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诗经》“二南”研究述评

杨 延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的思想开始解冻，《诗经》的价值得以重新定位。胡适在《谈谈诗经》中说：“《诗经》并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万不可以说它是一部神圣经典”。[1]470顾颉刚在《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中提出：“《诗经》是一部文学书”，[2]309学者们摆脱了经学思想的束缚，认识到了《诗经》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胡适提出要大胆推翻前人的附会，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重新解读《诗经》。如他认为《关雎》完全是一首求爱诗，《芣苢》是一首民歌，《小星》好像是写妓女生活的最早记载，《野有死麕》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等等。这种抛弃旧注疏的疑古精神，对古史辨派的《诗经》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以顾颉刚、郑振铎等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在廓清经学影响，用情诗和史料的观点研究《诗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将《诗经》看作是一部民间歌谣集，研究重点局限于《国风》，对“二南”中的部分诗篇解读过于“现代”，是其明显的不足。但这一时期是现代诗经学的初创期，胡适和古史辨派的研究功不可没。与此同时，法国汉学家格拉耐在《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中已经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诗经》，是后来盛行的文化人类学《诗经》研究的肇始。

三四十年代陆侃如、闻一多、于省吾、朱东润、郭沫若等人将诗经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陆侃如在《中国诗史》对“二南”独立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说：“若说‘南’是地名，那么为何不援‘邶风’、‘鄘风’之例而称‘南风’呢？”，[3]12从而认定“二南”的独立是可以成定论的。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一文用泛性论和潜意识理论来解读《诗经》作品，如解《召南·草虫》篇“我既觏止”的“觏”字释为交媾，他说认清了《诗经》是一部淫诗，才能看清春秋时代的真面目。《匡斋尺牍》训“采采”同“璨璨”，为颜色鲜亮貌；“芣苢”为“胚胎”；“肃肃”为“缩缩”，即绳索纷乱状，在训诂上富有新义，同时他又强调要用“诗”的眼光读《诗经》。闻一多开启了综合运用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与文化人类学等方法研究《诗经》先河，不足之处是过分地强调《诗经》性象征。于省吾《双剑誃诗经新证》被誉为“新证派”的代表作，他十分注意利用古文字的研究成果和地下发掘材料，为《诗经》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对“二南”中《桃夭》、《麟之趾》、《采蘩》、《摽有梅》、《小星》等章句有考证，均言之有据。朱东润对国风出于民间说提出质疑，他从自称之地位境遇、自称之服御仆从、由其关系人之地位、由其关系人之服御、由其所歌咏之人之地位境遇、由其所歌咏之人之服御仆从等几方面，断言“国风百六十篇之诗，其中一半以上为统治阶级之诗”，[4]32国风出于民间不可信。这是对《诗经》民歌说的大胆质疑，后人多有从之者。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论著中采用以《诗》证史的方法，用《诗经》中的材料，说明当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来建构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学说，对许多篇章进行了新的解释和意译。

五六十年代以余冠英《诗经选》、高亨《诗经选注》为代表。注本颇多新义，但也难免打上时代的烙印。如高亨先生解读《周南·汉广》为作者爱上了庄园主的女儿，而由于阶级的限制，不得相恋与结婚。正如王洲明所评：“重视作者阶级身份的考察，对诗篇的分析很注意下有无进步意义的结语，对周代社会（春秋中期以前）丰富的世态人情注意不够”。[5]50-60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干扰下《诗经》研究走入低谷。

80年代以来，“二南”研究向纵深发展，研究视角趋于多元，成绩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二南”，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方向，以赵霈林《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和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为代表。《兴的源起》研究了兴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及其对诗歌艺术发展的影响，为探求诗义提供了线索。《诗经的文化阐释》从大量语源学资料出发，通过对《诗经》与原始文化关系的深入考辩，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如《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雎〉、〈卷耳〉、〈芣苢〉通观》一节称“《关雎》中男主人借助于荇菜而致幻，他对咒术的效应深信不疑，因而充满自信地陶醉在得到淑女的欢乐幻相中”。[6]82

从语言学、训诂学角度研究“二南”，以王力《诗经韵读》、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向熹《诗经语言研究》和郭晋稀《诗经蠡测》为代表。《诗经韵读》系统详尽地分析《诗经》押韵规则的同时，在其中各篇章词句标注了具体韵部，是其音韵学研究的重要范例。《诗经语言艺术》和《诗经语言研究》是比较全面、系统研究《诗经》语言以及有关问题的专著，除考察《诗经》文字、词汇、句式、语法之外，还广泛涉及音韵、章法和修辞等等。《诗经蠡测》以声韵、训诂、史实并重的方法，对《诗经》中的重点、难点或疑而未决处进行考证与诠释。其中一章专论“二南”，提出“二南”在《国风》之内，为厉、幽以来之作，“周召”指周定公、召穆公，“二南”之“南国”为通名等论断。

