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异国形象——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异国形象研究

王丽娜

（青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8）

电视剧《温州一家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讲述了周万顺、周阿雨、赵银花和周麦狗的创业故事，四条线索交织，共同展现了温州、上海、苏州、杭州、东北、陕北、意大利普拉托和法国巴黎等城市（区域）的现实生活、精神风貌以及时代变迁，其中周阿雨的创业故事主要在意大利的普拉托和法国的巴黎等异国城市展开，通过典型景观和建筑，凸显了欧洲地域文化。该剧在学术界关注度不高，只有零星几篇娱乐宣传文章以及编剧高满堂的电视剧创作情况介绍，而有关电视剧主题内容研究的文章则未见。本文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角度入手，对剧中的法国和意大利形象进行解读。比较文学意义上的 “形象学” ，以文学中的 “异国” 形象为研究对象，它 “关注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如何理解、描述、阐释作为他者的异国异族”［1］，该剧用了大量的片段展现周阿雨在意大利和法国的生活经历和创业故事，描述、阐释了作为 “他者” 的意大利普拉托、佛罗伦萨和法国巴黎、马赛等城市的人文景观和人文心理，探究异国形象所折射出来的高满堂本人及其背后的中国社会的文化取向。

一、多元的意大利形象

法国学者莫哈说： “文学形象学所研究的一切形象，都是三重意义上的某个形象：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2］25正是编剧高满堂基于对中国社会潜在的社会心理的把握，在剧中展现了充满异域特色的意大利和法国形象。高满堂的作品中一般不直接表现尖锐的现实矛盾和重大的社会问题，而是将大的历史背景、大的历史事件当作人物活动的舞台放置在 “后景” ，把人物推到 “前景” ，剧中对意大利普拉托的展现通过周阿雨童年的生活经历和多年后重回普拉托创业展开。对普拉托形象的展示从 “狂热” 到 “友善” ，当 “异国文化现实被一个作家或集团视作是绝对优越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在此情况下，这个作家或集团就表现出一种‘狂热’来。”［2］141周阿雨13 岁（1981 年）时，在表舅阿斌的帮助下，只身前往意大利普拉托，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周阿雨有福气，命好能够去意大利那么好的地方。甚至是饭店的服务员也觉得 “意大利多好啊，这孩子真有福气” ，从温州瑞安古树村村民到北京饭店服务员，大家都表现出对异国文化的 “狂热” 追求。甚至是在意大利做生意 “一直没有什么起色的” 表舅阿斌，也被称为 “大人物” “为村子争光”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是优越于中国文化的存在，对其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态度。而 “这种优越性全部或部分地影响到异国文化。其结果是本土文化，注视者文化被这个作家或集团视作是低劣的。”［2］141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意大利文化是优越的存在，中国文化因为其经济实力不足，被看做是低劣的，这同样影响了意大利文化，使意大利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低劣的，所以在剧中周阿雨在意大利的生活处处受到排挤与打压。周阿雨在意大利住储藏室，打黑工，受大卫的戏弄，警察的突击检查。周阿雨20 岁（1988）时，因为和林玉琪等中国姑娘利用塞萨尔公司扔掉的废布料，制作餐巾售卖，引发意大利商人塞萨尔的报复，林玉琪被遣送回国，周阿雨被迫离开意大利。

多年后，普拉托鼓励中国人在当地创业，很多中国人在当地的生意红红火火，周阿雨和林玉琪决定重回普拉托。周阿雨刚刚回到普拉托，面对当时的普拉托现状，胡文跃就说： “意大利人以前表面上客气，其实心里是看不起我们的，现在是面上更客气，心里面确积压着怨气，感觉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饭碗”［3］274。也的确是这样，周阿雨刚刚回到普拉托就引起了意大利商人塞萨尔的警惕，先后制造 “非法用工事件” “时装剽窃事件” “成衣订单事件” “仓库租赁事件” 等阻挠周阿雨的商业发展，甚至到最后联合所有在普拉托的意大利商人排挤温州人，企图把他们赶出意大利。他们声称 “普拉托是我们的普拉托，是意大利人的普拉托，不是温州人的普拉托……我们不能在自己家门口被异乡人欺负，把温州人赶走。”［3］372“我们要上街游行，找市议会请愿，找市长先生谈，让他们拿出办法把温州人赶走”［3］373。至此，高满堂将意大利某些商人对中国人的不满展露无遗，中意两国人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对峙状态。

