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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南 海口 570228)
(本文为作者在“2013 国际旅游岛讲坛”上演讲的速记整理稿,2013年4月20日上午,海口。)
十八大后的5耀8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这5耀8年能做好,未来20年的发展才有希望;如果这5耀8年做不好,或者出现很多的矛盾问题,就难以对未来20年的发展做出判断。
1.经济增长: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7%耀8%的中速增长
尽管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但2012年我国经济由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7%耀8%左右的中速增长的拐点和趋势初步形成。这个拐点的形成说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已成为历史,未来5耀8年,我国将平稳进入7%耀8%的中速增长阶段。即使未来还可能会出现两位数的增长,也只是一个暂时现象。过早低速增长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即在人均GDP 刚超过五千美元,又进入老龄化阶段,且经济增长速度在6%以下。这是一个经济长期低迷的状态。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未来不大可能出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我们追求的是以中速增长为基础的公平可持续增长,即***总书记所说“有质量的增长”,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也就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换档期”。在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将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只有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未来10年7%耀8%的增长才成为可能。
2.经济转型:投资出口驱动型转为消费、创新驱动
(1)出口导向难以为继。首先,欧美市场的萎缩是中长期的。欧美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市场,大约占到60%的份额。未来5年,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1%耀2%;美国经济形势虽然有所好转,但最近2耀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3%左右。在欧美经济都不看好的情况下,我国出口市场的萎缩将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其次,低速增长的出口态势在未来3耀5年难以改变,甚至可以说已成定局。2010年耀2012年,我国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1.3%、20.3%和7.9%,呈逐年下降态势。今年一季度形势虽有所好转,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4%,但剔除各种因素后,实际增长并没有那么高。
(2)投资主导不可持续。首先,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近年来,我国消费率持续走低。尽管老百姓的消费水平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与投资相比,无论是最终消费率还是居民消费率都降到改革开放35年来的最低点。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降到2012年的50%,居民消费率从原来的52%左右降到现在的34%左右。其次,维持高投资的条件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劳动力成本大大提高。近年来,我国的劳动力价格明显增长,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二是资源价格上升。过去的高投资依靠比较廉价的资源,现在资源大量依赖进口,如2012年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达到57.8%。三是环境成本的客观存在。环境成本和环境约束日益成为制约重化工业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投资效益明显下降。以高速公路为例,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1 元投入有3.17 元的产出,而现在,1 元的投入仅有1.5 元左右的产出。
(3)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现阶段,产能过剩呈现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全面性。传统产业和部分新兴产业都出现过剩。以钢铁产业为例,到2015年我国钢铁产能将达到10 亿吨左右,而全社会最大消费能力仅为8 亿吨左右;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兴产业也开始出现过剩,无锡尚德申请破产保护就是典型案例。第二,长期性。无论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的过剩都不是短期可以解决的,像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都将达到消费峰值,而生产能力居高不下。第三,绝对性。某些产业的过剩是长期性的,带有绝对性特点。
3.改革攻坚:制度创新是最大红利
(1)原有的政策、体制矛盾凸显。支撑过去投资出口主导的政策与体制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原有的政策下,为鼓励重化工业发展采取免征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导致地方在引进大企业的同时却没有收益。再比如,钢铁、光伏发电等产业的过剩,都是行政审批的结果,经过审批就能够得到国家配套资金以及银行贷款。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原有的政策和体制安排与中速增长的发展趋势相矛盾,如果不解决,经济转型将面临更大困难。
(2)经济社会转型进入“矛盾凸显期”。以城镇化为例,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解决,则很难实现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从而给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问题。
(3)改革进入攻坚期。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直接依赖于改革的突破。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一些易推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涉及的都是具有全局性、面临巨大利益掣肘的深层次矛盾,改革的任务更加艰巨、困难更大。
我们说“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在于抓住国内巨大需求潜力释放的最大机遇、发掘人口城镇化的最大潜力。这都取决于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也就是说,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未来5耀8年,我国的转型与改革有三大重点任务。
1.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
(1)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总体趋势。第一,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未来5耀8年,我国内需潜力至少有约百万亿,包括50 万亿左右的投资需求和接近50 万亿的消费需求。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需求潜力是相当巨大的。第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趋势。现阶段,虽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是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问题,而是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公共安全等与人的自身发展直接相关联的需求。我国已经从以温饱为主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在这个背景下,消费结构升级呈现“三少三多”的新特征,即:生存性需求减少,发展性需求增多;物质性需求减少,服务性需求增多;私人产品需求减少,公共产品需求增多。这表明,我国开始进入一个消费释放的历史新阶段。
