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吕庙军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自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开播以来,其热度不断升温,直到易中天“品三国”,收视率居高不下;再到于丹“论语心得”、“庄子心得”等使得央视收视率达到顶峰。因此,媒体、舆论大力宣扬,社会各界倍加关注,于是采访者有之,盛邀讲学者有之。诸多美名加之于易中天——“学术超男”、“麻辣教授”,于丹也被冠与“学术超女”的艺名,大有“倚天屠龙”之趣。不管怎么说,两位教授委实在中国人心目中火了一把,如若不信,问问哪个人不晓得易中天和于丹,必为今人所笑。人们不禁要问,“易中天现象”、“于丹现象”背后隐藏着什么深刻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呢?当代史学的功能又有哪些新变化呢?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应如何相处呢?这正是我们本文所试图讨论的问题。
人(单个的)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总是反映着那个群体的思想意识的倾向,由此可以从他(她)所生活的时代和生活环境里找寻其中的深层的原因和解释。“易中天”和“于丹”恰是我们社会群体中的典型个案,故从他们身上更可以透视出社会的价值趋向和诉求。
首先,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和满足,与之相应的精神生活也越已成为人们的迫切需要。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总是和一定的精神文化生活相适应的。何况由于近年对发展经济的过度倾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的滞后和缺失,这就为《百家讲坛》节目应运诞生提供了社会的现实的条件。
其次,在紧张而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为工作、生活和学习奔波,他们的心灵期待着慰藉和共鸣。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及相处的紧张使得“心灵港湾”出现日益显得重要。这是《百家讲坛》节目热的社会大众基础。
再次,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成为“地球村”,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时代的到来,电子媒体的普及,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乃至世界的历史文明了解和认识均已成为容易和普遍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国的广大群众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可以听懂《百家讲坛》节目所讲的历史人物及事件。何况该节目的主持人深谙受众的知识水平和趣味,讲述中深入浅出,注重解释历史文献,从而能够赢得受众更多的理解和共鸣。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通俗而不庸俗,浅近而不浅薄,高雅而不高傲”可谓一语中的。
由此看来,《百家讲坛》的热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的、时代的背景的,这是社会时代环境的产物。它的出现合乎于情,应之于理。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传统史学的鉴戒、垂训、教育等功能为官方政治服务的主要性质发生了改变,史学也已由主要为官僚政治集团资治转变为社会大众服务。概而言之,新时代史学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以百家讲坛节目主讲的历史内容为例,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生动地再现了历史上的刘邦、韩信、曹操和刘备等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加之易中天教授幽默诙谐的风格、富有时代性的表达语言(称韩信是“待业青年”、周瑜“帅哥”、诸葛亮“唱卡拉ok”等)、娴熟的语言技巧使受众对于汉代、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及时代背景增加了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传播了历史知识。又如于丹主讲《论语心得》对《论语》中经典名句及其中小故事的解读,辅之于她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娓娓入胜地道出,既让受众接受了传统经典的知识,又使观众陶冶了性情。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一个人的健康应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具备这样的条件,才算得是一个健全的个体——身心健康的人。现代的医学在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之外,心理健康治疗也受到了他们的广泛重视。当然,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是心理学、社会学所关注的课题。在这里,我们不想过多讨论以上领域的问题,只是想说的是现代史学也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心理保健。
