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郭 渊
(暨南大学 中外关系研究所,广州 510632)
清末民初时局的转换,为地理教育提出了时代要求。涉及东西沙群岛的经纬度等有关南海疆域的内容此时起出现于各级地理教科书中,然而由于编写者对南海局势的发展把握不够,教材中的某些内容出现失误,更由于国家对教材编写管理的滞后,教科书中的错漏长时间得不到纠正。近些年来,学界对清末民初地理教科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1],然而对教科书中涉及的南海疆域内容缺乏系统的研究;学界对史籍中南海诸岛史料的整理,尤其是清末民初时期官方档案的汇编方面,缺乏对彼时教科书中相关内容的整理[2],因此,有必要深入剖析清末民初地理教科书中关于南海疆域知识的编写背景、内容,从而在认识到其历史贡献的同时,也明确其失误。
清廷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广设各级各类学校,并颁发规章,规划课程建设,其中自小学至大学列地理学一门,作为普通必修课程。1904年1月,清朝政府在《奏定初等小学章程》中规定课堂地理教育的要义是:“在使知今日中国疆域之大略,五洲之简图,以养成其爱国之心,兼破乡曲僻陋之见。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之心。”[3]178《章程》之要义明确在世界范围内认知中国的国际地位,明了世界形势和走向,用一种开放的眼光观察世界,审视本国历史和现实的发展历程。这些内容为地理教科书的编写规划了大致方向。清末地理学家屠寄指出:
世界地理学者说明世界各国土地、人民、主权之性质及其关系者也。中国地理学者说明中国土地、人民、主权之性质及其关系者也。今代教育家论科学之配置,以地理学为重要科学之一部,而本国地理学尤为国民教育之重要科学焉。[4]自序:1
近代中国新式学堂地理课程的开设,客观上推动了地理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因当时学校尚未有教科书编写体例和规则,引进国外教科书有一种必然性,其中日本地理教科书对中国影响极大。它提供了比较成熟的编写体例、框架结构和表述方法。如商务印书馆从1902年起编译各级中外地理学教科书,最早的一本是《小学万国地理新编》[5]。清末陆续出版的许多地理教科书均采用日本地理教科书的编写风格。屠寄对这种现象描述说:直至光绪年间“国家兴立学校,颁发章程,自小学至中学,列地理一门于普通必备之学科中,用意至当。然此学教科之官书尚未编定,坊间所行大都译自东西文,缺略不备”[4]自序:2。
当时国内学者所用中国传统舆地学单纯记述地理现象的框架,已经不能适应新式学堂的需要,“一统志,以至省府厅州县莫不有志,然但可据为参考书,而不适于教科书之用”[4]凡例:1。因为时局动荡,教育行政部门对此还无统一管理,如制定全国性的教学大纲,对教科书的编写进行有效的专业审核等。教科书更多体现的是编者对全国志书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屠寄便以“寄往年承乏大学堂教员讲授历史舆地”资格和“足迹半中国”之经历[4]自叙:2,精心编著,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出版了《中国地理学教科书》。这部书的体例规范,是从中国眼光进行设计和写作,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地理教科书的编写内容。该书后经清廷学部审定,评价甚高:“详简得宜,条理甚悉,实为近今地理教科佳本。”[6]
屠寄编写教科书的指导原则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互相联系。3卷共230页,计16万余字,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卷一包括亚细亚总论、中国总论和地文地理等39项内容;卷二为人文地理,包括人民、政教、物产、交通等36项内容;卷三为地方志,包括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珠江流域、关东三省、西域、北藩、西藩等28个省府地区。该书的编写体例颇不同于他书。数理地理、自然地理、 政治地理是19世纪初期西方地理学最常见的三分法,屠寄根据本国地理的叙述要求略作变通,凸显了地理教育的政治性,强调土地、人民和主权是一国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三者失其一,则国之义不立”[4]自叙:1,目的是教导青年学子保护国权。这代表了当时地理学者对该课程的重要性的认识。然而该书的地方志书痕迹很浓,根据各省的府、直隶厅同知、直隶州等来叙述,未依据总论体例分类阐述。