从民俗学角度研究“二南”，以周蒙《诗经民俗文化论》、王巍《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和吴晓峰《诗经“二南”礼俗研究》为代表。《诗经民俗文化论》从不同侧面就《诗经》所遗存的民俗文化现象和有关疑难问题展开论证，部分文章还揭示了民俗的宗教文化根源。《诗经民俗文化阐释》展示了《诗经》所反映的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再现了《诗经》民俗文化内涵及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诗经“二南”礼俗研究》对《诗经》“二南”所载礼俗进行了深入发掘，充分反映出周代社会生活中礼与俗相互结合的性质。

从地域文化生态与地域风格角度研究“二南”，以邵炳军师为代表。邵师以《关于〈诗〉“国风”地域风格与周代文化生态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等系列论文为代表，其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亦有两篇考论“二南”的地域风格，如赖旭辉《温厚醇正 婉丽清柔——〈诗·周南〉的地域风格》（2006年）、孙文芳《至诚淳恪 典丽秀雅——〈诗·召南〉的地域风格》（2008年）等。

注本可谓蔚为大观，以陈子展《诗经直解》和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等为代表。《诗经直解》体例完备、内容广泛，涉及作品的方方面面，学术性与资料性并重。在对前人主要说法的评论和分析中，提出个人新见，颇有成就。《诗经注析》在文字注释的基础上着重诗义、主题、艺术特点以及揭示《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学术阐释和艺术鉴赏并重。显著特点是从文学的角度说解诗篇，突显作品的文学本色，是当代用文学观点评注《诗经》有代表性的一家。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出土文献为“二南”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以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和黄怀信《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为代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对于多学科、多领域都有着重要意义。《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是这一领域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结集，由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共同编辑，有《诗论》的多家释文、笺疏和考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收录的《诗论》作了系统的讨论，从简支编联与复原开始，然后分章逐字逐句解其义蕴，最后通译为现代汉语。解义主要是结合原诗，通过训诂而求其本义，不妄立说。

外文翻译以许渊冲《精选诗经与诗意画》、汪榕培、任秀桦《英译诗经》、李玉良《诗经英译研究》等为代表。《诗经》的外文翻译让中外诗歌爱好者都能感受它的魅力。李玉良描绘出《诗经》英译的总体历史演变趋势，具有中国典籍英译和翻译理论研究意义。

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以张树波《国风集说》和刘毓庆《诗义稽考》等为代表。《国风集说》汇集诸家之说，力图有系统地反映历代有关《国风》的争鸣情况、研究成果和说《诗》的轨迹。编次以诗为纲，分设十目，即每首诗先录原文，而后设诗注、诗世、诗人、诗旨、诗章、诗简、诗文、诗韵、诗体、诗艺十大栏目，具有内容丰富、编排系统、查阅方便等优点。《诗义稽考》辑录经史笔记、说部杂俎以及别集中有关《诗经》的文字，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书。

研究“二南”的专篇论文数量较多，但主要集中于《关雎》、《卷耳》、《野有死麕》等几篇上，其它诗篇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代表性的学位论文有李勇五《诗经“周南”“召南”名义、地域及时代考》，该文对“周南”、“召南”的名义、地域和时代问题研究进行纵向历史考察，对大量研究资料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工作，从而准确把握了“二南”研究动态，并对其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张春珍《二南诗论》对二南的命名问题、创作年代以及地位和特点等三个问题加以探讨。郑丽娟《〈诗经〉“二南”与周代礼乐文化》，结合周代礼乐制度，分三个部分对“二南”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从“二南”的地域及其得名谈起，结合周人以洛邑为天下之中的地理观念与周代的方国制度，参酌多种文献对此进行考证；阐述周文化的传播与“二南”的文化性质问题；还结合具体的作品分析，阐释“二南”的教化功能与审美文化内涵。李昌礼《〈二南〉研究》主要在“二南”地域考辨的基础上对诗歌的源流、地域文化特征以及与中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探讨。对“二南”的文化环境及其学术思想的嬗变作了分析研究，其中涉及到二南的《诗》学正变理论、经学与文学的互动关系、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文化融合。同时，对“二南”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作了研究，其中涉及到了文学创作有关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手段，如比兴、文学意象、修辞以及文学影响等，这些文学因素为“二南”研究从经学到文学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夏传才先生说：“没有继承，便没有发展；没有对传统得失的辨识，便没有革新和进步”，[7]521的确学界已经对“二南”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多文化的深入研究，只有系统地掌握前人的研究成果，继承传统诗经学和现代诗经学优良的传统，才能使“二南”研究不断提高和深入。夏传才、徐志啸等先生在世纪之交都提出了《诗经》研究要系统总结、普及提高和走向世界的展望，必将指引新世纪的《诗经》研究走向更广阔的新天地。

[1]胡 适.胡适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顾颉刚.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

[4]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5]王洲明.从学术史角度评论高亨的《诗经》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2002，(1).

[6]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7]夏传才.思无邪斋诗经论稿[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