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契嵩古文创作艺术浅探

邱小毛

（玉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释契嵩古文创作艺术浅探

邱小毛

（玉林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释契嵩以其古文创作，为北宋古文运动增添了一支重要生力军。其文论事说理，议论抑扬；记事写人，裁剪精审；抒情咏怀，寄寓遥深，代表了北宋僧人古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释契嵩；古文；镡津文集

释契嵩 （1007-1072），北宋著名禅僧，俗姓李，字仲灵，自号 “潜子”，赐号 “明教大师”，藤州镡津 （今广西藤县）人，有 《镡津文集》、《辅教编》、《传法正宗记》等著作传世。其中 《镡津文集》是其诗文总集，共收文246篇，诗84首。在中国佛教史上，契嵩是倡导儒释融和的代表人物。当时，北宋朝野辟佛言论盛行，“欧阳修作《本论》唱之于上，石守道作 《怪说》和之于下”[1]。面对佛教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契嵩慨叹 “古今文兴，儒者以文排佛，而佛道浸衰”[2]，明确表示“欲以文辅之吾道，以从乎世俗之宜”[3]。其文 “戢戢如武库兵，汹汹如春江涛”[4]，时任宰相的韩琦曾以 “史笔”称之[5]，文坛巨孹欧阳修读其文后也不禁赞叹：“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之”[6]。元代理学家吴澄则认为：“倘论文才，（契嵩）当为佛徒中第一。”[7]契嵩之文论事说理，议论抑扬；记事写人，裁剪精审；抒情咏怀，寄寓遥深，代表了北宋僧人古文创作的最高成就。

一

在北宋佛学式微、理学兴起、儒佛斗争激烈之际，契嵩以 “护教”自任，好与儒者辨是非，尝“作《论原》四十篇，反覆强辨，务欲援儒以入墨”[8]114。契嵩之文擅长议论，一方面是北宋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继承了古代散文发展的传统。陈垣先生认为契嵩 “文实学韩”[9]，笔者认为契嵩之学韩，其惟妙惟肖者首属议论。首先，契嵩在论证时善于使用归纳的方法。他往往用大量的事实来进行归纳，从而增强了辩论的力量。在他的文章中，这些事例往往一方面是论据，另一方面也是加强语气文情的手段。例如其 《广原教》“教必尊僧”章，为了驳斥韩愈、李觏等对僧人人格形象的诋毁，全篇运用归纳法，从五个方面对僧人的高尚品格作了归纳总结。第一，僧人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进行道德修养：

其防身有戒，摄心有定，辨明有慧。语其戒也，洁清三惑而毕身不污；语其定也，恬思虑正神明而终日不乱；语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以此修之之谓因，以此成之之谓果。

第二，僧人仁爱慈悲，以利乐众生为己任：

其于物也，有慈有悲，有大誓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万物；悲也者，常欲拯众苦；誓也者，誓与天下见真地；慧也者，惠群生以正法。

第三，僧人富于积极进取精神，为弘扬佛法坚定不移：

其演法也，辩说不滞；其护法也，奋不顾身，能忍人之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

第四，僧人严己宽人，和乐众生，追求高尚精神，淡泊物质生活和世俗的荣辱：

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为耻；其寡欲也，粪衣缀钵而不为贫；其无争也，可辱而不可轻；其无怨也，可同而不可损。以实相待物，以至慈修己，故其于天下也，能必和，能普敬。其语无妄，故其为信也至。其法无我，故其为让也诚。有威可敬，有仪可则，天人望而俨然。能福于世，能导于俗。其忘形也，委禽兽而不吝；其读诵也，冒寒暑而不废。

第五，僧人精神超迈，自立自主，自尊自足：

以法而出也，游人间，遍聚落，视名若谷响，视利若游尘，视物色若阳艳，煦妪贫病，瓦合舆台，而不为卑。以道而处也，虽深山穷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不可以利诱，不可以势屈，谢天子诸侯而不为高。其独立也，以道自胜，虽形影相吊而不为孤。其群居也，以法为属，会四海之人而不为混。其可学也，虽三藏十二部、百家异道之书，无不知也，他方殊俗之言，无不通也。

全文归纳事例，累如贯珠，给人以酣畅淋漓之感；又以一问句开篇破题： “教必尊僧，何谓也？”以一问句结束全文：“僧也如此，可不尊乎？”使文章富于论辩性，实在是一篇 “气盛言宜”的至文。

