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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之战探微

时间:2024-07-06

董寅生

(邯郸学院 历史系,河北 邯郸 056005)

战国及秦末,在今邯郸、平乡两地,先后上演过两幕过程相类似的战争壮剧,两次大战均以城市保卫战始,以最终解围终,两次作战均创造了在平原地区坚守城池,固守待援,最终战胜强敌的经典战例。

今邯郸市之地势自西向东呈阶梯状下降,以京广铁路为界,西部大致为中、低山丘陵地貌,东部为浩瀚无垠的华北平原。若细分,则全市自西向东还大致可分五级阶梯:西北部中山区、西部低山区、中部低山丘陵区、中部盆地区、东部冲积平原。战国及秦汉之交的邯郸城即建于此中部盆地区与东部冲积平原一带,如此地形虽便于出击,但如一旦遭敌军攻击,就地势而言,并不利于做长期的坚守。

公元前 207年巨鹿之战的发生地为秦巨鹿郡,但当时郡治并不在今巨鹿县内,而是在今平乡县境。就平乡的地形而言,该县位于古黄河冲积平原,土层深厚、地势平坦。《读史方舆纪要》谓平乡“盖邑之为地,外高中卑,浸淫所不能免也”,[1]668同样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城市。

然而,诚如孟子所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尽管按照军事常识,像邯郸、平乡这样兀立于平旷之地的城市不利于长期坚守,可是这两处却都取得过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颇为著名的城市防卫战的胜利。

邯郸之战,起自长平之败。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以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宿将廉颇,结果导致45万赵军覆没。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公元前259年),秦军大举攻赵,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十月(公元前258年),秦军进抵邯郸城下。赵国军民依托城垣,顽强抵抗,平原君赵胜散家财供养士卒,将妻妾编入军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令不可一世的秦军一筹莫展;在紧守城垣的同时,赵人还选出 3000敢死之士,主动出击秦军,尽管这些壮士大多牺牲,却也给秦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战至次年,秦军仍然难以破城,士气因而日渐低落。秦昭襄王欲命白起前往邯郸,而白起竟称病推辞,后被逼自杀。秦王此后又令王龁接替王陵,增兵邯郸,但依然不能取胜。秦相范雎乃举荐故友郑安平率军支援,但也仍然无法破城。在这样胶着的形势下,平原君赵胜出使楚国,依靠毛遂的雄辩说服楚考烈王同意出兵救赵。同时,与赵唇齿相依的魏国也派晋鄙率军十万救赵。因晋鄙徘徊避战,魏国的信陵君击杀晋鄙,夺其兵权,选八万精兵进击秦军。楚春申君黄歇亦率军救赵。秦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公元前257年),魏、楚两军在邯郸城郊,痛击秦军,赵国守军也相机反击,在三国军队的夹击之下,师老兵疲的秦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围,不及逃走的郑安平以所部 2万余人降赵,此一事件直接导致秦相范雎的下台。①司马迁,史记,卷七十九,范睢蔡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版,2417页,“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

尽管邯郸之战并未能够改变秦国最终统一六国的大趋势,但仅就战役过程来看,这次战役和其后50余年发生在公元前 207年的巨鹿之战其实有许多类似之处,都是由新败的哀兵来守兀立于平原地区的城垣,都是在不利的地形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结果以微弱之师顶住了优势敌军的凶猛攻击,都能很好地利用其他国家与秦国的矛盾,争取到有力的外援,最终都依靠多方的合力,内外夹击,取得了胜利。

区别当然也很明显,如邯郸之战尽管消耗了秦国的军力,但自身伤亡也极惨烈,故在秦军撤围之后,赵国无力做大规模的反击,而楚军、魏军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也并未由此产生乘胜追击,彻底击灭秦国的雄心,反而在邯郸解围后,即相继撤回了国内,故总体而言,这一胜仗虽暂时延缓了赵国的灭亡,推迟了秦统一的步伐,但并不能算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折点。

相比而言,巨鹿之战不仅重挫了秦军的主力,而且最终改变了双方的军力对比,从而基本动摇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导致了秦王朝的最后崩溃。

