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语言景观与空间话语构建——基于海南6个美丽乡村的调查

丛 琳，程润峰

(1.海南大学 人文传播学院，海口 570228；2.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

语言景观由加拿大学者Landry和Bourhis[1]提出，最初旨在研究一定空间内各种标牌所呈现的语言状况，是区域内语言生态的直接反映。Jaworkski和Thurlow的符号景观(semiotic landscape)理论认为语言景观是“语言与环境、文化、视觉图像等之间的互动式表征，即利用多种符号资源所构建的空间话语”[2]。这深化了语言景观研究，将其从对标牌语言的描写拓展到对“语言选择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的政策、身份、关系等各种取向”[3]的揭示上。可以说，语言景观是城乡形象、语言权势、族群关系、文化认同等社会信息的映射途径。李丽生[4]指出，学界已语言景观研究，多是理论探讨，缺乏实证调查和分析。另外，由于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中的商业招牌、广告牌、路牌等凭借数量上的优势而成为语言景观研究的中心语料。目前语言景观的研究焦点集中在城市，对乡村语言景观的关注度不高。而随着城镇化建设和文化传播进程的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尤其是美丽乡村成为新的语言景观场域，乡村语言景观理应成为重点考察对象。现有的乡村语言景观研究又多是围绕民族乡展开的。例如，单菲菲、刘承宇[5]从旅游视角考察了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的语言景观，李丽生、夏娜[6]以丽江市古城区为例调查分析了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语言景观。二文均旨在挖掘少数民族语言符号的社会价值。但是民族乡在全国所有乡级区划的比重不足5%，缺乏普遍性和代表性。同时，在美丽乡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之前沿阵地的大背景下，有关海南美丽乡村的研究较少，难以反映美丽乡村在琼的建设现状[7]。基于以上几点，本文对海南北仍村、高林村、美社村、十八行村、涌潭村、包道村6个美丽乡村(地理位置如图1所示)的语言景观开展实证调查研究，以424张标牌的文字内容为分析语料，窥视乡村语言景观的表征及其所体现的语言态度、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等信息，分析美丽乡村空间话语模式，进而探索新时代乡村语言景观建设和空间话语构建路径。

图1 海南六个美丽乡村的地理位置

一、 美丽乡村语言景观的表征分析

语言景观的理论体系目前尚未完全确立，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是语言景观研究中体系较为完整和成熟的理论，由R Scollon和S W Scollon[8]提出，旨在研究场所中的标牌、话语或行为的社会意义。具体到美丽乡村语言景观，可以从标牌的类型、语码、字刻和置放等方面分析其表征所折射的社会信息。

(一)标牌类型

语言标牌的类型显示了某一区域文化教育和宣传的焦点。根据标牌的内容，美丽乡村的语言标牌主要有碑文牌匾、政府政策宣传语、村庄景点标语及相关信息、村民活动开展公告、村庄简介、村规民约以及广告等其他公众性信息7大类，具体数据见表1。

表1 标牌类型

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碑文牌匾类约占33%，其次是政府政策宣传语约占31%，村庄景点标语约占25%。

根据标牌出现的场所，碑文牌匾又可以分为景点碑文和庭院门户牌匾，前者主要展述景点名称、景点历史简介、题词、墓碑文、道德风尚等，后者主要展述家训民风、特殊门户类型(五好文明家庭、五保户、党员之家之类)等。碑文牌匾中家训民风之文最多(59张，约占标牌总量的14%)，多题仁义礼智信等优良道德。景区相关的历史介绍、名人题词、诗文作品标牌数量位居其二(47张，约占11%)。这展现了新时代新农村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承继，也反映了美丽乡村建设对全村人文素养的要求。这种要求及其成效也体现在对优良门户类型的宣传(35张，约占8%)上，抬头即见，可以起到自律和效仿的作用。另外，美丽乡村涉及景点的标牌约占总体的40%(碑文牌匾类的47张加上村庄景点信息类的106张)，足以说明语言资源在旅游方面的开发利用受到相当的重视。这也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因为语言景观是旅游景观的重要构成，游客对景区的体验、观赏和认知很多都靠语言标牌来实现。通过语言景观展现和宣传乡村历史文化、建构景区形象，是将语言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的重要实现手段。

