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文献第一人称代词研究

黄思薇，程文文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人称代词，顾名思义，就是替代人称的代词。第一人称代词又可称为自指代词，是指说话人指称自己或自己所属一方的代词。本文根据先秦两汉时期的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医学文献中的第一人称代词进行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语料包括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医学文献，主要的出土医学文献包括：1.马王堆医书——《足臂十一脉炙经》《阴阳十一脉炙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炙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加约方》《疗射工毒方》《胎产书》《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2.《病方及其它》；3.《居延汉简》；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简称《上博简》）。马王堆医书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的马王堆汉墓。字体属于篆隶之间，抄录年代一般认定为秦汉之际，最晚也在汉初。凡能推定作者地望的，大都是楚人的著作。代表了战国到汉初楚文化的传流，反映着原为楚文化中心的长沙在汉初的文化面貌［1］。《病方及其它》由湖北省荆州市区周家台30 号秦墓出土简牍的309~383 号简组成，内容包括病方、祝由术、农事、日书等。 “居延汉简” 20 世纪30 年代至70 年代出土，发掘的数量颇丰，出土地点属于汉代张掖郡居延县的辖区，现在为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汉代边塞遗址［2］。写成年代在西汉中后期至东汉中后期之间。本文指该简中的医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主要反映了先秦战国时期，被推测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地区的楚墓中，所使用的文字主要是楚系文字［3］。

传世医学文献有：《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传世医学文献中《神农本草经》原著已经亡佚，现在看到的是后世学者辑复本［4］，《神农本草经》是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该书列举了诸多药材，说明其药性、配伍规则以及主治方向，内容简洁客观。本文选取了《神农本草经·本草三家合注》一书来探讨人称代词。《黄帝内经》共十八卷，今本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前人研究显示，《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东汉，且该书并非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综合了各家的思想体系并进行增补完善的一本医书。内容可以真实准确地反映上古时代医学思想。《难经》又名《八十一难》，时间早于战国后期，下限在后汉殇帝左右［5］。元代滑寿所著的《难经正义》是研究《难经》较早也较为全面的注本，本文根据《难经正义》中《难经》的内容分析第一人称代词。该书的主要内容是阐明身体的各处经脉，并总结正常脉象和异常脉象。《伤寒论》原名《伤寒杂病论》，作者张仲景。经过兵火破败残缺不全，后经晋人王叔和整理，到宋朝校正医书时，先出版的十卷称为《伤寒论》，其余称为《金匮要略》［6］。本文以《金匮要略正义》为语料，该书主要论述寒热虚实等邪气侵入人体以及脉象出现的异常症状，还包括用药和施治方法。

一、先秦两汉出土医学文献第一人称代词个案研究

先秦两汉出土医学文献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有 “我” 和 “吾” 。 “我” 作主语、宾语、定语和兼语； “吾” 作主语和定语。

（一）我

《说文解字·我部》： “我，施身自谓也。”［7］267“我” 最初是兵器的形象，后假借为人称代词。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 “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秘似戈故与戈同，非从戈……彼此均假为施身自谓之词。”［8］“我” 是出土医学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重要形式之一。出土医学文献有11 例，其中《病方及其它》2 例，《五十二病方》2 例，《养生方》5 例，《胎产书》1 例，《居延汉简》1 例，均表单数。如：

1.作主语，有6 例。如：

（1）北乡（向），禹步三步，曰： “嘑（呼）！我智（知）令〓某〓疟〓（令某疟，令某疟）者某也。（《病方及其它》376）

（2）身有痈者，曰： “睪（皋），敢【告】大山陵，某【不】幸病痈，我直（值）百疾之【□】，我以眀（明）月炻（炙）若，寒且【□】若，以柞柱若，以虎蚤（爪）抉取若，刀而割若，苇而刖若。（《五十二病方》379）

（3）禹问幼频曰：我欲埴（殖）人产子，何如而有？（《胎产书》1）

（4）我欲合气，男女蕃兹（滋），为之若何？（《养生方》215）

例（1） “我智（知）令〓某〓疟〓” ，意思是我知道使某人患病。例（2） “我直（值）百疾之【□】” 的，意思是我遇到了百种疾病。例（3） “我欲埴（殖）人产子” ，意思是我想繁殖人口、生育子女。例（4） “我欲合气” ，意思是我想要交合。