历史上的人物起起落落、沉沉浮浮,不论他多么伟大,也不论他多么渺小,他都是历史舞台上的转瞬即逝的角色。易中天和于丹主讲的历史人物和文化经典,随时可以透出这样的人生信息。刘邦从一介布衣登上皇帝宝座,韩信从一个破落的贵族晋封为侯,周瑜的英年早逝,大圣人孔子人生中经历的落魄,颜渊的贫贱乐道……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与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极大地陶冶了他们的性情,使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到了坐标和平衡点。由此他们的身心获得了愉悦,心灵得到了特殊的慰抚。
现代史学在这一方面的功能,智者见智,仁者见仁,颇多非议。精英史学认为这是对史学的亵渎和极大的不严肃,而大众史学则认为娱乐功能与史学发展的社会时代环境相适应的,它从精神心灵层面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贵族史学应从书斋、象牙塔里走近大众并且应为大众所理解,进而为大众服务而不只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形影自恋。平心而论,随着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施,国家综合国力极大提高,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学术思想文化氛围和取向也相应的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变化。我想这也许是大众史学观点之后深厚的社会要因吧。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否认这样的一个社会事实:随着中国教育和网络的普及,人民大众的文化知识水平逐步提高,他们渴望知识,渴望交流,渴望探寻……他们有兴趣、有好奇心,娱乐在他们生命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也许他们从来没有什么成为专家、学者、名人的奢望,他们更多的是把所知道的历史知识作为闲后的谈资,娱乐而已。正如于丹教授所说,不能把我所讲的故事和自身体验作为灵丹妙药,试图改变你的人生,我也是社会中一个普通的人。[1]28于丹的话语是中肯的,她说出了央视《百家讲坛》节目“构建时代常识,享受智慧人生”的宗旨。易中天教授主讲的《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由于时而采用一些现代时髦术语“帅哥”、“靓妹”、“粉丝(fans)”等经常把许多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搞笑。他的讲授风格紧紧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从而使得央视十套的这档节目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观众反响好评如潮。《百家讲坛》节目自2001年创办以来,从名不见经传到如此火爆的程度,实与他们的节目定位有着重要的关系。据统计该节目在2005年度10个月当中历史内容类经占据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如果把文学经典和哲学伦理也广义地归入历史类,那么这一比例数据会更高。可以说历史内容类节目在《百家讲坛》中占据着“主打”地位,为央视的收视率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具有上述的特点和内容,现代的史学既具备了传播历史知识的功能,也存在着休闲娱乐的功能。
收看《百家讲坛》节目的观众范围(男女老幼)极其广泛,有农民、工人、教师、学生等各行各界人士,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学生,从小到八九岁的小学生,大到二十多岁的青年大学生;由于这种特殊的受众主体的年龄特点正处于求知欲非常旺盛的时期,他(她)们怀有极大的好奇心,再加上《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深厚的学养、流畅的语言、娴熟的技巧、扣人心弦的悬念轻松自然地把他们引领到知识的王国,更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求知、求真欲望。譬如易中天教授讲到刘备《白帝托孤》时,分析刘备说的“刘禅若是能辅佐,就辅佐他,否则就取而代之”[2]302这句话究竟出自刘备的真意还是在关键时刻试探诸葛亮的忠心与否的问题,就特别能够扣住受众的内心,激发观众尤其是青年学子的求知求真的欲望和兴趣,留给他们无限想象和思考空间。又如于丹教授《论语心得》讲到一个教授在不知道危险和知道危险两种情况下让其学生过桥的实验,会使受众听后获得很大的收获和启迪,激发他们对真理的探求的兴趣。诸如此类,不再赘叙。