政府政策宣传语也是美丽乡村语言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家大政方针类标语有91张，约占21%。生态环保标语主要涵盖在这些凸显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类标语中，单独标示的不多，仅6张，这说明美丽乡村对绿色生态文明虽有关注但还不够。计生类宣传标语较少，只有5张，多倡导优生优育、婚前检查等，显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视男女平等、重质胜于重量的科学的人口发展理念。

至于其他的标语如治安条例、商业广告等则较少。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美丽乡村都有自己的村庄简介和村规民约，数量上与乡村数对应，都是6张。这固然存在政策意义上的某种硬性规定，比如要求每个美丽乡村在建设之初都要确立自己的历史、介绍和规章等，但它也确实能在维系美丽乡村的内部认同和外部形象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美丽乡村的标配。

(二)标牌语码

标牌语码指的是标牌所用的语言种类。美丽乡村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其语言标牌的语码取向。考察发现，海南美丽乡村的标牌主要使用了汉语、英语、俄语和日语四种语码，结构形式及数量分布见表2。

表2 标牌语码

乡村相对落后的对外开放水平决定了标牌语码以纯汉语为主。中英双语标牌的出现率较低，总计39张(约占9%)，主要用于对景点和路标的标注。俄语字符出现在标牌中，与近几年来琼的俄语游客不断增加有关，但数量很少，只有8张，全都出现在景点名称的标牌上。另有一处景点标牌是汉、英、俄、日四语同现。由此可见，美丽乡村的语码取向形成了汉语覆盖全领域，而双语码或多语码基本只出现在景区标牌的景观模式。这说明美丽乡村尚不注重多语能力的日常运用，暂时只关注景区标牌的多语码呈现，其背后所折射的是“海南自建设国际旅游岛以来，其国际化语言环境建设集中于旅游领域的国际化语言服务”[9]，并且游客源的语言背景会直接影响到景区语码的选择。

(三)标牌字刻

字刻即标牌所用字体。不同字体具有不同的景观功能，除了基本的信息传递功能外，还包括装饰、美化、象征等文化审美功能，是关系到语言景观审美和识读的关键要素。美丽乡村语言景观中字体呈现多样化特点，有简体字、繁体字、楷书、隶书、草书等。美丽乡村标牌的汉字主要以简体为主，尤其是政府政策类标语，受众是村民，为确保全民的可读性，多以大号规范简体字为主。碑文牌匾上除了简体字，还有一些繁体字，但数量很少。也有一些标牌出现了隶书、草书等书法性字体，它们能对美丽乡村的文化氛围起到点缀的作用。这些书法性字体大多不易识别，其文化审美功能大于信息表达功能。

(四)标牌置放

置放是场所符号学研究语言景观的重要内容。选择什么样的空间来置放，以及如何置放，关系到景观意义激活的效度。语言标牌的置放包括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置放、越界式(transgressive)置放和场景化(situated)置放[10]。去语境化置放是指标牌意义不受置放空间环境的限制，始终以同一形式出现，越界式置放指标牌位置不当或未经批准，场景化置放是指标牌位置适当，与空间相配，能够有效激活景观意义。

考察发现，场景化标牌居多，标牌多置放在与标语内容相关的场所中。但也有不少越界式标牌，主要是碑文牌匾类。一方面位置不合理，如“贵妃池”没有放到景点前方的醒目位置而是放到容易被景点遮挡的后侧方，另一方面置放比较随意，或直接靠在墙角，或乱挂、乱贴，几乎没有空间意识感。