2.作宾语，有2 例。如：

（5）马心：禹步三，乡（向）马祝曰： “高山高郭，某马心；天，某为我巳（已）之，并企侍之。” （《病方及其它》345）

（6）【一曰】：行欲毋足痛者，南乡（向）禹步三，曰： “何水不越，何道不枯，气（乞）我□□末。” 即取突墨【□】【□】□□□内（纳）履中。（《养生方》196~197）

例（5） “某为我巳（已）之” ，意思是帮我治愈了它。例（6） “气（乞）我□□末” ， “我” 作动词 “气” 的宾语。

3.作定语，有2 例。如：

（7）我须麋（眉）溉（既）化（华），血气不足，我无所乐，【□□】（《养生方》208）

（8）今我血气外揖【□□□□□□□□□□□】曰：君何不■（羹）茅艾，取其湛，以实五赏石膏白□【□□□□□□□□□□□□□□】（《养生方》220~221）

例（7） “我须麋（眉）溉（既）化（华）” ，第一人称代词 “我” 在句中作定语，指我的须眉已经花白。例（8） “今我血气外揖” 指我的血气， “我” 作定语。

4.作兼语，有1 例。如：

（9）□□□□□复使根彊来曰：欲言变事候，故使我来召，奈何不往，敞复曰：病未欲言，根彊去。（《居延汉简》E.P.T51：2）。

“我” 作 “使” 的宾语和 “来召” 的主语。

（二）吾

《说文解字·口部》： “吾，我自称也，从口五声。”［7］26“吾” 的发音部位为喉音 “ng” ，属于疑母。《尔雅·释诂》： “吾，我也。”［9］用 “我” 训释 “吾” ，表明 “吾” 和 “我” 一样，均是第一人称代词。 “吾” 出现于西周晚期［10］，第一人称代词 “吾” 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已有用例，如《论语·学而》： “吾日三省吾身。” 第一人称代词 “吾” 在出土医学文献有14例，其中《五十二病方》1 例，《十问》1 例，《合阴阳》1 例，《天下至道谈》2 例，《上博简》9 例，表单数。如：

1.作主语，有7 例。如：

（10）令尤（疣）者抱禾，令人嘑（呼）曰： “若胡为是？（应）曰： “吾尤（疣）。” 置去禾〈禾去〉，勿顾。（《五十二病方》103~104）

（11）如水沬淫，如春秋气，往者弗见，吾得其功；来者弗堵（覩），吾乡（飨）其赏。（《天下至道谈》18）

例（10） “吾尤（疣）” 、例（11） “吾得其功” 、例（12） “吾欲” 中的 “吾” 用在陈述句中作主语，表单数。

2.作定语，有7 例。如：

（15）吾精以养女精，前脉皆动，皮肤气血皆作，故能发闭通塞，中府受输而盈。（《合阴阳》127~128）

出土医学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数量较少， “我” 作主语的使用频率最高，其他用法均有少量涉及。 “吾” 主要用作主语和定语。根据语料中二者出现的数量可推测在上古汉语时期二者使用频率大致相当。

二、先秦两汉传世医学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个案研究

先秦两汉传世医学文献第一人称代词有 “我、吾、余” 。 “我” 作主语、宾语和兼语； “吾” 作主语； “余” 作主语和宾语。未出现同时代传世文献中存在的第一人称代词 “朕、卬、台” 。

（一） “我”

传世医学文献中有6 例。《黄帝内经·灵枢》中有2 例，《黄帝内经·素问》中有1 例，《伤寒论》中2 例，《金匮要略》中1 例。《神农本草经》《难经》中未出现作第一人称代词的用例。1.作主语，有3 例。如：

（16）师曰：我前来不见此证，今乃变异，是名灾怪。（《伤寒论·平脉法》）

（17）病者言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在膀胱关元也。（《伤寒论·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18）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

例（16） “我前来不见此证” 指 “我先前来诊病并没有这样的症状” 。例（17） “言我不结胸” 指 “（病人）说自己心下痛，按着像石头一样坚硬” 。例（18） “言我满” 指 “这个人说别人能看出来自己腹部肿大” 。 “我” 用在陈述句中充当主语，表单数。2.作宾语，有3 例。如：

