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文化国际传播溯源及价值探析

刘绮婷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广府文化是以广州为核心、以珠江三角洲为通行范围的粤语文化，在岭南文化中个性最鲜明、影响最大，它不仅对广府地区人们和海外华人华侨产生影响，还通过海外华人华侨的广泛传播对世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成为中国地域文化乃至世界地域文化传播中一道亮眼的风景线。***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总书记2018 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审议时要求广东做到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因此，作为广东省省会城市的广州应主动探讨如何挖掘广府文化契合 “海洋文明性” 与 “市场适应性” 特征，探索出推进广府文化国际传播的 “广州方案” ，讲好广州、广东与改革开放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把广州经验、广东智慧和人类理想融为一体，推动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走在全国前列，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议题。

一、广府文化及相关概念

关于广府文化，大多数专家认为，广府文化是岭南的一种民系文化。本文采用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的定义：广府通指岭南承载以广府话（白话、粤语）为母语的民系所在地的称谓。地域涵盖珠江流域的西江中下游地区、北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含广东西部、西南部、南部、东南部、中部、北部部分地区和广西东部、东南部、南部部分地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广府人一般指岭南早期百越族人与中原移民融合衍生的一支汉族民系，以讲广府话（白话、粤语）为母语，或有身份认同，受其文化祖训的人。广府文化通指广府民系的文化，属广府话（白话、粤语）文化带的文化［2］。这个定义表明广府文化的主体是岭南早期百越族人与中原移民融合衍生的族民及其后裔，广府人寻根意识强烈，具有地域文化认同感和身份认同感，因而在社会意识、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范式等方面较为一致或相似，总体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低调务实。广府文化崇尚低调和真才实学，不唯学历和资历；崇尚世俗生活，追求真实享受。广府人精明能干，喜欢多做实事，少说空话，不喜夸夸其谈，穿衣打扮追求方便舒服，饮食起居讲求实惠便捷休闲，人际交往不拘小节、讲求自在。二是寻根崇祖。广府文化宗族观念浓厚，注重宗族礼教。大小姓氏都有家谱，大小宗族都建祠堂，尊崇祖先，祭祀隆重，寻根崇祖意识浓厚。三是重商慕利。广府毗邻海洋，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前沿重地，商品经济意识很早就在广府人思维之中萌芽且根植，形成了浓郁的重商崇商之风。和传统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的功利观不同，广府人从不掩饰自己对利益的追逐。慕利，讲实惠， “官本位” 意识淡薄， “弃儒经商” 、 “弃官从商” 比比皆是。四是开放兼容。广府地区作为 “丝绸之路” 发祥地和必经之地，一直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各种文化有的或与原有土著文化磨合，有的或与外来文化融合，集各种文化于大成，逐渐形成了广府文化开放兼容的特性。五是开拓进取。广府毗邻沿海，海洋远程贸易意味着冒险，面对复杂多变的海洋环境必须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才能生存发展。长此以往，敢于冒险、求新求变、开拓进取成为了广府人的性格特质。有观点认为广府文化（北回归线以南珠江流域及两广沿海），具有鲜明的商业性慕利性，有向海外拓展的特征，有开放和兼容的胸襟，有2 000 年长盛不衰的海外贸易等等，这是中国最典型的海洋文化形态［3］。由此，广府文化总体上是一种海洋文化，他们与西方海洋文明型国家文化相似，都以经商和海上贸易为主。和传统的农业文明对土地资源的严重依赖不同，广府人某种程度上对正式契约制度亲近和易于接受，具有契合 “海洋文明性” 与 “市场适应性” 的内涵与特征，蕴藏着天然的商业文明细胞。

广府文化国际传播就是指在特定时间段内，将广府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科学技术、行为规范等编译成国际受众容易理解的文化符号，通过人际传播、大众传播、体验式传播等媒介表达方式传递给国际受众，国际受众经过接收、翻译信息再进行反应、反馈的信息传递过程，此过程受认知、情感、意志等因素影响。

