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对历史之谜的解答

祝利民

（山东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济南 250100）

马克思起初对历史的批判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以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为代表，后来面临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尤其是古典主义者，再对他们的经济思想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显得有失妥当，而且随着资本主义分工的普遍化，貌似商品和货币的独立运动对历史的遮蔽更加明显，商品与货币的本质是交换价值，并且不是实有物，而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工促进了商品分化出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像人们受制于精神劳动脱离物质劳动后制造出的概念或上帝对人的统治一样，交换价值作为人们对物体的抽象统治着使用价值，因为后者能否转化为前者决定着生产者的命运，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各种代表物，还是交换价值都是人们抽象的结果，并且还受其支配。上帝、精神或实体与货币等神话般精巧的神秘物变成了历史的统治者，历史被神秘化，人的主体被客体化，于是马克思由意识形态批判转到对资本的批判，其中的批判马克思主要是以分工为契机展开的，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解蔽了历史之谜，敞显了历史的真实。

一、以黑格尔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历史观的意识形态性对历史的遮蔽

黑格尔作为唯心史观的典型代表，认为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的，这样哲学家就从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的思想、普遍的概念，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1]101其实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只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哲学家参与历史是对由绝对精神无意完成的历史的一种回顾。由于绝对精神最后是通过哲学家才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所以它对于历史的捏造也就发生在哲学家思辨的想象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心史观的方法进行了三步剖析：先把思想与在一定条件下的个人分割开来，并承认思想在历史上的统治；第二步是把这些思想编排出秩序，思辨哲学家也觉得前后思想有联系，主要是因为前一代的生产力、资金等制约后一代人的发展，后者又改变前者的存在状况，所以思想是有它的连续的经验基础的。但由于思想被看作是独立的，所以由思维产生的差别也就变成了自我差别。第三步是为了消除这种神秘外观，又把它变成代表概念的许多人物，例如哲学家、玄想家。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史是无前提的，不受任何自然条件的制约，费尔巴哈说过：“哲学必须从自己的反题，从自己的‘他我’开始，否则开端将总是主观的，将总为自我所吞没。”[2]88黑格尔“貌似从‘感性确定性’出发的‘精神现象学’也不过是‘现象学上的逻辑学’，即不过是同样的抽象概念体系。”[3]5在他那里物质只具有被设定的意义，乃是精神自己的“自我外化”。这样物质也就获得了精神与理智，作为绝对本质的一个环节、构成和发展的环节被容纳进了绝对本质之中。“自我”以外，一无所有，其他事物仅只作为“自我”的对象才得以存在。在这里，存在的条件被限定在了成为“自我”的对象，颇有些复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意味。其实当实体被宣布为最具有真实形态和形式的实体的时候，物质在它那里也就成了虚幻的，不真实的实体了。在这里黑格尔发展了费希特和康德，因为费希特提出世界是自我的产物，康德认为世界是我们的直观、我们的理智的一个作品或产物，至少当它对我们呈现时是如此，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所运用的综合方法与黑格尔的具体的总体观念、以及综合过去的逻辑不谋而合，当马克思以强烈的口吻责备一些黑格尔的后继者回到了康德和费希特这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我们从等级和重要性来说，自然要以逻辑为前提，现象要以本体为前提，即逻辑具有在先的意义，但是把绝对精神作为本体无法给出经验事物存在的终极根据、内在理由和展现的一切可能性。在他那里，贯穿认知活动的方法的综合方法，使它难逃开端即是终极，终极即是开端的宿命，因此历史无法向未来展开。