(2)推进投资转型,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第一,改变投资结构,以适应全社会物质文化需求变化的趋势,加大以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为重点的公益性投资。第二,优化投资来源,以放宽准入、引进社会资本、扩大竞争为突破口,推进基础领域的改革。
(3)形成6 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中等收入群体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也是释放消费潜力的主力军。未来5耀8年,确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大战略,明确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大目标,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与改革的全局,对于协调重大利益关系、形成广泛的改革共识、提振社会对改革的信心,意义重大。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是贫富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应当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这将对我国实现消费主导、释放改革红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发展严重滞后。我国高收入群体占比10%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占比23%左右(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低收入群体占比接近70%。5耀8年以后,如果在这样的分配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上实现国民收入倍增,我们将面临更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第二,到2020年,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关键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通过8年左右的时间,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达到40%左右,即形成6 亿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这对拉动消费、实现经济和社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
李克强总理多次讲到,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未来5耀8年,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左右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左右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1)人口城镇化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走了一条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道路。传统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促进人的公平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的根本目标。未来5耀8年,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质量,重在实现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
以人口城镇化为支撑,加快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将形成我国未来5耀8年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由此,我国将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新路。第一,人口城镇化承载着释放内需潜力的重大使命。第二,人口城镇化承载着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重大使命。只有人口城镇化达到一定的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才能实现倍增。第三,人口城镇化承载着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使命。只有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才可能把农村逐步的变成社区,把多余的农村劳动力转变为城镇居民。
(2)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2012年我国名义城镇化率达到52.6%,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高达2.6 亿的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未来5耀8年,新型城镇化重在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
尽快制定国家层面人口城镇化规划,明确提出人口城镇化的基本目标,即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带动结构调整,带动城乡一体化。
“农民工成为历史”要有时间表。“农民工”是户籍制度下歧视性表述,而户籍制度是管理社会、城乡二元的一种方式,未来将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农民工市民化不能再拖到10年或20年后,那将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经济矛盾。出路是先让一部分农民工成为本地市民,一部分采用流动人口管理。具体来说,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从多方面看,“十二五”初步解决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且有望近一两年在发达地区率先取得突破。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通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城镇常住人口的全覆盖以及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重点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初步解决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影响全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社会环境,避免数量众多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游离和漂泊,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其中一部分农民工群体有可能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这对未来10年我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
(3)人口城镇化的制度创新。当前,城镇化进程中的许多矛盾、问题,都与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直接相关。推进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关键是加快体制机制变革与创新。