二、广府文化国际传播溯源

广府地区远离中原，坐镇中国南大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对外贸易和交往的重要门户，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府人的祖先是由中原数次迁徙而来的北方移民与南方本土的百越族人融合繁衍而来。在中原文化与南方本土的百越族文化相互交流中，彼此取长补短，逐渐衍生出了以广府话（白话、粤语）为母语，以广府地区为核心的广府文化。先秦时期，广府地区已与南海沿岸各地发生了海上交往［4］。汉武帝时期曾派舰队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公元166 年， “海上丝绸之路” 形成，广州也成为南海交通的主要枢纽［5］。这个过程中百姓、商家、官员的政治、经济或者商贸往来，都从广州出发到世界各地。

随着他们到海外贸易、经商、生活，他们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交往中逐渐把广州的饮食习惯、行为方式、心理范式、价值取向等传播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广府文化国际传播的雏形。及至唐宋，海上丝绸之路繁荣起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广州吸引了众多的海外商人，其中阿拉伯商人就有十多万留居广州。藩商和国人相处融洽，有的还互通婚姻。到元朝，元朝政府与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外交、通商和政治关系，并在广州设立 “市舶提举司”［6］，正式参与国际商务贸易和外交事宜。成吉思汗到过多瑙河边，马可波罗也在中国生活多年。明清时期，广州作为中国惟一的通商口岸，中外人士往来频繁。总之，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州各种对外事务开展较早，在与世界各地人员频繁往来中实现了广府文化早期的国际交流传播。这期间，广府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除了政府，还包括了数量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侨华人。进入近代，清政府开始派学员出国留学，先后派出120 名留学生，其中84 人是广东籍。此外，随着西方列强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他们在中国招收大量工人，这时中国南方各地由于有大批破产失业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纷纷出洋谋生，这一时期，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并定居下来。这些移民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这样，近代广府地区的华侨就成为了广府文化国际传播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城市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是推动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发展对外关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时广府文化的对外传播主要以广州对外形象传播和公共外交活动为主，以国际多边合作为重要平台，展开了形式丰富多样且富有成效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2015 年广州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成立了文化交流合作处，成为广府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平台，组织了大量出访交流活动，如精品文化品牌推广、文艺团体出访等，从而使民间文化传播主体由自发组织转变为政府主导，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广府文化传播过程中，广府文化的传播轨迹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中原文化与南方百越文化的融合，汉越杂居，南方百越人学习、接受中原文化的优点，中原人也不以越俗为弊，与南方百越本土文化融合；二是广府文化与世界各种外来文化的融合。随着广府人海上贸易版图的不断扩展，一方面，广府文化传入世界各地又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发芽，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汇中融入当地文化，传递了自己独有的 “智慧之光” ；另一方面，广府文化与传入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等和睦相处，而且善于和这些异质文化嫁接，拿来为 “我” 所用，使之与本土文化并存不悖并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丰富了广府文化的内涵。这说明，在广府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博弈中，广府文化内化了其他文化。或者说，在北方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和其他国家传入的外部异质文化的冲击碰撞之下，广府文化在保持了本身的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的同时吸收消化了很多外来文化的精神要素，形成了如今丰富、包容、易于契合 “海洋文明性” 与 “市场适应性” 的更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广府文化。

三、广府文化国际传播价值探析

全球化时代，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跨越国界，在全世界得以共享，世界各国的联系也越发密切。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会孤立于世界之外独立存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为文化国际传播提供了更多机会，但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应该把握广府文化易于契合 “海洋文明性” 和 “市场适应性” 的特征，推进广府文化国际传播，挖掘广府文化国际传播价值。