费尔巴哈虽然对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他虽然推翻了黑格尔大厦的主体，但却保留了大厦的基础，也就是黑格尔无条件的历史前提。“费尔巴哈依然站在黑格尔的土地上，他虽然批判了黑格尔，但依然是黑格尔的俘虏，他不过是用黑格尔自己的原则去反对黑格尔罢了。”[4]32因为他们观念中的人和历史是不受任何物质条件制约，因而在历史上也是不存在的。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被置换成了宗教的演化，社会关系被神秘化了。他曾经说过历史上：“人类的各个时期的彼此不同，仅仅由于宗教上的变迁”。[2]40他认为人类最初对于自然界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所以所形成的原始宗教主要是“自然”宗教和偶像崇拜，包括对物理的自然界的崇拜同给他带来利益的动物的崇拜。由于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力量较之自然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具有主导力量，于是人们又从对自然力的崇拜过渡到了对“法律、舆论、荣誉、道德的力量”[5]470的崇拜。宗教也就有自然宗教演进到了精神宗教。由于人们信仰上帝是他的主宰者和保护人，因此人不需要别的人，可由上帝那里取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是偶然地发生联系。费尔巴哈认为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因此他主张把自然的东西还给自然，把人的东西还归人。这样他认为：“如果人实际上占据了基督的位置，那么人的本质也应当在理论上占据人的位置。……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能神化我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我们的愿望找到理论根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现实毒害我们的心灵的矛盾，摆脱在我们的生活、思想和这种生活、思想绝对抵触的宗教之间的矛盾。”[2]97现实社会的一切罪恶，社会不平等，阶级冲突和矛盾作用于他的感官，“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之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1]75-76这里的意思类似于他认为“被思维的、意向中的太阳，作为理性的对象的太阳，不是独立的本质，不是自我目的；它只是在依稀仿佛的感性的太阳和真实的感性的太阳之间的中介，只是terminus medius（中名词）而已。”[2]218他用这个比喻是说明他看到的事物是介于社会真正本质和现实的丑恶现象之间的似是而非的幻影，这只能解释成一种比闭目塞听稍微积极一些的自我安慰了。他认为这一切丑恶的社会现象与其应当认为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不如说是离开人的真正本性的偶然偏差。以人性为基础，以人们的互爱为基础的道德应当成为一条原则。他天真地以为用“爱的道德”即可克服现实生活的一切罪恶，并且鼓励人们不分阶级地彼此相爱。

这样“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1]93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为历史谱写赞歌，不自觉地作了历史的辩护士。这里所说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做了历史的辩护士，是不自觉的，他们也对历史作出批判，黑格尔对历史是一种思辨的批判，费尔巴哈对历史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批判，这种批判方式仍无法逃脱对历史的描述带有意识形态性质，而且模糊了意识形态真正源起的痕迹，甚至否定了这一源起的存在。马克思利用分工，尤其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对意识形态史的起因给出了解答，并深入分析了历史上一切冲突和对立的社会分工基因。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一切冲突和对立的消解，也就是分工的历史消亡。

二、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对意识形态历史观的解蔽

意识形态的产生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是同步存在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82由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为人的活动领域制造了无形的边界，在此界限内的生产方式及交往形式束缚了人们的观念。单纯在精神劳动范围内活动的意识形态家给历史披上了独立的外衣，他们认为历史不受物质的干扰，有自己的目的，人类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着统治地位，历史自身的演变遵循概念的逻辑自洽，即自己内部的和谐一致，这样使得对历史的忠实反映日益受损。

历史上最明显的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法律，之所以变成普遍意志的产物，这必须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而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发，是很容易说明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1]102由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破坏了主观与客观有机统一的实践过程，所以遮蔽了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而且法律是由国家来制定和颁布的，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本身是普遍的，法律也就由个人利益升华为全体利益的产物。马克思认为这是由分工造成的单个人的利益与所有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得人的社会关系独立化，意识形态就是“人与人之间‘存在形式的异化’”。[6]71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没有从人类天生的固有缺陷，如培根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四种假相——“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阻碍了人类认识的发展。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种虚假意识的产生归因于由分工造成的利益之别，把由于人的认识缺陷造成的仿佛永不可及的真理，落脚于社会根源本身，还原到分工造成的遮蔽，随着分工的消除，虚假意识也会烟消云散。

无论是黑格尔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还是费尔巴哈的大于人的宗教（上帝）或真正人的宗教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它遥远的哲学和宗教根源，这种根源正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裂及其反映。这首先从柏拉图的“分离学说”中可见一斑，他把世界分为可知领域和可感领域，把事物本身分为普遍型相与可感个体，把人分为灵魂与肉体，并且他把人的本性归结为灵魂，而且认为不可见的理念统摄可见的有形物，即灵魂统摄肉体。并且亚里士多德也对世界作了天界与地界的区分，并认为天界的事物的圆周运动具有无限性和永恒性，因而优于地界的事物的不完善的直线运动，对事物的本质做了形式因与质料因的区分，并认为前者是事物的本质。古希腊哲学对精神及其抽象得出的普遍概念的无上崇尚，也就是黑格尔把人类历史作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的源溯。由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工这一真实存在的分裂在哲学家头脑中的投影——天地二分成为对基督教影响最深刻的地方，形成了基督教中的天堂与地界的划界，并且天堂是善和完满的象征，而地狱成了罪恶深渊的征兆。这也折射了精神领域的活动仅有统治阶层来垄断，而物质领域的活动是受鄙视的，罗马奴隶制的灭亡正是由于自由民的劳动在道德上受歧视，没落的自由民无法实现生产自救，而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造成奴隶制的衰亡。也就是说，无论绝对精神的历史，还是宗教的历史，都是由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化，并且后者优于前者的反映。马克思对上述思维方式进行革命性的颠覆，这绝对不亚于康德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他一反上述哲学家的崇尚精神，把精神独立化，认为它是绝对的“一”，只为自身所规定，而物质、自然仅是它展现自己的环节，受精神的制约的思维模式。马克思认为精神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精神虽然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但精神劳动在根本上受到物质劳动的制约，“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意识形态的繁茂芜杂遮蔽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7]161这两种劳动不分优劣，只是指出物质劳动是人类历史的开启者，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三、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对资本主义历史拜物教性质的解析

