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

张爱华,陈月霞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论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

张爱华,陈月霞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梁启超是维新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关注女子问题，尤其是女子教育问题。梁启超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进行了强烈批判，他从“宜家”、“善种”、“兴国智民”、“求平等”的角度论证了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作用；同时提倡要让女子接受新式的学校教育，并身体力行与一批有志之士倡导创设女学，为女子教育的践行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为推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对于我们当今开展女子教育的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

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上海经正女学；平等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中国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维新运动前后，他十分关注女子问题，尤其是女子教育问题，积极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女子教育，并撰写大量文章，对此进行广泛的宣传。1897年著《倡设女学堂启》，并草拟了《女学堂试办略章》。他大力倡导设立女学，扶助创办中国第一所自办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一、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痛恶与批判

1﹒揭露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

为了让女子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提出了一系列“女子天生就地位低下”、“女子智力低于男子”、“女人是祸水”的思想。许多封建君主把他们的过错怪罪于他们宠爱的妃子，造成女人是祸水的假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由传统的封建专制的社会形态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古训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还是很深的，而且受到“中西礼俗不同，未便设立女学”这种观点的束缚无法接受让女子受教育。这些观念和历史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女子既没有接受教育的必要，也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女性自己也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当时已经有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女子学校，清政府可以接受许多不平等的条约，对这种新鲜事物却不表示认可，连包括女性在内的广大国民也都对此持排斥的态度。梁启超对“男尊女卑”思想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男尊女卑”思想进行了强烈地批判。

2﹒对“贤淑之正宗”、“缠足”、“早婚”传统观念的批判

梁启超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进行了尖锐地反驳，他在《论女学》中对把女子愚昧无知看作是“贤淑之正宗”进行了批判，“欲令天下女子，不识一字，不读一书，然后为贤淑之正宗，此实祸天下之道也”。[1]39为了能让女子进新式学校，梁启超反对缠足和早婚等陋习，将“缠足”“早婚”看作兴办女学的障碍，同时也将“禁缠足”与“禁早婚”看作兴办女学的目的之一。当时妇女缠足十分普遍，梁启超对摧残女子身心健康的缠足行为给予了猛烈地抨击。他说，缠足“其必起于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2]120他们只不过呈一时之欲，便起虎狼歹毒之心，任意斩杀荼毒之行径，做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来的。梁启超诅咒这些人说：“以孔教论，所谓作俑其必无后；以佛法论，所谓地狱正为此人。”[2]121咒骂推行缠足的人断子绝孙，死后打入地狱。缠足之风虽然是陋习，有悖于人性，但终究因为流传太广太久，习惯力量太大太强，难以一时间改变。女子如果不缠足，就难以婚配。除了对缠足行为进行口诛笔伐外，梁启超还付诸于行动。为了使妇女有强健的身体，达到保种的目的，他力主放足，并于1897年6月在上海创不缠足会。同时考虑当时天足女子成婚不易，为与封建礼教抗争，规定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他曾言：“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1]44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禁早婚议》，指出早婚有“五害”：一害“养生”，二害“传种”，三害“养家”，四害“修学”，五害“国计”。

（二）论证了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作用

1﹒提出女子接受教育的可能性

梁启超说：男女都是“躯体峙立，首函清阳者，其聪明必不甚相远，所以生差别者，在智慧之开与不开耳。”[1]42意思是说，男女都是由清阳之气构成，男女的生理机制不会造成男女智力上的悬殊。女子不是愚蠢，而是因为没有受到教育，拥有的智慧得不到开启；男子有机会接受教育，他们的智慧能够得到开启，所以才会产生男女之间在智力上的差异。“然则男女之於学，各有所长，非有轩轾”[1]42，“男女的聪明才力，不能認他有差等，却不能不認他各有所长。据多数学者所说，女子的创造力，不如男子，男子的整理力，不如女子。……须知社会是要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整理，这两种事业，正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缺一不可。断不能说整理的功劳比创造的功劳有优劣之分。”[3]4男女在学习能力上存在的差异不是优劣的等级区别，而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让女子也接受教育，那么“其居静，其心细，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子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1]（P﹒42）