巨鹿之战,自然以项羽及其麾下的楚军为首功,但其他参战方也为这一辉煌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但他们的贡献却似乎总被人们有意无意地轻视乃至忽略了。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的记载,二世三年十二月,项羽大破秦军于巨鹿下,正月,虏王离,二月,破章邯,四月再破章邯,但直到七月,章邯才在自以为见疑朝廷的情况与项羽洽降,[2]770-772此时距项羽在巨鹿开战已过去了近八月之久,由此可知秦军即使在屡败之后,实力也依然不可小觑。在这样长期的战斗中,除了楚军,其他各诸侯军也当有不同程度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以浓墨重彩着力渲染项羽及楚军的奋勇,他首先陈述当时的局势:“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巨鹿城。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馀为将,将卒数万人而军巨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2]304

章邯何以敢在楚军并未彻底失败的情况下就挥师北上攻击赵国?我以为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定陶一战,秦军不仅重创了楚军,且又击杀了楚军的统帅项梁,而此时不过一偏将的项羽,其能力尚未得充分的展现,章邯对他自不可能予以充分地重视,因此才会做出项梁既死,楚地之兵暂不足忧的判断;其次,秦赵历史上嫌隙甚深,长平之战以后,彼此更视对方为势不两立的死敌,而恰在此时,赵国发生内讧,大将李良袭击邯郸,弑赵王武臣,张耳、陈馀仓皇逃脱,收兵得数万人,另立赵氏后人赵歇为王,北居信都。李良进兵攻击陈馀,被陈馀击败,穷途末路,于是走归章邯愿为接应。有此里应外合,平定赵地的良机,章邯自然以为机不可失,于是急忙挥师北上,意欲先定河北,以绝秦之大患,从一般常识看,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因为有李良的接应,秦二世三年十月(公元前207年),北上的秦军击破邯郸大败赵军,将邯郸之民徙于河内,并平毁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见秦军势大,遂放弃信都,入巨鹿城坚守,而秦军很快杀到,开始攻城。所幸的是,赵之君臣没有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筐里,丞相张耳奉赵王坚守城垣,而大将军陈馀则北收常山之兵数万人,驻军巨鹿之北,与城中形成掎角之势,遥相呼应。《尉缭子守权 第六》里讲:“攻者不下十余万之众,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无必守之城。”[3]51假如此时赵国军力完全猬集城中,则也许毫无后顾之忧的秦军会轻易攻陷巨鹿,因此陈馀常山之兵数万人,驻军巨鹿之北,其作用实未可轻忽。

此时,章邯以一部驻扎巨鹿南的棘原,另自漳河筑甬道直抵巨鹿城下接济王离所部。王离兵食多,急攻巨鹿,而巨鹿城中食尽兵少,危如累卵,倘使不是赵国军民拼死抵抗了近三个月,也许城池早已被秦军攻陷了。①

在此危急时刻,赵国向各诸侯求援,诸侯担心唇亡齿寒,自然各派援军救赵,但由于自揣实力不济,且又震于章邯连战连胜之威,故多逡巡不前,不敢率先向秦军发动攻击。此时,身在安阳(今曹县)的项羽不忍其忿,击杀宋义,自领楚军,于秦二世三年十二月(约公元前207年末),先“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馀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2]307

如只看这段文字,似乎攻击秦军的只有项羽所部,但当时的形势是,燕、齐、楚等国闻赵急,皆来救援。张耳之子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馀人,这几支援军皆驻扎于陈馀军旁,虽然互不统属,有兵合力不齐的通病,但依照常理,在楚军攻击秦军时,陈馀、张敖自然会首先响应,而诸侯军在双方你来我往,彼此已呈胶着态势的情况下,即使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会毫无动作。在秦军与楚赵军双方均已竭尽全力的形势下,任何一方能再有一支生力军加入战场,都有可能在瞬间改变战场的态势。

我们可以自《史记·张耳陈馀列传》里发现部分证据:“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王离围之。陈馀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章邯军巨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巨鹿。巨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前陈馀,陈馀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馀,……(陈馀)乃使五千人令张黡、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2]2578-2579

在楚军未到之前,陈馀虽拥兵数万,但自揣不足以破秦,故隐忍不发,迫于张耳的催逼,他曾不得已先用五千人发起攻击,结果这五千军兵基本覆灭,但这次自杀式的攻击也一定给秦军造成了相当的损失,使正在攻城的秦军有芒刺在背之忧,不得不提高对巨鹿外围各路援军的警戒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分散秦军的兵力,减轻巨鹿城内的防守压力。

