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7-06
陈世旺
(韶关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曾几何时,社会学在我国被视为一门边缘学科。但随着应用性在大学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社会学这门把“应用”视为生命的学科,其发展的春天终于来临。这不仅体现在各大高校纷纷增设社会学专业或方向,更体现在“社会学概论”这门社会学入门课程进入各个相关专业课堂,不仅有传统的社会学相关专业如人类学和民俗学,而且还有文秘、新闻、行政管理、旅游、法律和思想政治等专业。在这些非社会学专业中开设“社会学概论”,体现了这门课程的重要性和时代性,当然也面临着许多教学上的难题与困境,而OBE教学正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OBE”是“Outcomes-based Education”的缩写,其基本含义是“基于产出”,即教育活动的基础是产出。这项产生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曾经风行一时。美国学者斯派帝将OBE定义为“清晰地聚焦和组织教育系统,使之围绕确保学生获得在未来生活中获得实质性成功的经验”[1],强调教育活动的目的是“获得实质性成功的经验”。西澳大利亚教育部门则说得更明确:“基于实现学生特定学习产出的教育过程。教育结构和课程被视为手段而非目的。如果它们无法为培养学生特定能力作出贡献,它们就要被重建。学生产出驱动教育系统运行。”[1]
总之,OBE最明显的特征是“基于产出”,重视结果,实现教育范式的转换。教育者必须对所教课程应达到的效果、学生应学到的知识和习得的能力,应有一个预期的、清晰的构想,所有的教学手段和方式都应为之服务,学生学到了什么远比怎样学习更重要。
在教育史和教育学上,“以教师为中心”的地位几乎都不可撼动,至今仍得到国内许多知名学者的认可,不主张在课堂上有过多的互动和交流。他们认为,先让教师讲完自己的观点,互动应在之后安排一个专门的环节。
注重产出是OBE的核心理念,但也并不是完全概念。“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2]。这个产出表现为事先设定好的预期成果,它就像一个定点目标,所有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必须围绕这个目标来展开。这就给课堂提出一个基本的要求:以学生为中心。
本课程贯彻OBE,会给我们的教学和教育带来以下帮助。
全国高校开设“社会学概论”课程的非社会学专业,绝大多数是文科专业,这不仅有跨学科的问题,还表现在思维方式改变上。
我们知道,文科与理科学生之间最大的区别不是所学知识内容的不同,而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文科生重感性思维,理科生则重理性思维。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对课程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作为一名大学生,感性与理性两种思维应当并重,两者都不可偏废。笔者一直主张文科学生应当选修高等数学课程,以防思维定势。尽管这很难实行,但“社会学概论”这门课程中包含了可能。本门课程有一章叫“社会研究方法”,它本来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体系复杂,内容繁多,想要在“社会学概论”中讲清楚基本没有可能,所以很多教师直接放弃了[3]。笔者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不放弃,但改变重点,把讲授的重点放在社会研究中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及其区别之上。这样能对文科学生注入适当的理性思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从而提高综合素质,完善人格的塑造。
韶关学院的定位是地方性应用型大学,这个定位包含了两个基本因素:地方与应用。“地方”是指大学应以服务学校所在地为目标,协助地方发展,从而实现与地方共同发展。“应用”是指理论知识应积极走出大学校园,服务于社会。因此,“地方”与“应用”是紧密相连的、互为因果的,它们共同的要求就是切实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而这恰恰与OBE所强调的注重学生产出及能力是高度一致的。
为使学科专业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发展战略,学校和学院两级机构都对课程设置作出了较大的调整。由于本身具备的明显的应用性特征,“社会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成为新闻学与秘书学的专业必修课程。为了与应用型大学的目标无缝衔接,再加上非社会学专业的特点,笔者在讲授该课程时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淡化理论,注重应用。社会学理论源远流长,纷繁复杂。相反,应用社会学则走进实际,贴近生活。如果过于纠缠于理论,则属避重就轻,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和成果产出。第二,与区域发展相结合,服务本地。课堂上重点关注当地重大社会问题,尽量结合本地案例来解释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新名词、概念和理论。例如,我们对芙蓉新城作了一次大型的社会调查,为新区的发展出谋划策。
