者努力将这种教根据相关公众的身份(君、臣、士、君子、民)变得更多样化。但对女子的教育则从未被提及。
在郭店大部分文本中,教育被视为协助君主稳固政权及培养人民道德水平的政治和道德工具,因为君主的职能是引导人民:“伥民者教之以德”;“君子于教也其导民也。”(见《缁衣》第23-24和《成之闻之》第4)④郭店文本的引文摘录于陈伟和彭浩,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2011,197+128 p.,和Scott Cook, The Bamboo Texts of Guodian. A Study and Complete Translation,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Ithaca, New York, 2012, 2 vol., 1200 p. 这里不表述关于书写的解读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即将出版的法语翻译版中对此进行了研究。。此外,《尊德义》第4-5则表达了榜样的教育理论,“教为可类也”(“类”字义不确定),因为相比起传递的教学内容,教授的人作为榜样更加重要。《尊德义》中的一段,第18, 确认教育与天生就是统治的人无关,而仅仅和被统治阶级,即人民有关。“夫生而有职事者也非教所及也”。同篇中第12-16句提出了一个以肯定陈述为出发点发展起来的民间教育一般理论:“是以为政(正)者教道(导)之取先”。在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教育,如礼教、乐教、辩说、言语等后,文中显然更强调德教,就像《性自命出》第 18所言:“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在这个重要的段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什么样的教育基础培养塑造什么样的人:教以经商之道,便得经商之人;授以雄辩之术,便有辩者质疑一切永不服从,等等。这是儒家思想家所引起的社会变动的基本点。社会维持人们在其生长环境中所处的位置(农民的儿子很自然地成了农民),而教育则可以帮助人们从事其他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平凡人家的孩子成为手艺人或者商人)⑤这个论据也在《荀子》第八章《儒效》92和93中。由此,荀子提出了社会再制的问题,并通过这个论据颂扬了教育作为“社会阶梯”的价值。。教育是拥有相同本性却举止参差不齐的人类的独有行为,如《性自命出》第9云:“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这句话当然会让人想到孔子在《论语》第17章(2)以及荀子在《劝学》章中的陈述。“教”字通常作“訤”(言字旁在爻下),在郭店文本中有时亦作“”。不过,在《唐虞之道》第三和第五中,这个字被写作“学”(学习),但仍应被解释为“教”。好像“教”就是“学”,而“学”就是“教”似的!《语业一》中的一句(61)则证实“学教己也”。
由此可见,在郭店大多数儒家文本中,教育首先针对人民而言,这点起因于旧时的帝王(基本是周初帝王),正如《六德》第(39)和(41)中重述的:“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对《尊德义》的作者来说,能够教别人的人不需要被教,因为他生来就受过教育,只有他才能教人民。在考察荀子是否可能被这些观点影响之前,我们看看他是否可能了解郭店论题中的其他元素。
荀子在他的《非十二子》中曾提到并批判了联结子思和孟子的思孟学派以及其门徒在郭店文本撰写中起到的重要性作用。他称这些人为“世俗之沟犹瞀儒”。思孟学说和《荀子》中的章节很可能存在着一种联系。在几个方面,似乎可以考虑对我们这位邯郸人的思想和湖北竹简上呈现的一些理论进行对照:要么他采用了这些理论,要么他对此提出质疑,要么他好像被影响了。
例如,在让位这个政治问题上,《唐虞之道》对让位(禅/擅)持正面看法,因为这一制度可以更好地挑选出君王,这是传统世袭制无法做到的。在第25章《成相》中,荀子并没有谴责尧作出的相关决定:“尚贤……让贤以为民”。然而在文中其他地方他却批评这种行为不合事理,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有违天然。因为君王本性特殊,即使再有才干的臣子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见第 17章《正论》)。可见,荀况在书中对让位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非一成不变,尽管这个问题主要在《正论》章中被谈论。
