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学术“彗星”——民国学术史视野中的萧一山

时间：2024-07-06

张光华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 0100）

萧一山，名桂森，号非宇，江苏铜山人，民国时期著名史学家。著有《清代通史》、《清史大纲》、《曾国藩传》、《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诏谕》等十多种学术著作，推崇传统文化，力主学术经世，尤以独立完成四百余万字的《清代通史》而备受时人推崇。目前，学界已对其学术成就、学术思想等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尚无论著将其放到民国学术的大背景下评判其学术地位。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孤独”的边缘人

萧一山一生，出入于学术界、教育界与政界，尤长于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余协中称：“英姿豪迈，仪表不凡……年轻而有重名，在社会上活动力亦强”。[1]744此非虚语，观其与众多政界要人的关系可知。家庭方面，萧氏妻贤子孝，和睦非常。平日时有诗作相赠，《清史》完成，亦不忘书“完成之日，适值我和妻彭玉华女士结褵十五周年”，[2]199以示纪念。萧氏离世后，妻、子均写有回忆文章，凄凄婉婉，让人动容。因此，本文所言“孤独”，非指个人生活，而是专指萧一山在学术上的“孤独”。

民国学术界依然沿袭着前代传统，学者通过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往复辩难、切磋砥砺、合作并进，对学术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但从后人回忆、评介及其自述可知，萧一山与其他学者的往来并不少见，只不过许多往来是在矛盾冲突和很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这种学术经历使萧一山常常心怀疑忌，从而阻碍了他与其他学者的进一步交流。

在不算太大的学术交往圈子中，萧一山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较为融洽的。梁氏曾撰序大力表彰《清代通史》，后又与萧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共事。所谓“受知于新会梁先生，介而教授清华，与共朝夕”，[3]1即指此事而言。这件事对萧一山影响深远，直至晚年，仍称梁任公是他毕生“感恩知遇”的唯一一人。[4]586但不和乃至交恶似乎更像萧氏学术交往的常态。《清代通史》下卷讲稿出版后不久，陈恭禄首先掀起一场激烈争论，双方甚至超出学术范围进行人身攻击。最后陈恭禄宣布：“萧君苟再答辩，不以事实为根据，而徒意气用事，空言诋毁，恕余不再作复”。[5]151萧一山也于《为清代通史请国内外学者赐教启事》中宣布“此启事独不适用于陈恭禄君请原谅”，[6]这桩学界公案才最终草草收场。另据周培智回忆：“时萧先生以二十四岁之青年，竟受聘为清华大学部耑任教授，并与梁任公先生同莅讲座。使全校学生，深为惊异，并引起全国各大学留学美国博士教授，大加疑忌。此后先生著作益多，声名烂然，而忌者蜂起，先生绝未与任何人计较，终以实至名归之故”。[7]754关于萧一山、傅斯年之间的交往，余协中回忆说：“傅乃蔡校长之得意弟子，望重一时，虽与一山甚熟，两人迄未合作，这也许就是‘一个栏关不了两个叫驴’之故”。[1]746傅斯年标榜史学就是整理史料，萧一山则全力以赴地宣扬史学经世，路向不同，学术合作当然难以进行。但这个生动的比喻隐隐告诉我们，萧一山与傅斯年可能存在过学术之外的某些争端。这些争端，不论责任在谁，都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萧一山在学术界对立面甚多，或许因此失去（或者放弃）了许多与学界名人交流的机会。50余岁时，萧一山曾仿学界名流之例撰写《非宇馆五十自述》，但由于“牵涉到很多的‘人’和‘事’”，所以“不但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出版，而且迄今不给别人翻阅”。[8]709其文内容如何，我们不便悬揣，但这本一直不愿示人的著作，应当记录了不少萧一山与其他学者的矛盾冲突。另外，传统上学者们往往刻意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以免观点受政局左右。萧氏置此不顾，以学者而活跃于政界，恐怕大多数人并不赞同。

学术思想和主流学界背道而驰，这是萧一山成为边缘学者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经世之学的提倡。①关于萧一山的“经世学”理论的具体内容，请参阅拙文《萧一山的“经世学”理论与实践》，《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将萧一山主要成果综合考察可知，从1923年到1944年，前后20年是萧氏学术最为活跃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学界主流，蒋俊有如下归纳，20年代的特点是：“标榜求真，提倡治史从科学的方法入手，而不重视史观的作用，用功的重点在史料的鉴别、考释、扩充，史实的考证，而不汲汲于鸿篇巨制”。[9]7-8这一背景下，历史学的传统功能被否定，“为学问而学问”成为学者的典型态度：“历史学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10]256史学本来无用，充其量就是国家文化无足轻重的点缀，以之经世恐怕是勉为其难了——与萧一山提倡的“史学经世”完全背道而驰。三四十年代史学发展的特点是“多元发展，首先是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分立”。史料派仍然沿着20年代的方向继续前进，重史料，讲客观，力求学术摆脱政治影响，以“学术经世”为畏途。“史观派则公开昌言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力求编造一个理论体系，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历史”。有史观派作为“同路人”，萧一山“经世”学说看上去并不孤独。但朱谦之生机主义、常乃德社会有机体论、雷海宗、林同济“战国策”论、谢幼伟之道德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民生史观，终究都是应时的学说，“制造了一大堆理论，却无法指导史学实践”、也“拿不出像样的研究成果”。[9]334-335虽然喧嚣一时，但转瞬间重归沉寂，昂首挺胸占据学术中心地位的依然是史料派。萧一山比他们稍好，毕竟他把理论付诸实践，以民族革命史观为指导写成了《清史大纲》，但逢此潮流，也不得不与史观派一起“靠边站”了。此外，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并占据了史学界的半壁江山。这一派别同样具有“经世”的特佂，如其里程碑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写原因之一就是“对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11]9但政治主张互异，所经之“世”自然不同，因而也绝不可能与萧一山走到一起。①关于萧一山的“经世学”理论的具体内容，请参阅拙文《萧一山的“经世学”理论与实践》，《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3期。