OBE的实现,关键在于教师。那就是重新定位教师角色,努力让每一位教师成为引导者、鼓励者和催化剂。
课程的考核方式一直存在争议,大学生高分低能或低分高能的现象也屡有发生,根源就在于考核机制的不合理。传统的考核方式比较注重识记和理解这两种能力,对应用能力相对忽视。而OBE强调能力的培养与产出,因此考核方式必须做出改变。这一改变最通常的做法是增加平时成绩的份量,问题是平时成绩如何构成?平时成绩通常由考勤、课堂回答问题和作业等组成,而笔者则增加了社会实践部分。社会实践包括问卷调查、分析具体社会问题和社区见习。平时成绩的份量也从过去的30%提高到40%。
所谓“对分”,就是把整个课堂的45分钟分成两半,一半交给教师,一半交给学生。教师负责讲授,学生则利用它进行交互式学习。这种交互既有师生之间的互动,更有学生之间的交流与讨论。
传统的教学中,教师的讲授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而大学课堂真正需要的不是灌输者,而是引导者和鼓励者,教师的讲授远没有引导那么重要。例如,上海大学每门课程只有10次20课时,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分课堂教学法是一种新的顺应教学发展趋势的方法。
虽然没有放弃教师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但对分教学同时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强调学习的个性化、深度化和创造性,从而能够有效地产生教学效果,培养核心素养。比如笔者在讲述社会化的主体时,要求同学们分组讨论并上台发言。传统的课堂下,每位同学独立思考。而对分教学可以通过分组讨论,组内成员交换意见,取长补短,形成较为科学的观点。这样,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而且增加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头脑风暴法。这在职场饱受争议的方法,在大学课堂却大受欢迎。其基本原则是自由思考、会后评判、以量求质和见解无专利。也就是说,在课堂上可以自由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其余同学不得当堂对其进行评判。意见越多越好,且可以与别的同学的意见相似或在其基础上进行补充。这些精神与OBE的宗旨是高度契合的,在很大程度上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关于“越轨”(社会学概念,Social deviance,指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的学习中,笔者运用头脑风暴法指导大家进行讨论。同学们各抒己见,气氛活跃,很多学生提出了非常新奇的观点和疑惑。大家对这一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之前持否定的态度,到都一致认为“越轨”不等于犯罪。
2.情景剧。韶关学院有“阳光话剧社”,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很喜欢并积极参加表演,但新闻学、文秘学的学生兴趣不大。为了更好地学习社会学,笔者鼓励大家积极参与,提高表演技能,锻炼胆量,同时又为课堂的多样化提供条件。
3.社会调查。这是本门课程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产出,也是贯彻OBE最明显的成果,而“社会调查方法”为社会调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包括常见的问卷调查,也包括访谈和实地调查等。考查的标准中,除了问卷和访谈提纲的设计,主要是对调查成果的考核。例如,在对韶关步行街的问卷调查中,从调查报告可以看出准备是否充分、施行是否认真和分析是否科学等。
“社会学的想像力”由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提出,是一个经常被人提及但又很难明确其定义的概念。它不是指想像的能力,而是指将个人置身于广阔而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看待社会问题的能力,实质上就是将社会问题与历史、环境联系起来的能力[4]。而这种能力正是学生学习产出的重要体现,更是新闻学和秘书学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的技能。
热点问题反映了社会发展和民众关注的焦点,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意义复杂。因此,关注热点问题,分析和评论热点问题,有助于学生提高社会学的想像力,从根本上实现教育活动的产出。新闻学系每年都要举办一次时评大赛,作为评委可引导学生用社会学的视野去分析和评论热点问题。在平时的课堂上也应大量使用最新的热点问题来启发学生,结课考试也应侧重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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