二、 美丽乡村语言景观的空间话语模式

Halliday指出，语言是“表征社会现实的主要手段，社会系统通过语言过程得以建构”[11]，话语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建构过程。语言景观则是空间话语的直接表现形式，它是某一地域语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映射，通过语言可以识解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包括群体的社会特征、活动模式，以及形象、影响力等文化软实力。从美丽乡村的语言景观可以看出，乡村空间话语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念的反映，代表了新时代乡村的文化审美，是新型乡村关系与结构的可视化表达。

(一)空间话语模式的优点

1.注重历史文化氛围的构建

与以前农村的语言景观相比，美丽乡村更注重村庄的历史文化氛围。碑文牌匾是美丽乡村历史文化显现的主要平台。在美丽乡村建设开展之前，乡村有名无“史”，当今每个美丽乡村都有村碑、村史及多种多样的景点标牌。同时在语言景观的识读中，不仅可以感受到村庄的文化之美和历史积淀感，也能对本村村民以及外来游客进行很好的文化教育，进而增强美丽乡村的文化知名度和历史记忆感，真正实现民有所养，民有所知，民有所忆。

2.注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理念的宣传

美丽乡村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领头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践行新时代发展理念的先锋模范。在所调查的语言标牌中，最凸显的就是政治标语和家训民风宣传语，字体和摆放位置都非常显眼，这种主体型标牌成为美丽乡村宣传和教育的重要窗口。虽然表面上直接规约村民行为的标牌数量大幅减少，而换以间接的家训民风为主，但这并不是道德力量的淡化，而是宣传方式的转变，反映了新时代新农村社会发展理念的柔性化和人本主义色彩。

3.对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积极落实

从语言标牌的语码和字体来看，美丽乡村较好地践行了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2001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开始实施，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成为国家层面的要求。美丽乡村标牌在用语上以汉语覆盖全领域，在用字上以规范汉字、简体字为主体，这体现了对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积极落实，也是语言规划取得成效的表现。另外，汉英双语标牌不多(48张，约占11%)，显示了英语渗透力在乡村地域的受阻，但并不是完全为零，仍然呈现出一定的传播势头。

(二)空间话语模式的不足

1.景观表达较为粗糙

语言景观的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信息功能，二是象征功能。从考察结果来看，美丽乡村的语言标牌还停留于关注景观的信息功能，而忽视景观的象征功能，对语言景观的文化资源再生产价值认识不够，缺乏语言景观构建的内在主动力。首先，美丽乡村语言景观虽然内容类型突出，具有时代特色，但展现方式和文字设计相对呆板。对乡村历史文化的展示，主要采取文字标牌叙述，表现形式比较单一，对语言景观设计和价值体系的认知不够科学和全面。其次，在语言标牌的文本中也出现用字用词不规范、语句不通顺、措辞不严谨等现象，比如“请注意过马路安全！”“保护村民的健康安全”等。再者，有的标牌上同一内容的英文翻译出现两种译法，排版出现文字重复，以及标牌越界式置放(图5—8)等，均显示了乡村语言景观设计的不严谨和表达的粗糙。

2.信息值获取率不高

信息值是Gunther Kress和Theo van Leeuwen[12]提出的视觉语法(visual grammar)理论中的一个概念，他们认为视觉图像的构图意义取决于设计中的显著性(salience)、边框(framing)和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显著性的主要因素是视觉符号的大小、颜色和位置等，边框是指视觉符号与中心的相对位置，图像置放于中心或边缘反映了信息重要与否的地位。信息值是对话语信息类型(主要包括已知信息、常识性信息、新信息等)的获取以及因上下、前后、左右、中心边缘等位置不同引起的信息价值大小的评判。调查中发现，美丽乡村有些语言标牌的内容可读性差，信息获取比较混杂甚至困难，导致信息值下降。具体表现在：

(1)标牌内容混杂，主要是指一种功能属性的标牌上具有不同一的内容，比如有的标牌本属路标指示牌，结果在其上面又加上道德教育内容或交通警示语，又比如旅游宣传语和店铺广告语没有区别度地堆在一起。内容混杂使标牌的功能发生紊乱，降低了标牌信息值。