尽快破题户籍制度改革。改革的方向是取消户籍,实行居住证制度。以落实农民工就业落户政策为突破口,放开城乡二元的户籍限制。1耀2年内实现中小城镇户籍制度全面放开,同时加大中小城镇的财政、金融、用地等支持力度,公共资源配置要更多地向小城镇倾斜,为小城镇产业发展和外来人口就业定居创造条件;3耀5年内实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东部沿海城市可以率先推进;8年内把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农民“暂住证”等统一为“居住证”,实现流动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统一管理。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对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不断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把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作为“十二五”的约束性目标,保障农民工无论在什么地区就业,都能享受到与该地区户籍居民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
统筹推进城乡土地制度一体化。以创新农民土地制度安排为突破口,一方面要尽快剥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得不到物权保障、不能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不能硬性要求农民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来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在符合城乡土地规划的前提下,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抵押、入股的相关制度安排。
着力改革行政体制。按照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推进城镇化进程,需要突破“行政化”的束缚,形成经济主导的城镇化格局。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体制,尤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需要加快调整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人口城镇化的转型要突破过去按行政级别设置来配置公共资源,转向以人口规模来配置公共资源。
3.破题政府的转型与改革
(1)政府转型与改革牵动影响全局。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关键在政府的转型与改革。要实现以内需为支撑保持7%耀8%的中速增长,到202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达到60%、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的目标,关键在于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目前,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的水平约为35%左右,到2020年能否提高到50%左右,直接取决于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的决心,关键在于改变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倾向。
毫无疑问,能否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的目标取决于政府能不能成为一个发展型政府,取决于政府在推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举措和力度。
(2)政府转型与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经济社会转型和政府的改革直接联系在一起,政府转型面临的矛盾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仍然突出;第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权力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第三,中央地方关系尚未理顺,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矛盾问题逐步增多;第四,政府自身建设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以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为主要特点的政府自身利益倾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是目前体制机制性腐败难以解决的一个深层次矛盾问题。
(3)政府转型与改革需要多方面破题。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推进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按照十八大报告“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以深化大部门制改革为重点,调整优化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以公共服务为导向调整中央地方关系,逐步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明确化、法定化、可问责,并以此规划各级政府的财力配置;以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努力走出一条以阳光政府带动廉洁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新路子。
十八大后,转型与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具有三大突出特点:
1.转型与改革交织融合
首先,经济转型依赖于改革的突破。只有改革的突破,才能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只有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其次,社会进步与社会转型,取决于社会领域改革的推进。最后,政府转型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突破。
2.利益失衡的矛盾突出
今天的改革已不同于过去,面临着更多问题,利益关系失衡的矛盾凸显。虽然近几年贫富差距在有些方面有所缩小,比如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比从3.3 倍缩小到3 倍,但是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扩大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利益博弈成为常态。未来几年,能否在调整和解决利益关系失衡问题上有所突破,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尤其是利益集团化的倾向能不能得到扭转,是牵动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面临的重大挑战。任何一项改革,任何一项政策的调整都将触动利益。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3.时间空间约束明显增强
经济社会矛盾凸显给转型改革留下的时间空间有限,未来3耀5 来是改革的“攻坚期”,决定了我国未来10年的发展趋势,以致对未来20年、30年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为此,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尽快出台改革的行动路线图与时间表。1耀2年内出台改革总体方案;2耀3年,在某些重大领域的改革上有所突破;3耀5年,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有所进展;5耀8年,全面改革有所突破。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主动权,解决面临着的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问题。“改革与危机赛跑”绝不是危言耸听。