晚清中国的地理教育,体现一种历史与时政教育的结合,因为现实救亡图存逼着各级各类学生了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了解中国一步一步被列强侵夺土地的历史,中国如何一步一步积贫致弱,目的是进行国耻教育,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对于列强租借地,屠寄在教科书的设计方面并未专门编写,而是内化于相关章节之中,如关于香港、澳门、广州湾租借地的内容,编写于《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卷一“地文地理”之第二部分“沿海岸线”的“南海之沿岸”,屠寄指出广州湾为法国所租借,九龙半岛、九龙关、香港为英国租借地,葡萄牙占据澳门[4]47-48。
这种编写思路延续到民初,而且因结合简绘地图,使国耻教育更加丰富和全面。刘传厚和杨喆编的《新编中华国文教授书》(第二册)的“我国地图(一)(二)”教育时,对香港、澳门、旅顺、胶州湾、威海卫等地图和文字说明进行教学设计,强调“以矢志雪耻为全篇之节”,编者痛心地指出失地、租界对民族的耻辱:
国耻 全国之耻,非一人一家之耻也。凡主权损失,及军事战败,皆为国耻。《礼记》哀公问孔子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语盖本此。[7]29-30
课堂练习设计的内容也有意识地唤起学生的爱国之心。如在讲授中国自近代以来沿海割让之地后,该教材设计的课后练习题中,有让学生说出辽东半岛、大连湾、香港、广州湾、九龙岛等地租界相关问题,如“租期各有长短,孰为二十五年,孰为九十九年,试述之”;“使馆、商场,何以宛如异国”[7]30-31等。可见,课堂的教授、提问等环节,按照学生对知识循序渐进的原则进行安排,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系统掌握,明了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实处境。
在清末民初的课堂教学中,教科书编纂者已经意识到,地图在授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地图宜悬本县图、本省图、中国图、东西半球图、五洲图于壁上,每学生各与折迭善图一张,则不烦细讲而自了然。”[3]179这实际上是在讲课堂教学中各种地图的综合运用,以期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一生动活泼的方式,改变了传统读经式的学习。注重地图教育的功效,以之作为地理教科书的辅助读物,是这一时期地理教科书编写的一大特点。较早对之进行理论阐述,并在课堂教学进行应用的是屠寄。他在《中国地理学教科书》“凡例”的首条,即扼要阐明图文的关系:“图与说必相辅而行。图表地理之形式,说表地理之精神。有图无说,则精神不见,有说无图,则所表之精神亦不见。”[4]凡例:1以屠寄为代表的学人所进行的图说相结合的地理教育方式延续至今,虽然他们在编写教科书和绘制相关地图时,囿于时代原因而未涉及中沙和南沙群岛,但从图文结合的教学方法来说,实则开启了中国边疆教学的新模式。
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救亡图存、重建民族国家是一个艰辛的历程。以国耻教育为重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当时各级各类学校的重要任务。同时,国家领土、主权等概念对于国人来说是舶来品,要想理解其内涵、掌握其精义还需一定时间。这种状况要求教科书编写者反复揣摩,从历史和现实的纬度,深入浅出,使学生明确自身的责任;而对于受教育者来说,需要接纳新知识,放眼世界,勇敢地承担起解救民族于危难的重任。
晚清时期各种地理教科书对中国疆域范围略有论述,但大多笼统而不确切。这与中国古代对边界或边疆之地未形成如西方那样准确划分直接相关。进入20世纪后,西方边界经纬度划分之法传入中国后,政府和社会各界始对此有所了解,这在地理教科书上有所反映,然而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编写者对本国地理范围的介绍,虽有经纬度的说明,但内容笼统,未明根据何在,亦没有地图作为辅助参考。当时地理教科书中的边疆知识,主要体现在对陆地、近海经纬度以及主要自然地理标物等方面的介绍,而对于边疆地理的沿革、范围以及边疆形势涉及的不多。与此同时,教科书或教辅资料中,绘制质量较好的边疆地图就更少了。自清末始,教师和学生能获得的教辅资料(报纸、期刊、地图等)似乎并不多,海疆尤其是南海方面的知识储备严重不足,这种状况至整个民国时期依然如此。1932年9月,地质学家丁文江谈到当时国内地图出版界的混乱状况时说:
各书店所出版的地图都是用乾隆《大内舆图》做底本的,这原是康熙年间几个少数的天主教教士,用很粗的方法测量来的。到了今日已经根本不能适用。何况许多编地图的人连《大内舆图》的原本都没有见过。这些人你抄我,我抄你,自然越抄越错误了![8]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相关部门对边疆缺乏实测,致使疆界的范围、边疆的区划等滞后于疆域管理的要求。光绪三十三年(1907)童世亨编写一本适用于中学地理教学之用的《中国形势一览图》,他在该书的“自序”中痛心地指出中国地理实测的落后状况:“我国幅员广大,尚未有一省一邑,从事实测,日蹙百里而不以为意,并此面积方里之数亦未确知……海疆边界,最为要害,西人实地探测,洞若观火,我则地失于人,犹未周知其形势。”[9]学界时常说中国自近代以来海洋意识薄弱,阻碍了经略海洋,导致无法有效抗衡列强来自海上的侵凌。这与前述之说应为一种因果关系。
