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振华教授与《更路簿》研究

王志强

(海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海口 571158)

韩振华教授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研究主题涵盖中外关系史[1]、海外贸易史[2]、华侨史[3]与南海史地[4]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学界对其研究给予高度评价[5]。韩振华祖籍海南文昌，这里是海南渔民《更路簿》的滥觞之地。《更路簿》研究日渐成为当前学界关于南海史地研究的热点与学术增长点[6]，韩振华可以称得上是《更路簿》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一、 为《更路簿》正名，留存珍贵史料

1973年3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海南水产研究所及国营南海水产公司组成联合调查组，通过对潭门镇老船长的深入访谈，编写了《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7]，并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出版，将潭门渔民赴我国西沙、南沙捕鱼的航海指南称为“航行更路”，“航行更路”即是指今天的《更路簿》，该调查报告成为我国首次向世人揭示《更路簿》神秘面纱的重要文献。

1974年3月至5月，广东省博物馆与海南行政区文化局的文物考古人员到我国西沙群岛进行历史文物调查，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历史文物和资料，形成最终调查成果《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西沙群岛文物调查》[8]，该书公布了四张苏德柳《水路簿》的截图，图片标题分别为：《水路簿》第一篇《立东海更路》、《水路簿》第二篇《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水路簿》第三篇《驶船更路定例》、《水路簿》第四篇(无题)。“水路簿”成为当时学界对海南渔民南海航行更路经的称谓。

1977年7月，韩振华在海南岛的文昌、琼海进行田野调查，搜集到四本海南渔民到我国西沙与南沙群岛等地航行的海道针经书，即苏德柳抄本《更路簿》、许洪福抄本《更路簿》、郁玉清抄藏本《定罗经针位》和陈永芹抄本《西南沙更簿》，并首次将四本《更路簿》的具体内容在《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续编)》中对外公布。韩振华搜集并公布《更路簿》民间藏本的工作无疑是具有开创性的，为后人深入渔民群体进行田野调查，抢救性征集未面世的《更路簿》抄本做了很好的示范。不仅如此，针对不同抄本针经书称谓不统一的问题，韩振华指出，1975年，广东省博物馆编写的《西沙文物》一书将海南渔民赴我国西沙、南沙航行的海道针经书称为“水路簿”，但根据实地调研，海南岛渔民一般称其为“更路簿”。同时，各种抄本的《更路簿》都用“立××更路”之语来立书中的篇名的。比如陈永芹抄本《更路簿》，即用《西南沙更路》来命名。“因此，我们认为叫《更路簿》比叫《水路簿》更为确切些。”[9]366正因如此，此前的“航行更路”与《水路簿》的称谓均被《更路簿》所取代，韩振华关于《更路簿》的命名成为后来我国官方、学界与民间通用的名称。如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外宣称我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的历史证据时，明确指出：“历代渔民的《更路簿》等著作，记载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生产的情况和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及岛礁分布情况。”[10]这一事实无疑表明了韩振华关于《更路簿》的正名被官方正式采纳。

韩振华将口述历史的方法用于《更路簿》研究，抢救性地搜集整理了16份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渔民口述史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更路簿》研究纸质文献的不足，为后人开展《更路簿》研究保存了珍贵的渔民口述文献。

《更路簿》作为渔民的航海指南，实用性较强，记载简明扼要，口授或传抄于渔民之间，不同抄本之间有较高的重复性，其所记载的航线、地名、海域、针位等，如没有相关背景知识难于理解，其蕴含的丰富的海洋文化内涵无法被今人准确解读，所以才被学者称为“南海天书”[11]。正因如此，搜集《更路簿》的相关历史文献对于解读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尤为重要。韩振华采用田野调查与口述历史的方法获取关于《更路簿》的一手资料，开创了《更路簿》研究新的视角与方法，推动了《更路簿》的研究工作。正如韩振华所言：“苦是苦，而且很费时间、很消耗体力，所得结果也未必都理想，但是经过调查，增加了感性认识，这是从古籍上、书本上得不到的。这种具体感受对我以后的研究有很大帮助。研究边疆史地的人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是十分必要的。”[12]