海南省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国家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和国内消费升级给海南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要充分利用和发挥海南的环境、资源和政策优势,积极承接国内外消费需求,推动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上规模、上水平、增效益。”《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提出两个阶段性目标:到2015年,力争全省人均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达到全国中上水平,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综合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到2020年,力争全省人均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综合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但是在目前,无论人均GDP 还是城乡居民收入离这个目标都有相当大的差距。***总书记说,“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是中央的重大决策,也是海南的最大机遇和最强比较优势”。在转型发展的大趋势下,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面临着重大机遇:
1.不断上升的刚性需求
随着人口城镇化带来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快速增长,全国对海南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趋势已成大局。突出表现在,旅游休闲度假需求快速增长,旅游房地产需求逐步增大,养老服务需求也得到较快增长。
2.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最大潜力
(1)城乡一体化的优势凸显。随着城镇化进程中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海南资源环境的升值空间巨大,综合效益日益全面凸显。
(2)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巨大。与台湾相比,海南近900 万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台湾2400 万人口)。未来8年,如果在空间布局合理,政策合理、有序的条件下实现人口城镇化,预计至少还有700 万的人口增量,达到1600 万的人口承载量。
(3)土地资源的潜力巨大。2011年海南单位建设用地创造的GDP 为0.78 亿元/平方公里,仅相当于2011年广东的1/4、深圳的1/16。如果到2020年海南单位建设用地产出率达到广东2011年的水平(2.85亿元/平方公里),即使建设用地面积不变,海南GDP 将达到9217 亿元,相当于2011年GDP 的3.7 倍;如果2020年达到深圳2011年水平的50%(6.25 亿元/平方公里),海南GDP 将达到20212 亿元,相当于2011年GDP 的8 倍。
3.生态环境的综合优势明显提升
海南拥有全国一流的自然生态环境,随着人们对良好环境的需求增强,由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综合效应将进一步显现。
(1)土地升值空间巨大。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既以城镇化为前提,又是其他要素合理配置的基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释放海南的潜在土地价值,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
(2)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如尖峰岭热带雨林中每公顷林地1年吸收固碳达2.38 吨,约相当于8.8吨二氧化碳气体,碳汇能力为全球热带雨林最高。据有关研究测算,2006年海南森林碳汇的价值量为47亿1 千万多元,占当年GDP 的4.3%。
(3)生态产业发展。未来10年,海南的生态工业项目、高科技项目、信息项目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现在正处于发展的酝酿、起步阶段。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既面临重大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突出矛盾:
1.消费需求与消费供给的矛盾
(1)消费需求不断上升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例如,2012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00 亿元大关,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明显差距,北京、上海等地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均达到5%以上,已成为当地的支柱性产业。在人们消费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改变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现状。
(2)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与消费政策、消费体制不相适应。
(3)消费主体不断增大与消费环境、消费服务不相适应。
2.投资需求不断上升与投资环境的矛盾
(1)行政审批效率低。2008年7月1日至2011年9月30日,海南行政审批即办率仅49.5%,远低于深圳70%的水平。
(2)中小企业融资难。2012年1耀5月,海南中小企业贷款余额1428.67 亿元,仅占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56%;中小企业面临的正规税负项目较多,中小企业税费比例普遍占到企业总成本10%。在全国到海南的投资意愿快速上升趋势下,政府应努力改变投资环境,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创造更为宽松、公正、平等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有序的市场秩序。
3.国际化需求的不断上升与对外开放程度滞后的矛盾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到2020年,旅游服务设施、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与国际通行的旅游服务标准全面接轨,初步建成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胜地。但目前的矛盾是:第一,国际游客比例低。2012年,海南入境游客仅81.57 万人次,仅占游客总数的2.4%。第二,产业开放度低。以金融业为例,到目前为止,驻琼外资金融机构仅剩南洋商业银行1 家。
未来5耀8年,如何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我想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突破。
1.谋求更大的开放
(1)以加快建设国际购物中心为重点,扩大旅游服务市场开放。《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逐步将海南建设成为国际购物中心”。省第六次党代会也提出,“要加快建设国际购物中心,即在2020年海南基本建成国际旅游岛时,建成类似香港的国际购物中心”。这需要一系列政策的突破。要抓住机遇,争取在未来2耀3年内,在免税购物上有大的突破,而不仅仅是开几家免税店;3耀5年内,与香港合作办海南国际购物中心要有突破,香港免税购物渠道已经很成熟,这对海南实现建成国际购物中心的目标有利。
(2)以博彩政策的落地为重点,促进文化体育娱乐产业发展。通过争取更多的国际大赛在海南举办,再结合中央给予海南的博彩政策,海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可以得到快速提升。问题是这个政策目前尚未落地。在发展上,可以考虑和澳门合作,澳门博彩业的发展走在世界前列,有着各种优势和经验,如澳门大学培养了世界一流的博彩MBA。
(3)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市场开放。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投资,提高水平,重点是向社会资本开放、向外来资本开放。现在已有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医疗先行区,在全国需求扩大的背景下,海南发展教育、医疗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特色。这就需要加大开放程度,引进社会资本、外来资本,加快海南教育、医疗发展的速度,提升教育、医疗水平。