在南海海域,自近代以来政府经略意识更加薄弱,向来缺乏实测,政府或军队所绘制的精确地图不多。20世纪初,东沙、西沙群岛地图资料,仅记载1927年5月广东陆军测量局制《广东省十万分之一图幅联合表》(绘有东沙群岛、西沙群岛)。1929年8月该局编《西沙群岛图》(两幅)[10],标有林岛、石岛、掌岛和登擎岛,比例尺1∶10 000,彩色,每幅29.4厘米×36.4厘米[11],内容简单,绘制颇为粗糙,落后于历史同时期日本人“探险”西沙绘制的各岛地图。
地图编写者边疆知识不能及时更新跟进,也是导致编写错漏的原因之一。实际上,1909年5—6月,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员勘查西沙,群岛归属于中国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当时《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纷纷予以报道,形成舆论高潮。然而这些内容,却未在上述图籍中出现。很多地理教科书对中国向南管辖之地的错误解说,与当时书报出版制度不健全、不规范也有关。晚清至民国初期,虽有书报审查、审批制度,但对边疆内容的规定寥寥无几,这种状况直到1930年代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成立后才有所改变。
正是因为政府部门对海疆乏于调查,疏于治理,坊间出版的地图,只能是根据自己掌握的外文资料进行绘制,其中之错漏在所难免了。 “未知本国地名,重译西图,辨音会意,填注满纸,莫知所指。”[9]直至20年代初,地理学家李长傅仍对西沙之音译命名慨叹说:
长傅喜治本国沿海地理,参考中西图籍,采取新旧报章,对于东西沙岛,所得仅此而已。东沙之现状若何,西沙之岛礁何名,不可得而知也。童世亨之《七省沿海形胜全图》,以改正沿海译名著称,而对于西沙群岛,则尚存译音之旧。此长傅所万分抱憾者。粤省人士,海内同志,必有亲历其地者,肯将其见闻所及公之于世,此长傅所拜读者也。[12]
清末民初的地理教科书,对于中国南海疆域止于何处,书写模糊不清,并时有错漏,这不仅是因为其编写的粗疏,臆测中国疆域范围,而且以讹传讹,谬种流传。正如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在1935年1月所指出的:
我国因向乏全国实测详图,故坊间出版图籍,年来有如雨后春笋,类多抄袭陈编,以讹传讹,甚至翻印外国出版之中国图,不加审查,致国疆界域,任意出入,影响所及,关系非浅。[13]
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揭示的问题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各级政府和军方制图机构测绘的高精度实测地图,主要是为政府、军事需要服务,并不投放其他场所,对学校也仅限于中央大学地学系等少数单位,故而大量中学、小学的教学用图和普通市民的参考地图,多依赖于民间绘制的并不精确的地图[14]。
清末民初教科书南海疆域书写之错漏,最重要原因是未深刻理解和把握晚清勘查东沙、西沙的历史文献。一国疆界止于何处,应为严正考证之事,一般来说以官方发布消息为准。而清末民初中国政府依然按照传统惯性治理海疆,未有明确的经纬度界说。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员勘查西沙群岛,西沙正式纳入政府规划开发的视野,并为此出台相关的规则和办法。张人骏在给外务部的呈文中指出,广东管辖大洋中岛屿甚多,如不加及时管辖难免为外人觊觎,为此主张加强管理:
窃粤疆滨临南海,大洋中洲岛甚多,只因险远难通,遂致终古荒废,而外人之觊觎者,转不惮穷幽涉险,经营而垦辟之。东沙岛之近事,其明征也。查日人占踞东沙岛,迭经臣与日本领事据理力争,彼已认为中国属土,刻正派员前往会勘,不久即可将该岛收回。兹又查有西沙岛者,在崖州属榆林港附近。先经饬据副将吴敬荣等勘得该岛共有十五处,内分西七岛、东八岛。其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15]
可见,两广总督正是鉴于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地缘位置的重要而决定勘查,加强管理,只是因为海途遥远,消息不通,造成情况一时不明,故政府荒于治理。也就是说,两广总督府一时对于广东省下辖岛屿范围、数量不甚明了,并没有说疆域范围止于西沙群岛。事实也说明,两广总督作为南海疆域的具体管辖者,对南海疆域的认知有一个逐步发展过程。促动其认知转变的主要因素是外力的侵扰,再有中国海军力量能够充分延伸相关海域,“重领土而保海权”。法国人对晚清政府勘西沙测颇为关注,尽管有觊觎西沙之心,但是忌惮于中国人民维护领土的坚强意志,担心如采取行动干预中国宣示西沙主权的行为,可能会激起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另外,法国海军部、外交部均认为,对于法属印度支那来说,西沙群岛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贸易方面看意义都不大,因此法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对西沙采取任何行动[16]。