1977年的调研中，韩振华获取的16份渔民口述材料，在今天看来，显得尤为珍贵。韩振华采访的渔民多出生于晚清民国初年，这些渔民亲历了利用《更路簿》赴我国西沙、中沙、南沙捕鱼的风帆时代，他们对《更路簿》的使用及南海捕鱼的经历耳熟能详。这些渔民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如何把他们的经历用历史记录下来至关重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机动船的使用使《更路簿》日渐失去了航海指南的作用，新的船长们对《更路簿》已经无法进行清楚的解释，更不可能利用《更路簿》进行航海实践。笔者近几年对潭门的老船长们进行调研发现，因为他们没有使用《更路簿》航海的经历，自然无法解释清楚《更路簿》的相关问题。他们对《更路簿》的了解大多是儿时留存的记忆，且已经模糊不清。即使是自己藏存的《更路簿》抄本，大多也说不清其来源以及《更路簿》上的相关信息。《更路簿》背后的故事成为了历史。正因如此，韩振华留存下来的这16份材料在今天看来显得弥足珍贵。

二、 发掘《更路簿》维权价值

韩振华教授一生心系南海，面对南海争端，他首先对《更路簿》的维权价值和意义做出正确判断，为我国南海维权提供有力证据。

韩振华高度重视《更路簿》中渔民对我国南海岛礁的命名。现在虽然不能确定《更路簿》最早出现的时间，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至少在明朝时期就已经有了《更路簿》。按照现代国际法认定领土主权最早发现、最早命名的原则，《更路簿》中的海南渔民对我国南海诸岛礁的命名远远早于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具有重要的维权价值。基于此种判断，韩振华在我国开展南海诸岛地名命名工作中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设性意见，即海南渔民《更路簿》记载的南海诸岛地名有100多个，建议在重新调整南海诸岛地名时优先采用我国海南渔民惯用的南海诸岛地名，《更路簿》上没有的地名再重新命名[13]。韩振华的建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与采纳。1983年4月24日，中国地名委员会授权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287个，其中采用海南岛渔民命名的地名38个[9]472-483。

按照现代国际法认定领土主权最早连续开发的原则，韩振华从《更路簿》中南海航线的开辟与渔民在南海的生产活动等方面为我国南海维权发掘历史证据。关于《更路簿》的航线问题，韩振华以海南岛潭门镇草塘村老船长苏德柳抄本《更路簿》为例加以说明。其中有关于往来西沙、南沙群岛等地的航行针位和更数，例如：

自墨瓜线(1)南沙群岛的南屏礁：位于北纬5°22′，东经112°38′。去浮罗丑未(2)浮罗丑未为Pil.Subi,即沙糊皮群岛，位于南纳土纳群岛的最北端。，用寅甲加二线坤，二十五更收。

自丹节(3)南沙群岛的南通礁：位于北纬6°20′，东经113°14′。去佛罗唎郁(4)马来半岛东部。，用甲庚加一线寅申，三十二更收。[4]311

这些事实说明，有关南沙群岛的航线早已为我国的渔民所认识，他们以海南方言为南沙群岛的岛群命名[4]312。海南渔民无疑是这些航线的开辟者，并通过这些航线从事渔业生产与商贸活动，对南海实施有效的经营与开发，这些铁一般的史实是不容抹杀的。

《更路簿》是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有力证据。关于此点，从韩振华留存的16份渔民口述史料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佐证。海南渔民到我国西沙、中沙、南沙从事渔业捕捞，主要捕捞海参、公螺，捉海龟等海产品，也在岛上晒鸟干、晒乌龟干等，形成固定生产作业线路，即一般是先到南沙，后转移至西沙、中沙，在南沙到达太平岛后即分东头线、西头线和南头线分散作业。捕捞的海产品除带回本岛外，还到新加坡从事马蹄螺贸易，如黄学校经营并垄断南沙群岛马蹄螺捕捞采拾和贸易的故事即是最有力的证据[9]400-402。每年立冬或冬至时节，海南渔民乘东北信风前往我国西沙、南沙，至翌年清明或端午节前后再乘西南信风返回海南岛。在此期间，他们要在西、南沙群岛上住岛，需要搭建房屋、挖水井、种植椰子树及各种瓜果蔬菜，以满足渔民住岛生活需求。渔民蒙全洲回忆其住岛经历：“我亲眼见爸爸等长辈在南沙的一些岛屿挖水井，种番薯、椰子和蔬菜，冬瓜、南瓜都可以种，就是不能种水稻。当时去西、南沙一带捕鱼就有《更路簿》，详细记各岛、屿、礁、滩的航程。”[9]404此外，渔民的海上生活充满了凶险与孤寂，为了排解长期海上生活的精神疾苦，渔民往往会在岛上建兄弟公庙与天妃(天后婆)庙作为精神寄托。文昌龙楼渔民梁安龙回忆：“在黄山马，还看到我们渔民先辈所建的天妃(天后婆)庙，用珊瑚砌成低矮的小庙，我们到岛后都要去祈求保佑平安，这天妃庙建成至此时至少也有百年以上的历史。”[9]426不仅如此，很多渔民因为生病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葬身南海岛礁，并留下一座座坟茔。久而久之，南海诸岛成为海南渔民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渔民称这片海为祖宗海的缘故吧。韩振华教授挖掘整理出来的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生动鲜活的史实，为我国南海维权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证据。