(4)全面推进金融产业开放。《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海南探索开展离岸金融业务试点,这也是继深圳、上海、天津试点离岸金融业务后,中央批准的第四个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地区。但海南目前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与发展需求尚不适应。省政府高度重视金融产业的开放,未来2耀3年争取有重要突破。
2.谋求改革的重大突破
(1)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大环境;推进资源环境产权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通过降低准入门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领域,推进投融资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
(2)“大社会”建设的突破。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放权,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解决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的重大作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
(3)政府转型与改革的突破。推进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以及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3.谋求更大的思想解放
(1)改革开放是海南最大的优势。从全国看,25年来,海南有三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第一,放开粮价,推进改革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建省之初,海南就没有粮票,由于粮价严重倒挂,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粮食价格便宜,粮食自给率很低,2/3 的商品贸易粮要靠省外调进,国有粮店严重亏损,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在这个背景下,海南于1991年5月1日正式放开粮价,推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在当时特定形势下,全面放开粮价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事实证明,市场呈现多元供给的良好状态,粮食自给率得到明显提高。
第二,推进股份制改革试点。1987年,海南省财政收入仅有2.7 亿,通过财政支持企业发展很困难。当时,募集资金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进行股份制改革。在中央部委、尤其是国家体改委的支持下,海南的股份制改革在全国创下了多个第一:国内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是海南华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国内第一家民营上市公司是海南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股份制航空公司是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1992年-1993年上半年,深圳异地上市公司只有9 家,海南就占了4 家;北京法人股交易系统中开始全国只有10家,海南就有5 家;股份制改革人才培训班是在海南中改院举办的,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股份制经济规范化运作人才,被大家喻为股份制改革的“黄埔一期”、“黄埔二期”。可以说,股份制改革在海南经济发展起步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推动全国股份制改革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作用。截至1994年6月,经海南省政府授权部门审批成立的规范化股份有限公司154 家,批准募集股本总额达243.36 亿股。这些资金投入到海南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业,为海南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股份制亦让“琼板块”成为当时国内最热门、势头最猛烈的板块,大放光彩。
第三,“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改革。1988年5月,中央批准了海南“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方案,正式拉开了海南行政体制改革帷幕。海南“小政府、大社会”体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精简高效、法制健全、下放权力5 个方面。“大社会”是指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群众团体逐步由官办改为民办,实行“领导人自选、经费自筹、活动自主”的“三自原则”,使群众团体真正代表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那部分群众的利益。当时,海南涌现出100 多个群众团体,承担了很多政府做不了的事情,为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也为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总书记指出,“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后发优势多,发展潜力大,要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总抓手,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路子来,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事实也证明,发展要改掉惰性,海南要敢闯、敢做,以大开放促进大改革,以大开放大改革促进大发展。
(2)建设国际旅游岛关键是软环境。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是海南走向开放的重大历史性选择。在1994年—1996年,海南经济总量排在全国倒数,经济增长缓慢,1998年以后逐步恢复增长。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海南依靠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很难有所突破。基于此,2000年,中改院正式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岛的建议。现实看,建设国际旅游岛关键是发展软环境,但目前许多政策的执行能力、务实能力、思想解放程度还远远不够,服务业发展环境远未跟上,制约了发展步伐。
(3)以更大的思想解放创造发展的大环境。十八大以后,要对全国改革的大趋势有一个准确把握,这将对海南带来许多新机遇。海南作为全国的经济特区,更需要在这方面做出努力,谋求更大的开放,否则,未来3耀5年全国的形势在不断改变,海南尚存的某些优势将逐步丢失。尽管这些年,我们在某些改革上有所进步,但优势不明显,矛盾问题还比较突出。无论在思想解放,还是制度创新方面,都需要有些实质性突破。
省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深入解放思想,以敢闯敢试的担当,实施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提高开放改革的创造力、执行力,努力创造体制机制的新优势,拓宽开放发展的新空间”。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是全省人均生产总值、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2011年,海南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农民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2%,人均GDP 为全国的82%,这些基本指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与发达省市及地区相比,海南整体的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要实现国际旅游岛建设目标,时间紧迫,难度很大,压力也很大。这需要我们各方达成共识,凝聚力量,“闯”出一条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崛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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