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邯郸“地薄人众”国情与农商并重政策之关系探析

时间：2024-07-06

程动田

（邯郸学院历史系，河北邯郸 056005）

程动田

（邯郸学院历史系，河北邯郸 056005）

战国时期的邯郸，作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经济大都会，名扬于天下。而商业繁荣则有赖于重商政策的保证。实际上，是“地薄人众”的国情决定了赵国邯郸必须通过发展农业之外的工商业来缓解人口相对过剩的压力，这是其实行农商并重政策的内在原因。而时逢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发展、大变革，各种新生事物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则是其政策形成的外部环境。这是赵国邯郸农商并重政策出台并得以实施的最重要原因。

赵国邯郸；地薄人众；国情；农商并重；关系

战国时期的邯郸，不仅作为赵国的都城，成为各国政治家博弈的主要舞台，而且作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经济大都会，名扬于天下。经济都会源于商业的繁荣，商业繁荣则有赖于重商政策的保证。目前学界在赵国对商业政策方面的看法虽有分歧，但并不大[1]15，[2]273，而对于确定赵国等国重商政策背后的原因之相关研究却比较薄弱。已有的研究多是从交通、民众风俗和富商大贾阶层影响等方面考察其对重商政策形成的影响。[2]246，[1]27，[3]109，[4]48，[5]70而从地理环境等国情方面考察研究列国重商政策形成背景的只有很少数的一些人和文章涉及到，[5]69，[6]129本文拟以《史记》及《汉书》中记载的赵地“地薄人众”为切入点，以其他相关文献资料为旁证，对赵国邯郸的相关国情以及其对赵重商（或农商并重）政策形成产生的影响予以深入探究，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这里“战国邯郸”是指赵国迁都邯郸前后至秦破邯灭赵之际的，以赵都邯郸为中心的今河北省南部地区。也即是指赵与中山对称中的赵地。[7]1566，[1]15

一、“地薄人众”史料及相关考证

历史文献中较早提到赵国地土地人口国情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说：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後宫，遍诸侯。

这是司马迁概括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赵及中山地区土地国情及其对民俗的影响。到了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又对汉武帝以后至西汉末期的赵地的土地国情及其对风俗的影响作了近似一致的概括：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躧，游眉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这里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说明，那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提到了“中山地薄人众”，其中并无“赵”字出现。关于这一点，孙继民先生在《战国秦汉时期赵俗例证》[1]15等多篇文中认为，《汉书·地理志》的文字系承袭《史记·货殖列传》而来，鉴于班固严谨的治史作风，因此推测《史记·货殖列传》中亦应有“赵”字在“中山”之前，我很同意此说。另外还有一点可证明，那就是《史记·货殖列传》中，“中山地薄人众”之后还有一句，“犹有沙丘纣淫地馀民”，而“沙丘“一地是指今河北邢台广宗西北大平台，[8]128也有说是邢州（即邢台）平乡东北二十里。[9]51不管是殷纣于此筑台，还是赵武灵王饿死之沙丘宫，抑或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视途中病死之地的沙丘台，均在赵国所辖的疆域之内，从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山国的辖地，因此可知司马迁在此处原文中应该有“赵”字，“地薄人众”当是指赵及中山地区的土地国情，只不过是被后人传抄错罢了。

司马迁及班固的概括中，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先秦至汉代（至少是到班固生活的公元22年—92年），赵地土地国情的确是“地薄人众”的。其二，“地薄人众”的土地国情状况对赵国当地重商政策及经济结构的形成，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是有着直接而明显的影响的。

实际上关于赵地“地薄”即土地贫瘠的记载，也存在于大约成书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篇中，其中提到包括赵地在内的冀州情况为：“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10]265意思是这里的土是白壤，赋税定位一等，也杂有二等。这里的田是五等。

