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从柳宗元的心声看其悲剧的主观原因

宫红英

（邯郸学院 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一代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柳宗元，一生只度过了47个春秋，可谓英年早逝。史载是病死的，实际上精神的苦痛才是他早逝的主要原因。与他同时代且遭遇相近的韩愈享年57岁，白居易75岁，刘禹锡71岁；与他有类似生涯的宋代苏轼寿66岁，陆游85岁，这些比较从侧面说明精神面貌、思想境界与生命是有密切关系的。

下面从柳宗元的心声看其悲剧的主观原因。

一、对被贬原因反思的苦痛

韩愈在《柳子厚墓誌铭》中说：“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不自斥。”[1]360

过去有人认为韩愈思想保守，反对柳子厚冒进。其实不然。韩愈作为朋友，他侧面指出了柳宗元政治上的幼稚，对当时的现实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柳在被贬后，也深深地反省了这一点：

元和五年《寄许京兆孟容书》：“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二王——笔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很忤贵近（宦官——笔者），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相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诃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力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少年气盛，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2]780

元和五年冬《与杨兆京凭书》：“中心之悃愊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即上文）。”[2]790

又如元和十年《谢除柳州刺史表》：“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祸讻。”[2]1000

从中可以看出他与“二王”友好，对“二王”寄予很大希望，得罪了“贵近”（宦官）和“求进者”。他们联合倒台的人协力攻击自己，这个分析是符合事实的。

《与裴埙书》：“仆之罪在少年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譸张排拫，仆可出而辩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2]794-795

此书则重点反思了自己的“冒进”、“进而不能止”、“倨野”、“宁折不弯”，是得罪之由，下文说得更明白：

《答问》：“仆少尝学问，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之务，徒知开口而言，闭口而息，挺而行，踬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阱，不知颠踣，愚惷狂悖，若是甚矣。”[2]433

这段话对自己的“幼稚”，只按“古书”去对待“当世急务”，直言无隐，直行无避，作了形象的描述。

《与萧翰林俛书》：“仆不幸，向者进当臲兀不安之势……然仆当时年三十三（永贞元年——笔者）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宜也。与罪人（二王）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仆自思念，过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2]797

这段话对自己被贬之因的认识进了一步，认识到他中进士，中博学宏词科及仕之时是“臲兀不安之势”，又骤得显官——因“附会”（投合）“二王”而得，这是“恩甚”，也是“过大”。也就是说，自己的宠与辱是联系在一起的。——与韩愈的分析何其相似！

《与杨诲之第二书》：“吾年七十，求进士，四年乃得举（贞元九年中进士，时21岁——笔者），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贞元十四年得集贤正字——笔者），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推其行，锄其气，虽甚自挫折，然已得号为狂疏矣。及为蓝田尉（贞元十六年——笔者）留府廷，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贞元十九年——笔者），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2]856

这段话是他宦海浮沉的全面总结，写他被称为“狂疏”、“轻薄”、“时遭讪骂诟辱”，也写他初入仕途“走谒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客观上说明众僚妬其才高，也说明不善于“容众”。对于“废逐”的原因，他认为是“为连累”，没有认识到自己“附会”二王得罪了握有兵权的宦官。这说明他并没有真正找到“废逐”之因，这种认识在《祭吕衡州温文》中表达得更豁然：

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

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2]1053

这两句中前十六个字，也可以看成他对自己的画像，只相信主观上正确，不从客观上冷静分析，这正是他悲剧的主观原因。

二、耿耿于怀求量移

我们知道，与柳宗元同时的韩愈、白居易被贬后均得到量移。柳宗元被贬后，也希望朝廷量移内地。但他的希冀量移的思想有他的特色：

元和四年《与李翰林书》：“苟为尧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为量移官，差轻罪累。即便耕田艺麻，娶老农女为妻，生男育孙，以供力役，时时作文，以咏太平”。[2]802

同年《与萧翰林书》：“一释废痼，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亡魂，买土一廛为耕甿，朝夕歌谣，使成文章。”[2]799