再从1909年勘查西沙群岛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参与者和规划者来说,他们留下的文献说明广东“滨临南海”,近海、远洋岛屿甚多,其中就包括西沙群岛。历史同时期出版的刊物,如1909年《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宣统政记》《图画新报》《地学杂志》等亦有类似说法。如1909年第4期《东方杂志》所刊载的“记粤省勘办西沙岛事”记述说:
闻当时查得崖州滨处海洋,直当南洋群岛航线要冲,近海岛屿,以百数计,其属于崖海各处,共有二十余岛,最大为榆林港,附属小岛约七八处。其次则为西沙岛,附属小岛十四五处,西沙岛在榆林东二百海里许,处崖属之极南,为陵水所管辖。[17]
“记粤省勘办西沙岛事”一文应为晚清时期各种关于初勘西沙的新闻消息汇总。这也是当时政府和新闻界的一种共识,即中国南部海疆,因岛屿众多(“近海岛屿,以百数计”),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一一勘明。英国人关注晚清政府派员勘查西沙时,对中国践行主权行为持肯定态度。这就正确地揭示了此次勘查行为的本质特征,反映了中国政府西沙主权宣示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然而,清末民初地理教科书对东西沙群岛的书写,并未及时根据南海局势进行修改,故学子呼吁编写者加强调查研究。1931年12月出版的《中学生文艺》有一篇作文对地理调查必要性说得很直接:
地图总算是研究地理的人编的了,但是这些编者连中国极重要的地方都不知道,中国的边疆重地都不知道!我们真不能怪英人要强占江心坡了。其实现在我们的边疆上,因为自己不知道,不留意,不考察,而为外人占去了的地方不知凡几,岂止江心坡而已哉![18]
进入民国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法国及其殖民政府觊觎西沙群岛,但未付诸行动,故西沙局势显得相对平静。中国政府和学者、报刊界对西沙群岛关注也不多。此时也有某些学者对西沙自然地理进行介绍,不过篇幅短小,且所用资料均源于外文,西沙地名为译名。如1914年啸秋的《西沙群岛志略》指出西沙群岛旧称七洲洋,西人名之拔拉塞尔,“为往来香港南洋必经之点,海水虽深而多暗礁、石花、浮沙,故称险道,群岛分东西两会,东曰阿非特里特群岛(宣德),西曰忌尼先群岛(永乐)”[19]。该文没有说群岛历史、面积、岛上植物等自然状况,也未提及海南渔民在西沙的生产活动和对岛屿的命名。
清末民初地理教科书对于中国南部疆域的书写,从地理范围方面来说不局限于中国的近海,开始延伸至远洋群岛或岛屿。屠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介绍了靠近中国的四大近海——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1914年,胡晋接、程敷锴编纂的《中华民国地理新图》中绘有东沙、西沙群岛。《新图》中的《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右下角设一专图,标绘西沙群岛、东沙群岛。在中国疆域地图史上,胡、程第一次在地图的右下角贴上小方块,开创了标绘南海诸岛方式的先例,以后有几十种地图都用此方式标绘南海诸岛图[20]。这就是用图例方式显示出编者对南海疆域的关注,将时政、地理与历史教育相结合,对国土的现状以直观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于中国南海疆域影响深远的清末两广总督与日交涉、收回东沙岛,勘查西沙、宣示主权之事,民初多数教科书在编写中国疆界时就有所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琼崖地区掀起的反对日本掠夺西沙资源的风暴,经过报刊、舆论的广泛传播,西沙问题一时成为全国舆论之热点,地理教科书的编写吸收这些内容。如192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张其昀编写的《新学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人生地理》(下册)对此进行介绍:
西沙群岛位于榆林港东南海中,大小共(都)十余岛,距离海岸约四百里,当香港与新加坡往来之孔道,向为琼州沿海居民绝好之渔场,渔船随季风而进退,每年一度,依此为生者不下二百万人。以岛中居民不多,故未设官治理,前清光绪三十三年,日人占我东沙岛,(在香港东南海中)用十万金赎回,随派员查勘西沙群岛,以为亡羊补牢之计。在各岛之上均积有数千年之鸟粪,即农田肥料之磷质也。水产以鲍鱼玳瑁海参海螺为最著云。[21]
