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卢忠帅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 071)
李屏山(1177—1223),名纯甫,字之纯,号屏山居士,西京弘州襄阴(今河北省阳原县)人,金代后期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于佛学亦有深厚造诣。他力主儒、释、道三教合一,佛教为主。在大力宣扬“三教合一”思想的同时,尽显其佛学思想。学术界以往对李屏山的研究,多集中于文学方面及对《鸣道集说》的研究,而于佛学方面的关注不多。本文以《鸣道集说》等相关佛学著作为依据,并结合他人有关著作,分析李屏山的“三教合一”思想,并进一步展现其佛学思想。同时,分析其“三教合一”思想的意义及局限性。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将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合而为一,是李屏山毕生追求的学术理想。为此,他依据自己对佛教义理的理解,回击道学家们对佛教的批评,打破儒、释、道门户之见。为宣扬“三教合一”思想,他奔走呼号,不避垢谤,不屈不挠。
李屏山首先承认儒、释、道三教在源流和内在形态方面存在差异。他在《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辩》中叙述了三教的源流:“孔子游方之内,其防民也深,恐其眩于太高之说,则荡而无所归,顾约之以名教。老子游方之外,其导世也切,恐其昧于至微之辞,则塞而无所入,故示之以真理。不无有少龃龉者,此其徒之所以支离而不合也。吾佛之书既东,则不如此大包天地而有余,细入秋毫而无间暇,诸梦语戏此幻人。五戒十善,开人天道于鹿苑之中;四禅八定,建声闻乘于鹫峰之下。六度万行,种菩萨之因;三身四智,结如来之果。”[1]597这里,李屏山阐述了三教各自的源流及其内在形态,其中,儒主入世,道主避世,佛主出世,各有不同。
李屏山不但承认三教间的差异,而且还非常尊重各自的差异。如他在反驳宋儒的恶佛、辟佛言论时,对他们的理论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至如刘子翚之洞达、张九成之精深、吕伯恭之通融、张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杰,皆近代之伟人也。相见方寸之地,既虚而明,四通六阔,千变万化。其知见只以梦幻死生,操履只以尘垢富贵,皆学圣人而未至者。其论佛老也,实与而文不与,阳挤而阴助之,盖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绝学,扫末流之尘迹,将行其说于世,政自不得不尔”。[2]123
在承认并尊重儒、释、道三教差异的前提下,李屏山坚信三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他首先努力寻求三者的相同之处。如他在《鸣道集说序》中认为,尽管儒、道分流,佛生西方,然而其道则“魄然而合,顾其徒不能发明其旨趣耳。岂万古之下,四海之外,圣人之心,竟不能泯灭耶”?[1]860在《鸣道集说》中提出:“圣人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故并行而不相悖。”[2]119而在《程伊川异端害教论辩》中又提出:“三圣人者,同出于周,如日月星辰合于扶桑之上,如江海淮汉汇于尾闾之渊,非偶然也。其心则同,其迹则异;其道则一,其教则三。”[1]597
其次,认为三教间相互吸收各自的思想。如在《鸣道集说》中回击张载对佛教的批评时,提出儒学家们在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时皆吸收过佛学思想。他说:“自孔孟云亡,儒者不谈大道一千五百年矣,岂浮屠氏之罪耶?至于近代,始以佛书训释《老》、《庄》,浸及《语》、《孟》、《诗》、《书》、《大易》,岂非诸君子所悟之道,亦从此入乎?张子幡然为反噬之说,其亦弗仁甚矣。”[2]119同时认为,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不断吸收儒、道的思想精华。如程颐批评:“佛家印证甚好笑,岂有我晓得这个道理却信他人?”屏山反驳道:“自印证为得圣人之传,尤可笑我虽自晓,其如人不信耶?”[2]120
李屏山所倡导的“三教合一”思想,是以佛教为基础与核心的。他认为儒、道著述都应归于佛学,“其(菩提达摩大士)著而成书者,清凉得之以疏《华严》,圭峰得之以钞《圆觉》,无尽得之以解《法华》,颖滨得之以释《老子》,吉甫得之以注《庄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以论《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训《诗书》,东莱得之以议《左氏》,无垢得之以说《语》论《孟》,使圣人之道不堕于寂灭,不死于虚无,不缚于形器,相为表里如符券然”,“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脱门,翰墨文章亦为游戏三昧,此师之力也”。[3]8在此基础上,李屏山进而将佛学置于儒、道之上。如《重修面壁庵记》中记载:“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读书,学赋以嗣家门,学大业以业科举,又学诗以道意,学议论以见志,学古文以得虚名。颇喜史学,求经济之术;深爱经学,穷理性之说。偶于玄学似有所得,遂于佛学亦有所入。学至佛则无可学者,乃知佛即圣人,圣人非佛,西方有中国之书,中国无西方之书也。”[3]7可见,李屏山的“三教合一”思想,是以佛为主的,就像耶律楚材在《屏山居士鸣道集序》中说的那样:“(屏山)会三圣人理性蕴奥之妙要,终指归佛祖而已。”[2]118