那么比冀州田土等级更差的是哪些地区呢？是扬州的九等，荆州的八等及梁州的七等，分别位于长江的下游，中游和上游地区，当时在中国长江流域因多湿地而普遍比黄河流域开发要晚，[11]822同样是作为黄河流域且土质较差的只有位于今山东半岛的青州地区。后来是齐国的封地，田土等级为六级。而恰恰是在此田土等级差（即贫瘠）的齐国，也是以工商业繁荣著称于世。因此，在早期发展较早的黄河流域来讲，冀州也即包含赵地在内地区的五等田，的确是可以称之为贫瘠的“薄地”了。

如前所述，赵地的“地薄”为五等，赋税却要按一等（间有二等）征收。农业不发达，却还要征收高额的赋税，原因在哪里呢？一种可能是人多之故，因为上古时期将人口视为财富的主要形式。征税、授田大多以人口数量为计，人头税的征收到清代的“摊丁入亩”方告结束；另一种可能就是当地农业之外的手工业及商业发达的缘故，不然是无以解释且也无以解决问题的。

从地理环境来看，邯郸城近郊地区或称邯郸地域的范围，即沁河流域（位于邯郸西部），沁河自牛叫河以上的上游地区，所处地貌属丘陵地带；牛叫河至涧沟为中游地区，地貌上属丘陵向平原过渡地带，只有涧沟以下的下游地区，属山前平原地区。[9]41另外，邯郸城的南、东、北三面，按现在来看，地貌当属肥沃的华北大平原地区，实际上当时土壤土地状况远不像现在这样好。先秦时期，邯郸以东以南以北地区虽属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但是基本上又处于滏阳河、漳河乃至黄河河道经常泛滥的地区，农业生产缺乏正常保障，漳滏二河在当时暖湿气候条件下决溢频繁，而黄河虽算是北流期间，但在战国以前基本属漫流状态，没有固定的河床。直到战国时期，下游各国出于安定民生、国力竞争的需要，才开始了对黄河河患的治理，大量地修筑堤防。据《汉书·沟洫志》载：“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为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12]1692自此之后才开始相对束缚住了奔腾泛滥的黄河下游河道。以后河道经历代变迁，才形成今天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尽管如此，像鸡泽，宁晋，衡水等地区，到了近代仍属盐泽之地，土地贫瘠状况相当明显。

另据考古勘察发现，邯郸大北城内地势西高东低，城址西北部一带，耕土层下一般为红硬土、白硬土或砾石层，此与王城区西城、东城西部地区的地层情况相似。[9]110而城内东部地区低至 5—9米，甚至多达11米以下才有战汉文化层，而城外东部很远地方则是地势更低洼之处，显然也不太适合农耕。由此，其“地薄”也可见一斑了。

有人可能以“邯郸之仓库实”之语来否定邯郸地薄的结论，而实际上“仓库实”的原因，其中“库实”说明当地包含冶铁铸铜业在内的手工业发达，而“仓实”则是因为搜刮民脂民膏故也，而这又反证了当地“地薄”的现状。而这一点正是赵襄子担心的“没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13]504由强行搜刮而至民心不稳造成的不可依凭的风险所在，赵襄子正是以此作为否定邯郸而选择晋阳作为都城的重要根据。而在诸多生产要素中，虽然生产力是主要因素，因此铁器推广应用是战国农业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和条件，但它并不是唯一要素，生产要素中土地因素的作用也极为重要。在一定的或同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作为劳动对象的土地的丰瘠状况，便成了农业能否发达的决定性要素。

再说“人众”的问题，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先秦时期，人口的众寡有时是决定一个地区生产发展繁荣与否甚至是财富多少的直接体现。由于文献所限，战国时期没有系统的人口统计资料，只有后人推测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合计人口约有2000万以上的说法。[14]298但学界基本公认为，春秋至战国阶段，由于铁器的普及，极大的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因此才会从春秋时期的“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15]678的地广人稀，发展到战国时期的“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15]678“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16]57的“人众”及不能为“薄地”所容纳的人多地少了。而作为三晋之地的赵魏韩则尤其突出。据段宏振根据考古发现进行的现场统计表明，邯郸沁河流域战国以前（包括战国时期）聚落遗址仰韶文化时期聚落遗址为4处，龙山时期为6处，先商时期为9处，商代时期为18处，西周时期为5处，春秋时期为7处，战国时期为17处（见表1）。[9]42-43