此教科书在对东沙、西沙等群岛书写过程中,对海南渔民生息于群岛的历史进行了书写,而且也谈到了渔民的生产生活。渔民在岛长期居住者颇多,所形成的景观别有特色。这就是在有限空间之内,居住地、水井、庙宇以及人们的耕作之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渔民的居住环境。按照中国传统村落文化,居住地、水井、庙宇及耕地等的组合,是构成一个永久性的居民村落点的重要识别内容[22]。这就事实上形成了南海诸岛为海南渔民的家园了,中国对诸岛的历史性权利得以形成了。在维权斗争过程中,海南渔民以及其他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外交涉的重要支持力量,尤其是他们或自发或自觉发起抵制列强侵扰南海诸岛的行动,与政府对外交涉呼应联动从而对列强形成一定压力[23],与此同时这一历史过程亦成为我南海维权证据链的重要一环。
自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救亡图存的国家形势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奋起抗争,作为社会新知识、新文化的学生群体,其历史和现实的使命感促使其关注国事民瘼;而中国陆地边疆、海疆为多事之地,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孔道,尤其中国近海疆域是自近代以来列强侵凌中国的重要途径。地理教科书编写者认识到,只有让学生掌握边疆地理,认识其地理特性和地缘重要性,才有可能为国家边疆建设和政策制定奠定未来的人才基础。为此地理教科书的编写、地图的绘制,一般是从地缘关系编写中国“疆界”“幅员”,从东亚和世界视域来认知中国的地理位置,从地缘关系角度叙述边疆的战略重要性。例如某些教科书在编写中国近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时,呈现出一种时空综合的视角,并从历史和现实纬度编写自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租借地,将历史的民族耻辱内化于地理教育之中,这使学生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海疆的安危关系到民族的存亡,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定位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
清末民初之际地理教科书的编写,正处于西方地理知识、讲授体系传入中国之际,故编写者从以往的地方志式的撰写和讲授模式,向时空互动的编写和教学模式转变,开始采用新式的教科书、课堂讲授方法,自觉地将世界与中国地理知识(人文与自然、历史与现实)相互结合,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学生讲授。清末民初之际,东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之后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并迫使中国政府履行这些条约。这种国际环境、社会局面对中国教育以及人才培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洗刷民族耻辱,是中国教育面临的一项根本性任务。学人们在编写教科书过程中,在叙述中国陆海边疆遭受列强侵蚀的历史过程的同时,将国耻教育作为学堂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深深感染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学子,激励他们为国家独立而奋斗。
与此同时,社会动荡、政治失序,中国政府对疆域管辖的薄弱,以及海洋意识淡薄,造成对疆域地理范围、经纬度以及地理特征等未进行详细测绘和准确的界定,对社会各阶层认识中国疆域,尤其是应对疆域危机产生了消极影响:(1)中央和地方政府未能对教科书编写的疆域内容进行必要的审查,教科书对疆域历史和现实的编写错误未能及时纠正;(2)教科书的错漏之处,使学子难以形成正确的南海疆域观念,尤其是对疆域范围处于一种模糊认知状态,延伸至社会,其他阶层的南海疆域认知也模糊不清;(3)国外某些别有用心者将这种对中国南海疆域的错误说法,当作攻击中国南海维权的“证据”。迨至20世纪30至40年代,国民政府对中国南海诸岛进行了正式命名和地图绘制,同时,对包括地理教科书在内的各种书籍中关于南海疆域的书写进行了规范。学人也自觉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使命,在各级各类教科书的编写时,对中国南海诸岛的表达也越来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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