李屏山在宣扬“三教合一”思想、促进三教思想传播的同时,也体现了自己的佛学观点,同时也影响到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风格,进而影响到了金朝的文风。但由于李屏山宣扬的“三教合一”思想要以佛学为主,因而对三教思想的评价未免有失偏颇,不但没能消除三教间的差别,反而有加大的趋势。同时,由于李屏山晚年对佛学有特殊的爱好,因而遭到道学家们的强烈反对。
“三教合一”思想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至宋代,由于国家实行扶持佛教的政策,因而宋代道学家们虽然对佛教持批评态度,然而公开提出以行政手段消灭佛教的几乎没有。在这种大背景下,“三教合一”的思潮十分流行,宋代的“王学”、“苏学”都体现了这一精神。李屏山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苏学”和“王学”的继承,因而进一步促进了“三教合一”思想的宣扬与传播。另外,由于金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虽然佛学思想在国家扶持下非常盛行,但儒学思想、道学思想却非常缺乏。李屏山“三教合一”思想的宣扬,对于促进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是大有裨益的。
李屏山在反驳道学家们恶佛、辟佛言论的过程中,阐释了自己的佛学思想,如心性观、因果论、世间与出世间思想等。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收获,如对《楞严经》中关于天地起源、人物生死及因果根源、心性及修行之说;《圆觉经》中的“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的所谓“随顺觉性”的说法;《维摩诘经》中的“入不二法门”的思想;《华严经》中展示的有为与无为、世间与出世间、佛与众生相即不二等思想,以及华严宗以阐释理事圆融为宗旨的“四法界”的思想,尤其感兴趣,从中受到极大启发,并且经常将这些思想贯彻到他的著作中。这对佛学的发展及中国化都做出了重要贡献。[4]
李屏山的文风具有独特之处,他在为刘汲《西岩集》所作的序文中称:“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5]77其中“言为心声”和“诗为文变”的提法,及“文无定体”和“惟意所适”的观念,是李屏山文学创作的风格。他的这种风格,是受禅学影响的缘故。如《为蝉解嘲》一诗中,体现了他的禅趣:“老蜣破衲染尘缁,转丸如转造物儿。道在矢溺传有之,定中幻出婵娟姿。金仙未解羽人尸,吸风饮露巢一枝。倚仗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为师。千偈澜翻无了时,关键不落诗人诗。屏山参透此一机,髯弟蟠兄何见疑。此理入玄人得知,髯弟恐我餐却西山秀,蟠兄劝我吸却壶卢溪。因蝉倩我问渠伊,快掉葛藤复是谁,髯弟绝倒蟠兄嘻。”[5]221可见,此诗充分表现出李屏山“文无定体”、“惟意所适”、“奇异构象”的个性文风。其中的“字字皆以心为师”、“关键不落诗人诗”两句,更是表现了屏山禅学对其文风的影响。李屏山受万松行秀的影响,对禅学情有独钟,这种感情不仅使其认为“三教合一”应以佛为主,而且还影响到他的文学创作风格,进而影响到了金朝的文风。
然而,李屏山“三教合一”思想,虽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不乏局限性。首先,儒释道是三种不同的学问,在思维传统、实践方法、理论归宿上皆存在明显的差异。三家学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通是可以实现的,但要把它们完全合而为一、糅为一体,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6]30其次,由于李屏山强调“三教合一”要以佛为主,将佛教置于儒、道之上,有时甚至鄙视儒、道,这不仅引起道学家们的激烈反对,而且使三教间的不同进一步凸显。
金代居士李屏山一生追求儒、释、道三教合一,佛学为主。在反驳道学家们恶佛、辟佛思想的过程中,阐释了自己的佛教思想。在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过程中,促进了三教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佛学的中国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另外,由于其对禅学情有独钟,因而也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风格,形成了“文无定体”、“惟意所适”的个性风格,这种风格,也进而影响到了金朝的文风。然而,由于三教是不同的学问,加之李屏山倡导的“三教合一”思想是以佛学为主的,所以三教不但没有糅为一体,反而进一步凸显了它们的不同。但无论如何,对于他为实现“三教合一”而做出的努力,我们应给予肯定。
[1][清]张金吾. 金文最[M]. 北京:中华书局,1990.
[2]中华大藏经编委会. 中华大藏经(第83册)[Z]. 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金]刘祁. 归潜志:卷1 [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杨曾文. 金朝护法居士李纯甫及其《鸣道集说》[J]. 中国佛学院报·法源,2005(总第23期).
[5][金]元好问. 中州集:卷2[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6]霁虹,史野. 李纯甫儒学思想初探[J]. 社会科学战线,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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