二是文化史研究。近代以来学者的文化观大体不出四种类型，坚持传统文化是最优秀的，全面排斥西方文化；视传统文化为粪土，主张全盘西化；中西文化互有优劣，主张传统文化为体，西方文化为用或者以西学为根本而融会中国传统文化。一般而言，这四种情况彼此对立，不应该有两种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但萧一山的文化观却是前两种类型的融合。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个彻底的保守主义者，传统文化在他眼中完全可以代表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但从现实主张来看，他无疑又是一个极其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要求从精神到物质全面学习西方。②参阅《战后和平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之复兴》、《由中国文化观点谈新生活运动》、《中华民族的特质及复兴之途径》、《民族衰弱的根源》、《建立新的民族哲学》等论文（均收录于《非宇馆文存卷一、卷二》），以及《民族文化概论》（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1955年版）。这种特点固然足以让萧一山标新立异，但恐怕不会有任何一个文化派别可以接纳如此不伦不类的“异端”。这大概也是萧氏文化史研究虽征引繁富，论证精深，却始终无人附和的原因。

由边缘进入中心，追随学界主流是学者的正常心态。萧氏学术一直徘徊于学界边缘，很难激起后学发扬传承的愿望。如果说，学术交往上的“孤独”和学术思想的标新立异，不但没有对萧一山造成负面影响，反倒成就了他学术的独特性，那么学无传承则成为萧氏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垂暮之年，萧一山对此依旧难以释怀，忧郁感伤之余，写下如下文字：

……对于各大学校之授课，各训练团、各机关、各学会之讲演，亦不下千数百回，听者逾十万人，观其神情，似皆肃静动容，但能领会通达者又有几人？每思孔子授徒三千，大贤七十二，而殁后能传其道者，反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派，荀子讥为小儒陋儒俗儒贱儒者也，可见中庸大学一贯之道，内圣外王有体有用之学，皆非弟子辈所能领会！又何怪汉儒分今古文，理学分程朱，陆王，都是执一害事，所谓斗筲之器小哉，何况余非尼山之圣，最高亦仅陋巷不改之颜回耳，因之不尽莞尔！[12]589

萧氏穷年孜孜，以提倡经世之学、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但学无传人，加上理论与现实之间反差巨大，常让他感到强烈的困感和迷惘。但年事已高，疏懒体弱，心有余力不足，能奈现实者几何？唯有从古人身上寻求些许精神安慰，“不尽莞尔”而已！

二、一瞥而逝的“彗星”

梁启超说：“晚清思想界有一彗星，曰浏阳谭嗣同”。所以这样称呼，梁氏解释说：“嗣同遇害，年仅三十三，使假以年，则其学将不能测其所至。仅留此区区一卷，吐万丈光芒，一瞥而逝，而扫荡廓清之力莫与京焉，故吾比诸彗星”[13]462-465。综观萧一山一生，虽然曾经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但其学术生命却较为短暂，恰似稍纵即逝的“彗星”。

萧一山晚年反思道：“数十年来，非读即教，即著，所谓：‘学不厌，教不倦’，殆近之矣”；[12]588又言“虽传经世之学，却无干济之功……幸清代通史完成四百余万言，而平生做事无不以道德文章为念”。[14]609这些自评当是他毕生事业的最好总结。不过，虽所涉领域甚广，但学术始终是其坚守的大本营，也是他一生的最大亮点。刘季洪曾说过：“一山先生一生对教育和政治都有不少贡献，但是贡献最大的还在学术方面”。[15]3因此，这里仅以学术为主略述其“万丈光芒”，教育、政治两方面就略而不论了。