表1 战国以前邯郸沁河流域聚落遗址数量单位（处）

如果从遗址数量上来看，商代是沁河流域聚落群的鼎盛期，有18处之多，这当然与商朝王畿地区有关。西周时期聚落遗址少恐也与商周王朝更迭，作为王畿地区受冲击最烈有关，关键是进入东周时期以后，自春秋时期的7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的17处，可说是突飞猛进式的增长。

关于战国时期邯郸城及邯郸当地的具体人口数，许多学者往往根据同时期与邯郸城布局结构及面积规模相当的临淄城的户数、人口数来推测。也有的根据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数字，即西汉末年（公元2年），作为封国之一的赵国所辖四县（邯郸、易阳、柏人、襄国）[7]1631总人口近35万的数字来推测从而得出结论认为，战国邯郸城人口起码在 30万上下，[2]269也有说在25—30万，[9]219而西汉繁荣时期的邯郸县人口应在30—40万之间。[1]37再综合《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提及的，长平之战时赵国投入兵力40多万，失败后被白起秦军坑杀的赵卒就达45万之多的情况。笔者认为，战国邯郸城人口应在30万之上。

战国时期邯郸当地人口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连一向主张人口众多并通过各种措施增加人口的商鞅也不得不承认，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国是人口太多了，多到人满为患的地步。“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17]87可见，属于三晋之一的赵国（主要是指河北中南部，邯郸附近）地少人多，土地不足以养活人民，给统治者造成了严重问题，而且“在商鞅看来，这些问题比秦国人少地多，地力未尽的问题更严重”。[6]129

当然，从传统专制统治者的重要和利益来说，总希望人口增长。这是为了扩充其统治力量，增加其役使对象。“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6]130。但什么事情都要讲究度，不及不可，而过犹不及。尤其是人口的增长必须以适量的土地为前提。所以即使商鞅也不主张盲目地增加人口，而是认为在人口与土地之间要保持一个恰当的平衡。“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17]42-43由此看来，赵国后期在抗秦过程中的失败。“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也应算是一项重要原因了。

至于造成（赵）邯郸附近“人众”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当地历史发展悠久，经年聚集人口所致，从早期的磁山文化到沁河流域一系列的商周聚落遗址等考古发现可以为证[9]43。其二是当地的人口密度大。据葛剑雄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编绘的“西汉元始二年人口密度图”[14]297显示，（赵）邯郸所在地区人口密度一部分为80—100人/平方公里，一部分为 110—150人/平方公里，虽不属于最高的 150人以上/平方公里的人口高密度范围区，但至少亦是属于第二及第三等级密度区域。考虑到战国邯郸与西汉时期邯郸经济规模和影响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所占地位相差无几，因此可以说这样的人口密度在全国来讲都是相当高的，至少相比于（赵）邯郸附近的“地薄”状况来讲更是如此。其三如果说当地人口密度并不大或一般大，那“人众”就意味着它所涵盖的地域范围大。简而言之邯郸辐射影响所波及的地域大，凸显其经济中心的地位，表现为总人口中流动的外来人口比重大的特点，而这一点正是作为经济都会的重要标志。

二、“地薄人众”国情与农商并重政策之关系

简单来说，赵国实行农商并重的既定政策与赵地（即邯郸附近）“地薄人众”的土地人口状况关系极大，甚至某种程度上讲，是赵地（即邯郸附近）“地薄人众”的最大国情决定了赵国的农商并重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讲，“地薄是天然的，也是客观的”；“人众”则是后天发展的结果，是相对的。而实际上，“地薄人众”不仅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问题，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二者是互为相对而言的，即至少是相对于快速壮大的“人众”来讲，“地”的确显得“薄“了些。而相对于田土贫瘠的“薄地”来讲，也的确显得“人众”了些。正是这两项因素结合在一起，才造就了邯郸当地“地薄人众”的特殊国情环境，并由此制约并决定了它只能采取重商政策（或曰农商并重政策），来发展农业之外的其它产业经济，弥补农地不足不丰之缺陷，以最终实现其政治愿望。这就是历史地理学所强调的，影响赵国邯郸采行重商政策的环境起始因素作用。

