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与回归——木斋古诗研究的思考

胡 旭

《文选》收录的“古诗十九首”，得到古今评论家的激赏，相关研究不绝如缕，二十世纪尤甚。关于“古诗十九首”对五言诗形式的开启，抒写生命意识与人的觉醒，情的真率与景的传神，浑然天成与雍容大气，凡此种种，不可谓不切中研究之肯綮，但是，不足也显而易见，“古诗十九首”究竟产生于什么时代？何人所作？具体的文学关联如何？这些难题始终没有得到深入探索。在千余年彷徨、踌躇之后，木斋先生的探索，大大推进了相关研究。

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许多学者常常不自觉地将“古诗十九首”单独研究，但局限于十九首之中，每每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木斋先生的研究则开阔得多，他跳出了十九首之外，将十九首置于汉魏古诗这一系统之中，对传世的所有古诗，进行全面考察。这种做法虽然未必是木斋先生首创，但毫无疑问，他做得最为彻底，也最见成效，结论也迥异乎他人研究。木斋先生的研究中，被今人视为惊世骇俗的观点，是认为古诗是曹魏诗人——特别是曹植、甄氏之作。当然，类似观点在南朝梁代钟嵘的《诗品》中，已被提及，但木斋之论却并非对钟嵘观点的简单继承，更非盲从，他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将部分作品与作者进行对应，大胆地提出曹植与甄氏在古诗创作过程中的关键意义，并为之做出了极为努力、细致的探索。木斋先生对古诗研究的开创性，还远远不止于此，他坚决摆脱前人陈说的桎梏，并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怀疑。诸如《怨歌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基本已有定评、定论的作品，在木斋的研究中，大多遭到质疑，而与曹魏古诗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让人们对五言诗起源与发展的过程，产生了新的认识，传统的“东汉说”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木斋先生在古诗研究上的开创性，最根本之处在于其颠覆了传统研究中的许多基本观点，对陈陈相因的研究坚决抵制，大胆假设，骋力追新，表现出鲜明的学术个性。

仔细审视木斋先生的古诗研究，不难发现，回归传统的色彩十分浓厚。木斋的回归，比较突出的方面是对作品的重视。与试图在文学背景中努力寻找研究线索的学者不同，木斋对众多相关作品进行精细阅读与认真解构。他将曹植几乎所有的作品与古诗进行参照，不仅看到外在的形似，更关注到内在本质的一致，所以得出的结论，每每出人意表，而又能给人很深的启发。细致的阅读，易流于寻章摘句，但木斋又能跳出这个局限，他深知古诗浑然，难以句摘，因而将微观与宏观紧密结合，注重全面掌控，所以他对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是熟练适度的，也是轻松自如的。一般人都知道木斋先生思路开阔，思维活跃，注重新方法和新视角，但是，仔细考察木斋先生的研究，却不难发现，他其实是非常讲究实证的。他仔细排比各类作品，搜罗作品的初始出处，极力回归原典，对作家进行逐年逐月研究，尽量还原真相，坚持以诗证史，以史证诗，这正是对乾嘉朴学直至王国维、陈寅恪以来反对空疏、求真务实的优良学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木斋先生是一个真诚的学者，他的研究目的很明确，不计功利，追求真理。正因为这样，木斋先生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既往的研究，不断修正研究的结论。有时甚至不惜自我否定，但却在否定中继续前行。木斋先生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与他宽广的胸怀与追求真理的信念，是息息相关的。

木斋先生的研究方式和学术成就，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除了呼应木斋的研究外，对木斋研究之研究，也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不敢说所有人都能认同木斋先生相关研究的所有结论，但绝大多数人瞩目于他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承认他在古诗和魏晋文学研究方面的尝试和突破，是不争之事实，这本身就是对木斋先生学术研究的极大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