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与文本情境：人类学田野复原非洲本真态

马燕坤，屠 潇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历史事实与文本情境：人类学田野复原非洲本真态

马燕坤，屠 潇

（云南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非洲具有丰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其独到的表述方式和记忆脉络传递着非洲古老的文化内涵。而在近现代进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理性认知引发的人类文明登上时代的顶峰，非洲的这一特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来自外界，尤其是西方的霸权试图抹去并替代非洲的传统。结果造成非洲声音被压抑，形象遭扭曲的局面。人类学田野作为一种可行而科学的方法，在充分彰显非洲历史文化风貌并促成非洲与外界形成对话的同时，能够较好地剥离掉西方在表述非洲时附上的情境因素，从而复原非洲本真态。

历史事实；文本情境；人类学田野；非洲本真态

在人类社会进程中，非洲显得较为不幸。很长时间以来，世界对非洲的认识更多停留在由某种强大话语支配的既定模式上，致使非洲的形象既不客观也不完整，不是受损毁就是遭贬抑。这一方面是因为非洲所存在的自我表述的知识体系并未被真正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则缘于非洲的历史与文化被污名化的下场。结果非洲的声音被抹去，话语被剥夺，身份遭扭曲。人类学田野作为以关怀研究对象本身及对象所处情境为重的特殊方法，在匡正外界视听，澄清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关于非洲直线的、简单化的、异化的概念，及彰显非洲人民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自我认同、复原非洲本真态中具有可观的价值。

一、外界对非洲特殊历史进程的认知与表述

非洲具有特殊的历史记载方式。这一特殊的方式结果造成外界，尤其是西方对非洲特殊的定位——非洲是没有历史的。事实上，非洲不是没有历史，只不过是没有所谓的“文明社会”认同的那类载体和技能：即文字、高科技以及一群能够主宰世界的“权力精英”的智识表达。非洲习惯性使用的则是以自身独到的知识体系、价值逻辑记载并记忆着发生在这块丰饶大陆上的悠久历史和文化。而这种异趣于外界的记忆方式，很久以来被定格成历史的另类，甚至拖人类后腿的绊脚石。特别是西方国家“一直习惯于将非洲看做是落后和‘原始’的洲；非洲总是与一些消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非洲人因此就被划定为不如世界上其他种族的人”。[1]23愚昧、蛮荒、无知、落后相应地成为非洲的代名词。西方所秉持的套路被牵强附会地当作非洲走向“文明”与得到“发展”的矫正器。对非洲展开“探险”、“传教”、“开发”、“发明”等俨然成了西方“启蒙”非洲的“智慧”行为。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亚非拉地区不同程度地遭遇了殖民统治。西方国家通过资源掠夺、霸占领土和剥夺人性，“一开始就使这些非西方国家遭遇结构性变异”，[2]4不同国家所受苦难轻重有别。而非洲却显得格外深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毫无遗留地沦为了殖民地。“没有一个洲像非洲如此容易地就让外国人拿走了并不属于他们的东西”。[3]1殖民统治者的乍到，也就是非洲人民抗争与反叛的端倪。尽管这样，展现在西方人面前的非洲社会状况，依然没法动摇西方殖民者“拯救”和“修缮”非洲的一厢决心，他们胸怀大志“试图使非洲人比英国人、法国人自己更英国化，更法国化”。[3]1殖民者耗尽心思不仅发明了别具一格的理性制度横加于非洲之上，同时还自命地担负起表述非洲、撰写非洲历史的任务。于是，被当做没有历史的非洲，因此产生了西方中心主义导向下的“文本”模式。在传媒技术的鼓动下，这些文本模式被译释和传播到能抵达的区域与空间，在牵系并模塑非洲世界形象的同时，也极大地固化并整合了西方的认知结构。非洲如此顺理成章地被纳入了西方的知识谱系中。一个另类于西方的非洲社会便在西方的表述下得以成型。西方在满足某种期待的同时，非洲却遭遇自我声音丧失的尴尬。虽然同为人类主体的构成部分，非洲却陷入自我表述的危机之中。

鉴于此，借助人类学田野方法可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直观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指的是深入实地，开展参与性调查，尊重非洲的主体性身份，以非洲各民族既是历史事实，又是文化现象的视角展开探索。间接意义上的田野指的是，对非洲的认识和理解，需要剥离掉不同条件下的情境因素，针对各类呈现非洲的文本材料，需要从中挖掘出叙事者的文化认同与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这样，才可对非洲社会作出客观而深刻的认知。