（19）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灵枢·本神第八法民》）

（20）故善用镓者，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例（19） “天之在我者，地之在我者” 指 “天之生我的是德，地之生我的是气” 。 “我” 用在介词 “在” 的后面充当介宾短语的宾语。例（20） “以我知彼” 指 “用自己正常的状态知道病人的异常状态并相比较” 。

（二） “吾”

在传世医学文献中有4 例，《黄帝内经·素问》3 例，《黄帝内经·灵枢》1 例。《金匮要略》《伤寒论》《难经》中未有。从例句数量大致可以看出，上古时期 “吾” 有被 “我” 挤压的趋势。

1.作主语，有3 例。如：

（21）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脉之大要，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神转不回，回则不转，及失其机，至数之要，迫近以微，着之玉版，藏之藏府，每旦读之，名曰玉机。（《素问·玉机真藏论》）

（22）吾问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对，何也。（《素问·示从容论》）

（23）黄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书，曰：慎之慎之，吾为子言之。（《灵枢·禁服》）

例（21） “吾得脉之大要” 指 “我已经懂得了诊脉的根本要领” 。例（22） “吾问子窈冥” 指 “我问你的是较深的医理” 。例（23） “吾为子言之” 指 “我为你再讲一下” 。三处 “吾” 都在陈述句中充当主语，皆为黄帝自称，表单数。

2.作定语，有1 例。如：

（24）譬如天之无形，地之无理，白与黑相去远矣。是失，吾过矣。（《素问·示从容论》）

例（24） “吾过矣” 指 “我的过错” 。前文 “是失” 指这次失败，按照上古判断句的格式，后面是名词成分充当判断句的宾语，即 “我的过错” 。

传世医学文献中 “吾” 的使用带有了一定的感情色彩，当黄帝在叙述时需要表示正式的态度时，会采用 “吾” 来指代自己。例（21）叙述黄帝惊异地站起来对岐伯行礼；例（22）表示岐伯的回答令其不满意；例（23）告诫岐伯慎重；例（24）是自己对犯错的懊悔，这些语境下，都选择了 “吾” 。

（三） “余”

在同时期的传世医学文献中， “余” 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黄帝内经》中使用频率极高。在《黄帝内经·素问》共出现76 例，《黄帝内经·灵枢》中出现87 例。《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未出现作第一人称代词的 “余” 。其中， “余” 作主语是最典型的用法，出现频率最高。一般在黄帝向岐伯发问时作为自称而在主语位置。 “余” 作宾语的用法比较少见。

1.作主语，有159 例。如：

（25）乃问于天师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素问·上古天真论》）

（26）黄帝问于吹伯曰：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灵枢·九针十二原》）

例（25） “余闻上古之人” 指 “我听说上古的人” ，例（26） “余子万民” 指 “我爱万民” 。在陈述句中作主语，表单数。

2.作宾语，有4 例。如：

（27）汝受术诵书者，若能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为余言子所长，五藏六府。（《素问·示从容论》）

（28）帝曰：厥阴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素问·至真要大论篇》）

（29）帝曰：善。然非余之所问也。（《灵枢·本藏》）

（30）子听其理，非则语余，请正其道，令可久传后世无患。（《灵枢·官能》）

例（27） “为余言子所长” 指 “对我说说个人心得” 。例（28） “先余知之矣” 指 “先于我知道” 。例（29） “然非余之所问” 指 “不是我要问的” 。例（30） “非则语余” 指 “不是这样则告诉我” 。

三、先秦两汉出土、传世医学文献和传世文献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从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医学文献的对比来看，第一人称代词具有如下特点：

“我” 从用法上看，出土医学文献中 “我” 作主语、宾语、定语和兼语；传世医学文献中，只有充当主语和宾语的用法，没有定语和兼语的用例。从语法功能来看，出土医学文献中 “我” 在句子中所处的语法位置更为灵活。从使用频率来看，出土医学文献中 “我” 充当主语的用例和定语、宾语、兼语用例的比例为6∶2∶2∶1，主语用例明显多于宾语和定语。因此， “我” 在出土医学文献中最主要的语法功能是充当主语。传世医学文献中主语和宾语的使用比例为1∶1。因此， “我” 的语法功能主要是充当主语和宾语。