契嵩又善于把立论和驳论结合起来。他不满“世不探佛理而详之，徒讻讻然诞佛”[10]，所以多所破；破是为了达到 “辅道”的目的，故而又破中有立。这就使其文笔带有强烈的论战色彩。如其 《非韩文第十八》，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破立双行的特色。唐代阳城原是隐居山野的名士，后被征为谏议大夫，到任五年，一言未尝及于政。于是韩愈撰 《争臣论》，对他提出批评。及至阳城因触犯权幸而贬官，出守道州，并以善政闻，韩愈又在 《送太学生何坚序》中称赞他。于是契嵩撰写此文，讥讽韩愈品评人物不能秉持公心，见风使舵。文章第一段通过比较，说明韩愈未能如嵇康、羊叔子、裴度等古之圣贤， “知人于未名之间，见事于未然之时”，故而 “韩子称其有道无道，是皆因人乃尔，岂韩子能自知之耶”。第二段以下，援引典据，针对韩愈“阳城居谏官之职，而欲守处士之志”以及 “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的论调，一一展开批驳，论证阳城 “非其贤为太守，而不贤于谏官”，进一步增强第一段立论的说服力。从全文的主旨来看，这是一篇立论性的文章，但文章的论证方法有破有立，以破显立，因而获得了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契嵩的议论，不只依靠逻辑力量，更善于使用形象的语言。他把比附、象征等形象化手法用之于议论之中，使抽象的道理显得特别具体、亲切。如其 《原教》一文，以佛教的 “五乘”比附儒家的“五常仁义”，认为它们是殊途同归，一样有益于政治教化，儒家学者不应排斥异己。这本来是一篇论“教”的哲学论文，但它从表现技巧到语言运用，都与一般说经讲学的著述不同，而是富于形象色彩。试读其第五段：

以儒校之，则与其所谓五常仁义者异号而一体耳。夫仁义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以迹议之而未始不异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责其三世之谓，何异乎以十步之履，而诘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纷纷也！曷不为我之鲜乎？”是岂知其所适之远近，所步之多少也。……神农志百药，虽异，而同于疗病也；后稷标百谷，虽殊，而同于膳人也。圣人为教不同，而同于为善也。

作者认为儒家所谓 “仁义”，是指先王 （按：指尧、舜、禹等）施行教化的具体措施。以具体的教化措施而论，佛圣人与先王固然有异；然而就其劝人为善的本质而论，“五乘”与 “仁义” “异号而一体”，二者并无二致。识者应当求其本质而舍弃末节，假如强求佛教教化措施与儒家一致，而忽视其 “五乘”与 “仁义” “同于为善”，其无知就好比 “以十步之履，而诘其百步之履”。文章以儒家政治作比附，使其观点更形象，更容易为儒士所理解接受。

总体而言，契嵩的古文创作，尤其是其议论文创作，都明显地受到韩愈的影响。这也印证了当时古文运动宗韩的历史真实。此外，先秦诸子散文对契嵩的创作也有较大影响。如 《原教》、《劝书》、《万言书上仁宗皇帝》等篇，多用问对，多以层层反驳的形式说理，这正是 《国语》、《国策》所善用的方法。而从佛学教义发展而来的繁琐细密的论理，更为契嵩的议论文字增添了特殊神韵。

二

与其议论文相比，契嵩的记叙文数量不多，但每有佳作。如其 《武林山志》，全文风格简古而不乏文采。其行文凝重中有其流动，平淡中时见情致，而作者的禅僧品格亦隐然见于其中。释惠洪称契嵩 “因风俗山川之胜，欲抛掷才力以收其景趣也，乃作 《武林山志》”[6]430。对于此文，契嵩自己也颇有敝帚自珍之意。据称他在上书仁宗期间，自宰相而下，凡所见官僚，止以 《正宗记》、《辅教编》投之，待见欧阳修，则特献之新撰 《武林山志》[11]。

契嵩19岁就开始游方参学，“下江湘，陟衡庐”[12]3，所见胜景非止一处，然而，《游南屏山记》却是他留下的唯一一篇山水游记。按文意全文可分为四层。第一层写景，作者不劳细致笔墨，而是采用粗笔勾勒，突出南屏山古朴幽深的特点。第二层，作者笔锋陡然一转，以生动形象的笔法指出南屏山前枯后荣的遭遇，为下文发出议论做好铺垫：

或闻是山者，初弃于莽苍，虽樵苏竖子，莫之肯顾，培塿丘垤，尚恐不得与之为比。一日为好事者所知，辟而发之，杭人之来视，莫不惊怪，以为天坠地涌，皆恨所以得之太晚，游观者于是推高。是山虽濒湖，千岩万壑，莫出其右者，至于名闻京邑，而贤士大夫皆乐为是游。故有来江东者，不到南屏山，以谓不可。

第三层，作者由自然山水而推及人世间，抒发了对有道之士不遇于世的感慨：

余因思天下四方有道之士，晦昧于世，与俗辈浮沈，如南屏之始者，抑亦多矣。彼有道者，必抱奇才异德，卓卓绝类。使会知己者引而振之，资其辅相圣人之道而形仪人伦，不抑伟乎可观？与夫山石游物，又不可同日而语哉。