因为量移，就意味着罪“稍解”、“差轻”，他即使作一个老农，生儿育孙，耕读传家，也心满意足。使他念念不忘的是给柳氏留后，因为他的妻子早在贞元十五年就死了，至今仍孑然一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他的脑子里。

元和五年《与许京兆孟容书》：“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上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享，孑然捧奠，顾眄无后继者，慄慄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官共悯惜也……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但以存通家宗祀为念……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余齿。姑遂稍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2]780-784

元和五年《与杨京兆凭书》：“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以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指妻杨氏死——笔者），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是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园，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竟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2]791

可以看出，他想续弦，又不想与普通人结婚，非要与中原世族女子为婚，这就注定了婚姻的悲剧。他耿耿于怀的留后与他的门第思想有直接联系，他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从他的六世祖一直写到他的父亲，说明其门阀显赫。在与《杨京兆凭书》中也有概括表述：“伏以先君廪孝德，秉直道，高于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无似，亦尝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号为大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岂愚蒙独出数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过矣，宠已厚矣！”[2]790唐朝虽然实行了科举制，但门阀观念仍然很浓厚，他宣扬家世的目的是想引起别人的重视。

由于他得罪的是有实权的宦官和依靠宦官的宪宗，加之他所依靠的是威信不高的“二王”，所以被贬后，朝中“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2]779即使多次上书希冀援引，也毫无效果，继之以传后行孝为由，又杳无音信。于是便用“明主不弃人”来乞求：“圣上日兴太平之理，……长使仆辈为匪人耶？……幸致数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为仆为明时异物，死不恨矣。”[2]795（《与裴埙书》）“太平之路果辟（指宪宗籍田事——笔者）则吾之昧昧之罪，亦将有时而明也。”[2]848（《与杨诲之书》）当一切办法使尽之后，便像丧家狗一样地乞怜起来：“宗元曩者齿少心锐，经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阨，穷踬殒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顾而去，与顾而深矉者，俱不乏焉……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拊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伏惟念坠者之致穷，锡乌获之余力，舒千寻之绠，垂千仞之艰，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号而望者得毕其诚，无使呼愤自毙，没有余恨，则士之死于门下者，宜无先焉”。[2]892（《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

总之，他一直希望量移，“重入修门自有期”[2]1148无论是皇帝籍田，上尊号，平淮蔡，他都祝贺，目的是想让皇帝赦其罪，元和十年，召赴京，在《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诗中，通过“驿路开花处处新”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但不仅未量移，反而投之古来流放罪人之地，他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写了他的绝望之情“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2]1159到柳州以后心情更加痛苦，其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2]1165就是集中的反映，他在《起废答》反客为主，暗示“当道者”皆是躄足病颡之人，而“吾病乎德”，所以永远也不会被起用，表达了对量移无望的无奈与悲愤。[2]436在《天说》中也抒发了“呼天无用”之情，因为“残民者昌，佑民者殃”。[2]441

三、悲情宣泄凄神寒骨

宗元贬永州，连住房也没有，在法华寺僧重巽的帮助下，居于龙兴寺。对此，《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记之甚详：“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2]751此室北向，不采光，于是重开西门，方能居之。

又在别文中说：“余谪为永州司马，官外乎常员（员外置同正员）而心得无事。”[2]750

不平则鸣，既以赋鸣，又以文鸣，“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故为文志之。”[2]641

他以愚者自居：“揭其智以近利而不获，既困矣，而始于我愚。宗元之困，岂愚罪耶？”（[2]357《愚溪对》）“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2]642《愚溪诗序》）即冉溪（染溪），更其名曰愚溪。溪上之景，全以愚名之：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他以愚命名冉溪，是因为冉溪之小，不能灌溉，峻急多坻，大舟难入，蛟龙不居，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但是作者的真意在文尾点明了：“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溯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2]642

他以“弃地”自况。柳宗元认为永州乃大禹治水未达之地，又是殷周未治之地，是屈原被放，贾谊被贬地，是罪囚生活之地，是鹿麚出没之地。好像唐王把他投放、废弃一样。“佘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2]641所以在《小丘记》《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柳州东亭记》《袁家渴也》《石渠记》等篇中多次提出“弃地”、无人到达之地。