“吾” 从用法上看，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医学文献 “吾” 都只有充当主语和定语的用法。但在使用频率上，两类文献有一定的差别。在出土医学文献中， “吾” 充当主语和定语用例的比例为1∶1，主要语法功能是作主语和定语；在传世医学文献中， “吾” 充当主语和定语的比例为3∶1， “吾” 主要的语法功能是充当主语。值得一提的是： “吾” 多作为黄帝与岐伯对话中的自称，且 “吾” 出现时有表示强调和表现强烈感情色彩的作用。使用情况，见表1。

表1 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医学文献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传世医学文献出现的第一人称代词 “余” 在出土医学文献中没有出现。

本文以先秦两汉时期的著作，包括：《左传》《史记》《论语》《孟子》《韩非子》《论衡》《吴越春秋》作为传世文献的语料和出土医学文献、传世医学文献第一人称代词使用进行对比研究。以上文献的作者和成书年代确定，是研究第一人称代词很好的文献。大约东汉以后开始出现言文不一致的现象，口语和书面语距离越来越远。本文语料都处于文言一致的时期，内容大致和当时的口语一致，具有较强的口语性。出土医学文献、传世医学文献与《左传》《史记》等第一人称代词 “吾” “我” 用例对照，见表2。

表2 出土医学文献、传世医学文献、传世文献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情况

由表2 可以看出，出土医学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 “我” “吾” 的出现频率以及用法与同为先秦两汉的传世文献相差很大。

“我” 在出土医学文献中共11 例，其中作主语有6 例，宾语有2 例，定语有2 例，兼语1 例。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文献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出土医学文献中 “我” 作主语是最主要的用法，而在同时代传世文献中，作宾语用法的 “我” 数量已经大致和作主语持平，主语和宾语都是 “我” 最常出现的语法位置。出土医学文献中， “我” 作宾语和定语的用例数量相同，比例相近，而在同时代的传世文献中， “我” 作宾语的数量远远多于作定语的数量，只有《吴越春秋》一书二者数量相近。传世文献 “我” 已经出现作谓语的用法。出土医学文献没有作同位语的用法，这点和传世医学文献中少有作同位语的用法接近。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文献相同的是，兼语的用法较为罕见，医学文献中未有作同位语功能的用例和传世文献中较为少见的同位语用例较为相似。

“吾” 在出土医学文献中作主语有7 例，宾语有7 例，二者数量相当，使用频率应该相近。而在传世医学文献和传世文献中， “吾” 作主语的数量远多于作定语，并渐渐发展出作宾语的用法。

四、第一人称代词相关问题研究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解释词语的著作，成书时代不早于春秋战国时代，不晚于西汉。它的体例是列举一系列的同义词，再用一个通用词进行解释。在《尔 雅·释 诂》中： “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 这一系列词条证明至少在西汉之前就已经存在上述的第一人称代词。王力指出： “上古第一人称代词有‘吾’‘我’‘卯’‘予’‘台’（音‘怡’）、‘朕’等。”［18］41出土医学文献的第一人称代词有 “吾” “我” 两个。历代学者对汉语为何出现如此多的第一人称代词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部分学者认为看似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的 “我” “吾” 等第一人称代词，实际类似印欧语的主语，宾语具有的 “格” “数” 范畴。只是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通过相同的形态，在不同的语法位置发挥着不同的语法功能。否则如此数量的人称代词会和语言的经济原则相违背。王力认为： “‘吾’字用于主格和领格，‘我’字用于主格和宾格。当‘我’用于宾格时，‘吾’往往用于主格；当‘吾’用于领格时，‘我’往往用于主格。在任何情况下，‘吾’都不用于动词后的宾格。”［19］吕叔湘也有类似的看法： “主语跟领格吾多我少；宾语基本上用我。”［20］2胡伟、张玉金通过对历史分期证明第一人称代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单数和复数的区别［21］。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存在单一性特征。同时扩大语料范围可以发现，常用的六个第一人称代词在使用过程中，句法功能大都已经具备，没有哪一个有太严格的句法功能限制，只是在某些句法位置出现的频率存在高低差别。这可能是后来由于使用频率较高而成为其主要的语法功能并占据主导地位。渐渐频使用频率低的功能被淘汰或被使用频率高的其他人称代词而取代。