在当阳君英布与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之后(《史记 黥布列传》则记录为:“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布数有利,籍乃悉引兵涉河从之,遂破秦军,降章邯等。”[2]2598)但无论是战少利还是数有利,当是都取得一些有限的战术胜利,陈馀感到战机将至,于是敦请项羽从速以主力渡河,项羽根据自己对战场形势的判断,果断地接受了这一请求,于是才率全部楚军渡河来战。从这条记载来看,陈馀对巨鹿之战的全面展开,也还是有一定的建议之功的,而他自己既向楚军提出这样的建议,那在楚军奋击秦军的时候,赵军各部守土有责,想来也绝不会袖手旁观。

“当是时,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兵,得万馀人,来,皆壁馀旁,未敢击秦。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巨鹿秦军,遂虏王离。涉间自杀。卒存巨鹿者,楚力也。”[2]2579

卒存巨鹿,多赖楚力,这一论断自然不错,但从这段文字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发现,至少在项羽攻击王离大军的时候,诸侯军已纷纷出动,加入了战团,有力地促成了这一支秦军的彻底覆亡。

以秦兵的顽强,项羽只携三日之粮,奋击其军,在兵法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说法,可一旦秦军顶住了楚军凶猛的攻势,仅携三日粮的楚军则很有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那样一来,巨鹿难保不成为第二个长平。

项羽之所以胆敢如此冒险,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巨鹿外围至少还有十多万各路援赵军的基础上的。正是由于这些援军的存在,当楚军奋击秦军时,秦将因有后顾之忧,必不能如长平之战的白起那样以全力来对付楚军。一旦彼此形成胶着之势,其他援军见有机可乘,也自然会在秦军侧后发起攻击,如此多方夹击,则秦军有可能不支,而事实也果然证明了他这样的预判。

此战的凶险程度,激烈程度是秦汉之交历次战役所罕见的,按《项羽本纪》的记载,楚军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2]307围绕甬道的争夺,秦楚大军即九度苦战,而三位秦将,一战死,一自焚,一被虏,也可见当时的秦军的顽强。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里,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率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2]2757

这段文字,至少透露出两条信息,其一,赵将李齐贤,战于巨鹿下,既曰“下”,则此人之成名当不是因为守城而是因为在野战中建功;其二,在项羽、英布、蒲将军等一干名将在巨鹿之下大放异彩的同时,此人仍能脱颖而出,令后人对其称赞不已,使文帝对其每饭不忘,则其人当时的表现将是何等地突出?

相比于真实的历史,有限的文字记录总难免挂一漏万,于是后人不能不千方百计地寻找某些蛛丝马迹以窥堂奥,即如这位在巨鹿成名的赵将李齐,在与其同时代人的纪传里,何尝有一言涉及?如果不是冯唐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得一机缘与文帝晤谈,如果不是文帝当初作代王,而代在战国时又恰是赵的北边,如果文帝不是因此而从其尚食监高袪那里听到过赵将李齐战于巨鹿城下的英雄事迹,那今天我们还会得知这样一条可佐证赵军也曾奋击秦军的旁证吗?

吕思勉先生在其《三国史话》的楔子中讲“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有关巨鹿之战中赵军及诸侯军作用的真相,在有关史料缺乏的情况下,是不是也可以调动一下合理的想象力,根据事理来做一点的推测、判断、阐释呢?

我以为是可以的。

二世三年十二月(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被困,危如累卵,诸侯胆颤,逡巡不前的情势下,毅然破釜沉舟,引军北渡,以必死之心,奋勇击破秦军,从而一举改变了义军与秦军的力量对比,大大加速了秦王朝的覆亡,这样决定性的贡献无疑是足以彪炳千秋的。

但建立这一不世之功的前提是,赵国军民必须能够守住巨鹿;倘若在项羽北上的同时,巨鹿失陷,秦军即会如此前的临济之战那样迅速集中兵力轻松击破各路援军,此时纵有十项羽前来,也将无济于事。

因此,巨鹿之战之能够实现,赵国军民数月的坚守,是一基础。有了这一基础,项羽北来才得施展;无此基础,那也无此战场供其驰骋了。

巨鹿即今平乡,依地形看,实在无险要可凭,但赵国军民在邯郸失陷,信都不守、河水以北似乎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能毅然决然死守巨鹿,并以新败之师,顶住了秦军最精锐的王离部的围攻,在食少兵弱的劣势下,竟能坚持数月之久,终于等到了最后的解围,究其原因,或许部分当拜长平之赐。