在礼这个宽泛的问题上,荀子对礼起源的理论似乎受到了郭店《性自命出》篇的启发。 在第19章《礼论》中,荀子如是写道:“礼起于何也?人生有欲,欲而不得……争而乱……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礼因人之欲望而生,用来调养人之欲望,满足人之需求,同时保证社会的安定。我们在《性自命出》篇(18)可以看到这个理论的雏形:“礼作于情……当事因方而制之。”从另一方面看,《语丛1》(31)有云:“礼因人情而为之”,《语丛 2》(1)也道:“礼生于情”。可以看出,荀子和郭店本所表达的是一个意思,虽然用词不同:礼的产生根源就是为了控制人类的感情和情感并进一步通过控制每个个体来控制整个社会。我们了解礼在荀子政治理论中的核心作用。
在荀子关于性的理论中,荀子对人性的构想显然与《性自命出》(9)和上海博物馆的《性情论》竹简中性乃人生来上天的馈赠的看法一样。另外,在人性的问题上,荀子持“性恶论”这一消极立场。所以,他批判孟子的“性善论”以及《性自命出》的“性无善恶论”。事实上,在《性自》中,人性无所谓天生善恶,而是作为上天给予的天性存在,并会依据所遇之事变化:“凡人虽有性心亡定志。待物而后作……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个观点和《中庸》开头(一般认为是子思之作)所陈述的以及《告子》中的相关叙述颇为类似,正如我们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所读到的一样。荀子在第23章《性恶》中指出只有“伪”,即性之对立,可以战胜人性之恶。而《性自命出》(39)则称,“仁”出于人之本能,因为它产生于本善之性。
荀子很可能已经了解这些理论,像对孟子的理论那样,试图对这些理论进行彻底批判。因为郭店文本斥责所有形式的“伪”并喜欢赞扬“天”和“诚”。然而,《成之闻之》(28)和《荀子》的《性恶》章都讲到所有人,圣贤之人也好,粗鄙之人也罢,先天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正是教化政策将他们区分开来。荀子认为,教化显然是一个有效修正人性的人为方法。
荀子在“忠信”上的政治立场与郭店《忠信之道》篇有诸多相同点。《鲁穆公问子思》篇也考虑到了“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荀子》中被探讨了30多次,特别见于第11章《王霸》和第12章《议兵》。在这些章节中,荀子对君臣之间的忠道的定义在郭店《忠信……》(5)中已经被论述。忠的问题在战国末年那个背叛凌驾于政治关系之上,臣相在诸侯国间穿梭,易主之事更迭的时期显然很重要。如此,一诺真的值千金吗?
《穷达以时》和《荀子》中关于“时”之重要性的描述也有相似之处。《荀子》第 17章《天论》和第 28章《宥坐》中的众多共同点中,至少有一个是关于非常重视行动时机的想法。《穷达以时》(11和1)这样写道:“遇不遇天也”;“有其人亡其世虽贤弗其行矣”。而荀子——抑或他的一个门徒则说:“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荀子在文中其他地方却提到由于时机取决于天,所以它是随机的。行动的时刻决定了其效力及道德价值。见隶属思孟学派的可能影响了荀子的其中一篇《穷达以时》(14和15)或者《五行》(6和27)。
在翻译郭店儒家文献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文献与荀子中诸多表达与观点上的联系。例如,“慎独”这个概念出现在《荀子》第三章《不苟》和《五行》(16和 18),还有出现在《大学》(1),《中庸》(1)和《礼记》中《礼器》章(16)的“君子慎其独也”。这个表达并没有在《论语》和《孟子》中出现,所以可能源于子思学派。荀子很有可能在《五行》或者类似的文本中读到过这个集中了两个重要概念的观点:“慎”是指小心仔细谨慎的观察;“独”则指道德意识,内省,单独地。
同样地,荀子总是优先使用“修身”这个表达而不是《论语》中的“修己”。“修己”一词在《孟子》和郭店文本中均未出现。郭店的所有文本都使用了“修身”一词,比如《六德》(47),《性自命出》(56和57),当然还有《孟子》,《礼记》的其中两章(《曲礼》《射义》),《中庸》和《大学》。
我们可以找出更多这样的例子来表明在郭店文本中的一些典型表达方式在荀子中其实也可看到,对于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还很难作出解释①在这些共同的表达中,“恶恶”(厌恶恶)见于《孟子》第二章《公孙丑章句上》II A-9, 144,《缁衣》, 1 et 44, 和《荀子》第18章《正论》,218 et 219。二元词“忠臣”在《鲁穆公问子思》中频繁出现,1,2,3,4; 在《荀子》中出现六次,分别见第八章《儒效》82,第19章《礼论》239,240和249,25章《成相》306,26章《赋》319(在《淮南子》中,同样的表达也出现了十几次。)这个词在《论语》和《孟子》中的缺席似乎可以证明在春秋末年的孔孟时期,“忠臣”这个问题尚未达到举足经重的程度。还有“天人之分”的表述,见于《穷达以时》1,《荀子》第17章《天论》205。“人道”这个词,未见于《论语》,在《孟子》第四章《离娄章句上》出现一次,A-12,299,但是这个词却在郭店文本中被频繁使用(比如《六德》6,5和26;《五行》4-5和19-20;《性自命出》15和41;《语业1》18-19和36;《尊德义》5和8),在《荀子》中也被提及差不多十次之多。。但这些具体的表达,可能跟文本所呈现的观点一样,可以让我们看到作品之间影响作用的痕迹。如果可以做出这方面系统的清单,我们将很有可能从中大大受益。这个做法并非毫无可能实施,鉴于我们目前已经掌握了郭店出土的书写文本,当然也有荀子作品的书写文本,不管其真实作者到底是谁。