正是因为以韩振华为代表的学人们从我国古籍和《更路簿》中发掘出我国人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历史证据，我国外交部才有充分的自信对外宣称：“中国人民在发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之后，克服种种困难，陆续来到这两个群岛，辛勤开发经营……及历代渔民的《更路簿》等著作，记载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生产的情况和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及岛礁分布情况……以及明、清时代的水井、庙宇、坟墓等历史人物。这些事实证明：中国人民至少自唐、宋以来就已经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生活和从事捕捞等生产活动。”[10]

三、 开启《更路簿》学术研究

韩振华为《更路簿》正名后，开始对《更路簿》进行深入研究。

(一)《更路簿》产生时间的探讨

韩振华以苏德柳《更路簿》传抄形成的过程为历史依据，推测出该《更路簿》形成的时间下限应该是清代的中晚期。又根据该《更路簿》记载新加坡和印尼旧港外有3处灯塔，结合《两种海道针经》一书中的《指南正法》部分，虽然有关于旧港和马六甲海峡的记载，却未提到灯塔，说明当时应该还没有灯塔的设置。另据向达先生考证，《指南正法》的成书时间是清朝康熙末年，韩振华据此认为苏德柳《更路簿》抄本成书的时间上限应该是康熙末年[9]367-368。关于《更路簿》形成的时间上限，还有一说可以追溯至明代，依据之一是渔民蒙全洲认为是明代三宝公郑和下西洋后传下来的[9]368。韩振华又结合渔民中流传的形成于明代的一百零八兄弟公的传说，说明明代海南渔民已经到我国西南沙群岛进行捕鱼生产，因此，作为海南渔民赴西南沙捕鱼的《更路簿》也应该形成于明代。当前学界关于《更路簿》产生的时间问题又进行了多次讨论。元代说、明代说及清代说均有，但笼统地认为产生于明代则是学界多数学者的观点[14]。这说明学界在韩振华研究的基础上并未将该问题深入推进，并得出确凿的结论。正如论者指出：“关于《更路簿》产生的年代问题，至今仍未展开深入讨论，欠缺具有科学性的结论。”[15]

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南海主权论证方面至关重要。因为越南关于南海权利主张历史证据最早的一份材料是《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越方认为其形成的时间是1686年。尽管韩振华[4]19-28已在《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一文中用充分的历史证据对《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进行了批驳，但为了充分发挥《更路簿》在我国南海维权中的作用，就要用充分的证据论证《更路簿》形成的确切时间且要早于越方《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形成的1686年。从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有较充分的历史证据的是明代说，如何将这一观点做成铁证，仍需学界同仁利用新的研究方法，寻找新的历史证据进行更充分的佐证。

(二)南海地名的考证研究——以“北海”为例

在韩振华首次公布的四份《更路簿》中，篇名有“立北海各线更路相对”“北海更路注明”“北海更路具例”的记载，此处的“北海”被渔民称为我国的南沙群岛海域。至于为何这样称谓，海南渔民多数认为是祖上传下来的叫法，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能给出较为详细的解释。韩振华教授首先从中国古籍文献入手，考证认为“北海”一词最早应该出现于谢清高《海录》“小吕宋”条注，即“石塘以上属南海，以下属北海”[4]201-202。换言之，以千里石塘(笔者按：南沙群岛)为界，自千里石塘以上(以北)称曰“南海”，亦即广州所面对的“南海”，自千里石塘以下(以南)称曰“北海”。至今，海南岛渔民仍用“北海”以称“南沙群岛”[4]207。韩振华[4]207-208又援引元朝人称北方中国人为“北人”，越南人称中国为“北国”，那么，石塘以北的“北海”的传统称谓也就是中国海的称谓。韩振华还质疑了以东北季风来解释“北海”称谓的观点。换言之，韩振华的观点以中国古籍为史料依据，强调了“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立场。阎根齐[16]在韩振华及诸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再一次肯定了东北季风命名“北海”的观点，无疑深化了该问题的研究。笔者以为，虽然阎根齐以充分的证据解释了海南渔民称谓我国南沙为“北海”的唯一理由，但与韩振华从古籍文献对“北海”传统称谓的解释并不矛盾，两者只是站在不同的视角，依据不同的文献对“北海”进行合理的解释，可以互相佐证。