如果说在以前的社会中，无论历史的统治者表现为哲学家还是上帝，还是人本身至少这种统治还表现为人的统治，社会关系还表现为与人有关的，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表现为物对人的统治，人与人的关系被遮蔽了。马克思“比较了各种不同‘生产方式’下的社会必要劳动分工的方式：已经过时的生产方式（例如建立在维持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原始社会，或是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中世纪社会），想象中的生产方式（例如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家庭式‘经济’）以及假设的生产方式（例如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分工是有意识地进行划分的）。于是，这些生产关系看起来或是自由平等的，或是建立在力量对比之上的压迫关系，然而，无论如何，‘人与人之间在劳动中建立的社会关系至少看起来就是人际关系了，并且没有伪装成物品或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换句话说，社会首先是平等或者不平等的人的社会，而不是把人置于中间人地位的商品（或者说‘市场’）社会。”[6]91人的主体活动的产品获得了社会认可的客观形式，并且它开始对人们建立规则、发号施令，而且人们认为这是事物固有的，应该产生的，不是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人的主体性被埋没了。“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8]152马克思通过对分工的分析力图揭露历史的真相以消除上述现象，使人们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假象”。因此我们需要明瞭上述现象，即商品运动的独立性、物对人的统治，人受蒙蔽的直接原因是分工，而这个原因同人的主体性一样是被隐藏了的。

人受蒙蔽至久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必然产生的，它“与光学幻影或某种迷信不同，它不是一个主观现象，不是对现实的错误认识，而是现实（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不得不表现出来的方式。这种积极的‘显现’（既是诱骗，也是现象）是一种必要的协调功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它，社会生活将无法继续。消除现象就等于废除社会关系。”[6]89-90这种现象是“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1]119马克思与其他国民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就是认识到在分工条件下这种现象出现的必然性，又确认这种现象及其直接原因——分工有其历史性，而不是永恒性。

分工产生上述现象首先在于，分工造成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我们就中世纪的徭役和实物租来看。在这里，成为社会纽带的，是个人一定的、自然形成的劳动，是劳动的特殊性，而不是劳动的一般性。最后，我们看一下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自然发生的共同劳动。这里，劳动的社会性显然不是通过个人劳动采取一般性这种抽象形式，或者个人产品采取一个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他使个人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机体的一个肢体的机能。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以分散的个人劳动为前提的。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9]17-18随着分工的发展，工人的个人劳动越来越单一，失去了自主性，越来越依赖于他人的劳动，而分工又造成了单个人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个人产品不能直接完成社会化，但是又必须得社会化，它必须得经过一系列的社会过程和一定的形态变化才能完成自己作为商品的使命，有时也许不能完成，因为产品一旦失去自己的手，就会“产生鬼怪般的、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10]174而且这种状况就连熟谙市场的商人也难以掌控的。“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10]175

由于从多种分工活动中抽象出一般人类劳动，说明多样性的活动有共同性，而劳动一般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个定量，在商品的背后决定着生产某种商品的价格，假设一定条件下需求一定，生产效率低的生产者的产品有可能卖不出去或者兑换不到等价值量的商品。因而在竞争中不断势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11]92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商品价值量的形成，由此生产者的商品能够换回的物品量已不受自己控制。