（一）广府文化国际传播有助于加深受众对广府文化的理解，促进文化认同

文化传播与交往是消除隔阂、达成理解和文化认同的有效途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长期生活在相同地域的人们因为受相同的自然环境、物质生产条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等影响会形成相近或类似的认知和价值观，使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反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可能会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认知和价值观不同。这构成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却也容易造成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反言之，如果我们都能对异域文化多一些理解和认识，认同各个国家和民族间文化差异性，加强文化交流，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弭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鸿沟，解决很多矛盾和问题。由于旧中国的积贫积弱，自近代以来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和接受西方先进文化，而西方世界对广府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印象大多停留在近代落后状态，认识也比较表浅、片面。因此，我们只有主动参与更多的文化国际传播，增加与他国文化交流，才能缩短与他国的文化差异，消除文化隔阂，消除国际社会对包括广府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的刻板印象和错误认知，促进文化认同，增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了解、认可广府文化、中华文化的国际友人还可以担当广府文化、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的一组数据表明：广东有3 000 多万海外侨胞，占全国海外侨胞人数一半以上，分布于世界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7］。加强广府文化的国际传播还可以加深这些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群体内心对广府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增强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并结合广府文化易于契合 “海洋文明性” 和 “市场适应性” 特征，通过这些海外华侨华人把广府文化和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二）广府文化国际传播有助于塑造广州形象，扩大广府文化的影响力

城市的国际形象是指一个城市在国际上的总体印象，是评价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城市的国际形象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内涵、思想、功能和价值等，是城市重要的软实力。全球化大背景下，软实力竞争已成为全球城市竞争的重要赛道。文化传播是城市国际形象的主要载体，它能直观形象地展示一个城市的软实力，迅速有效地构建城市的国际形象。城市的国际形象成为了国际上城市与城市之间竞争的核心。国际形象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构建良好国际形象，需要我们从国家角度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文化传播布局，也需要地方政府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区域性文化的国际传播。2021 年 11 月 13 日，GaWC 的2018 世界城市名册发布，广州进入世界一线城市30强，位列27［8］。广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直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是中国和国际社会联结的桥梁和纽带。而广府文化又是中华文化瑰宝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重要的隐形财富，它的独特吸引力能凝聚共识，给国家和城市发展带来重要机遇。同时广府文化的辐射传播，有助于扩大对外交往、吸引国际化发展资源，促进国家和城市战略目标的达成，谋求一定的战略利益。广府文化具有显著的 “海洋文明性” 和 “市场适应性” 的特征，容易和西方文明契合，也更容易为西方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推进广府文化国际传播，向全世界传播广府文化的现代思想理论、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讲好广州故事、传播广州声音、提出广州方案，让广府文化的影响力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从而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

（三）广府文化国际传播有助于扩大商贸往来，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直以来，经济和文化互相补充，互相支撑，成为城市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一方面，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作用，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已成为了各地发展经济的普遍做法。 “搭台” 是形式， “唱戏” 才是内容，文化成了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工具。文化具有商业属性，它通过提供精神产品和服务实现商业价值。不同文化主体通过文化传播增加彼此了解和互信，从而增加商业贸易机会，带来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利益。如拉动GDP、增加旅游收入、招商引资、提升城市知名度等。另一方面，文化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引起外界对其进行文化关注。而且，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不同文化主体间的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广东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经济总量第一，其中珠三角一带是广东省经济的核心。这与广府文化中易于契合 “海洋文明性” 和 “市场适应性” 特性是分不开的。同时，广府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地域文化乃至世界地域文化里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也得益于其经济实力的强大推动力。当前，广府文化开始与旅游、科技和金融相融合，进一步推动广府文化和社会经济的整体繁荣和发展。

综上，广府文化国际传播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广州应结合广府文化易于契合 “海洋文明性” 与 “市场适应性” 积极探索推进广府文化国际传播的 “广州方案” ，在 “四个走在前列” 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在 “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中传承发展广府文化，破解发展中国家地域文化国际传播难题，为其他地域文化国际传播提供范例、借鉴和参考。