在这个邯郸人的作品中,首先应该考虑培养国家的政治官员。不应该只是在道德上教育人民成为君子,更应该在政治上教育统治阶级控制人民,必要时采用刑罚手段。众所周知,荀子对刑罚相当重视,不像孔子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谨慎态度(见《论语》第13章3)。荀子的门徒李斯(公元前280—208年)则从他的训诫中得出一些专制的结论。荀卿多次强调他的教育目的:“教”旨在教育那些可被教之人,“诛”那些元凶首恶(见《王制》章1)。
荀子认为,大臣们引发的中心问题就是他们对君王忠心的教育问题。这个问题在《荀子》第 13章《臣道》中就有所涉及。《臣道》章有可能也受到了《鲁穆公问子思》中相关论点的影响。依荀子看,君王和其臣子对人民的教育规划上,首先应该考虑对人民的教化,而只有圣臣才可以实施这个规划。所以,这些大臣既是人民的教育者,也是君主的忠心臣民。“故用圣臣者王”,荀子如是道。荀子用了十几次“教化”这个表达,说明只有教育才可以使人民转变,走向文明。他也提到了“教诲”这个在郭店文本中几乎看不到的表达(除《六德》21外)。就像荀子在《大略》章中所说,“不教无以理民性”。这个教育首先针对礼乐,旨在确保社会秩序,肯定对祖先崇拜的尊重和孝道。
大臣自己也要通过学习子书和经(郭店有六个,也许《荀子》从中也得到了启发)培养忠信的质量。可以看出,学习就是自己学习。《劝学》作为《荀子》的首篇一开始就说“学不可以已”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中所阐述的相同,荀子认为人天生就有求知的欲望,而学习的目的是提升自己和理解世界。荀子所说的学习首先是对经典的学习,就像他在《劝学》中所写道的,还有我们在《性自命出》(15),《六德》(24)或者《语丛1》(38)中读到的一样。可以说,我们更关心对知识分子和官僚精英们的培养,当然在国学中仍会向民众①关于荀子中乐的职能的描述,可参见吴文璋非常有趣的研究,《荀子的音乐哲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第197页。教授礼乐。关于经典,应该指出的是,士的教育和人民的教育一样,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诗》(经)。郭店的许多文本都通过大量引用《诗》来阐明其文字,《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论证的保证。举例来说,《缁衣》中引用了《诗》②见《缁衣》,1,3,4,9,12,13,15,17,30,32,33,39,41,43,44,46。这些引用主要用于说明教育目的(18,23,24和27枝尤其强调这个目的)。中17处装点其文字。还有其他郭店文本给予了《诗》很大的重视,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经典③见《六德》,24;《性自命出》,15和16;《语业1》,38,等。。值得注意的是,郭店作者们提到并且评注的很多《诗》中的诗歌也同样被《荀子》的作者提及并评注。似乎有些诗歌对于生活在战国末年的作者们而言必须引用④诸多例子中,其中一个例子应当同《诗》的诗歌247“既醉”的引用一起来读。荀子在第27章《大略》335中转引了(转引自孔子)。同样,《缁衣》45中也有援引。。在分析《诗》在鲁国的《春秋左传》中的被引问题时,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结果。从儒家主要思想家中可以看到,其他经典(《书》《乐》《春秋》《易》《礼》)远没有那么大影响⑤根据儒家基础作品中对经典的引用索引,我们注意到《诗》的绝对统治地位和基本缺席的《易》。见Philosophes confucianistes (Kong zi 孔子,Meng zi 孟子,Xun zi 荀子,Zhongyong 中庸,Daxue 大学,Xiaojing 孝经),Ch. Le Blanc & R. Mathieu,trad. et éd.,Paris,Gallimard,collection 《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2009,第1451-1455页 (index des citations des Classiques)。。郭店和荀子都保持了重视《诗》而牺牲其他五部经典的传统。需要强调的是,在汉代最终编纂完成前,《礼》显然是主要的参考文本,因为在郭店和荀子文本中,礼乐是教育人民的主要工具⑥《礼》和《乐》是唯一两部作为人民和精英教育手段被一起引用的经典。参见《六德》,2和26;《五行》,28;《性自命出》,16;《语丛1》,42;《尊德义》,29。