2﹒阐述了女子接受教育的积极作用

（1）“宜家”，有利于家庭幸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中国古代历来重视“齐家”的作用。梁启超对女子教育的论述也是从相夫教子开始的。他指出：妇人无学，“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1]39女子因为没有接受教育，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她们的活动范围狭窄，目光短浅，成天在鸡毛蒜皮之类琐事上争强斗胜，使得“家庭之间，终日不安”。[1]40这样的家庭环境，即使是豪杰倜傥之士，也会“志量局琐，才气消磨”。[1]40而在这样母亲教育下的子女，则“舍床第筐箧至猥极琐之事，概乎无所闻见”。[1]40女子不受教育不仅拖累丈夫成就事业，而且影响子女健康成长。因此，他呼吁更新观念，给予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有才、有德，“内之以扩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1]39不仅对家庭和睦有益，而且能开拓她们的视野，陶冶她们的性情，提高她们自身的素质，也能使她们懂生计，足以自养。

梁启超特别强调，有才并非指具有“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斯卷”[1]39的能力，而是指掌握了一定的谋生本领，且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女子有了这种才，她就可以为社会和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使家庭免于贫穷；女子有了这种才，就能通古博今，明达事理，心忧天下，从而不再把精力和时间局限于家庭的窄小范围内，也不再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耿耿于怀，搬弄是非。如果这样，则妯娌为姊妹，公婆为父母，夫妻相敬如宾，互勉互助，家庭其乐也融融，生活十分美满幸福。

总之，女子接受一定的教育，对家庭的发展是会产生积极作用的。正如梁启超所说：“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4]19

（2）“善种”，为家庭教育所必要

“善种”换句话说可合理地理解为提高民族素质。中华民族当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要确保民族生存，对于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华民族来说，关键是要靠提高民族素质，民族素质的提高依赖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遗传素质，另一个是后天的发展。无论是遗传素质，还是后天的发展，都与胎教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认为，从胎儿教育来看，女子受教育是保证优生的基础，是胎教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以西方为例，认为“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而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此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1]41中国要保种保国，不能不实行胎教。于是他把胎教视作女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梁启超深刻阐述了女子的学识、素质对家庭教育的影响。他坚信：“春秋万法记於始，几何万象起於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5]44在儿童教育中，早期家庭教育则是婴幼儿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母亲的学养至关重要。孩提时代的儿童的心理特征之一就是可塑性强，梁启超曾说：“少成若性，长则因之，此实言教育学一切之始基也。”[1]40强调幼时形成习惯的重要性。女子不学就会影响自身素质的提高，而且母亲的素质又会影响儿童：“然孩提之童，母亲於父，其性情嗜好，惟妇人能因势而利导之。以故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1]40

梁启超用对比的方法指出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差异，论证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他说：“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1]40而在中国则不然，孩童很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贪恋嬉戏，视野狭窄，即便能学到点滴知识，也不过是陈旧的东西。家庭教育的多少和内容的差异必然产生不同的结果：西方人志趣广泛，胸怀祖国；而中国人则营私趋利，以光宗耀祖为至荣。针对这种情况，梁启超认为：“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1]40-41

（3）“兴国智民”，通过教育拯救国家

梁启超说：“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1]43“言自强於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6]14由此得出女子教育可以“兴国智民”。他甚至把中国落后挨打归结为女子未受教育，指出“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1]38甲午战争后，一些先进的仁人志士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之所以战胜中国，并不只是器物上占优势，更重要的是其经过明治维新以后，政治体制改革了，国家富强起来了，因此最值得学习的应该是政治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维新教育思想。在学习过程中，维新派人士认为要达到像日本一样建立君主立宪制的目的，就必须扫除统治中国人数千年的封建伦理纲常。要扫除这些思想障碍，梁启超认为必须要“开民智，兴民权”，要“开民智”就必须依赖教育，因此教育改革成为了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他认为女子是受封建伦理毒害最深的阶层，她们的思想最需要被开启。于是作为维新运动主要倡导者之一的梁启超积极投入到开启女子思想的活动中，他对教育改良寄予热切的期望并倾注大量心血，力图以教育为突破口实现智民兴国的目的。

他从“生利分利”的角度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管子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此非空言也。盖合一国之人民物产，而以决疑数术，盈虚消息之，其所得之率，实如此也。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於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於是妇人极苦。”[1]38由于妇女不从事生产，“而男子不能不养之”，这又拖累了男人，使之“终岁勤勤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於是男子亦极苦”。[1]38这样，男女组成的家庭也免不了贫困的缠绕。他主张女子应当“有职业”，以便“各能自养，则国大治。”[1]38认为女子受教育是谋求职业的基础，“然则学也者，业之母也。”[1]39要求女子应努力学习，掌握谋生的技能，如果广大女性都成为生利者，则可“夫使一国之内，而执业之人，骤增一倍，则其国所出土产作物，亦必骤增一倍”，[1]39国家也就能逐步兴旺发达。