剧中意大利形象的展现，随着剧情的发展由鲜明的对峙状态向和谐共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表现在普拉托人对以周阿雨为代表的温州商人的态度转变。剧中善良的巴尔先生，他总是亲切的称呼周阿雨为 “我的小鹿”［3］42，他帮助周阿雨申请了公立学校，让周阿雨可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读书。在塞萨尔联合所有普拉托的意大利商人抵制温州人时，巴尔站出来说： “温州人不是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拿起枪指着您的头来威胁……咱们输了就得承认失败，怒火发泄到温州人身上是不对的。”［3］373作为一个意大利人，巴尔先生最先表达了他渴望与中国人和谐相处的愿望。幽默洒脱的卡乔爷爷，是周阿雨童年惟一的精神寄托，他用手风琴拉出一曲曲美妙的乐曲，抚慰周阿雨的心灵。如果说他们二人还不足以代表普拉托，但当剧中周阿雨在市政厅演说之后， “普拉托大多数市民欢迎温州人在此发展”［3］376，则实现了意大利形象的完美转变。剧末，2004 年，周阿雨陪同意大利总统访华，意大利形象达到了 “和谐共处” 的顶峰。 “在个人、集体或半集体的层面上，他者形象不可避免地同样要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自身、对我自己所处空间的补充和外延。”［2］123-124高满堂正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通过周阿雨个人到温州商人群体，再到中意两国，实现了中国形象的展现。该剧通过意大利形象由对峙状态下的鄙夷、驱赶到和谐状态下的友善、接纳，言说了中国形象，正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才有了多元的意大利形象。

二、单一的法国形象

相比较意大利形象的多元化，法国形象则显得比较单一，从始至终都是抵制状态。周阿雨在20 岁时被迫离开意大利，前往法国巴黎留学。勤工俭学的周阿雨被迫卷入 “蒂莫西食品公司中毒事件” ，虽已经证明与中毒事件无关，却因为连带责任破产了，被学校开除，失去了合法居留权，被房东赶走等。在此期间，周阿雨一直努力地与法官、学校校长、房东阿姨沟通，却从不被接受。几年后，周阿雨与林玉琪开服装店，海关无理由地扣留周阿雨从意大利进口的品牌服装。海关工作人员甚至声称： “你们温州人做生意从来不讲规矩”［3］263“官员冷冷地将证件和提货单丢给阿雨”［3］263，毫不掩饰其对中国人的抵制态度。但是，剧中也有法国律师莱昂对周阿雨的一路扶持与默默守候的爱情，有赵银花收到来自陌生的法国女士的时装纽扣，都为法国形象增添了一抹温情的色彩。

三、集体想像物

无论是多元的意大利形象，还是单一的法国形象，都是作为注视者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呈现与想像。 “形象因为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种文化事实……它与一切社会、文化组织都无法分开，因为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它来反视自我、书写自我、反思和想像的。”［2］124剧中的意大利形象和法国形象也是如此，它当然有客观描写异国的成分，但也是高满堂自身感受和中国人民族心态的折射。高满堂说： “写《温州一家人》时……我想，只有深入体验生活，我们的电视剧创作才能把握住时代和民族命运。”［4］高满堂的确是紧紧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凸显了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精神风貌的 “温商” ，同时也呈现了浓浓的欧洲风情，剧中有多个特写镜头展现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法国标志性建筑。为了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温州一家人》剧组分别在意大利、法国的多个城市进行拍摄，记录下乡间的田园风貌，也拍摄了城市中精美绝伦的雕塑、华丽堂皇的建筑。摄影出身的导演孔笙非常注重画面的质感，每到一处外景地，都会选取最佳的方式表现此处别样的风貌，并将剧中情节与景地形象完美结合，巧妙烘托氛围。欧洲各国不同的地域风光与周阿雨的心情、境遇相互映衬，使故事更加有韵味。油画般绚烂色彩的普拉托，逐渐适应意大利生活的小阿雨快乐地奔跑；浪漫的塞纳河畔、游客如织的埃菲尔铁塔下，长大后的周阿雨与黄志雄的爱情之花在此盛开。