荀子将这两部作品一起引用了20多次,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引用的是《礼》和《乐》中的是礼仪上的或是音乐上的具体哪些文本。。有趣的是,《易》在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孟子),郭店以及荀子中都不太被关注⑦我们只在《荀子》中发现了三处《易》的引用(第五章《非相》,53,第27章《大略》,326和328),在孔子和孟子中则完全没有《易》的引用。S. Cook,第 686页,45中曾指出《易》在荀子作品中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更广泛地说,在战后末期前的儒家文本中都没什么重要性。。这个情况很奇特,因为儒家后学力图将《易》归为儒家学派作品。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易》显然没有被视为哲学上或者道德上有教义的文本。看来,《易》并不能——至少在其最久远的部分中——被孔子的门徒当作道德教育作品来阅读。
荀子在教育和政治上的观点不仅源于孔孟,还源于战国后期其他文本中广为流传的论题。不管是郭店的或是上海博物馆的竹简,都强调对臣相的教育——旨在为君王培养德才兼备的君子。可以参考的范例是,根据《庄子》第 33《天下》篇中的用语,孔子坚定地追随“内圣外王”之人(评注用“素王”解释)。荀子杂糅的作品呈现出的多样性证明了他多种多样的灵感来源和他兼收并蓄的影响。荀子对一切充满好奇,并对所有思想学派持开放的态度,哪怕在批判其他诸子百家时也是如此。他对他所处时代的所有领域的知识都感兴趣,所以毫无疑问,他肯定知道子思学派的文本。只是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些文本,因为荀子不会明确指出他引用了其中哪些,此乃当时惯例使然。当然那些他斥责了论题的文本,我们是可以知晓的。
很难断定是否荀子对郭店文本已有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果这些文本可归于思孟派系,在对待那个时代的重要哲学问题上,它们却并没有达到观点上的一致。然而,荀子和郭店的作者们的一些看法和表达是共同的,一些则不然。批判了思孟学派文人的荀子显然对这个门派的某些方面的见解相当了解。有可能郭店和荀子的文本有着同一个来源,只是我们还尚未发现,而考古学家也许会在未来的某天为我们揭开谜底。而且,楚墓年代和《荀子》不同章节成书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也让我们难以就此下结论。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荀卿的版本轻道德,重刑罚,所以它更倾向于效率,体现了法家的学说。从多方面看,荀子思想预示了建立在约束和责罚之上的法家论题,因为荀子观察到道德上的忠告根本不足以持续地修正人的行为。在这点上,荀子与郭店的思想家不同。《缁衣》,27写道“刑罚不足耻”。这位邯郸人则很少因为羞耻心担忧①根据《荀子》第六章《非十二子》,64中所示,没有修养的君子才会有羞耻心(同见第十九章《礼论》, 241)。在荀子的巨作中,“耻”字只出现了十九次,差不多和一部《论语》中该字的字频相当。。我们都知道他有多重视刑罚实施的有效性和严厉程度,而对其象征意义嗤之以鼻。
郭店儒家文献的法语翻译版很快就可以让我们在欧洲近距离地分析这些文本,并将它们与璀璨先秦时期的荀子或庄子之类的伟大思想家的作品对比。因为很多当时被认为是荀子的哲学或政治思想现在都可以在郭店大量多样的文本中找到源头。事实上,不纳入郭店和上博之类的考古文献(目前已知的其他考古遗址也能给我们提供大量的对比数据),我们就不可能研究荀子的思想。郭店具体的益处在于出土文本几乎都属于思孟学派(《老子》和《太一生水》除外)。得益于这些文本,荀卿才创建出其特有的学说,尽管他在批判了文本中的一些论点的同时,也采纳了文中的一些主张。
(译者:李萌,巴黎第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苏红霞 校对:李俊丹)
B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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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030(2016)04-0016-05
2016-08-15
雷米·马修(1948—),男,法国巴黎人,法国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前主任、研究员,现为荣誉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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