第四层，抒发对南屏山的喜爱之情，实则以山自喻：

余嗜山水之甚者也。始见南屏山，且喜，以谓一游无以厌吾之心，不若栖其阴薮，常游其间，故今年乐来息肩于此，日必策杖独往。至其幽处也，思虑冲然，天下之志通；至其旷处也，思虑超然，天下之事见；至其极深且静处也，冲寞涔寂，神与道合，乘浩气，沐清风，陶然嗒然，若在乎万物之初。是故志之，以示其将来有慕我而为游者也。

全文一到四层，层层生发，写得摇曳多姿，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在写作手法上，该文不是单纯的记游，而是以南屏山自喻，自抒襟抱，隐晦地表达了希望其辅教之说能为僧俗二界同所接受的愿望。读罢全篇，我们感到南屏山不再是没有生命的景物，而是被作者赋予了生命的神韵。这一写作手法也反映了宋文把议论引入记叙文字的趋势。

契嵩的写人之文，主要包括一些僧人的行业记、塔铭。《故灵隐普慈大师塔铭并序》一文，将人物置于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揭示其性格最本质的特征。文章第一段从普慈大师童时出家写起，至 “惠明命师监其寺事”，皆不作过多渲染。第二段写寺庙大火，重在记言:

未几，会其寺大火荡尽。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忧乃祸。师谓之曰：“我总寺事，罪尽在我，吾独当之，尔曹不必惧也。”吏果不入寺问师，弟坐其爨者耳。此岂古所谓“临难无苟免”者耶？

普慈此言可谓有斩钉截铁之力，而其临难不求苟免，勇于承担责任的形象，至此已呼之欲出。

第三段，写寺院主持惠明圆寂后，普慈率众拥戴大长老惠照，重在记行：

其后，惠明告终。毕其丧，师即率众曰：“本府请大长老惠照聪公镇其寺，以继惠明所统。”仍以监寺辅之，戮力相与复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庐嶷然千余间，益伟于旧。庆历中，朝廷用其荐而锡之章服，其后又赐号普慈。

以上记述，一方面说明普慈拥戴惠照乃出于诚心，另一方面更说明普慈有才。有才而不自恃其才，才与德相得益彰，至此，普慈的人物形象进一步丰满起来。

第三段，写惠照谢世，普慈坦然面对不公平的待遇：

及惠照谢世，师方大疾，亦力病治其丧事。始惠照垂终，遗书举师自代；官疑其事，不与，以灵隐更命僧主之。师事其僧愈恭，无毫发鄙吝心见于声彩，而人益德之。当此，知府龙图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师以长老居之。及观文孙公初以资政大学士莅杭，特迁之主灵隐。

这是普慈面对的最为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其无怨无争，“视名若谷响，视利若游尘，视物色若阳艳”的高僧形象，也在矛盾的化解中得到最后升华。文章全文不足800字，却能写得波澜迭起，人物性格在事件的叙述中显露无遗。《文心雕龙》谓墓志铭 “属碑之体，资乎史才”，而此文笔触之简洁，裁剪之精审，具显契嵩创作功力。韩琦称契嵩有 “史笔”之才，可于此文见之。

三

苏轼谓契嵩 “面容常瞋，人未见其笑”[1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契嵩 “嗔痴之念太重，非所谓解脱缠缚空种种人我相者”[8]114，可见契嵩虽然道行高深，但仍属性情中人。其抒情文体裁各异，特色独具，并往往能够结合自身境遇，有感而发，寓意深刻。其 《哀屠龙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朱评漫屠龙的典故写起：古人朱评漫学成屠龙之技，“而无所用其巧，骯脏于世无所信，适刲羊屠狗者阳阳其前，市井之人见则指笑”。第二部分，作者运用了先抑后扬、衬托蓄势的写作手法，先从世俗的角度，对屠龙一事做出分析：

龙也者，纯阳之精，灵于鳞虫，非有定形，冯神云气而变化不测，故于人世罕得而窥焉。彼欲绝其精怪，祛人江海之暴，泯其形生，夷其族类，非能游刃于无间，智与神遇，而龙可屠乎？尝闻海中之国，其人如云，乘风骑日，出入于天地之外而往来无迹，彼则龙肉而资所赡。是屠龙者，彼人之事也。然屠龙之事，在古则用于其国，今也或亡，几乎息矣。评漫身世则与彼人异，而为屠龙，岂其宜乎？