当然，单纯基于“地薄人众”的国情这一个条件，并不会必然导致某一诸侯国采取农商并重的商业对策。也就是说，它还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来促成其转变或确立农商并重的政策。这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从春秋进入战国之际飞速变化的时代环境。

春秋战国之际，随铁农具广泛使用等因素变化，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进而带来了以井田制逐渐瓦解、私田制日益普遍、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随着时代而来的经济变化，引起社会的动荡，使旧的统治秩序陷于混乱。在所谓“周室衰，礼法退”的情况下，“工商食官”制度被破坏，统治者放松了对工商业的约束力量，从而使手工及商业有了相当长时间的自由发展。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赵）邯郸原本在“地薄人众”环境中艰难挣扎的所谓“多余”的民众，找到了力量释放的孔道，也有了较充分的活动舞台。换句话讲，是相对焕发出活力后的手工业及商业，吸纳了邯郸这块相对贫瘠的“薄地”所不能容纳的“多余”之“人众”。于是乎便出现了社会各阶层兼业从商或专业从商的人流。不管是农民（家庭中的“余夫”）还是城市平民，不管是逃亡的奴隶（或庶人）还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流民，[18]46甚或至于列国中有士大夫和读书人不断加入这一行列。（如采用“计然”之策经营商业的原越国大夫范蠡、孔子名弟子之一的子贡等）。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11]821而去经商逐利之时，统治者为国家计，为诸侯个人利益计，而促成鼓励商业，或任凭商业自由发展而不稍加抑制的重商政策也便出炉成型了。

当然，在赵国邯郸对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到底是体现为“重商”还是“农商并重”这个问题上，学界还是有一定分歧的。如孙继民先生以《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赵地“仰机利而食”、“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盐铁论·通有》所谓“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等为据，认为它明确无误地显示了赵地舍本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倾向，并由此导致了该地区商业畸形发展和从事商业投机的普遍性。[1]27沈长云先生则认为，赵国农业不如其他国家发达，赵国经济生产并非单一农业模式，赵国采取的是农商并重的多种经济形式复合发展的一种模式，商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2]226-227

关于“重商”与“农商并重”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一种情况的两种表述，某种程度上讲农商并重的说法更合乎实情。首先，至少自商周以来，尤其是商人重商之风天下闻名（邯郸亦以地近重商的商朝王畿地区而深受影响），但重商并不妨碍重农。因为中国早期的黄河文明主要表现为农业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以农耕经济为主，商业则是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之后才正式形成为产业的。重商也不至于否定作为社会发展初期社会经济基础的农业，没有一定的农业发展及一定数量剩余农产品的存在，商业便没有存在之必要了。更何况早在晋国六卿时期的赵氏就曾以实行大亩制（即100方步为一亩改为160或240方步为一亩）的田制改革来促成农业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因此“重商”之说不妥，农商并重方为适当；再者，重与轻是相对的，只提重商则意味着轻农的存在，实际上轻农是不存在的，至少作为官方政策而言是行不通的，如果一定要说重商的话，那只能说是相对于之后的以及同期其他诸侯国的重农抑商、重本轻末即轻商而言的。或者说重商是指在农商并重范围内的重商。