二、到田野中理解非洲：尊重非洲与形成对话

非洲具有古老而悠久的历史文明。多元民族、多元文化是非洲的重要标志。这是当代非洲引以为豪的文化资本，也是吸引全世界眼光的亮点，更是非洲人自我认同形成以及表达声音的意义符号。其无疑是承载非洲社会生存机制和发展逻辑的载体。“非洲大陆的各种文明，不管它们的语言和文化多么不同，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各民族和社会的历史分支”。[4]1然而由于复杂因素使然，非洲的历史与文化在社会进程中遭遇了失声或沉寂的尴尬。结果造成了某种强大话语力量支配下非洲的形象。人们看到的非洲并非是真正的能代表非洲的非洲。人类学田野作为以关怀或重现研究对象主体性的特殊方法论，在激活非洲本真态的同时，还能内化成研究者的道德情操，并创造出深富意义的对话。

人类学田野激活非洲本真态。人类学田野方法在逻辑上由一套渐进的程序构成：深入实地，“持续参与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段时间，观察所发生的、聆听人们诉说的，提问问题”，[5]1深度访谈、居住体验、与当地人进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用当地语言与当地人交流，获得情感上的认同和理解，直到人类学家的“出现在当地居民（也就是信息提供者）看来或多或少是‘自然的’事情”，[6]36由此说明“你进入了正在与你所研究的人们的世界，而不是把他们带入你的世界”。[7]9因此，人类学田野方法，“作为获得社会和文化新知识的最重要来源”，[6]36对于以口耳相传和符号意义表达自我的非洲来说（“非洲黑人各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口头文化，一种无文字文化”。[8]18），具有较好的呈现作用。借助人类学田野，真实的非洲图景能够被展现，非洲被贬损、被压抑的局面能够被拯救和释放。

具体可围绕历史文化、行为文化、意义符号等内容着手。这些是展示和代表非洲的元素，是整合非洲社会的力量。历史文化是非洲各民族发展进程中的知识累积。通过对非洲历史文化做出人类学田野考察，能够较好地彰显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挖掘古籍遗址、钩沉古史、梳理口传史等能够发掘非洲大陆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逻辑。这是认识和理解非洲的突破口。行为文化是非洲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纷繁多姿的风俗礼节、仪式仪礼、人情事态、言辞谚语等折射了非洲社会集体性的知识创造进程，其在根本上支撑并维系了非洲社会的运转。在意义符号上，精致的雕刻、活泛的舞蹈、竞美的音乐、深情的神话等是非洲大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表征，是饱含非洲人价值观与生命逻辑的隐喻性结构。在此，借助人类学田野方法介入诠释，能够洞察贯穿其间的形式与内容、有形与无形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现符号意义背后的非洲历史痕迹与现实轨迹，呈现非洲本真态，最终对非洲社会达到客观而科学的认识和理解。

人类学田野除了能够激活非洲本真态外，还能够内化为人们的道德情操。人类学田野方法不仅是指导人们行为的规则，而且还可以内化为人们的道德情操。为更好地认识和了解非洲，除继续巩固和发扬人类学从业者的田野道德外，同时还需激发人类学从业者之外的更多人在进入非洲时产生“人类学田野”的自觉性。本质上，人类学田野是人类学家科学研究的行为指南，是人类学家表述研究对象的客观方法，是促使民族志文本最终能够接近“准确”的科学手段。但是作为科学的人类学田野方法是能够产生共享效应的，以至于这种功效不应只停留在对人类学者行为意识以及研究成果的作用上。作为具有普世性价值的知识体系，其影响力应该辐射到人类学者以外的更多人身上。如果说，“学术与公众之间必须有一座桥梁”，[9]4那么人类学田野方法无疑起到了引领作用。由此，人类学田野的内涵，除了直观意义上的考察调研、摸清研究对象外，还存在一个能够内化的隐形价值。对于当下非洲与世界交往频率加大的情势而言，内化人类学田野意识显得更为无足轻重。这不仅能在了解和认识非洲的基础上尊重非洲，同时还能模塑出凸显主体间关系互构的战略模式。