（一）第一人称代词格的差别

战国以前， “吾” 字用于主位和领位，不用于宾位；战国以后， “吾” 字也可以直接位于动词后面充当宾语。

我们考察了出土医学文献中 “吾” “我” 的用法发现， “我” 用于主格和宾格， “吾” 只用于主格，没有发现用于动词后宾格的现象。 “我” 在出土医学文献有11 例，其中作主语6 例，定语2 例，宾语2 例，兼语1 例。和传世文献相比，出土医学文献 “我” 用于主格更为常见，宾格和领格也有涉及。 “吾” 出土医学文献中有14 例，其中作主语7 例，定语7 例。张玉金认为其在春秋时代开始进入共同语［22］。 “吾” 在之后的传世文献中用法较为固定，作主、定、宾和同位语，作主语为主要的用法，作宾语的用例少见。

何乐士指出： “上古‘吾’‘我’都是很常见的人称代词。‘吾’字常用于主位和领位，少用于宾位，若是用于宾位，则一般是在否定句中，用于动词之前。而‘我’字多用于宾位，用于主位者也不少；不过‘我’字用作主语时，大体由于加重语气或指我们这一方面的缘故。”［11］150出土医学文献第一人称代词 “吾” 全部用于主语和定语，基本延续了上古的用法。洪波认为： “‘我’‘吾’‘余’三者的差别是由其意义上谦敬功能的差别造成的。”［23］

正如王力所说： “在先秦时代，除了否定句在宾语提到动词前面的情况下，‘吾’字不用作宾语，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了例外。”［18］60

（二）第一人称代词数的差别

殷商时期， “我” 可以表单数也可以表复数，后者居多。西周时期出现了第一人称代词 “吾” 。在出土医学文献和传世医学文献中， “我” 和 “吾” 在充当主语时都表示单数。张玉金认为， “我” 在殷商时期基本只用于复数［22］，且该时代用于佐证该观点文献数量有限。徐阳春认为，关系组配中存在数量规约，甲项在数量上必须符合乙项的规约：乙项只为集体所另有的时候，甲项对应为复数人称代词；乙项既可以为个体也可以为集体所领有的，甲项可为单项或复项［24］。西周时代及之后， “我” 指称单数的用例增多，指称复数的用例减少。《春秋》中作复数的用例较多比较明显。 “我” 在明确指某一个确指的人时，毋庸置疑表示单数。句法上通常处在主语和宾语位置。但当 “我” 所指代的内容表示说话人的一方，从而与其他物或者人发生联系的时候，很容易就作为复数来理解，也即句法成分上处于定语位置时。《左传》中有很多与国家、军事相关的内容，属于为集体所拥有的事物。于是叙述者常把自己和国家、君主、军队放在一起叙述，形成一个整体概念。如 “我国” “我军” “我君” ，为了强调国家整体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它看作是 “我们国家” “我们的军队” “我们的君主” 的复数用法。有的既可以为个体也可以为集体所拥有的，例如 “我的国家” 这样表示单数的用法，这也就造成了判断古代汉语中 “我” 作为第一人称代词在单复数用法上的不明确。《史记》中也出现 “我江南” “我先君” 的用法，也应该按照复数理解，但与《左传》相比，该类用例数量不多。《史记》记载的历史稍晚于《春秋》，相比较诸侯争霸，个人依托于诸侯国和君主，《史记》中的人物更多的已经从自我出发，因而 “我城，我先君” 的用例较少，加上 “我” 多出现在人物的自白和对话中，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 “我” 表单数更为常见。另《史记》中 “我” 的含义常等同于 “我君” “我师” 。 “我” 后面的内容常被省略，根据句意可以补充。 “吾” 在上古时期一直有单数和复数并存的情况，复数占比一直较小。胡伟，张玉金认为是该时期语料使用复数的场合较少。《史记》中 “吾” 也是多出现在对话和自白中，后面直接连接谓语及受修饰的谓语。