他用“盆景式”的景点来借题发挥。明代奚又溥在《徐霞客游记》的序言中说：“子厚永州记游之作，不过借一丘一壑，以自写其胸中块垒奇崛之思，非游记之大观也。”[3]1259因为宗元不在于写山水本身，而在于抒情和寄托，其描写对象都是作者命名的“盆景”式景物：西山、钴姆潭、小丘、袁家渴、石渠、石涧、小石城山……

他以写景来象征人格。咏物写人，《诗经》发其源，屈原《橘颂》已成为独立的创作，汉及以后创作的赋更有大量的作品，宗元在记游中多次运用这个手法，把写景状物作为写人抒情的一种手段，曲折地抒发了他的愤世嫉俗之感。如《始得西山宴游记》：“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2]762（按：西山并非最高。）作者有时说“龙兴寺于是州为高”[2]751，又说“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2]749，可见是以西山自况，不与小人同流合污。

他思“立言”有闻。自《左传》提出“三不朽”之说以来，一直是鼓励士人上进的标则。司马迁隐忍苟活的新信念也源于此。古人所谓“立德”是“行为世范”，“立功”指文治武功、“立言”是指哲学伦理或历史著作，不包括后世所说的“文学作品”在内。柳宗元也同样认识：“仆之为父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2]824《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从今天所见的柳宗元的文章，前期多是经世格物之作，即使写诗，也模仿《诗经》四言；写雅颂体，词语佶屈聱牙。由于社会处境的变化，他的认识也虽之改变。“自为罪人，捨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重于后。言之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同上）可以看出，他把“为文”作为消除恐惧、排除苦痛的手段，也是为了“垂于后”，说明他被贬之后，不甘心默默无闻，仍想学古人像司马迁那样写文章“藏之名山”，以期后来者闻之。在《与吕道洲温论<非国语>书》中说：“常欲立言垂文，则想而不敢。今动作悖谬，以为僇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2]822可以看出，他不甘心沉沦，“立言”耿耿于心，在《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2]919中明言“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他为了使文垂后，除了献诗之外，曾不止一次地向朝中有力者“献文”，实则是以此为“干谒”的手段。当然，其献文还是企求从“曲线”达到量移的目的。

他以诗言志。通过诗歌比较明快地抒发了内心之苦、愤世之痛：“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岂知千仞坠，只为一毫差。”[2]1116“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永贞元年至元和十一年）”[2]1173

四、以寓言等影射、干政

寓言，由来已久。先秦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的寓言大都是作为喻证类比而存在的。宗元写寓言则是独立成篇，寓意深刻，影射明显。有些虽不纯是寓言，也运用的寓言方式。如：

《三戒》：“吾恒恶世之人，不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其非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2]533

《蝜蝂传》讽“多藏必厚亡”之贪者。[2]483

《骂尸虫文》矛头指“聪明正直”的帝。[2]491

《斩曲几文》矛头指向皇帝弃直用曲，不才者进。[2]494

《宥蝮蛇文》讽刺造物者不仁，质问：道乌乎在？[2]496

《憎王孙文》以猿喻君子，以王孙喻小人，刺王朝不去小人。[2]498

其《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可以归为一类，都是谈治国用人安民问题的。

另外，其《封建论》反对藩镇割据。《六逆论》是批判“任人唯亲”的。

五、身心两痛难以自持

柳宗元身受得病之苦的煎熬。因气候不适，特别是心情郁结，南迁后，宗元身体渐渐染上了脚病等症。这是他早逝的体质原因。其中心病是主要的：

《寄许京兆孟容书》：“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余魂，百病所集，痞结（腹中结病也——笔者）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瘴疠为也”。[2]779

《与萧翰林俛书》：“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膇（足腫——笔者）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瘆懔，毛发萧条……意绪殆非中国人。”[2]798

《与李翰林书》：“仆自去年，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摈榔余甘，破决壅隔大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痹。”[2]801