需要注意的是，越方史料《抚边杂录》[17]中也出现了“北海”一词。“北海”一词在《抚边杂录》中有两处记载，一处是介绍“大长沙岛”时提到其“近于北海之处”，一处是介绍“北海队”时提到“驾小钓船往北海”。“北海”到底所指何处呢？如果根据《抚边杂录》的两处记载来分析很难得出结论。因为根据第二处的记载来看，“北海”应该是越南南部的昆仑、河仙等相邻的地方，至于其是岛还是海也无法确定。但根据第一处的记载，又会发现有自相矛盾之处。据研究，“大长沙岛”应该与“黄沙渚”所在岛屿指同一个地方[18]，应该在广义的东面或东北方向，即里山岛到大占岛之间的岛屿沙洲，与第二处的“北海”相距甚远，怎么会“近于北海之处”呢？除非“大长沙岛”也是指越南南部沿海的岛屿，但根据“大长沙岛”的描述，从广义出发“三日”是绝对到不了“大长沙岛”的。之所以出现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笔者以为，黎贵惇主要在顺广地区活动，且时间有限，所以，其对顺广以南的情况所知甚少，只能是道听途说，错误在所难免。因为其他的越南汉喃文献关于“北海”的记述也多来自《抚边杂录》的记载，所以根本无法佐证。黎蜗藤[19]综合中越史料的分析也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只是推测，“北海”的概念应该来自更南面的区域，如文莱等。但也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既然根据现有的资料无法判定“北海”所指何处，如果越南当局据此认为“北海”是我国的南沙群岛，进而认为“北海队”的活动是对我国南沙群岛的开发的结论自然是无稽之谈。

韩振华对《更路簿》研究所做的贡献远远不止上述内容，其对南海史地研究的治学路径与学术感悟则是更为珍贵的精神遗产，对从事南海史地研究的后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韩振华所言：“在四十年南海史地的研究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如何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问题。既不能抹杀其成果，也不可一概盲从。更应思考的是前人结论的根据，论述过程的来龙去脉，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才能使诸多史地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我很高兴地看到，已经有年轻的历史工作者投身到南海史地的研究。这是一项严肃、敏感而又十分艰苦的研究工作。况且，在论证南海诸岛历史主权时，就不仅仅是历史研究，也是在对国家、对后人、对世界和平负责。应从具体的史实出发，经过考证研究去得出结论，而不能先有结论才去补充例证。”[20]

四、 学界对《更路簿》研究的推进与未来展望

韩振华教授等学界先贤对《更路簿》的调查与研究为后人继续推进该项学术工作奠定重要基础，近年来，《更路簿》研究所取得的最新进展至少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文本数量增多，抄本的传承与流变及文本内容考订研究取得新进展。从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调查发现苏德柳抄本《水路簿》，到1977年韩振华教授团队首次公布苏德柳、许洪福、郁玉清、陈永芹四种《更路簿》全文以来，学界在40多年的调查研究中共搜集到海南渔民《更路簿》40种左右，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而且《更路簿》发现的地域范围也由原来的琼海与文昌扩大到儋州、临高、昌江、三亚、陵水、万宁等地，在海南疍民群体中也发现存在用于航海的《更路簿》。不仅如此，2020年，海口市演丰镇演海村委会下厂村林诗仍老船长向海南大学无偿捐赠了6种《更路簿》，再一次扩大了《更路簿》存在的地域范围。笔者相信，随着调查与研究的深入，一定还会有新的《更路簿》抄本被发现。《更路簿》作为风帆时代海南渔民赴我国西南沙捕鱼的航海指南，各种抄本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传承关系，且具有较大的相似性。鉴于此，有学者对《更路簿》抄本系统进行考证，认为目前现存的《更路簿》是40多份，不是40多种，而是大致由8种不同性质、来源的文本有机结合组成。具体而言，“一是潭门渔民所撰，由潭门往西沙更路；二是文昌渔民所撰，由文昌往西沙更路；三是由南部临高、万宁、陵水、三亚等地往西沙更路，未独立成篇；四是由西沙往南沙更路；五是海南岛东部沿海航行更路；六是文昌铺前急水门流水簿；七是广东往文昌、万宁等地更路，数量不多；八是由万宁等地下洋更路”[21]。还有学者从文献学的视角考证《更路簿》不同抄本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考订文本内容，突破了学界单纯追求《更路簿》抄本数量的局限，无疑深化了《更路簿》的研究[22-23]。