利用人类学田野理解和认识非洲能够形成具有现实意义的对话。首先，可促成两极间的对话。调动人类学田野的激活机制与内化作用，可客观而真实地展现非洲，从而形成非洲的过去与现在、非洲与西方、黑人传统与白人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无疑是人类学家、抑或同非洲有交往的国家、组织或群体等的自我认同与对“他者”形成的社会定义之间的结构性对话。这既检验了他们的认识，同时也尊重了本然性的非洲。最终在摆正各自主体性的情况下，建构出公正而合理的国家关系或社会化国际关系。其次，可塑造学科间的对话。在当下出现一种情况，即：随着国际经济对非洲市场的依赖性日趋加强，作为关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各类学科也同时将视野投向了非洲。本质上，各种学科独当一面，但学科之间也不乏借鉴交叉的情势。人类学田野方法，从一定层面上却能在其他学科忽视的层面上提供了解和认识非洲的补充。比如，“历史学家从历史中选择了被记录的、被人们充分意识到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来展开他们的叙事”，而人类学利用田野方法则能将历史学家舍去的细枝末节挖掘出来，竭力“从这些事物中看到没有记录的、没有被人们充分意识到——以至于以文字来记载——的那些形态”。[10]242由此，可以说要复原非洲的历史和展示现实的非洲社会需借助多元学科的知识体系，而人类学田野则发挥了其他学科没有的方法论优势。由此，人类学作为专业性较强的学科，通过对话，而朝着普世性价值的方向倾斜，成为展示真实非洲的一种共识性策略。

总之，通过人类学田野方法，可更好地呈现非洲社会的历史文化面貌，能够使得外界客观而真实地了解和认识维系非洲社会运转的“自我认同”。人类学田野方法不仅是学科研究的科学手段，同时还是能够内化于行为者的道德情操。通过人类学田野方法，能够在交往中更好地尊重非洲历史的特殊性及发掘非洲文化的丰富性，达到真正认识和理解非洲，尊重非洲并形成一定的对话机制，淡化价值理性，加深行为理解，最终模塑出公正的国际秩序。

三、在文本情境中挖掘非洲：叙事者的文化认同与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

以田野方法复原非洲本真态的另一种情况是，通过挖掘叙事者的文化认同与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来呈现非洲。

非洲在人类进程中有其特殊性。缺乏本土性文字记录材料便是情形之一。这种情形由此演化成助长西方自我中心主义泛滥的缺口。西方于是顺理成章地将非洲看做是没有历史的大陆。而随着西方不断介入非洲，西方相应地标榜自己是以“文明”载体——文字，书写非洲历史和社会现实当之无愧的“角色”。很长时间来，西方从自身“文明”的视角发现并记载了非洲，创造了非洲的世界形象。而客观和真实的非洲却未尽其然。因此，要真正了解和认识非洲需要剥离掉附着在源自西方的各类文本中的情境因素，才能彰显非洲社会的本真态。人类学田野是能够满足这种期许的科学性方法。此种科学性就在于其不会轻易受制于某种权力知识的奴役。在人类学田野方法的指导下对以文本形式展示出来的过去行为的侦察，在根本上不是在探索过去，“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11]8是以研究结论为基础，对得出结论的方法和途径做出关照，目的“正是通过在现有的观点中发现情境决定因素”，[12]68过滤掉粘附在原生态非洲概貌之外隐形的、遮蔽了非洲本真态的赘物，最终明晰致使非洲堕入异化境地的话语支配，从而建构起认识非洲的合理视角。