法国比较文学教授巴柔指出：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样意识是十分薄弱的。”［2］4高满堂在剧中安排周阿雨去意大利和法国创业就是源于一种 “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认识” ，剧中对异国形象的呈现具有浓重的现实因素。在高满堂自己看来，他的创作是基于现实生活，他说： “我的创作必须是共和国不能忘记的人，是给我们精神力量的人，让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充满积极和愉快。一句话，真正的中国人。”［5］法国巴黎和意大利普拉托是 “温商” 较早移民的城市。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就有温州人通过偷渡或合法移民途径到巴黎，合法移民的主要途径是 “家庭团聚” 和 “政府大赦” ，剧中的周阿雨最初就是以表舅阿斌 “女儿” 的身份，利用 “家庭团聚” 的政策来到意大利的，表舅失联后，阿雨一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留居意大利，直到 “那一年，意大利大赦”［3］375，阿雨终于获得了合法身份。自1970 年11 月6 日中意建交以来，两国在各个领域都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两国人民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大量的中国移民涌入意大利，使得意大利的中国移民数量迅猛增长，如今，意大利已经成为欧洲中国移民最为集中的国家之一。

迈克尔·奥肖内西指出： “电视必须跟人们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包括现实生活和想像中的生活，如果电视中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愿望及理想，那么电视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6］剧中，意大利形象的转变也与现实密切相关。2004 年，温家宝总理出访意大利（2004 年 5 月 6 日至 9 日），同年12 月，意大利总统卡洛·阿泽利奥·钱皮到访中国（2004 年12 月4 日至9 日）都取得了圆满成功。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蒂说： “这次温总理访问，加深了相互的了解，意大利已经意识到中国的重要性，他现在的工作就是要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7］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菲尼称赞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 “这次访问使他亲眼目睹了中国近20 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社会进步，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动力、活力与激情。”［8］中意两国的友好交往，被一直致力于反映现实生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编剧家高满堂所捕捉，从而在此现实因素影响下形成了多元的意大利形象，表现了中国人期望与意大利人实现平等友好交流的迫切愿望。

电视剧可以说是编剧的艺术，剧中对异国形象的呈现，既有编剧高满堂的主观意图，也有社会文化的征召。正如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指出： “艺术是时代变迁的‘风向标’，因为它最先敏捷地感受到社会文化中‘精神季风’的变化征召。”［9］电视剧作为艺术形式的一种，这种 “变化征召” 往往蕴含着浓重的时代精神和风貌， “为其时代意识观的变化说出了预言”［10］，编剧高满堂在剧中呈现的多元的意大利形象和单一的法国形象表面上看是他的个人意识，实际上却是深切关注现实、坚持原创的必然结果—— “集体想像物” 。

形象学虽然是比较文学的传统领域，但是对异国形象的挖掘仍然具有重大意义，尤其是在国家交往与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在国家交往中，无论是注视者文化还是被注视者文化，都应相互尊重， “‘友善’是惟一真正、双向的交流……‘友善’则发展了正确评估和再诠释异国的方法。”［2］142-143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形象学不是单一的阐发，而应该在和谐共处原则下，实现注视者文化还是被注视者文化的双向阐发，形象学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