就守纪律,耐苦战的素养看,战国至秦汉时期,赵人虽为六国军人之翘楚,但比之秦军,似尚有不足;不过,赵人若一旦被逼到退无可退的绝境,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他们却往往能迸发出超强的勇气,激荡起坚韧的意志,表现出罕见的顽强,创造出少有的奇迹,邯郸、巨鹿两次防守作战,赵人均能在新败之余,收拾余烬,同仇敌忾,使绝对优势的秦军遭受重创,堪称不畏强敌,共赴国难的经典战例。

在公元前209—202年的这段历史中,赵人与其他方面的军队周旋,并无特别抢眼的表现,可是在与章邯秦军的较量中,他们的牺牲精神、英雄气概确实令人惊叹。正是因为赵军的拼死抵抗,才使出关以来几乎战无不胜的章邯大军顿兵巨鹿城下,历时数月无大进展,即使在获得包括最精锐的北边秦军在内的增援下,也依然不得不陷入再而衰三而竭的尴尬状态。

秦军久攻不下,一面可能使这支军队渐呈师老兵疲的颓势,另一面,数十万大军久住此地,粮秣、柴草、被服诸方面的供应也必日趋紧张。按照《秦楚之际月表》的记载,秦军约在十月围城,至正月王离被俘,前后约三月,时值隆冬时节,秦军所面临的困难必更加严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章邯不得不分兵,不得不逐步拉长自己的补给线,为防范赵军及诸侯军的袭扰,又不得不构筑甬道来接济王离,这不仅分散了其军力,也使得这条狭窄的甬道成为了秦军的软肋之一。

富于经验也勇于冒险的项羽,在渡河之后,即发觉了秦军的这一弱点,并迅疾将其确定为楚军主要的攻击点,他集中力量攻击秦军的甬道,终于能九战绝其甬道,大破秦军,杀死苏角,生擒王离,逼使走投无路的涉间自烧杀。

从“自烧杀”这三字推想,时值隆冬,天干物燥,项羽所部很有可能对秦军采取了火攻。《孙子兵法·火攻篇》里讲:“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从当时的形势看,应该正是用火的最好时机。

一般而言,弱势的一方对强势敌军发动火攻,往往能够极大地弥补自己人数上的不足,此前如田单即墨之战,此后如曹操官渡之战,周瑜赤壁之战,陆逊夷陵之战都是类似的典型战例。巨鹿之战,楚军是否也靠火攻取胜,因资料有限,未便确认,但从秦将涉间不是横剑自刎,却要烧杀自己的记录看,起码当时的战场的有些地方是正在燃烧的。我冒昧地揣想,那已经“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的楚军,在目睹自己的庐舍被大火烧毁的同时,不只会激起满腔的怒火,同时也可能触景生情,启发他们由此产生火攻秦军的念头。

事实证明,一旦楚军击破甬道,切断了攻城秦军的补给,战场的形势即随之改观,胜负谁属也就趋于明朗,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巨鹿要能够坚守。没有他们的坚守,秦军不会陷入四面受敌的境遇;没有他们的坚守,秦军的战斗力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损耗;故此,我以为,巨鹿之战的最后胜果固是楚军摘得,但其根本则在赵国军民坚守数月,为这场大战赢得了时间,预备了战场;而在楚军率先向秦军发起总攻时,假如没有赵国外围部队与其他诸侯援军的适时配合,楚军的也未必会取得那么干净彻底的胜利。

宋人司马光等修《资治通鉴》,大概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故《资治通鉴》综合各方材料,如此表述:“乃遣当阳君、薄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大破之,章邯引兵却。诸侯兵乃敢进击秦军,遂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自烧杀。”[4]285

我以为这样的描述既讲到了陈馀反复请项羽出兵,又提到了诸侯军的参战,细读这段文字,也许比单看《项羽本纪》更容易接近历史的真相,惜乎这一记述因晚出之故,历来不很被研究巨鹿之战的人们引用。今乃再作此画蛇添足之举,以博一哂。

[1]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李解民. 尉缭子译注(中国兵家经典译注丛书)[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

[4]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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