第二，研究视域拓宽。《更路簿》作为渔民的航海指南，主要记载了渔民生产作业的活动轨迹，所以对于航线的考证研究成为《更路簿》研究的重要方面。学界以往研究较多着眼于从海南本岛到我国西南沙航线的考证研究，研究视域仅局限于国内。事实上，根据《更路簿》的记载，我国渔民的生产生活轨迹不仅仅停留于我国的西南沙群岛及其海域，还涉足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湾及北部湾等地，其航行范围几乎涵盖了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有学者已从《更路簿》海外航线与地名的考证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4]。亦有学者将南海区域视为一个网络，考察海南渔民在网络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涉及渔业生产、跨海贸易、宗教、移民、族群等内容[25]，无疑拓宽了《更路簿》研究的视野与内容。

第三，研究方法更新。《更路簿》所蕴含的知识体系错综复杂，涉及多个学科门类，学界也一直强调运用跨学科方法进行交叉研究，但实际上推动较慢。学界成果主要运用历史学、地理学、语言学、法学、天文学、气象学等学科与方法进行研究，近几年开始有学者运用数字人文的方法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26-27]。

第四，研究价值多元。《更路簿》之所以得到我国官方与学界的重视，究其原因，《更路簿》所记载的我国渔民发现、命名南海诸岛及其海域，并实施连续的经营开发的事实，为我国南海维权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证据，其维权价值尤其值得重视。不仅如此，《更路簿》作为地域特色鲜明的民间文献，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深入挖掘。笔者以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阐释《更路簿》所蕴含的海南历史文化内涵。

首先，作为文本的《更路簿》的海南历史文化内涵，具体可以从民间文献、地名文化、航海知识体系等三个视角进行分析。海南渔民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更路簿》真实地记载了其认识南海、开发南海的历史，已经面世的不同抄本的《更路簿》无疑是研究南海(海南)历史文化的重要史料依据，早期《更路簿》原本本身即具备文物价值。《更路簿》记载的南海诸岛地名均是用海南方言进行命名，蕴含了海南地方文化特色。《更路簿》记载的航线、针位、航行距离、风向、水流等构成了南海航行的航海知识体系，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其次，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更路簿》的海南历史文化内涵，具体可以从商业文化、华侨文化、宗教文化等三个方面进行阐释。《更路簿》记载的海外航线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两头家”及“去番”这种移民及海外贸易现象，其贸易与移民的主要对象是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及泰国等，出口的主要是以海参、公螺为主的海产品，换取一些日用品[28]。与海南渔民密切相关的兄弟公信仰，学界关于其缘起、产生时间及其在东南亚的传播情况等问题尚有争议[29-31]，亟须学界广泛搜集新材料、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得出较有说服力的结论，构建海南文化自信的话语体系。

最后，新时代《更路簿》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具体可以从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传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航道更路经》与《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的传承与保护等方面进行阐释。《更路簿》记录了风帆时代海南渔民勇闯南海，深耕南海的历史，为我国南海维权提供重要历史证据。在这片祖宗海，涌现了许多海南渔民与侵入者斗争的鲜活故事。这些证据与故事是海南渔民先辈们留给后人的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可以激励青年一代用心守护好我们的祖宗海。《南海航道更路经》与《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韩振华教授等学界先贤所开创的《更路簿》研究，无论是从文本的搜集与整理，还是对其维权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挖掘与阐释，抑或是“更路簿”学的创建，都还有很大的学术空间，唯有传承韩振华教授等老一辈学人不辞辛劳进行田野调查，抱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孜孜以求，方能深入推动《更路簿》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