叙事者文化认同中的非洲。与西方汗牛充栋的文本阶梯比较而言，非洲显得较为不幸。造成这种状态，是由于内外因素使然。从内因上看，非洲人习惯以口耳相传或意义符号等对传统历史文化进行记忆与传承（在非洲的大多数地区，文字的出现和使用是在殖民统治者到来之后才出现的，殖民者为当地人创造了文字或将自己的文字授予当地人），以至于非洲没有呈现出像西方文明社会那样以文字记载历史的现象。从外因上看，殖民统治者的到来，将非洲植入了被动的发展境地。“被征服的非洲不仅遭到压迫和剥削，而且其文化和本土惯例（indigenous institutions）也被污名化”。[3]1比如，西方人就“认为卡拉哈里的布须曼人的过去是无时间性和漫无目的的而不予考虑；他们的历史性在场是在世纪之交才存在的。他们的在场一直被表述为与白人开发性影响”[13]10密切相关。由之意味着布须曼人是在西方或白人的外因作用下才有可能参与到历史进程中来的。同样，这种被“污名化”的情形，还在文本叙事风格中得以彰显。首先，文本叙事本身“不管他的证据如何充分，它永远也不是完备的”。[11]70其次，文本叙事者在很大意义上，是以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知识结构来呈现和展示非洲的。西方的“想象（受到知识的控制）和知识（想象使其富有意义）”[11]73结构无疑在非洲文本形成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结局是对非洲的“客观认识却被一种手法极为拙劣的虚假宣传所取代。……黑人被描绘成缺乏智慧与才能的原始人，根本无法创造出人类社会的伟大成就。这些种族主义的情绪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开始蔓延”。[14]8伴随“欧洲与非洲在科学技术领域上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促使欧洲人在文化上也更加固执己见。非洲人不仅被欧洲人视为原始人，而且简直就属于非人类。这种观念导致黑奴贸易最终成为西方世界商业领域中的一个关键性产业，大量的非洲黑人经过大西洋被运往欧洲，成为白人的奴隶，而这种残暴行径却是完全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的”。[14]8-9进入新的时空，随着“发展论兴趣的增长，给西方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以西方为基础的援助部门提供了将‘传统的’和‘落后的’非洲社会带去极速现代化的机会”。[15]2于是，非洲的发展困境与社会轨迹被定格在人为的“权威性”范畴内。这种历时性的认知模式，致使外界能够感受到非洲形象只不过是在叙事者调动想象力进行阐释后的延伸。以至于“在编写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时，所使用的唯一资料是来自非洲大陆以外，而最后写出来的东西，不像非洲各族人实际走过的道路，倒像是作者想当然非洲人必定走过的道路。由于常常把欧洲中世纪作标准，所以在设想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时总是参考过去欧洲的行事”。[4]1这样关于非洲的叙事就“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用来也可以不用来再现在发展过程方面的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包含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16]1那么所展示的非洲难免是借助某种模型来确定范围的。鉴于此，借助人类学田野方法解读叙事话语背后的真实非洲显得颇有必要。有人甚至呼吁，“非洲历史需要重写，因为长期以来，它时常被‘环境势力’即被无知和私利所埋没、伪造、歪曲和篡改。几百年来，非洲一直遭受残酷压迫，一代又一代的旅行家、奴隶贩子、探险家、传教士、殖民统治者和形形色色的学者无一例外地把非洲说成是道出贫穷、野蛮成性、很不可靠和混乱不堪”。[4]总论这种情形即便在当下，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依然暴露无遗。如在《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一书中，“作为负责荷兰与亚非关系外交官，维恩在二十多年中亲身体会到非洲现代化的困境，因而书中的很多论点往往能切中非洲时弊”，但是“维恩在一些问题上体现出西方人的某种优越感和片面性，如对非洲前景的判断，以及谈到艾滋病的肆虐和一些有关亚非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他都会以西方人固有的观念表示出明显的不信任”。[17]导论有人甚至消极地认为，“非洲将是21世纪发展的挑战”，[18]12因为非洲的现实状态实在太不能与全球化俱进共荣了。非洲固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诸如经济低增长、人口压力、艾滋病蔓延、饥荒加剧等问题，但是，“西方对待这些问题时是以一种断裂式的方式来看待（fragmented way）的”比如，“人们在着手艾滋病或环境问题时，通常没有考虑非洲经济发展这样的一般性问题。在一个断裂的、高度专业化的（highly specialized）及区隔开来的政策空间内（compartmentalized policy community），很少顾虑大局（few are assessing the big picture）”。[18]12在新的时空中非洲始终没法逃脱来自于某种文化认同的支配性塑造。

叙事背后权力关系支配下的非洲。大量关于非洲的文字性记载在19世纪达到了高潮。19世纪是一个特殊的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期间取得了进步，西方国家的生产力得到了提高。当催生了人类学的“进化论在文化人类学中活跃之时，正是资本主义社会面临发展的时代：进化和进步恰是当初的时代样式”。[19]序非洲因此成为西方检验实证知识的场域。西方怀揣的抱负是努力印证来自西方社会的某种假说，同时还希望从非西方，尤其是像非洲这样的地方演绎出一套普适性的、与自身社会对立的知识体系。不管这种动向孰重孰轻，不可忽视的是西方的行为逻辑、价值观、认识论和世界观被植入了非洲。西方民族中心主义空前高涨，西方坚持“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所有的文化好。就其形式而言，民族中心主义与个人对自己的文化的肯定是一致的，它起着加强个人的自负及个人与该群体的社会关系的作用”。[20]592这样，西方在以模糊或轻描淡写非洲角色为代价的情况下，赢得了同类。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西方殖民者认为其在非洲的出现无疑给非洲的发展捎去了进步、科学，甚至民主，至少非洲有了文字性的历史，有了科技上的生产，有了公民社会的大同，这一定程度上确实突破了传统的非洲惯例，功劳固然不菲。但正是在这些由西方操持的直接或间接叙事背后，却是附庸了西方意志的非洲形象。