（4）“求平等”，有利于女子独立

中国几千年的“男尊女卑”传统思想，女子参政的权利被剥夺殆尽，若稍有“越轨”，便被污蔑为牝鸡司晨。梁启超指出：“中国女子，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是我们最痛心的一件事。”[3]4他摆脱封建礼教桎梏的束缚，认为男女“同是圆颅方趾横目睿心”之人，理当处于平等的地位，拥有同样的权利，包括扮演社会政治角色的权利。他认为男女“必智慧平等，然后能力可以平等，故开女智为第一义。”可以看出来，梁启超将女子教育看作求平等的手段。他在1922年的《人权与女权》的演讲中，明确地将女权运动划分为教育上的平等、职业上的平等和政治上的平等三个递进的阶段，而政治上的平等及作为其重要前提的职业上的平等都是以教育上的平等为条件和基础的。在他看来，男女平等、女子政治权利的获得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就业的能力以求得经济独立，二是女性要觉醒，靠自己奋斗主动争取。就业能力的获得和女性的觉醒与接受教育提高智识密切相关，所以他将西方的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译为“智识即权力”，并进一步解释说：“不从智识基础上求权力，权力断断乎得不到。侥幸得到，也断断乎保持不住。”[7]85女子为了保持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就必须接受教育。

（三）创办女学的实践探索

1﹒倡导让女子接受新式学校教育

在封建社会中，为了让女子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也有对女子的教化，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教化也可以称作“女子教育”。这种“女子教育”以家庭教育和社会生产生活教育为主要组织形式，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为主要内容，以使女子遵循封建礼法，养成谦卑、谨慎、柔弱、顺从、忍让等德行为主要目的。梁启超提出要让女子接受新式教育，从他制订的第一部较为详细的女子办学章程中可以看出，他倡设的女学，教育组织形式是学校教育；教育内容是包括算学、医学、法学、师范、纺织、绘画等；教育目的是既养成女子一定的道德，更要教给女子科学文化知识和谋生技能。还有一系列的教育制度与方法及原则，如：学校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学生学习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定期进行考试等。

2﹒论述分析了新旧教育的本质不同

封建制度下的“女子教育”与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式女子教育”，除了在教育组织形式、内容、方法上不同外，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教育目的。封建制度下的女子教育以“男尊女卑”、“男强女弱”作为其理论依据，对女子进行的是奴化和愚化。梁启超所提倡的女子教育以“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作为理论依据，主要是想通过教育使女性成为经济、政治、人格上独立的“新民”，来促进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从而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面对外国女学发达及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女学进行文化侵略的现状，梁启超大声疾呼中国人应创办自己的女学堂。他认为惟有让女子进新式学校，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才能使妇女真正成为具有“民德”、“民智”、“民力”的女“新民”，封建制度下的旧式女子教育不堪此任，女“新民”的培养“端赖”新式女子教育。梁启超规划的课程体系总体上看，从启蒙开始逐级发展，循序渐进，符合女性的可接受性；课程的内容中西文各半，涉及到启蒙、读史、绘画及算学、法学、医学、师范教育等等，与古代女性接受较狭窄的传统知识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

3﹒创办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

从1897年下半年起，梁启超与经元善、郑观应、康广仁等开始筹办女学堂。1898年5月31日，中国第一所自办的新式女学堂——“经正女学”在上海成立。上海经正女学堂采用新的学校教育模式，它的开办是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做为中国人自己兴办的第一所女学，在当时影响十分大，“远近女童，争相入学”。据记载：“截止1898年底，前后入学的学生达70余人”。他还亲自拟定了《女学堂试办略章》，其中包括“立学大意”一条、“办事人员章程”五条、“招选学生章程”五条、“学规”五条、“堂规”四条、“学成出学规则”二条等。在此略章中，第一，明确女学堂的办学宗旨“欲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必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然后风气可开，名实相副。”[8]72第二，招生对象为8至15岁的“良家闺秀”，在创办初期，缠足女子和天足均收，以后只收天足女子；但“奴婢娼妓一切不收”；第三，学堂课程设置，中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学文法，后学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再学“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第四，学校的管理，凡学堂中的教职员工“上至教习提调，下至服役之等，一切皆用妇人，”以严别内外。此外还给学生配备女教奴——“仆妇”，以监管学生的言行。每月考试一次，由教习命题，评甲乙两等，每季设大考一次，试卷由“通人评定”，并按考试成绩的好坏设等奖励，如学生因故未参加考试者，数月之后再举行；第五，学生学习成绩合格者，由学堂发给文凭，“他日即可以充当医生律师教习等任。”并要求对真正苦节之女“加以破格培养，使她们努力从事师范教育，”“秉贞母之赋畀，先觉觉后觉，或翼形端表正，防微杜渐。”[8]90