出土医学文献中的 “我” “吾” 用法比较简单，且都是表示单数。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确实存在 “形态” ，但是这种形态是不严格意义的形态，不是非此即彼的形态，存在模糊现象。古汉语中人称代词的形态，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现象，这好比盲人摸象，人称代词形态是最初的、也是最模糊的轮廓，伴随语言的发展，人类思维的缜密，这种模糊的轮廓会愈加清晰，形态会变得越来越严格。

（三）第一人称代词感情色彩的差别

通过对传世医学文献的考察发现， “我” 和 “吾” 在感情色彩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尤其是在《黄帝内经》一书中， “吾” 是说话人（黄帝）表达强烈的感情情况下使用。 “我” 在出土医学文献中作主语和宾语，和上古相比， “我” 作主语时表示强调、加重语气的意味已经大大减弱。出土医学文献 “吾” “我” 在感情色彩方面区别不大，二者仍然遵守传统的语法规则，没有扩张的用法。 “吾” 和 “我” 都是上古时期出现的人称代词， “我” 出现的时间在殷商，略早于西周晚期出现的 “吾” 。吕叔湘认为： “大概语言上‘我’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周秦之际它已经扩展到‘吾’字的领域。秦汉以后的口语里很可能已经统一于‘我’，‘吾’只见于书面语了。”［20］2吴福祥认为： “最迟在唐五代，汉语实际口语里第一人称代词已完全统一于‘我’。”［25］

（四）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的差别

出土医学文献是口语性很强的实用性文献，语言使用的替换在口语性强的文献中发生。因此，考证出土医学文献的成书年代可以帮我们判断 “我” 和 “吾” 的替换过程。张显成、程文文从汉语语法发展史角度考证了出土医学文献的成书时代，指出： “马王堆医书中的副词的使用情况反应的战国末期产生的语言新质，从而可以判定其成书时代不早于战国末期，学界认为其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甚至更早的说法不能成立。”［26］通过上述的语料考察，上古时期出土医学文献第一人称代词 “我” 有11 例， “吾” 有14 例，战国正是 “吾” 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最为活跃的时期。传世医学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 “我” 出现10 例， “吾” 出现4 例。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左传》中 “我” 略多于 “吾” ，实际上根据朱庆之的研究，除了 “我” 以外的第一人称代词最迟在东汉口语中已经完成消亡［27］。语言的演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三国魏晋及东汉译经中，我们可以发现口语性较强的文献很少出现 “吾” ，而在书面语性强的文本中仍有使用。鉴于朱庆之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猜测《史记》及之后接近战国时期成书的传世文献，正处于 “吾” 作为主要第一人称代词的时期，但随着时代发展，较晚成书的传世文献中 “吾” 由明显多于 “我” 到二者数量接近。可以看出，秦汉之际， “我” “吾” 均可用于口语文献中， “我” 的用例逐渐增多， “吾” 的用例逐渐减少。

通过将出土医学文献、传世医学文献、传世文献对比发现，先秦两汉时期出土医学文献只有第一人称代词 “我” 和 “吾” 。缺少传世医学文献中出现的 “余（予）” 以及传世文献中的 “卬” “朕” “台” 。出土医学文献中 “我” 符合格位有区别的特征，但在作主语时用例明显多于宾语和定语，这与传世文献 “我” 宾语和定语用例相近有很大的不同。且出土医学文献中定语和宾语用例数量相近，也和传世文献中作宾语远多于定语的特征不同。出土医学文献中的 “吾” 作主语和定语的用例相当的特征和传世文献中 “吾” 作主语远多于定语用例的特征有很大不同。先秦两汉时期，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不仅存在数和格上的区别，在口语性和书面语性的语料中也存在不同。 “我” “吾” 是出土医学文献中使用较多的第一人称代词，且出土医学文献具有很强的口语性，通过和口语性较强的传世医学文献以及传世文献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对比发现 “我” 出现于殷商时期，时间较早，在出土医学文献中作主语和宾语，不存在单数和复数的区别。 “吾” 在西周时出现，在出土医学文献中全用作主语，也只有单数用法，且在传世医学文献中具有表强调和强烈感情色彩的作用，后来 “吾” 在战国时代有作宾语的用法。秦汉之际的 “我” 和 “吾” 用法逐渐完善，在口语文献中十分活跃。在数和语法位置上的分工更加明确，使用频率开始改变。 “我” 的用例逐渐增多， “吾” 的用例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