那么，赵国邯郸的重商（或曰农商并重，以下意思相同）政策体现在何处呢？有学者认为，先秦诸侯国重商表现一般有三：有常年固定商业活动场所并设有专门机构有效管理；政策上的货币地租；撤关卡，薄市税。段宏振根据考古发现，认为邯郸整个大北城之北部大概属于宫殿、官署及贵族居住区，而南半部为包括商业区在内的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9]127而作为市场管理机构的沿袭，西汉初期可能是邯郸亭，陶文“邯亭”（发掘于新世纪商城所在东庄村）可以为证。而王莽之前，邯郸的市设有市长主管，后市长又改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1]42再有，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征收军事之商税用于将士。[11]647由此推知，尽管名称不同，但战国时期已有常年固定的商业活动场所及专业的市场管理机构；至于货币地租的出现，应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期才会出现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转变，这一点至少无文献可证，实际也不可能步入该阶段；关于撤关卡，薄市税，以鼓励商业发展，目前由于文献所限，缺乏这方面的直接证据，但我们从种种方面可以推知，赵邯郸沿用而没有改变之前的宽商，不抑商的政策，任其发展。如西周的法令中有关于“易关市，来商旅”的专门记载[19]36，晋文公在即位之初就下令“清关易道”，“以厚民性”，[20]112张弘认为，在战国以前的史籍中，就不曾发现有过轻商思想的痕迹[4]47，更重要的在于，春秋战国之际，诸国政治经济改革，纷纷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如秦国之商鞅变法、魏国之李悝改革），甚至连一向重视商业发展的齐国也在强调重视农业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规整商业发展之时，仍不见赵国有任何这方面的政策出台。即使在赵国的前后两次改革（前有公仲连改革，后有赵武灵王改革），尤其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可为相对彻底了，然改革内容中仍不见重农抑商政策出台。某种程度上，这是对商业发展现状的默认及肯定。有时候，不作为即是最好的作为，此时的赵国便是如此。这当然是因为地薄人众制约了其政策制定。

另外，邯郸当地民风“奢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富在术数，不在劳神；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21]41。此民风之形成应与政府或官方政策背景有直接关系。正如同邯郸民风中男子“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孙继民解读为晚上从事盗墓及奸邪之事）[1]17所反映的“诸侯好利而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21]4之赵国统治者逐利而重商一样，影响到赵国的农商并重政策。更何况成功于邯郸商界并深受邯郸影响的吕不韦，在秦国柄政以后也多次采取措施便利商业发展，提高商人地位（如乌氏倮和寡妇清）。试图改变过去商鞅变法以来一直实行的“抑商”政策，谋求放松限制，使商人得以自由发展。这一点在《吕氏春秋》一书中也多有体现。[22]56-57所有这些，也从多个侧面反映或反证了赵国邯郸所实行的农商并重政策。

相比之下，齐国地理环境“东负海而北漳河，地狭田少，而民多智巧”[5]69，而且“地泻卤，人民寡”[11]821针对不利农业发展之地理环境，“太公至国，惰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11]217。齐国因地设利，发展工商，与各国争商，遂使齐国强盛，临淄成了天下有名的经济都会之一，之后的管子仍以重视发展工商而见称于诸侯国，并由此成就了桓公的霸业。[5]69显然，邯郸因“地薄人众”转而重点发展农业之外的工商业而一举成就天下都会，称雄于诸侯，绝非孤例。同样是国家政策制定受到地理环境制约而只得因地制宜的成功案例。

三、结语

总之，是“地薄人众”的国情决定了赵国邯郸必须通过发展农业之外的工商业来缓解人口相对过剩的压力，这是其实行农商并重政策的内在原因。而时逢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发展、大变革，“礼崩乐坏”，旧秩序日渐瓦解，各种新生事物甚至异端思维大行其道的社会环境，则是其政策形成的外部环境。这是赵国邯郸农商并重政策出台并得以实施的最重要原因。历史实践证明，农商并重政策往往是诸侯国商品经济繁荣的首要和必要的政治保障。再加上邯郸地处沁河冲积地与太行山东麓南北大道交叉口上，东西依托魏赵齐等国间的“午道”[20]115及通过滏口径与韩秦等国的交通往来，具有极为便利的交通优势，同时具有地近商王畿地区及商业文化氛围浓厚的郑、卫之地的先天优势和早期发展，又赶上了战国之际城市大拓展的良好时机，从而造就了邯郸“漳河之间一都会”[11]822、黄河北部最大商业活动中心城市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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