二、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一）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梁启超兴办女学堂的思想与实践，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为中国女学的兴起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他第一次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女子学堂章程，为后来中国女学堂的创办起了理论引领作用。自上海经正女学创办后，中国兴起了一股自办女学的高潮，务本女塾、爱国女学等一大批女学堂相继成立。女学的发展推动了清政府对女子教育的改革，1907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学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随即又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标志着女子教育第一次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在法律上宣告中国“女子无学”历史的终结，迎来了20世纪初中国女子教育的“艰难日出”。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认为，妇女被压迫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社会现象，因此它必将被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男女平等所代替。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梁启超强调女子教育要培养女子经济独立，鼓励女子争取职业平等、政治平等，通过女子教育培养女子独立的人格，这些思想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仍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二）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梁启超能够顺应世界潮流——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发展，在“学校之议，腾于朝庑，学堂之址，踵于都会，然中朝大议，弗及庶媛；衿缨良规，靡逮巾帼”[4]20的历史条件下，旗帜鲜明地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开设女学，这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与要求，使女子教育的思想得到许多人士的支持，即为女子教育的发展争取到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主张让女子从深闺走出家门，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在当时封建伦理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传统的道德观念，又倡导了一种新的社会观念与风尚。

女子教育是一个国家教育民主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倡导和推行女子教育也是当代世界各国教育的趋势，但是世界范围内女子教育的状况仍令人担忧，女性文盲率绝对超出男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的失学和面临失学的女童，因此重视女童教育、落实男女平等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追求的目标，梁启超重视女子教育的思想在现今仍然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中的不彻底性

作为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从小深受四书五经的熏陶。一方面，他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以及科学技术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因而其思想呈现出一种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特征。这一点也体现在他所提倡的女子教育主张中。梁启超认为女子教育并不是新事物，而是旧事物的复兴，女学是古已有之的，兴女学不过是“复前代之遗规，……必先圣之明训”。[4]20可见，梁启超沿着“托古改制”的路子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主张。而且他创办的女学实质上仍然是让女子修身养性，注重德育。教学方针是以中学为基，兼习西学，一方面要“悉遵吾儒圣教”，另一方面又“采泰西之美制”，实际上是袭用封建残余浓厚的日本教育制度。他主张男女平等，但各规章的制订又显示出不平等的内容。他主张：“严别内外，自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其司人所居在门外，别辟一院，不得与堂内毗连。其外董事等或有商榷，亦只得在外集议。”[8]91并以此作为堂规，又把奴婢娼妓等排除在学堂之外，这些说明他的女子教育思想带有一些封建色彩。梁启超女子教育思想中的不彻底性，受他所处时代和他的世界观所限。

[1]梁启超. 变法通议·论女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上海：中华书局，1941.

[2]梁启超. 戒缠足会叙[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上海：中华书局，1941.

[3]梁启超. 我对於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重的几种学科[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三册. 上海：中华书局，1941.

[4]梁启超. 倡设女学堂启[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 上海：中华书局，1941.

[5]梁启超. 论幼学[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上海：中华书局，1941.

[6]梁启超. 学校总论[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 上海：中华书局，1941.

[7]梁启超. 人权与女权[M]//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 上海：中华书局，1941.

[8]杜学元. 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女子教育思想[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5).

On Liang Qichao’s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ZHANG Ai-hua, CHEN Yue-x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e,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Liang Qichao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Reform Movement, he paid attention to women’s issues, especially women’s education issue. Liang Qichao criticized the thought of women were inferior to men of feudal society intensely. He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t effects of women’s education from the angle of family harmony, good species, making a country prosperous and bringing about the enlightenment, pursuing equality. At the same time, he advocated a new forms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earnestly practiced what he advocated with a group of people with lofty ideals to initiate establishing women school. He advanced difficult exploration for women education’s advocacy and practice,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For us today valuing the practice of women’s education, they still had great enlightenment.

Liang Qichao; women,s educational thought; Shanghai Jingzheng Women School; equality

book=92,ebook=31

G776

A

1673-2030(2010)01-0092-005

2009-10-18

张爱华（1956—），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陈月霞（1982—），女，河北邯郸人，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