以世俗眼光来看，屠龙之道用于古而不用于今，用于彼而不用于此，故朱评漫之学可谓不合时宜。然则评漫果真就是无取于人了吗？接下来作者笔锋陡然一转，慨叹： “然评漫者，非不知其非己任邪？盖性与其道合，而形迹外忘，又何暇计乎世俗之用不用哉”。第二部分行文至此，嘎然而止，真可谓 “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第三部分，作者首先指出 “毅然作之，穷且不止，是评漫之性也，神武妙得于圣人之勇者也”，然后发出了 “圣贤也，尚未闻异评漫之心而正其所托，况区区之俗，其能识评漫乎？屠龙之道不为穷乎”的深沉感叹。文章先叙后议，叙议结合，多用反诘和感叹句，于婉曲纡缓的叙议中，表现了对朱评漫之性的理解和仰慕，以及对世人不能识评漫之性而屠龙之道日穷的沉痛之情。文章立意高远，寄寓遥深。契嵩生值北宋古文运动高潮，朝野上下排佛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契嵩之著书辅教与朱评漫之屠龙，皆可谓之不合时宜。契嵩谓 “毅然作之，穷且不止，是评漫之性也”，而释广源谓契嵩 “为法亡躯不顾，人或诋之、挤之，未尝色丧气沮”[14]，此又是契嵩之性。然则天下能识契嵩之性者，几其人哉？全文以 “悠悠六合之间，古兮复今，往者其可哀，来者其可悯”一句作结，真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而文章的主旨亦在此得到升华。

《题梅福传后》也是契嵩的一篇寄寓之作。梅福字子真，汉朝九江寿春人。少学于长安，明 《尚书》、 《谷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去官归里，数上书言事，并讥刺大将军王凤。及王莽专政，梅福乃弃妻子去九江。后有人遇福于会稽，已变姓名为吴市门卒。后世江南各地以至闽粤，关于梅福成仙的传说甚多，“不过谓子真能以仙尉为吏隐，善与时浮沈，往往引其事为尉者美言”。在文章中，契嵩盛赞梅福 “磊落有大节，奋不顾身，忠于国家，忧天下者也”，并直言其 “病世不知子真之德之道，徒高其得术仙去，故题云”。实际上契嵩所病不在乎此，文章亦非普通的翻案文章。禅宗原本讲究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契嵩则针对当时儒家的 “以文排佛”，一贯主张 “以文辅道”，平生著述丰富。然而，“文者徒玩吾文，不文者不辨吾道，亦复不见潜子所趋之至”[15]，故契嵩此文实乃借题发挥，明为梅福纠正视听，实则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契嵩有些抒情文虽然没有寄寓深意，但往往写得真挚感人。如其 《题远公影堂壁》一文，抒发了对东晋高僧慧远的赞美仰慕之情，文章感情色彩浓烈，情感抒发跌宕起伏，有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而判断和诘问句式在全篇的反复运用，既配合了感情的宣泄，又使行文具有整齐的形式美和强烈的节奏感，充分体现了契嵩 “其言欲文”的散文创作原则。

总之，契嵩之文以议论见长，而其记叙、抒情文字亦不乏佳构，且多为寄寓之作。契嵩以其古文创作，为北宋古文运动增添了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陈舜俞 《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云：“当是时，天下之士学为古文，慕韩退之排佛而尊孔子，东南有章表民、黄聱隅、李泰伯，尤为雄杰，学者宗之。仲灵独居，作 《原教》、《孝论》十余萹，明儒释之道一贯以抗其说。诸君读之，既爱其文，又畏其理之胜而莫之能夺也，因与之游。”[12]3研究契嵩及其古文创作，对于了解北宋古文运动从纯粹的儒学复古运动到以文学运动为主的转向，以及中国佛教的伦理化进程，皆不无裨益。

[1]李之仝.明教大师《辅教编》序[M]//邱小毛.夹注辅教编校译.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

[2]释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170.

[3]释契嵩.与章潘二秘书书[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213.

[4]吴澄.跋镡津文集[M]//全元文:第1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607.

[5]释契嵩.重上韓相公書[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191.

[6]释惠洪.嘉祐集序.[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

[7]吴澄.镡津文集后题[M]//全元文:第14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602.

[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三十一册，卷一六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14.

[9]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6.

[10]释契嵩.原教[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1.

[11]释怀悟.镡津文集序[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427.

[12]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

[13]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1981:51.

[14]释广源.重刊《鐔津文集》後叙[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440.

[15]释契嵩.送潯陽姚駕部叙[M]//林仲湘,邱小毛.镡津文集校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256.

An Analysis of ShiQisong’s Art of Creating Ancient Proses

Qiu Xiaomao
(Literature and M edia College,Yulin Norm al University,Yulin 537000,China)

ShiQisong adds an important force to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y creating ancient proses.His works represen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ancient prose by Buddhistmonk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with emphatic argument,accurate and realistic narration,and profound lyric.

ShiQisong;ancient prose;Chanjin Essays

I206.2

A

1673-8535（2012）03-0016-06

邱小毛（1972-），男，广西玉林人，玉林师范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责任编辑：覃华巧）

2012-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