(2)有的标牌语言设计长篇累牍，文字字体小而多，不易识读，没有凸显性和边框限制，导致受众要么干脆放弃识读标牌的内容，要么费力阅读后产生不舒适感和不美观感。

(3)美丽乡村的村庄和景点历史介绍也不统一，文字或详或略，有多有少，导致标牌信息有的显得冗余，有的反而欠缺，认知效率不高。

(4)有的语言景观字迹模糊不清，一些标牌破损比较严重，还有的标牌信息失去时效没有及时更换。这些都对美丽乡村语言景观的构建产生负面影响。

语言景观是区域形象、文化审美和社会发展的映现。综观海南6个美丽乡村的语言景观，总体来说，景观特色比较凸显，但标牌设计比较粗糙随意，对语言景观设计和价值体系的认知尚不够科学和全面，导致语言景观的文化效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语言景观未能真正起到文化资源再生产的作用，空间话语构建能力尚弱。上述问题看似语言文字的问题，实则影响美丽乡村的文化传播效益和经济生产效益，影响村民和游客的文化体验和生产生活，进而影响美丽乡村的文化建设和长远发展。

三、 美丽乡村语言景观与空间话语构建路径

(一)语言景观价值与空间生产

语言景观的价值建立在对语言属性和功能的认识基础之上。对语言的价值认知可建立系统三层论。从底层来说，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这是语言最基本的功能；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而人又是社会人，处于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使得语言与社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是语言的中间层；当语言在社会运用过程中，与人类的认知、思维和文化意识发生关系时，语言的价值在更高层面显现，这是语言的上层。底层是语言的基本功能，中层是语言的社会功能，上层是语言的认知功能。语言景观价值便是在语言的三层功能体系中体现和完成的。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景观不仅仅是一种“事物”，还带有文化意识形态的象征功能，它反映并帮助产生社会实践、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自身也成为一定空间内竞争权限的场所[13]。而对景观的识读和理解，又离不开创建、描述与解释或者装饰这些景观的语言文字著述系统。这种景观价值的观点反映了对语言上层价值的科学认识。

法国哲学家Lefebvre提出了“空间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理论[14]，认为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再生产的重要载体。而在这种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语言景观及其建构起来的空间话语是空间生产的直接表征，并能映射出物质场所背后的权力、资本等社会要素。吴会娟[15]指出权力型语言景观的生产者往往是某一权力阶层的代表，其语言文字旨在表达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利益与价值诉求。还有广告等商业型语言景观激发的是语言作为人力资本和公共产品的经济属性[16]。所以，语言不仅是一种工具，也是一种资源，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语言景观是多方主体在政治意识、经济需求、文化认同、社会发展需要等众多因素的权衡抉择之后所达成的语言呈现状态”[17]。语言景观不仅可以映射出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动因，还能反向推动空间生产和再生产。语言景观是区域历史文脉的重要内容，其隐性的文化象征功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重塑地理空间为社会空间，深化人们对空间的集体记忆，进而引发空间新的生产和消费结构。综上，语言景观是空间生产的话语表征，空间话语又能促进空间(再)生产。所以，美丽乡村建设需要积极引导民众对语言景观价值的合理评估，构建具有语言景观特色，并且符合科学管理准则的空间话语。包括正确认识不同语言景观所具有的弘扬、规范、提醒、宣传及认知等不同社会功能，尊重不同受众对语言景观引发的空间认知差异并有效引导不同受众对政治政策以及道德观念的公共认知，保持、重构、丰富美丽乡村的地方性特色，促进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效益等。