西方殖民者深入非洲后，非洲的状态冲击了他们所秉持的认知模式。殖民者便产生了对非洲人进行洗脑的决心，诱导非洲人“相信他们没有引以为豪的历史；他们的风俗和传统统统是糟糕的；甚至他们的语言也糟糕透了。没有一样是好的”。[3]1“随着殖民统治的加强，古老文化被装扮成另外一种模式，西方同时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位置上”。[2]102在西方看来，非洲即便有了殖民者为他们发明的文字，但非洲人也无能履抒写其历史之责。只有殖民者自己才是抒写非洲历史责无旁贷的主角。西方的“权力精英”由之成为传播非洲的“扩音器”。这样即便有了关于非洲历史的文字材料，但也并非是非洲人意志的归属。西方对非洲的表述，总体上看来是在一种极强的利益动机背后，或者说是在一种“免费搭车”的境况中被激发出来的。“一小撮有色人种点燃了对未知落后‘黑暗大陆’的兴趣。探险家深入尼罗河探索，各种奇迹燃起了国内的浪漫激情。日益增多的传教士如利文斯通博士将西方的宗教和医药带进了非洲，回来后又鼓励政府在奴隶身上下手”。[2]177他们的作为固然是从不同角度以自身的文化素养、知识专长及特殊身份出发而缔造了非洲的历史与文化状态，但偶然间的“大手笔”却最终转换成了持久的“公共物品”。这无疑可以归结为“一个人的文化不仅影响其水准，而且还以牺牲别人为代价将兴趣导向了不同主题”[7]86的原因，以及建立在篡夺非洲主体性为前提的行为动机上的知识创造和传统发明的逻辑，结果不仅他们个人，而且整个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对非洲的认知被定型了。这本质上是基于非洲个体和集体故事，西方人却“利用叙事来重述它们，而叙事的真实性在于所讲故事与过去现实任务的经历之间的一致性”，[16]前言这就使得西方权力话语下关于“他者”的知识建构遭致叩问。另外，叙事作为一种解释性方式，在对对象的客观表达上同样值得推敲。“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某一个特定的发现必然包含着认知者立场的痕迹”。[12]63-64“曾在殖民地工作过”的不少人类学家，“因此也不得不遵从当时的社会结构所作的重要安排”。[21]导言这样，即便具有良好学术教养的人类学家，其最终创作成果也难避先入为主固定框架的定位。研究者的叙事不是针对对象得以客观地表达出来，而是研究者怀揣在胸的认同发挥了牵引作用从而建构出与心灵期许相一致的模式来。这样非洲在被西方表述之前，叙事已经具有了某种内容。决定这种内容的力量来自西方操持的权力话语。随着人类学学科发展的转变，此情形产生了新的意义指标。比如，“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跨民族的，但是人类学的知识定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训练的研究人员日益美国人化”，[22]281即便“一个受西方学术训练的……非洲人类学家，当他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出现的时候，他的行为并不是一个……非洲人……他完全像一位欧洲学者那样生活和思考[23]25-26”。由此，人类学文本背后的叙事权力关系日趋显得更为盘根错节。这同时明证了西方对非洲的强制性塑造在新的时空中转换成了另外一种套路。而非洲是否要屈从抑或接受西方的权力话语，则演化成了当今世界中学科研究“去政治化”讨论的时代呼声。对于非洲来说，则是在由白人、西方创造的框架内，重新复原非洲人固有的合理位置。总之，在关于非洲的文本叙事中，蕴藏着一种权力关系，即西方对非洲的凌驾、现代对传统的取缔、人为对自然的篡夺。通过人类学田野对文本情境的解读，挖掘出文本后无形的支撑体系，探索叙事者的文化认同与叙事背后的权力关系，最终对非洲的本然面貌做出合理而客观的认识，并进而考虑认识的概念以何种方式加以重新表述的问题。这在根本上“并不是对思维和认识活动进行‘纯’观察的结果，而是来自于以某种生活哲学为基础的价值体系”。[12]62也即人类学田野通过对非洲文化、文物、文献等的考察，目的在于更好地理解“他者”和认识自我。