货币的出现及繁荣，并表现为历史的统治者，生息资本的出现，货币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获得独立性，深深地隐藏了历史的真实。货币的产生来源于分工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不断深化，这样，“在分工的前提下，产品、私有财产的材料对单个人来说越来越获得等价物的意义；而且既然人交换的已不再是他的余额，而是他所生产的、对他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所以他也不再以他的产品直接换取他需要的物了。等价物在货币中获得自己作为等价物的存在，而货币现在是谋生的劳动的直接结果、是交换的中介。”[12]175-176当交换还是其原始形式，即直接的物物交换时，交换价值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因为生产者的产品一般局限于除了满足自己需要之外的剩余产品，或者多少与自己有关的物品，随着分工的细致化，生产者生产的越来越与自己无直接关系，越来越具有交换手段的意义，就为货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8]152也有人认为货币产生的原因在于交换中产生的困难，因为物物交换就会出现双方交换的物是否正好是对方所需要的，以及交换的比例是否相等等困惑，所以就发明了货币。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驳“他们始终坚持物物交换是商品交换过程的最适当形式，只是在技术上有某些不方便，而货币是为了消除这些不方便被巧妙地设计出来的手段。从这个非常肤浅的观点出发，有位机智的英国经济学家说得对：货币只是一种物质工具，如同船舶或者蒸汽机一样，它不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因而不是经济范畴。因此，把货币放在政治经济学中来研究是弄错了，政治经济学与工艺学事实上是毫无共同之处的。”[9]35有了货币，商品的价值不能通过自己的使用价值表现出来，但是它作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的化身，就由货币来衡量了。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之间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后者的劳动产品也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不同的这种货币的虚幻形式，而是直接作为劳役和贡赋直接进入社会机构，在这里劳动的特殊性就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交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11]95也就是说，农民的徭役劳动和呈献给地主的贡赋数量是确定的，无需用价值尺度来衡量的。权且说牧师是用“祝福”来换取农民的什一税的话，什一税也无需“祝福”来做它的等价形式，而是本身比“祝福”更加确定的量。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11]95也就是说，当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独立出来，作为价值度量的普遍的尺度，这一商品不可逾越的关卡成了人们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绿卡。这时人的活动或产品只有转为货币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自己的社会权力。而作为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愿望、意志对另一个人的产品来说是软弱无力的需要、愿望、意志。换句话说，一个作为人的本质的权力并不构成对另一人的产品的所有权，这种权力被赋予了货币。货币似乎是人的财产，但实际上人变成了它的财产，这样人的奴隶地位就达到了顶点。而且随着分工的深化，人的劳动产品与他本身的相关性越小，人越变成单向度的人，对他人产品的需求越强烈，货币对他的意义就越大，它对人的控制力度就越强。

四、分工的历史消亡及共产主义的实现对历史之谜的消解

分工造成的社会关系的独立化以及人的主体性的遮蔽根源还在于分工造成的世俗基础本身的分裂和对立。马克思认为分工是一切历史对立和冲突的原始罪孽，例如资本与劳动、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等等，这是因为分工使生产与消费、享受与劳动产生了分裂并隶属于不同的集团，分工包含着所有历史矛盾，在历史的嬗变中主要体现为奴隶主与奴隶阶级、封建主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前者是精神劳动的代表，后者是物质劳动的代表。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这种对立达到极其尖锐的地步，形成了“作为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12]78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资产阶级在物质上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并把持着精神生产资料，劳动者除了“自由劳动”的能力之外，一无所有。所以统治阶级更加加强意识形态统治，宣布自由、平等和财产的法律，自由只是财产之间交换的自由和平等。财产被政治演说标榜为人类的本质。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所以“无产阶级并非与意识形态相对，反而与它站在一边，因为无产阶级已经没有了外化的东西，它只能回到现实的历史意识上来。在现实的普遍性面前，虚构或抽象的普遍性只能化为乌有。”[6]72无产阶级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可以归自己支配，除了维护与自己相同的大多数群众利益之外，无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的“党”也不是一个拥有特殊利益和原则的派别，它无需像资产阶级那样超出自己的偏狭的实践，而编造对于全体利益的神话，资产阶级不敢真实地表达自己，唯有“当代的无产者，完全被拒于个人意识之外，完全有能力达到自身的意识表达，……”[6]59这种对自己状态的现实表达构成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然而共产主义理论不是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87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意识形态，作为哲学，它与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的共同点是都具有超验性，即具有抽象性，但马克思的哲学是基于现实的科学抽象，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是把精神独立化之后的抽象，二者有着本质区别。

分工造成了一切对立，人类的史前史就是这一切对立的展现史，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2]81随着矛盾的最终解决，历史得以完成。由于分工造成了私有制，及其建立在私有制社会中的客观的矛盾运动，分工的逐步消除就是共产主义的逐渐诞生的过程，随着对分工的废黜，历史也就走向了终结，在马克思看来，对劳动分工实行清算，也就意味着人类得以复归和获得救赎。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荣震华，李金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邓晓芒.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试析[J].湖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2).

[4][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M].王吉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