才、学、识、德四者是学界评判史家的基本标准。“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献的能力、运用体裁、体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学”是指各方面的知识，主要是文献知识，也包括社会知识以至自然知识，“识”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胆识。[16]320就“史才”而言，《清代通史》材料来源广泛，仅上册参考书就达六七百种。官方实录、档案、奏疏之外，萧一山将大量私人著述、笔记，乃至里巷琐谈、民间谣谚等有机融会，彻底改变清史著作史料来源单一的弊端。萧氏首次把章节体运用于大型史书编纂，并借鉴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的写作方法，相较传统体现出巨大的突破与创新。至于文字表述，所有学者，包括对其思想观点无一赞成者，均众口一词地表彰其文笔畅达。就“史学”而言，“当时北大的学制规定修完八十个学分就可以毕业，但他在北大四年修了一百七十个学分，凡是社会科学，他几乎无所不学”。[8]711而《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四部文献专著，不仅使其成就远胜于程演生、刘复，亦被誉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人”。就“史识”来说，虽然某些思想观点（如民族革命史观）饱受学者诟病，但仍有不少“识力精越”的议论值得参考。而“援引顾亭林、章实斋之说，反对当时饾饤琐碎风靡一世的考据派史学”，亦被梁任公誉为“有胆量有识见”。[17]60学界对这些成就目前已有充分讨论，兹不赘述。

“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史德”的主要内涵。萧氏记载、评论人物与事件基本能够遵循这一原则，而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如评价太平天国运动：“它无疑的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为民族革命作初步的结果，为国民革命开崭新的道路”，但萧一山并不因为这种历史地位隐讳领导集团的缺点：“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没有一定的方向，徒多矛盾的事实，偶窃偏隅，意志骄满”。[18]163,156对其他人如李鸿章、蒋介石、蔡元培的评价均可见此特点。黄季陆评论说：“吾人从一山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严谨公正的态度，是是非非，丝毫不苟。他的眼界虽高，评品褒贬之间，却能力持其平”。[19]818张其昀谓萧氏著《清代通史》，“特重史德，或考典章制度，或叙人事终始，……或录一时之言，或著一代之文，胥本于大公至正之心量”，[20]675这些评价大体是妥当的。

然而，萧氏史德并没达到至醇境界，我们仍能从其著作中体察到某些缺憾。如他曾说：“国民政府统一后，遗教尚正推行，而‘党’与军又致分裂。十六年的清党运动，十九年的冯阎之役，都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绝大创痕”。[21]113国民政府统一后的新军阀混战，除萧氏提及的冯阎之役外，尚有1929年的蒋桂战争、蒋冯战争以及1930年蒋、冯、阎、桂四派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尤以中原大战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最烈。萧氏于这三次大战统统避而不谈，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在有意识地为蒋介石曲笔隐讳。1937年，萧一山在河南大学发表《自由与平等》的演讲，其中提到两点：第一，“妾媵生的儿子和嫡长生的儿子能享同等的权利”；第二，“政府对于人民，纯粹是放纵的，人民对于政府，也只有纳税的义务，一切都很自由。如言论自由、通信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中国人早已享受了”。[22]105-107这里不仅存在故意歪曲史实的做法，且与他对古代社会的一贯立场相悖。两千余年封建王朝基本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为争夺王位继承权，嫡长子与庶子间曾发生过无数的流血惨剧，作为著名史家的萧一山，何以会弄错这一基本常识？第二条材料所言现象，一直受到萧氏激烈批评，因其导致整个民族如同散沙，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这种现象在此处又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优势，成为国人享受民主、自由的源泉，岂非可视需要对材料做随意解释？但这种现象非常少见，绝大多数情况下，萧氏还是以史家的良知，践行其“论史求真”的大原则。以上几方面综合起来看，虽然才、学、识、德未臻极致，但萧一山大体也能符合“良史”的标准。

可惜的是，这位少年成名的天才没能延续他所创造的史学神话。王家范说：“我觉得萧一山的大多数成果，基本完成在他40岁左右之前，而后来基本就没有什么成就”，并由此断定他早先认为的“萧一山是过早凋零的史学奇才的看法还是基本客观的”。[23]萧一山对此也有深深的遗憾：“余五十以后之下半生，除清代通史完成一事外，已无足述者矣。清代通史系余一生事业之总结”。[4]586王家范列出萧氏主要著作及出版时间，从中可见，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清代通史》出版于1923年。而 1944年出版的《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似可作为他学术高峰期的终结。在台期间，虽然也有不少论著问世，但基本因袭前期思想而无所突破。以 76岁的人生，贡献于学界仅仅20年，言其“一瞥即逝”，恐不致有太大偏颇吧！

[1]余协中. 悼一山兄——五十年关系的追忆[C]//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 台北:经世书局，1979.

[2]萧一山. 清史后记[M]. 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80.

[3]萧一山. 自序[C]//非宇馆文存：卷1. 北平：经世学社，1948.

[4]萧一山. 非宇馆五十自述补记[C]//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 台北：经世书局，1979.

[5]陈恭禄. 为清代通史下卷再答萧一山君[C]//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 北平：中华印刷局，1934.

[6]萧一山. 为清代通史请国内外学者赐教启事[C]//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北平：中华印刷局，1934.

[7]周培智. 近代史学界泰斗萧一山先生[C]//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 台北：经世书局，1979.

[8]王康. 清史权威萧一山[C]//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 台北：经世书局，1979.

[9]蒋俊. 中国史学近代化历程[M]. 济南：齐鲁书社，1995.

[10]傅斯年.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C]//傅斯年全集：第4册.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11]郭沫若.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两种）[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2]萧一山. 杂感[C]//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 台北：经世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