总之，人类学田野方法不仅可以呈现出被边缘化的非洲历史与文化，而且还能够挖掘出非洲世界形象背后的叙事话语和权力关系。人类学田野不仅复原了非洲本真态，同时还为人类进程中由反思性思维累积成的文化结构的产生做出了贡献。借助人类学田野方法，能够更好地展现非洲的本然面目，创造出真正的文化意识，最终将非洲的真实发展过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在国际间形成公平的交往秩序。

[1]WASHINGTON A·J·OKUMU.The African Renaissance: History, Significance and Strategy[M].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Inc. 2002.

[2]Anthony Esler. THE HUMAN VENTURE:The Globe Encompassed—A World History since 1500[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6.

[3]godfrey mwakikagile. africa and the west[m]. huntington: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0.

[4]J·基—泽博. 非洲通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1984.

[5]Martyn Hammersley, Paul Atkinson. Ethnography: Principles in Practice [M].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6]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Michael H·Agar. The Professional Stranger: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 to Ethnography[M]. Salt Lake City: Academic Press, 1996.

[8]宋擎擎，李少晖. 黑色的光明：非洲文化的面貌与精神[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

[9]JACOB U·GORDON. AFRICAN STUDIES FOR THE 21st CENTURY[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4.

[10]王铭铭. 走在乡土上——历史人类学札记[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1]G·R·埃尔顿. 历史学的实践[M]. 刘耀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汤因比. 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3]ROBERT J·GORDON. The BUSHMAN MYTH: The Making of a Namibian Underclass[M]. Westview Press, 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 1992.

[14]布朗. 非洲：辉煌的历史遗产[M]. 史松宁，译. 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15] JEREMIAH I·DIBUA. Moderation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in Africa[M]. Cambridge: Athenaeum Press Ltd, 1960.

[16]海登·怀特. 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M]. 董立河，译. 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17]罗尔·范德·维恩. 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M]. 赵自勇，张庆梅，译. 桂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

[18]Lyn Graybill, Kenneth W·Thompson. AFRICA’S SECOND WAVE OF FREEDOM: Development, Democracy, and Right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19]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M]. 韩建军，商戈令，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0]威廉·A·哈维兰. 当代人类学[M]. 王铭铭，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1]雷蒙德·弗思. 人文类型[M]. 费孝通，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2]George W·Stocking, Jr. Delimiting Anthropology: Occasional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01, (The subject matter were anthropology was international, but its intellectual orientation was Eurocentric, and disciplinary demography increasingly United States-ian )p281.

[23]黄建波. 文化人类学散论[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导师荐语：

《历史事实与文本情境：人类学田野复原非洲本真态》一文，材料丰富，视角独到，剖析有力。我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探索非洲历史与西方知识的关系的新视角，特别是“外界对非洲特殊历史进程的认知”存在认知结构上的偏差，能否通过人类学田野方法尽可能地接近原有的非洲历史，修正叙述者撰写非洲历史的文本情景，了解什么是非洲及其历史，廓清非洲的形象，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当然，如果该文能从与非洲地区部族族群相似的其他族群做一点比较，可能会有更好的说服力。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献书

2009-12-29

Historical Reality and Context: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Reshapes African Truth

MA Yan-kun, TU Xiao
(Center of African Studies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frica has a fruitful and long history. The specific represent style and memory system embody the meanings of its culture. In modern time, as the science-technology, rationality cognition leading to the summits if the era, African traditional trait has been countering th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 The challenge, especially form the west manages to wipe off and replace African tradition. Eventually it results in the African voice under repression, image under distortion. Anthropology fieldwork, as a feasible method, not only can promote Africa to dialog with the outside world, but also can peel the context element while the west formulating Africa. By dint of this way, it is helpful for reshaping African truth.

historical Reality; context;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frican truth

book=108,ebook=12

K408

A

1673-2030(2010)01-0108-06

2009-12-21

马燕坤（1978—），女，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屠潇（1982—），女，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助教，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