(二)设计景观特色

语言景观的构建首先需要从内在出发，并考虑外在的规章、制度和群体认同等。Ben-Rafael[18]对此提出了四条原则：突显自我(presentation of self)原则、充分理性(good reasons)原则、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原则和权势关系(power relations)原则。突显自我原则是指语言景观设计凸显个性特征；充分理性原则是指语言景观能够理性满足标牌受众的需求；集体认同原则是指语言景观能够获得公众的集体认可，反映其集体意志和身份；权势关系原则是指语言景观反映强势社会群体利益和要求，对其他群体具有一定的管控力。在上述原则的指引下，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强美丽乡村语言景观构建：

一方面，美丽乡村语言景观设计者要将自身优势和特色展现给公众，这种“自我优势展现”可以突显区域特色。比如少数民族村寨可以将民族特色文字展现给公众，即使其文字不是当前交际工具，亦可成为民族文化符号的象征，达到吸引公众注意力、增加空间辨识度的目的。另外，语言景观符号的展现方式也可以利用新科技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除了文本小册子、木质牌匾、碑文石刻和纸质印刷外，还可以制作电子显示屏、音频图像展示、手机微信扫码等多模态语言景观。再者，可以设计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语言类或字刻类文创产品，如海南乡村可以开发椰壳木刻、火山石刻等特色刻版，将语言文字与地方文化特色有机结合，提升村民及游客对美丽乡村的空间记忆力。

另一方面，语言景观设计要体现充分理性的原则，不能为特色而特色，需要深刻认识到“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和公共产品”[19]，需要满足受众的需求和尊重市场的导向，换句话说，标牌要充分考虑其有效性，减少直至杜绝出现影响语言景观效力的问题，如前述的设计粗糙、内容可读性差、凸显度弱、信息值低等不良现象。因为语言景观并不是语文符号的简单陈列或随意呈现，而是具有一定的空间象征意义。特定区域的语言景观，应该汲取区域文化内涵，并将这种内涵通过语言景观形式投射到物质空间形态层面，这样景观才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不规范的标牌起不到有效的信息传递功能，文化象征功能更无从谈起，十分影响美丽乡村的外宣形象和社会评价。另外对语码的选择应符合国家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同时兼顾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趋势，正确认识英语等外语语码的景观价值，做好不同语码在乡村语言景观的社会效益分析，以明晰不同场所的外语语码主要发挥的是有效沟通的信息功能还是作为某种设计元素的装饰功能，进而在语言景观中合理地展现。

(三)加强科学管理

当前美丽乡村语言景观总体水平不高，空间话语构建能力尚弱，一方面缘于农村经济、交通、教育等发展水平的滞后，另一方面也是国家语言规划宏观大局不够重视的结果。

科学管理是建立在对语言符号和语言景观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语言生态论、语言价值论、语言经济学等理论应该成为语言景观理论探索的重要基础。在构建语言景观时，积极吸取和学习传播学、社会学、艺术设计学等学科相关理论，运用视觉语法和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理论，把握视觉符号的三大功能，即文字图像的再现意义、互动意义和构图意义[20]，有效编码文字图像，合理地阐释语言景观背后的人类经验、话语行为和社会交往状态。

政府有关语言管理的职能部门一定要身先力行，深化对语言在多元化社会建设中的功用认识，科学指导，积极宣传，加强监督美丽乡村的语言景观工作，充分认识到语言景观的“激励效应”(carryover effect)，重视语言景观的文化资源再生产力和空间效益的生产过程，增强空间话语构建能力，提升美丽乡村的文化软实力。

结 语

本文以海南6个美丽乡村为例，缩影式地分析了美丽乡村的语言景观，意在探讨乡村语言景观的构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日益加速，城乡地域特色丧失、城市意象趋同加剧的背景下，美丽乡村巨大的社会空间，应该有其自身特色的语言景观表现和空间话语构建能力。而目前看来美丽乡村语言景观的总体水平不高，空间话语构建能力尚弱。所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城市与乡村语言景观的差异，考察乡村语言景观的空间分异特征和空间格局，深入分析影响美丽乡村语言景观建设的因素，着力探讨乡村语言景观形成的过程、驱动机制和管理机制，进而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空间话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