《百家讲坛》节目刚刚在荧屏亮相的最初一年里,似乎并无太多的人士对之引起过分关注,这一段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尝试期。尝试期,《百家讲坛》作为一档学术普及栏目在央视(十套)科教频道播出时并不理想,有时收视率竟降至为零的尴尬处境。由于尝试期的节目内容多是学术性、专业性较强的选题,受众接受能力有限,因而导致该节目的尝试期播放并不理想的结果。为此,该节目曾两次改版,取得了明显的收视效果,这个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摸索期。在摸索期,经过节目的改头换面,加大了与受众距离接近且无理解障碍的历史内容类节目,从而提高了收视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摸索期的成功策划和运作的极致,将《百家讲坛》节目推到了第三个时期,我们称之为高峰期。这个时期,无论观众的收视率还是大众的关注程度都达到了新高,从而形成了《百家讲坛》热,并且这种热度目前依然保持着。
《百家讲坛》热的出现,带给我们太多的争议和思考。褒扬者有之,责难者有之。褒扬者认为主讲人学识渊博,语言技巧娴熟,学养深厚,选讲的课题贴近受众,受益匪浅,耐人寻味,希望这样的节目越办越好;责难者认为有些主讲人治学不严谨,“戏说历史”,讲授内容中有许多硬伤,随意推测、演义历史,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治史态度,也是一种对观众不负责任带有极大商业功利目的媚俗态度。他们要求易中天、于丹等尽快“下课”。
针对以上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需要做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以便找寻出问题的关键及实质。据我了解,《百家讲坛》主讲人的选拔标准很严格:应是高等院校或者科研机构的副教授(或副研究员)以上的、在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学术地位和话语权并且教学效果优秀的专家学者,比如厦门大学中文系易中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于丹教授、河南大学中文系王立群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群教授,当然也有为数极少的中学教师纪连海系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全国特级教师。由此可见,以上主讲人的教学能力都是相当不错的,并且多数是来自中文系专业的多于历史系专业的,也许他们的语言优势比较明显的缘故。如是,褒扬者的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我们同时也看到大多数褒扬者是来自史学界的普通大众和历史业余爱好者。
责难者则更多的是出自史学界同仁,他们大都“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耐受寂寞,摆脱外面花花世界的干扰,终日埋头于历史研究当中,应该说他们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也是受人敬重的。他们所指出有的主讲人的硬伤及其推测、演义历史也是不争的事实,恐怕这些毛病可能是因为主讲人学养不够,也可能是时间仓促、准备不足造成的,我们也可以给予一定的理解。以后加强学习,尽量减少以至不出毛病,还是可以的。至于说主讲人所谓的媚俗功利倾向,这也许是对他们的误解和苛求。众所周知,商业化的时代,电视、网站等媒体是讲究经济效益的:电视讲收视率,网站讲点击率,甚至连街上的美女也讲什么回头率的哩。在我看来,大多数主讲者主观上都是希望自己在全国观众面前要讲得精彩,他们所讲的内容也是经过认真研究的,说他们媚俗,我不敢苟同;如果说他们由于对通俗的把握失去了分寸,我倒很同意这样的说法。其实,从主观上来说,很多主讲者都有自己的原则,譬如易中天的“历史还原”和“人性相通”原则;孙立群的“不戏说、不歪说、不臆说”三不说原则等。这说明他们还是保持着应有的学术品质的。
通过以上逐一分析,双方争论的焦点实质是大众史学与精英史学关系及两者如何相处的问题。《百家讲坛》就像一座桥梁,它使精英史学走向普通大众,称之为大众史学。精英史学和大众史学由于两者存在的群体不同,从而导致它们不同的特征。精英史学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学术性、前沿性、抽象性等特点,其研究主体只可能是洞悉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大众史学与之不同,它具有通俗性、趣味性、流传性、故事性等若干特点,它的主体是普通大众及业余历史爱好者。基于以上的比较,我认为精英史学应该顺应时代的变化,再不能将自己的学术成果束之高阁,应该及时地转化为易为大众接受的有用的东西,为社会服务。这是解决“史学危机”,保持史学生命活力的关键所在。
提倡精英史学与大众史学对接,并非主张使历史庸俗化,也并非要历史去媚俗,而使历史学家明白,如何在现今传媒和市场化的社会,依然保持历史的生命力。我们的历史学家应该多加思考如何写出给大众好看的历史,成为“讲述故事的人”,[3]266拉近与大众的距离,让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历史。
《百家讲坛》热还能有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总会有一日冷下来。大众史学能存有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有大众,它就能存多久。
这也许是《百家讲坛》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1]易中天.品三国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2]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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