宗元的脚疾，见其《种仙灵毗》[2]1225诗。

同时他还忍受着亲友死亡之苦：在德宗贞元年间他的亲人相继离他而去：贞元9年：父死；贞元12年：甥崔六、一姊死；贞元15年：甥崔七死、妻死，生一男夭；贞元16年：另一姊死；贞元17年：姑死；贞元19年：岳父死；贞元20年：元和元年，母死、侄女死、友凌准死、王叔文死、王伓病死；元和五年：妾女死；元和12年：外甥女死、弟宗直死。可见，宗元早年丧父，青年丧妻、丧子，中年丧母，连连不幸，对于以上人物，他也多有祭文。

六、从宗元对苏轼的影响看柳宗元悲剧

宗元为人与为文，在唐朝就受到刘禹锡等人重视，到了宋朝，研究者蔚然成风，古文学家自不待说，其中以“三苏”为代表大苏苏轼不仅多次议论宗元，还在诗中多次提及柳诗，这绝非偶然。因为苏轼的生涯与宗元近似，“天涯流落俱可念”。[4]112苏轼在《答程全文推官六首》中说：“仆焚笔砚已五年……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流转海外（指海南岛——笔者）……书籍举无有，唯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4]16可见对其影响之深，下面以诗为例说明之：

表1 柳宗元对苏轼的影响之比较

以上可以看出，苏轼是柳宗元的“知音”。

在以往的历史当中，同样被贬的人，其结果不同，例如，苏轼两次量移，而柳宗元始终不得量移，可以说，这与本人表现、思想有直接关系。与柳宗元相比，苏轼的人生态度更为旷达。

（一）苏轼以陶渊明为样板，超然自得

他不仅“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4]16，而且把陶渊明与柳宗元作为“二友”（同上），还写了一百二十首和陶诗，这是空前绝后之举。他对其弟苏辙说过：

吾与诗人无能甚好，独好渊明之诗……然吾与渊明，其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于渊明，其谁肯信之？[4]88

他爱其诗、慕其人、师范其人品，他对渊明后人陶骥说：“渊明吾所师，夫子乃其后，持冠不待年，亦岂为五斗。吾歌《归来引》千载信尚友……人呼‘小靖节’，自号葛天民。”（[4]16写于黄州），他对友人勉励：“努力莫怨天，我尔葛天民。”

（二）“努力莫怨天，我尔葛天民”

随遇而安，正由于他安贫乐道，所以到黄州以后，没有住处，就盖草房（雪堂），没有饭吃就开荒种地。请看：

我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于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4]120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腐儒粗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4]7

今于城中得荒地数十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亲眷满目便是人间第一等好事。[4]81

初到黄，廪食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4]2

到惠州以后，条件更苦，但他能乐观处之。

吾于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祐寺，时方卜筑白鹤峰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尔？（诗序）[4]71

三年瘴海上，越岭真吾家。[4]73

是处青山可埋骨。[4]60

（三）不祈求量移，不想立言

苏轼因诗文而获罪。“轼始就逮赴狱……至宿州，御使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谴发吏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4]110。为免祸，妻子常把纸笔藏起，发现其诗即烧之。所以被贬之后，只是模山范水，即使写诗也很少涉及朝政，从不提立言不朽，从不向朝中显贵乞求量移。他说：

形容虽以丧家狗，未有弭节争投骨。[4]6

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4]20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絜家，死不扶柩，此以东坡之家风也。[4]8

天岂以我为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4]76

（四）信佛养生

苏轼不仅信佛，而且有不少佛门知己，像佛印、巽上人等几十位，佛印还千里迢迢到贬所看望他，与他同住了一段时间。

苏轼在生活艰难、思想苦闷的情况下，之所以能随遇而安，与他的对佛道信奉分不开，也与他研究养生之学分不开。

而柳宗元是从佛能化人角度肯定佛教的，并不像苏轼那样信奉佛教思想。

综观柳宗元一生，可谓：“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涕横斜。”（[4]51《天竺寺》）而追究其悲剧的主观原因，是与他对那场导致自己终身沉沦的政治悲剧始终难以忘怀，难以超拔出来密切相关的。

[1]韩愈集[M].严昌，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0.

[2]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奚又溥.徐霞客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苏东坡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